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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现状|舞蹈美学教育与素质教育

【摘要】: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隐含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民间通俗文化为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海外大众文化的引进与模仿,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为日后本土大众文化长期难以摆脱西方大众文化的印记,西方文化精神也长期渗透在中国的大众文化中。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是在工业化技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产生的,通过各种文化形式反映我国社会大众日常生活实践,借助传媒系统在社会大众中广泛传播,适应社会大众文化品位,为大众所广泛接受和参与的通俗性文化。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隐含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民间通俗文化为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大众性、生活性、生动性和趣味性为核心特征的民俗文化形式多样,范围广泛,为当代大众文化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如东北秧歌中的“月牙五更”“梢头”“过街楼”,其风格动律、人物形象都是对民俗舞蹈表演的提炼;又如舞剧《宝莲灯》《奔月》,舞蹈《木兰归》《梁祝》等作品中的人物也都来自于劈山救母、嫦娥奔月、花木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民间传说。“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辉煌的一页,它开辟了现代文化的丰厚土壤,成为中国大众文化重要的播种时期。

中国舞蹈的启蒙者在这一场平民文化的运动中,也身体力行地创造了平民歌舞,其代表人物就是黎锦晖和他的歌舞剧。1930年,“左联”的成立推动了文艺大众化的全面展开。在以鲁迅为旗手的“左联”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大众化运动。这一时期,进步文化人士主张文艺必须和工农大众的政治经济要求相适应,反对文化专制,争取文化平等,力图使革命文化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大众的文化。1936年,上海左翼文艺界人士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把文艺大众化运动和群众抗日活动直接结合,同年,共产党文化界又掀起了新启蒙运动,反对国民党权威主义教育。

吴晓邦的“新舞蹈”和戴爱莲的“边疆舞”通过富有时代感、民族性的舞蹈作品成为民众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总结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和当时的文化大众理论形成了系统性的革命文艺理论,也就是革命环境下的文化大众化理论。1942年年底,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鼓舞下,鲁迅艺术学院组织起第一支秧歌队,掀起了延安秧歌运动的热潮,将秧歌这一汉族传统的民间歌舞形式赋予了新的内容与形式,成为向群众宣传革命的有力武器。这种革命性的大众文化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www.chuimin.cn)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由于创作、技术和市场等都处于初始阶段,外来的大众文化娱乐产品充斥当时的文化市场。那个时期,小说是琼瑶的言情,电视剧是港台和日本、新加坡、墨西哥的,歌曲是邓丽君、罗大佑的,舞蹈是迪斯科、霹雳等等。海外大众文化的引进与模仿,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为日后本土大众文化长期难以摆脱西方大众文化的印记,西方文化精神也长期渗透在中国的大众文化中。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早期,中国大众文化已成为中国文化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土流行文化以势不可挡之势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世俗性、生活性、通俗性和趣味性的风格,加之大众传媒的包装、渲染,通俗流行文化激起了人们巨大的兴趣,社会的转型,生活的变化,人们需要生活化的、轻松快乐的消遣性娱乐文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一系列以“讲故事”、描述情节为主的作品,并很快风靡全国的艺术舞台,如《月牙五更》《看秧歌》《元宵夜》等,这类作品恰恰迎合了人们“看故事”的欣赏习惯。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大众日趋合理的心态、观念和行为,以及日益合理的市场化操作手段和总体提升的文化作品,标志着中国大众文化步入了新的阶段,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初步形成。新世纪以来,大众文化在大众媒介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下,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游戏性的娱乐文化特征,大众文化产品不但有取代主流文化和高雅文化的空间、抢占意识形态阵地之势,而且强化和突出了文化形式的娱乐功能。舞蹈也衍生出娱乐形态:“星空舞状元”“舞林大会”“舞动奇迹”等电视舞蹈秀场,充斥各类综艺晚会中的歌舞以及到哪里都少不了的旅游歌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