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教育科技的普及化应用对教学者、学习者、课程发展、教学途径、教学内涵、教学评量、学习模式乃至学习情境等各层面都产生了重大冲击与影响。国际教育科技协会于2000年公布了教师、学生与行政人员的“教育科技标准”，并于2008年陆续公布后续修订版本。如此一来，学生由被动的聆听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有助于提升学习成效。......
2023-11-07
国际化与信息化：学校音乐教育的策略
【摘要】：譬如，作为生命重要体征的“气”，在歌唱中的运用，在我国早有发现和运用。只是到了“信息化时代”，音乐演唱（奏）技术与身体关系得到了突破性发展，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二是从身体经验角度看，音乐演唱（奏）技术是操控身体器官及其延展部分（乐器）而制造音乐“音响”的一种技术，具有“系统局限性”。
在技术史研究领域经历了“技术决定论”“技术与境论”，正开始了“技术-社会建构论”的文化转向[4]。笔者尝试从文化中的音乐演唱（奏）技术角度，梳理音乐演唱（奏）技术与身体关系的历史发展脉络，大致划分为“口头文化时期”（主要对应人类农耕文明阶段）、“文本时期”（主要对应工业化文明阶段）、“信息化时期”（当下主流状态）三个时期[5]。
在“口头文化时期”及“文本时期”，音乐演唱（奏）技术充分体现出身体自然功能延展的特点，是身体器官功能由内而外的生成。技术哲学创始人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在其代表作《技术哲学纲要：用新的观点考察文化的产生史》中认为，技术是人与自然的一种联系，是一种类似于人体器官的客体，是人体器官的一种投影。一切工具和机械都是人体器官的外化，是人体器官的形状和功能的延伸与强化[6]。有关原始音乐的典型形态是原始乐舞。原始乐舞与人类的精神生产、物质生产及人的生产息息相关。在这些生产中，乐舞逐渐演变成人灵的外化形式，作为与天、地、人、神灵交往过程的中介或形式，从而突破了身体的自然束缚，并在这种“人为”的音响及动作行为中，实现了对身体自然功能的延展[7]。只不过，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种身体的延展承载了更多的文化内涵[8]。譬如，作为生命重要体征的“气”，在歌唱中的运用，在我国早有发现和运用。《淮南子》记载的举重劝力之歌，大禹巡行南方涂山之女所唱的《涂山氏妾歌》，《列子·汤问》所载的秦青“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及韩娥“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礼记·乐记》中师乙答子贡的歌曲唱法，唐朝许和子“声传九陌”“嘈杂可止”的声音穿透力，唐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宋陈旸的《乐书》，元燕南芝庵的《唱论》，明魏良辅的《曲律》，清王德晖、徐沅澄之《顾误录》，徐大椿的《乐府传声》，毛先舒的《南曲人声答问》，陈彦衡的《说谭》等关于唱的气息运用，都是很好的例证。京剧老前辈李洪春先生总结的用气息表现“喜、怒、悲、欢、忧、恐、思、酒、醉、颠、狂、疯、泼、荡”十四种情绪的诀窍，鲜明地体现了演唱中“气形于声”“气形于体”的音乐演唱技术在身体功能上的延展性及生成性特点[9]。
而各种乐器的演奏技术与人类的工具制造及使用技术一样，更能体现出身体器官功能延展及其外化生成的特点。如果我们把乐器理解为人类发明的一种独特“工具”，那么，“人通过工具不断地创造自己”，所以，乐器作为人体某种器官效用和功能的延展，“大量的精神创造物忽然从手、臂和牙齿中涌现出来”[10]。只不过，这种延伸与强化的途径在于所谓的“系统局限性”，即特殊材料或过程的独立和完善[11]。正如衣服和房子是皮肤和毛发的延伸，弓弩、武器和工具是手臂和其他器官的延伸一样，各种吹、拉、弹、拨、打、击等形式的乐器，也是人体各种器官功能的延伸。只是到了“信息化时代”，音乐演唱（奏）技术与身体关系得到了突破性发展，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
回望音乐的“口头文化时期”及“文本时期”音乐演唱（奏）技术与身体关系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音乐演唱（奏）技术是身体器官的延展和功能的外化生成，具有如下特点：(www.chuimin.cn)
一是演唱（奏）技术是身体器官功能的延伸，是身体经验的一部分，具有“切身感”。这种切身感体现为与身体器官的亲疏性，与身体的亲疏关系正如古语云，“丝不如竹，竹不如肉”[12]。
二是从身体经验角度看，音乐演唱（奏）技术是操控身体器官及其延展部分（乐器）而制造音乐“音响”的一种技术，具有“系统局限性”。音乐演唱（奏）技术的“系统局限性”，不仅仅体现在“乐器”的材料和结构上，还体现在文化的局限上，即演唱（奏）技术还具有文化生成性。
三是演唱（奏）技术在“口头文化时期”，主要以默会知识形式存在，而在“文本时期”，则是以隐性和显性知识同时存在。因此，音乐演唱（奏）技术的学习与掌握具有默会性、过程性和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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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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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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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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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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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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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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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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