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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舞蹈审美在大众文化中的影响

【摘要】:艺术具有社会大众层面的审美价值是由艺术与文化的关系所决定的。舞蹈在民间传统的“达欢”本色在大众文化的推动下也进一步焕发出来。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因素,一些既叫好又叫座的舞蹈还是令人振奋的,提升了大众对于当代中国舞蹈的审美水准,扩大了舞蹈社会文化审美的认同与传播。中国舞蹈的商业化演出始于宋代,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近代社会的商业化发展也将舞蹈推到了一个动荡、复杂的市场中。

舞蹈来表达内心的欢娱之情是人类共有的生理心理现象,这种共同的人性不受地域、民族、阶级、阶层的限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人们通过和谐自由的舞蹈,从精神到肉体的愉悦中真实地感受生命的真谛,感受“活着”。艺术的专业审美价值不仅保持了舞蹈最主要和最基本的特性,而且渗透诸如文化社会功能中相互交融,使舞蹈在具有自己独立的专业审美价值和意义的同时其审美价值还要通过非专业层面的文化审美来实现,从而实现社会的认同,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和文化诉求。

艺术具有社会大众层面的审美价值是由艺术与文化的关系所决定的。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或文化现象,从古至今在人类文化史中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各地区、各民族、各时代的艺术往往成为其所属民族、时代、地区文化的集中反映或突出代表。在关于“文化”的众多定义中,影响19世纪的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提出来的“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综合体”。影响20世纪的是美国文化学家克鲁伯和克拉克洪的“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习得并传授,并构成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是历史上经过选择的价值体系;文化既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又是限制人类进一步活动的因素”

(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从舞蹈的产生来看,娱乐是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当然,当时的娱乐不是消遣性的,而是实用性的,通过舞蹈歌颂劳动,通过舞蹈赞颂神灵,通过舞蹈氏族和谐。舞以达欢是古人对舞蹈娱乐功能追求的体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方面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极大地丰富起来,另一方面工业化、都市化的社会生活和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使得人们渴望获得休闲和放松,于是以快乐原则、娱乐精神为特征的大众娱乐出现并蓬勃发展起来。舞蹈在民间传统的“达欢”本色在大众文化的推动下也进一步焕发出来。

艺术对于社会大众审美而言,文化共同感是非常重要的审美基础,毕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倒踢紫金冠”“挥鞭转”“收缩一伸展”“身韵”“变奏”等专业技术感远不如“兵马俑”“白天鹅”“秧歌”“踏歌”的文化感来得亲切。每个民族或时代的艺术都是那个民族文化或时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艺术的发展受到总的文化氛围或文化条件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中国舞剧创作中,《小刀会》《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虽然在艺术创作中还留有初创的稚嫩,但却以浓厚的革命情结和英雄主义深受那个年代社会大众的喜爱。而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间,以《黄土黄》《俺从黄河来》《一个扭秧歌的人》《好大的风》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充分挖掘民间舞蹈的表现力,以强烈的黄土文化的色彩,营造出独特的审美意象,讲述了黄土高原人的悲欢离合,作品深刻关注了中国农民的生存意识和生命意识,这种深厚的民族文化情感,实现了超越于舞蹈形式审美之外的民族文化的审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舞蹈的发展体现出一股浓厚的“现代文化”气息,即追求精美形式、高难技巧的,重视舞蹈和舞台的画面感、层次感,倾向于以现代化的手法来表达或营造某种古典气质。

如果说象牙塔、专业圈内的舞蹈是舞蹈人的“独乐乐”,那么电视为舞蹈作品传播搭建了一个宽大的平台,借助于现代科技力量,人们即便足不出户也同样可以“众乐乐”。从1983年起,每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已成为全球华人盛大的艺术节,歌舞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这里,杨丽萍和她的《雀之灵》、黄豆豆和他的《醉鼓》从专业圈跃入了大众视野,成为舞蹈界寥寥几个为大众所熟知的舞蹈家之一,2005年的舞蹈《千手观音》、2006年的《俏夕阳》更成为当年的热门话题。2000年首届CCTV电视舞蹈大赛的举办,将大众审美和专业比赛结合到了一起,一方面丰富与提高了人们的娱乐生活和水平,另一方面对舞蹈专业知识的有效普及与推广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当艺术成为商品后

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大众的文化审美与专业精英的职业审美存在着“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差异。这种差异带来了低层次主体无法真正欣赏高层次舞蹈艺术的审美局限,高层次主体无法容忍低层次舞蹈的审美阈限,造成了古典艺术与流行艺术的对立,出现了专业看好的舞蹈老百姓不买账,优秀的舞蹈在大众面前遭遇“曲高和寡”的尴尬。

这种内外行审美差异毕竟在表面上统一于共同的文化形式中,而社会大众又是审美评价的主体,因此,我们必须在文化范畴内直面这种差异,并努力平衡这种差异,在内外行的矛盾中追求雅俗共赏。但是,雅俗共赏不是审美尺度内涵标准的统一,而是目标效果的统一;不是绝对的统一,而是相对的统一。雅俗共赏显然不是靠降低艺术品格来媚俗趋众达到统一,而是靠杰出的艺术功力实现使专业与大众皆大欢喜的高品位的统一,即靠一种对共同的文化美价值内涵的追求实现统一。在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艺术中,不乏实现这种统一的艺术作品,《红楼梦》如是,《茶馆》如是,《红色娘子军》亦如是。(www.chuimin.cn)

雅俗共赏、内外行同赞是一种难能为美的艺术极境,是艺术审美的极致。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因素,一些既叫好又叫座的舞蹈还是令人振奋的,提升了大众对于当代中国舞蹈的审美水准,扩大了舞蹈社会文化审美的认同与传播。

纵观中国舞蹈艺术领域的商业化发展,其形成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它的产生与存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它的存在是合乎情理的。中国舞蹈的商业化演出始于宋代,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近代社会的商业化发展也将舞蹈推到了一个动荡、复杂的市场中。到了20世纪中后期,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大众需要舞蹈以丰富自己的生活,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而专业的舞蹈被关在了自己的圈子里,这需要一种方式让大众能接触到舞蹈,于是商业化的运作就此产生。舞蹈的商业化顺应了市场经济时代的发展,顺应了大众对舞蹈的需求。

舞蹈商业演出一方面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对艺术这一特殊的精神生产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舞蹈艺术走向大众解决“普及与提高”的重要途径。

随着大众文化生活的进一步丰富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演出市场也逐渐拓宽,在以社会效益为先的前提下,当代舞蹈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致力于推出兼备艺术性与思想性的高质量作品。以中国芭蕾为例,作为最有观众缘的舞蹈样式,芭蕾在商业演出的浪潮中进行了积极的应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样板戏的硬性普及,虽然导致了芭蕾的畸形发展,产生了“土芭蕾”,但是,也在客观上为中国芭蕾争得了一个较为广泛的观众基础,这对芭蕾演出的发展创造了有力的市场条件。芭蕾拥有不少喜爱它的观众,他们既喜欢西方《天鹅湖》的古典,也热爱中国《红色娘子军》与《白毛女》的经典。

商业演出不仅为舞蹈再发展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条件,而且拉近了消费主体与舞蹈的距离,普及了舞蹈艺术知识,培养了一定数量、一定质量的舞蹈观众群,市场竞争机制刺激和提高了舞蹈的创作和表演水平,使得一些精品舞蹈和经典舞蹈在市场中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以往舞蹈创作的好坏、优劣通常依赖于业内人士甚或政治人物的评定,对于广大受众来说,他们的感受几乎很难对舞蹈创作发生作用,舞蹈创作忽视了市场价值的作用。当舞蹈作为艺术消费对象走向市场,那么在很大程度上,非专业人士的价值取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于舞蹈创作来说,在保证艺术性的同时,市场是必须要兼顾的另一方面,也就是说所谓走向市场就是呼唤既叫好又叫座的作品。

当代舞蹈作为大众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现代大众传媒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下,舞蹈艺术努力以艺术的形式实现着文化的功能,利用大众娱乐精神传播当代舞蹈文化,并通过商业演出形式创造当代舞蹈经济价值。在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舞蹈商业演出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在繁荣的同时,市场机制、市场法则对舞蹈的创作生产、流通消费等内在机制都产生了相应的影响,给舞蹈艺术领域带来许多新思想新观念的同时,也衍生了很多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

首先是舞蹈创作的市场化问题。过去我们习惯于把舞蹈创作放到一个比较“阳春白雪”的地位,对于“下里巴人”[2]的喜好与口味往往是不去在意。当舞蹈成为商品,以票房的形式来衡量时,舞蹈创作或者趋众讨好,或者孤芳自赏,显然这两条路都不是当代大众文化背景下舞蹈创作应走的路,市场化并不等同于世俗化,世俗化也不等同于低俗化。市场化是一种经济手段,是经济规律对于艺术创作的调节与要求。

其次是舞蹈创作的大众化问题。舞蹈创作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是需要有一定的专业性特征,而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其产品又要适合于普通大众。大众需要的舞蹈是大众舞蹈,而不是那些专业的、技巧很炫的舞蹈,因此,需要舞蹈家在此基础上经过加工,将那些高深的舞蹈技术变成大众能够接受、喜欢的舞蹈艺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舞蹈演出的商业化也不尽然是充满“铜臭味”,它以市场为中介普及了舞蹈,使大众接触了舞蹈,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和文化品位。

通过“市场”,在实现经济价值为再发展创造一定的经济条件的同时,舞蹈也从局囿的专业圈走到了广阔的社会圈,如通过商业演出拉近消费主体与舞蹈的距离,普及舞蹈艺术知识,培养一定数量、一定质量的价值主体群,运用市场竞争机制刺激和提高舞蹈的创作和表演水平,不断推出精品舞蹈和经典舞蹈,以更进一步实现舞蹈的社会审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