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第一,音乐演唱(奏)“技-身”关系由“实”转“虚”。于是,音乐演唱(奏)“技-身”关系蜕变成一种“商品”关系。因此,重新审视信息化时代背景下,音乐演唱(奏)技术的生成及“技-身”关系,重建身心和谐,是当今音乐教育领域必须重视的问题。......
2023-11-07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如何实现音乐演唱(奏)“技-身”关系的和谐,促进音乐演唱(奏)技术再生成?
首先,我们要认清信息化背景下的音乐演唱(奏)技术的生成存在两种状态:一是传统技术生成状态,二是信息化技术生成状态。因为对技术的评价标准在于其“有效性”[23],所以,对音乐演唱(奏)技术的学习与应用也必须注意两种状态的“有效性”。在传统状态下,虽然“有效性”是相对的,但针对特定的作品、特定的风格、特定的情绪等,其所指还是很明确的。即针对不同作品“寻找自然的、完整的、‘正确的’手指运动方法”[24]。而且,“演奏者身体各部位的运动,是复杂的心理生理学过程的结果;运动的调节器是生活在音乐家想象中的形象,它为他的演奏提供动力;从而说明技术的运动技能要素并非是与其他要素相隔离的,并非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心理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牢固的联系”[25]。这种联系就是内心听觉与演奏机能之间不间断的统一和“精神的统一”[26],即身心的和谐。对于演唱来说,首先就是根据自然规律确定的发声机理而进行的“自然歌唱”[27],在此基础上实现情感、意义的表达,从而实现身心的和谐。在第二种状态下的“有效性”就更为复杂,从操作层面来说,涉及对硬件设备操控技术的有效性和演唱(奏)者演唱(奏)行为技术的有效性,以及两者配合恰当的有效性。音乐演唱(奏)过程中,如果以传统技术为主,信息化技术为辅,那么,这种“技-身”关系把握与传统状态基本相同;如果以信息化技术为主,传统技术为辅,那么,音乐演唱(奏)技术及“技-身”关系则是一种身心经验的再生成。以Beardyman的演出为例,其一,他高超的“口技”本身已超出传统演唱发声技术的范畴,这种“音色”制造技术需要特别的训练与学习;其二,对美国流行音乐风格的准确把握及即兴能力,作为一种技术也需要积累自己的“身心经验”;其三,对各种数字化设备及其各种功能组合的灵活、准确使用,也是超出一般演唱(奏)者能力范围的技术,需要训练和熟练。所以说,演唱(奏)技术的再生成及重建身心和谐,是指重建信息技术条件下的演唱(奏)技术生产及“技-身”关系的和谐。针对音乐教育领域来说,这就意味着课程体系、教学方法、评价体系及标准等的变革。
其次,音乐演唱(奏)技术的生成,在两种状态下的技术环境、系统结构、运行模式、运行效果等是不同的,这也意味着两种状态的身心经验是不同的。技术的生成及“技-身”关系的和谐必须以技术环境、系统结构、运行模式、运行效果等整体状态为基础,而非简单的两套系统的相互替代、甚至是拼凑。从反例来看,把传统的音乐演唱(奏)技术知识化、数字化、数据化,或者在传播手段上信息化、网络化等等,看起来非常时髦,但仍然无法替代音乐演唱(奏)技术的切身实践性。也就是说,音乐演唱(奏)技术的生成过程是一种实践经验的积累,其结果是一种身心经验系统的协调发展。反之,面对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及最新研究成果,如果我们熟视无睹,不去探索、应用、融合这些技术于音乐演唱(奏)实践,或者说,不能更好地为自己的身体器官,在音乐演唱(奏)技术上插上信息化的翅膀,那么,我们的音乐教育就很难跟上时代的步伐。利用这些信息化的技术,把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及传统音乐文化中的演唱(奏)技术进行现代化改造,对于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而谭盾、马友友等人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最后,在音乐演唱(奏)技术的生成及“技-身”和谐关系的重建中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信息技术,还是演唱(奏)技术,二者都应该是有“气韵”的,是一种“生命运动的共振”(breath-resonance life-motion)[28]。只有和生动活泼而又有秩序的精神或气氛取得协调,音乐演唱(奏)才能传达生活本身奥妙的生命力。一个个孤立的演唱(奏)技术,包括音乐演唱(奏)涉及的信息技术,只有赋予其“气韵”,它才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
总之,面对信息化浪潮,音乐演唱(奏)技术的生成及与身体关系必然受到冲击而发生变化。其中,无论多么复杂的音乐演唱(奏)技术,都是身体功能的延展和生成,身心和谐则一直是“技-身”关系的核心。脱离身心经验的演唱(奏)技术的信息化,是一种纸上谈兵;而不与信息化技术相融合的音乐演唱(奏)技术,也将面对时代的考验。所以,信息化背景下的音乐演唱(奏)技术及“技-身”关系,是信息技术与演唱(奏)技术在身心经验中的“融合”与“生成”,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后的再平衡与和谐。
【注释】
[2]许良.技术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47.
[3]金炳华,等.哲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599.
[4]陈玉林.技术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沈阳:东北大学,2007:25-35.
[5]上海音乐学院林华教授在《复调感的获得》一文中,把音乐文化发展阶段分为了“口头文化时代”“文本时代”和当今“图像时代”。笔者本文中关于音乐文化发展的“三阶段论”是对林华先生说法的移植。参见:林华.复调感的获得.音乐艺术,2010(2).
[6]转引自:许良.技术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1.
[7]理查德·E.利基在《人类的形成》中认为“人类的双手和大脑的最明显的成果是技术。”转引自:菲利普·李·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上).赵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8.
[8]音乐技术在西方艺术音乐中后来是沿着“科学”的轨道而发展。“科学地查明作为自然和有计划地形成的鸣响(现象)始终是西方意义上作为艺术的必要条件,一起确定对这门艺术历史的继续勘察和描述。”参见:汉斯·亨利希·埃格布雷特.西方音乐.刘经树,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23.
[9]蒋菁,管建华,钱茸.中国音乐文化大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40.
[10]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殷登祥,等译.天津:天津科技出版社,1999:6.
[11]许良.技术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1.
[12]晋朝陶渊明的文章中说:“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曰:‘渐近自然。’”(陶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参见:陶渊明.陶渊明集.逯钦立,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171.(www.chuimin.cn)
[13]参看好搜百科:http://baike.haosou.com/doc/6614155-6827948.html.
[14]阿诺德·盖伦.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何兆武,何冰,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51.
[15]约翰·布莱金.人的音乐性.马英珺,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译者前言17.
[16]约翰·布莱金.人的音乐性.马英珺,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108.
[17]约翰·布莱金.人的音乐性.马英珺,译.北京:人民医院出版社,2007:104.
[18]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
[19]许良.技术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76.
[20]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译者前言27-33.
[21]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61.
[22]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62.
[23]许良.技术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85.
[24]根纳季·奇平.演奏者与技术.董茉莉,焦东建,译.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18.
[25]根纳季·奇平.演奏者与技术.董茉莉,焦东建,译.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22.
[26]根纳季·奇平.演奏者与技术.董茉莉,焦东建,译.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25.
[27]马腊费奥迪P M.卡鲁索的发声方法——嗓音的科学培育.郎毓秀,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5.
[28]戴维·布鲁姆.卡萨尔斯论演奏艺术.马思琚,汪家宝,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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