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舞蹈编导类群的多样化与素质教育背景下舞蹈美学教育

2023-11-0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当代舞蹈编导实际上可以分“主流”（中心）和“边缘”两大类群。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舞蹈编导类群在社会构成成分上不断发生变化。在转型期，中国舞蹈编导的心理价值取向选择变得多样且十分重要。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舞蹈编导在社会上的自我定位出现了新的分化，一部分编导在体制外、在民间社会从事着自己的艺术创作。

中国当代舞蹈编导实际上可以分“主流”（中心）和“边缘”两大类群。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舞蹈编导类群在社会构成成分上不断发生变化。其突出表现在“主流”和“边缘”编导的共存，“体制外”对“体制内”的补充。当然，在当今舞蹈创作的景观中，最引人注目的仍是后经过学院体系的舞蹈教育而涌现出来的编导们，他们被认为是当今的“主流”。

他们从精神领域开始探索，在传统的舞蹈话语体系中开始进行实验；当他们告别学院体系功成名就后，又在市场意识刚刚形成后的环境下“痛苦”转型。“边缘”群体除了一些初出茅庐的“体制内”的年轻编导之外，更多地包括一批“体制外”的编导，比如“海归派”“个体派”等。“主流”编导将自己整合进体制内，倾向于讲述官方话语，成为现代文化体制运行中的零件，并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公共领域，担当舞蹈编导或通过仕途行使某种话语权力。而“体制外”游离的编导则发出了一种民间的声音。“学院派”编导的特殊位置使其创作徘徊于两者之间。从整体上看，“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目前还是脱节的。官方话语集中反映的是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民间话语更为代表社会心理与大众情绪。这是目前人们所谓的“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套话语之间的实质性区别之所在。体制内的严谨和细密，体制外的敏锐和自由，各有各的优势。

体制内的编导往往是“主旋律”的演奏者，底气十足，有板有眼，却缺少打破范式的勇气；而体制外的编导受民间思想的激荡，虽然缺乏体制内的优越条件，却往往率先刮起“多样化”之风。平心而论，体制内和体制外都不乏优秀的舞蹈创作力量。但是，当今舞蹈编导尤其需要克服两个明显不足，一是底气不足或处于贫血状态，急需专业知识的更新和人文知识的补充；二是缺乏从容和宽容，急需更多的编导对于不同舞蹈文化类型的宽容，以促进舞蹈文化的“多元化生”。结合编导类群的多种划分法，笔者对当代舞蹈编导类群进行了新的划分，而划分标准主要依据其心理价值取向而非舞种风格、社会角色等其他指标，即“主导话语型编导”“技术型编导”“经济型编导”“人文型编导”。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舞蹈编导在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价值观等这些政治文化的不同层次及要素上的互动与运动上越来越活跃、鲜明，也越来越复杂。

在转型期，中国舞蹈编导的心理价值取向选择变得多样且十分重要。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舞蹈编导在社会上的自我定位出现了新的分化，一部分编导在体制外、在民间社会从事着自己的艺术创作。他们从社会上取得创作所需要的经费，艺术成果通过社会演出，同样取得社会上的艺术评价，从而获得自主的社会生活空间。“体制内编导”从事“体制外创作”，换句话说就是官方编导的体制外（市场化或民间）行为；“体制外编导”也会应聘从事一些“体制内创作”。杨丽萍，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这一官方身份并不为世人熟悉，中央民族歌舞团演员的身份似乎更是被人们忘记了。因为杨丽萍不是单纯的“位置名人”，而是一个“自然名人”。她在体制外的种种身份和活动才是人们对她最深刻的印象。杨丽萍的探索值得尊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民间资本力量在国内市场经济机制下成功获得舞蹈市场份额。几年前，不少针对“原生态”《云南印象》本身的口诛笔伐，其潜台词就有一个：《云南印象》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商业运作的成功。借用杨丽萍的社会知名度不仅探索了一条民族文化市场化和产业化的路子，还探索出一条民营资本运作方式的路子。“杨丽萍”这三个字实在太特别了，似乎成了金字招牌：自言“从未追求过票房”的杨丽萍却是票房成功的坚实保障，自言“没有特意从商业角度考虑自己的舞蹈”的杨丽萍却成就了舞蹈演出的“市场神话”，有了她，你会亲身感受什么是演出的“爆棚”；有了她，“大型藏族原生态歌舞集”《藏谜》就获得了先天优势；有了她，“藏族情歌王子”容中尔甲才有足够信心为了《藏谜》倾尽家产。当然，“从未追求过票房”的“杨丽萍”自然也希望“票房成功”，所以，她才会非常自信地举起象征“大卖”的金黄大麦穗，那架势就像大众偶像歌星一样，恐怕在舞蹈界尚无第二人能有如此的“票房号召力”。(www.chuimin.cn)

可以说，“杨丽萍”的确可以不用主动“追求票房”和“市场”，因为冲着“杨丽萍”这三个字，演出商和观众都会自然纷至沓来。就连后来《云南印象》的云南驻场演出也产生了“后杨丽萍效应”，那位在舞台上酷似杨丽萍的年轻演员竟也被有的观众当成了“杨丽萍”，“与杨丽萍的相似度”也可以被作为市场卖点……然而我却希望她从“杨丽萍效应”中解读“原生态悖论”。《藏谜》和《云南印象》有着似断似续的“原生态”血脉延承，其中，我们看到了藏民的平实生计，感受到了藏民的生活乐趣，体会到了藏民对生命的珍惜，感悟到了藏民对宗教信仰的虔诚。但是，《云南印象》和《藏谜》从出发点而言，明显不是学术上的“原生态”。虽然“原生态”对杨丽萍来说是一份严肃的情怀，虽然丝毫不怀疑杨丽萍敬重民间的态度，也丝毫不怀疑杨丽萍诠释“原生态”的良苦用心，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云南印象》和杨丽萍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原生态”^[5]这个学术术语变成了流行语汇，成为商业演出的一个个卖点和一句颇为时尚的“原生态”，助长了“原生态悖论”甚至还造成“伪原生态”的产生。其实，编导类群划分也没有绝对的界限。一个编导可能同时具备多个价值取向。不同的价值取向也可能代表同一位编导的不同艺术创作时期。长期以来，中国舞蹈创作主体的独立思考能力相对而言是比较薄弱的，但是，改观也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在对“人文探索”方面有突出的进展上。虽然有不少舞剧在性格塑造上无大的突破，在主题上也谈不上新的精神视界，更谈不上对于社会的关注，但近年来，主流舞蹈创作在人文关怀解读上还是有所进步，显示出“中国舞蹈创作者正在形成自己的思想”。

舒巧认为，反省中国当代舞蹈几十年的历程，有过“堆砌素材”阶段，“花鸟虫鱼”阶段，“农林牧副渔”阶段等。她指出：“我们为什么不能勇敢地面对人，面对今人，面对我们自身！舞蹈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它透视出了人、人情、人性和人生。”近年有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出现，即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可贵的、来自“体制外创作”的人文探索。“人文型编导”，这是目前中国舞蹈界最为缺乏的具有公民意识的人才群体，既能重新走进传统，找寻理解现时代的历史文化基础，也能采取多元的视角去观照当代舞蹈实践的立足点。

这种类型的编导更体现了一种独立的社会（政治）关怀、文化（价值）关怀和知识（专业）关怀，尤其是那些年来我们极为珍惜的美感享受、情操陶冶、人格培育、人文关怀等。这些关怀实际上都是社会责任意识。这类编导的作品中体现着人类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他们从个体出发去体察社会，从“小我”之中去反映人类“大我”。在社会功能上，人文编导不依附他人或任何专业院团，它在思想上是独立的，依凭独立不倚、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完成价值判断和对社会的批判。在动作语汇上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同时，更多时候更应该在编创中关注“人”，关注“社会”，强化作品构思和立意。在当代中国舞坛，人文型编导缺失的根源在于创作行为中寓含了太多明显的功利追逐，并显示了艺术家自身人文素养与艺术精神的不足。

中国当代舞蹈编导类群的多样化与素质教育背景下舞蹈美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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