韦卓民全集第9卷：引领我们走向康德

2023-11-0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韦卓民先生对康德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在康德哲学“东渐”过程中的关键性地位是不可磨灭的。韦卓民教授也正是用过华特生的教本和经验讲授康德哲学的。但韦卓民先生所从事的康德哲学的传播、研究工作远远不止于此，人们以前知道得太少了。像其他中国学者一样，韦卓民先生也以自己的人格谱写了康德、黑格尔东渐史上悲壮的一幕。

在中国，伟大哲学家康德的著作和思想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所掌握，他那博大精深的思想在中华民族精神进程中的魅力已逐步展现。

韦卓民先生对康德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在康德哲学“东渐”过程中的关键性地位是不可磨灭的。

20世纪甫始，梁启超发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一文，首次向中国人系统地介绍了康德。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张颐先生率先将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带进了中国大学的课堂，张铭鼎等许多老一辈的学者致力于康德哲学的介绍和传播，在文化理论界掀起了一个热潮。

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内陆续翻译出版了康德的一些原著，它们是：《纯粹理性批判》（胡仁源译，1931年，商务印书馆）、《实践理性批判》（张铭鼎译，1936 年，商务印书馆）、《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唐钺译，1937年，商务印书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如郑昕先生的《康德学述》（1946年，商务印书馆）。

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尽管康德哲学得到了一定传播，但正如贺麟先生所评论的：成效不大，深度不够，范围狭小，“以致最后谈康德的仅有学术界为数极少的几个人”^[1]。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恐怕与学术界对康德哲学原著的系统翻译和介绍工作做得不够有莫大关系。

20世纪60年代，这种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康德的三大批判中译本陆续出版：《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1960年）、《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1960年）、《判断力批判》（宗白华、韦卓民译，1964年）。中国人终于可以用中文一窥康德批判哲学体系的全豹了。接着，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三本解释康德原著的译作。即是韦卓民先生翻译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英］斯密著，1964年）、《康德哲学著作选译》（［加拿大］华特生编选，1963年）和《康德哲学讲解》（［加拿大］华特生著，1963年）。

《纯粹理性批判》是批判哲学的根基，是康德的扛鼎之作。尘封20多年的蓝译《纯粹理性批判》的问世，对想学习康德而又无条件直接阅读原文的莘莘学子，就像久旱后之甘露^[2]，它成了哲学系学生和哲学研究者案头必备之书。读懂康德，特别是他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十分艰难之事。入门需要引领，康蒲·斯密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像他英译的康德原著一样，是一本国际公认的权威著作，近一个世纪以来，广泛流传，经久不衰。这一著作汉译本的出版，对康德哲学的传播，无疑又是一场及时雨。试问，有志于研究康德的学者，有几位没有读过这本《解义》的呢？这本书当时“内部”出版，印数很少，可谓洛阳纸贵，得之者将它作为珍品收藏。直到20世纪90年代，有的学校因难觅此书，为教学需要，不得不内部翻印，可见它的价值和作用。

同期出版的其他两本华特生讲解康德的译作，也是对学习、研究康德极具参考价值的读物。《康德哲学原著选读》（原书1888年出版）编选了“三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四本原著中的若干章节。作者认为这些包括了康德系统思想的一切要点，对初学康德哲学的人很有帮助，可以为进一步研究康德哲学作好充分准备。这本书曾作为加拿大的大学教材，美国的大学也采用过。《康德哲学讲解》（原书1908年出版）是作者用前书作为基本教材向大学生讲的讲稿，积20年的教学经验整理而成。作者认为把这两本书结合起来向学生传授康德哲学，是“比较成功的一种试验结果”。韦卓民教授也正是用过华特生的教本和经验讲授康德哲学的。

以《解义》为标志的上述三本讲解康德哲学的著作，对促进康德哲学的教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们的翻译出版，在康德哲学东渐史中，如果不能说“不亚于”，那也是“仅次于”康德原著翻译出版的一件大事。在短短的两三年内，韦卓民先生向世人贡献了包括《判断力批判》（下册）在内的四本有关康德的译作，这在当时无人能出其右，可以说，解放后国内引进康德哲学最早、最多、最有力者，实应首属韦卓民先生。这些事实已然可以确定：在康德哲学在中国传播的第三个阶段^[3]中，韦先生起到了发端奠基的重要历史作用。

但韦卓民先生所从事的康德哲学的传播、研究工作远远不止于此，人们以前知道得太少了。

韦卓民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融汇古今的大学者。他在中外哲学史、逻辑、教育和宗教神学等领域中均有很深的造诣与丰硕的建树。在西方哲学史领域，韦先生着重研究了四个人，即亚里士多德、培根、康德和黑格尔。关于这四位哲人，他均有遗著留下，但花时间最长、耗精力最多的乃是康德。在他留下近百部（篇）达七八百万字的中英文遗稿中，关于康德哲学的竟占了二分之一左右。这些足以证明，20世纪中期，国内关于康德哲学的传播和研究，韦先生确实是首屈一指的。

韦先生之所以花大力从事康德哲学的传播和研究，是因为，他把康德看作西方哲学思想发展中承前启后的最关键人物。他认为，研究西方近代哲学中的人不管谈什么哲学问题，都必须追踪到康德。在他讲授康德、黑格尔哲学时，讲到康德，不时会流露出一种激情，这是他讲黑格尔时所没有的。他曾向王元化先生讲过，他对康德的评价远远超过黑格尔。当然，在那极“左”的年代里，他在称颂康德的同时也不得不从政治角度斥责过康德几句，这是可以理解的。

韦先生在1957年突遭厄运后，从居住几十年的校长楼移居一间斗室，工资陡降，生活条件急剧变差，但他从容对待，一心扑到对康德等人的研究上，到“文革”前，数年内以惊人的速度译出有关康德的专著竟达10部，300余万字（同一时期，韦先生还撰写和翻译了4本关于黑格尔哲学和逻辑学等方面的著作达100万字左右）。这个时期，是中国最需要理性和人性的时期，也是他在康德的研究中成就最多的时期，也许这并不是偶然的。商务印书馆慕其名向他约稿，由于“文革”爆发，只出版了4部，这可以说是学界的一大损失。此后10年，这位耄耋老人在蹲牛棚、下农村、挨批斗、受凌辱等更为恶劣的境遇中仍念念不忘康德、黑格尔，笔耕不辍。在那令知识分子濒于崩溃绝望的岁月，他鼓励难友说：“要有信心，做学问不能停下来！”像其他中国学者一样，韦卓民先生也以自己的人格谱写了康德、黑格尔东渐史上悲壮的一幕。

我们看到，韦先生关于康德研究的遗著中，绝大部分是译著，是康德的原著和对原著解读的著作。他认为，要真正认识康德哲学一定要读原著，特别是他的“三大批判”，这是康德哲学思想的精髓。韦先生曾著文专门分析“三大批判”的前提、基础和背景，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三大批判”中的《纯粹理性批判》是重中之重，代表了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五六十年代，他在“康德哲学讲座”上，主要讲的是《纯粹理性批判》。他着重分析了该书的主题思想“验前综合判断怎样成为可能的？”这一课题的理论来源、内容实质和解决途径。正是因为想要帮助国内学子更好、更深入地学习这部名著，才知难而进，重新翻译这本最难读的书，以克服当时已有译本中的缺陷。在此前后，他还翻译了两位英国学者讲解《纯粹理性批判》的两本专著（即《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和《康德的经验形而上学》）；特别在“文革”前夕，又翻译了康德为《纯粹理性批判》所撰的简写本《一切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这些都说明了他对这一名著的异常重视。(www.chuimin.cn)

但是韦先生并不是单纯为翻译而翻译，而是把研究寓于翻译之中，翻译的过程也就是他的研究过程。当年他讲康德、黑格尔哲学时，对一些重要概念、词语，总是反复地从结构、词根讲到语义，从英文、德文追溯到拉丁文，给人的感觉似乎有点“咬文嚼字”、“烦琐考证”，但只要用心体会，就会领略到其中的奥妙和深刻。

下面仅举两例：

例一，“apriori”一词，国内一般都译为“先天”，韦先生认为是错误的，因为“apriori”在拉丁文中并无“与生俱来”之意，康德用这个词更无此意。韦先生在译此词时，先译为“先验”，后一再琢磨，觉得也不妥当。因为在康德著作里多年来已用“先验”来译德文的“transzendental”，如果再用它来译“apriori”，就混淆不清了。于是他反复推敲，最后决定创造一个崭新的词语“验前”来译“apriori”。从字面上看，二者似无甚区别，实际上意思却大不相同，“验前”更符合康德的原意。韦先生在“文革”中还专为此写过一篇文稿。韦先生的这一翻译，目前已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钟宇人教授在来信中写道：“康德所用‘apriori’一词，蓝译本译为‘先天的’，影响很大，其实是不确切的。韦先生根据原拉丁文与对康德用意的深入研究，创译为‘验前的’，很符合康德所说‘绝对不依赖于经验的’原意。”

例二，《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康德有一句名言：Ich musste also das Wissen aufheben，um zum Glauben Platz zu bekommen。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国内都把它译成“我否定知识，以便给信仰扫清地盘”，并据此认定康德是个反对科学知识的信仰主义者。韦先生说，这根本不是康德的原意，是英译者错误地把“aufheben”译为“deny”，国内有人据英文而译为“否定”，是跟着别人犯错误。因此韦先生根据对德文“aufheben”与“Glaube”词义的考察，及对康德思想主旨的理解，把这句话译为“我要扬弃知识，以便替信念留有余地”。近年来，随着对康德哲学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把“aufheben”译为“扬弃”，把“Glaube”译为“信念”尚有不同的意见。但若留意到当年韦先生这样译，至少表达了康德既未否定知识，又给信仰扫清地盘的意蕴，从而为康德在中国的“错案”平了反，也就不难体会他的苦心了。

对康德哲学中的概念、术语，乃至重要句子，像这样苦心推敲、决不含糊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正如韦先生说的，他在翻译时“以信为主”，用尽心思忠实于原著，不能为了追求“达”、“雅”而损伤原著本意。为了更忠实于原著，他始终不断地修订自己的译文，刻苦钻研、精益求精，正如他所说的，做学问一定要有一种“主见不可无，成见不可有”的独立与创新精神。这种精神在当今弥漫着浮躁、浮夸气氛的学术界，尤其值得提倡，值得推崇。

韦卓民先生在康德哲学研究领域卓有成效的工作，辉煌的成就，是他一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韦卓民先生乃是为了一个宏伟的工程而奋斗终生的。这个工程就是营造一座宽广而坚实的融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早在70年前，他已明确了这一奋斗目标。1928年他在伦敦所作的一篇演讲中声称，融合异质文化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规律，而在当时的我国，“融合中西文化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而必需的、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他还旗帜鲜明地申明：在吸收西方文化时，我们反对妄自尊大的“保守派”，也要反对崇洋媚外的“洋化派”。如果说，解放前他在融合中西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在国内办教会大学、宣讲基督教神学和在国外讲解与介绍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话，那么，解放后他就把主要精力放在西方哲学史的译介上来了。原来，他研究、译介康德哲学正是站在这个高度来进行的！他常说：我们要在学习西方哲学时做到取长补短，以便更好地发展中国的哲学。他在上世纪50年代就曾多次说过：在欧洲，有些小国都翻译、出版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大师的“全集”，而我们至今还没有一套，这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他立志要弥补这一缺陷。本来他已具备优越的主观条件，既“通晓古今”，又“学贯中西”，仅外语就精通英、德、法、俄、拉丁文等七八种。可他并不满足，仍自谦说“差距很大”。其实，他是在鼓励我们努力奠定扎实的功底，以铺设他理想中的“桥梁”。他还认为，在介绍西方文化、西方哲学时，要避免把西方的观念“解说成中国的观念”，过分追求中国化、通俗化，以致把人家的文化变质变味。我们体会他的意思是，在学习康德这样的西方哲学时，一定要力争学到原汁原味的康德思想；要努力体验领会德国语言的特征及其文化背景；设法逐渐领会康德的思维方式从而弄懂其实质，真正做到沟通中西，优势互补。

在这方面，韦先生开了先河，做了榜样，引领我们走近了康德，也引领我们走上了民族文化复兴的宽广大道。

唐有伯　曹方久

2006年6月24日

【注释】

[1]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见《贺麟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461页。

[2]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胡仁源的译本是公认读不懂的。

[3]贺麟先生在《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中把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为从变法运动到五四运动，中期为从五四运动到全国解放，后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