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此等改变和状况,我又把目光转向宗教与地区或国家发展的关系层面,查看基督教之于西欧的发展,以及中国古代强盛时期的宗教角色。欧美国家的主流宗教信仰几乎清一色的是基督教。历经重重迫害之后,基督教于313年在罗马帝国取得合法地位,392年被罗马帝国皇帝宣布为国教,基督教从此走上一个迅速发展期,并逐渐成为欧洲的主流信仰。中国的历史发展则提供了另一个观察宗教作用的视角。......
2023-11-06
位于德黑兰市北部山上的萨德阿巴德宫,亦被称为巴列维王宫,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19世纪由恺加王朝始建,巴列维王朝时期进行了大范围的扩建,最终形成今天的规模。气势恢宏的萨德阿巴德宫建在山坡上,因此非常富有层次感;因为建筑较少,所以园区显得十分开阔;一片片、一排排高大树木的存在,又赋予它安静的田园氛围。在游学德黑兰期间,我专门造访了萨德阿巴德宫。
在构成萨德阿巴德宫的十八栋建筑中,最为著名的是绿宫和白宫。绿宫始建于恺加王朝末期,巴列维王朝开国之君礼萨国王对其进行了扩建,但是他仅仅在这里住了一年,因为感觉不舒服就搬出去了。白宫的名字源于其白色的外表,它建于1931—1936年,因为地处德黑兰高处而成为避暑佳地,所以在很长时期内是王室的夏宫。白宫大门前原本有一尊高大的礼萨国王塑像,但是在伊斯兰革命期间被毁坏了,现在只剩下靴子及其上的一小部分。白宫有54个房间,现在的场景布局基本保持了巴列维国王时期的原貌,以期向来客展示前国王的奢侈。
白宫正面礼萨国王被毁坏的塑像仅存
萨德阿巴德宫里还有皇家汽车博物馆、皇家厨房博物馆、皇家餐具博物馆、皇家武器博物馆,不言而喻,这几个博物馆也是要突出显示巴列维国王一家的奢侈生活。军事博物馆、艺术博物馆、历史档案博物馆、历史人物博物馆等则记载了伊朗的历史和发展。就在萨德阿巴德王宫以东不是太远的地方,还有一座宫殿——尼亚瓦兰宫,它是巴列维国王及其家人在伊朗最后十年的主要居住地,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巴列维国王的第三任,也是末任妻子法拉赫王后详述了该宫殿的建设特点,当然还有王室一家在这里的幸福生活和最后的凄凉,行走其间,不免有些莫名的伤感。在德黑兰,我还在另一个场合频频见到巴列维国王、法拉赫王后的存在,那就是巴列维王朝关押(政治性)犯人的监狱,即现在的伊朗埃博拉特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的多个展示厅,在各种受苦受难之人的上方墙壁上,大都挂有巴列维国王夫妇及小王储的彩色画像……
被置于王宫展厅地上的巴列维国王和法拉赫王后的塑像
尽管空间和时间有很大的距离,但是我对巴列维国王并没有陌生感,因为他曾是我的创作素材,我的博士论文就是以他主政时期的美国伊朗关系为主题的。因为有此渊源,所以每当看到有关他的书籍和资料,我都比较上心,特别是前不久又重读了法拉赫王后的回忆录《持久的爱:我与国王在一起的日子》[18],以及巴列维国王的情报组织主管被俘后的回忆记录《巴列维王朝的兴衰:伊朗前情报总管的揭秘》[19]——这是两本对巴列维国王态度迥异的书。所有这一切都拉近了我与巴列维国王的距离。
巴列维国王本名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1919年10月26日生于恺加王朝一个名为礼萨汗的军官家庭。1925年礼萨汗开创伊朗历史上的巴列维王朝,并于年底把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立为王储。礼萨国王登基后励精图治,进行了以世俗化和现代化为导向的全方位改革,在工业、铁路交通、教育、司法、医疗等多个领域齐头并进,国家面貌随之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当然,礼萨国王的改革也招致一些势力的反对,宗教阶层尤其不满国王的世俗化改革,他们对王室的反对一直持续到巴列维王朝的倒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战略地位日益显现的伊朗成为大国的竞争之地,英苏在1941年8月出兵占领了伊朗,礼萨国王被迫退位,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9月16日登基,是为人们熟知的巴列维国王。伊朗新国王继承的是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国家,既有英苏美大国在伊朗的激烈竞争,又有国内各支力量的竞相角逐,这对一个年仅22岁的君主而言是一份非常棘手的差事。历经种种磨难,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巴列维国王才在美国的帮助下实现了对国家的强力控制。
和其父王一样,巴列维国王亦是一位怀有强烈波斯民族精神的君主,1971年10月他举行宏大的纪念波斯帝国建立2500周年庆典活动,这突出说明了他的波斯民族主义特性。巴列维国王也坚持世俗化的国家发展导向,并使西方式的生活方式成为中上层社会的主流。巴列维国王对现代化的强调丝毫不弱于礼萨国王,他尤其强调军备建设,花费数百亿美元购买先进的美式武器,希望把伊朗发展成为名列世界前茅的军事大国。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巴列维国王领导下的伊朗已经成为中东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明星,当时伊朗的人均GDP远超正在飞速发展的韩国,比如1977年,伊朗和韩国的人均GDP分别为2146.6美元和1041.6美元,同年度中国的人均GDP仅为182.7美元,而1965年伊韩中的GDP还分别是245.6美元、105.8美元、97.5美元。[20]伊朗的发展速度不可谓不快!(www.chuimin.cn)
但这只是伊朗发展的积极一面,当时还有另一个伊朗存在。巴列维国王的土地改革、世俗化倾向和给予在伊朗的美国军事人员治外法权等事项,让以霍梅尼为代表的宗教阶层日益愤恨,即使是1964把霍梅尼驱逐出境,也没能遏制宗教阶层反国王情绪的聚集。随着巴列维国王对权力垄断的加强,伊朗自由、民主派对政府也越发不满;国内统治阶层的特权和奢侈亦引发民众的不平。另外务必注意的是,各级官僚也是国家情报组织监视的对象,他们面对国王时亦是如履薄冰。外交方面,巴列维国王对波斯湾霸主地位的渴望,对独立自主外交的追求,以及对国际油价提升的推动,均让华盛顿心生不满,伊朗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地位随之下降。1976年底世界石油价格的下滑让巴列维国王再受打击,以致他在1977年初哀叹:“我们破产了,似乎一切都注定要慢慢陷于瘫痪,同时我们已经计划好的很多项目都要推迟……今后将会非常艰难。”[21]
这样,对于1977年的伊朗,乐观者认为它是一个朝气蓬勃、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国家,悲观者则认为它是一个危机四伏、面临变革的问题国家。面对同一个客观主体,竟然产生如此大的认识差异,这让人唏嘘不已。伊朗所呈现出来的如是“阴阳观”在世界诸国的发展进程中并不罕见,远的不提,新近“阿拉伯之春”爆发前的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国,哪一个从经济统计数据上看不是在平稳发展?但是哪一个又不是在政治高压下维持着“恐怖稳定”?社会资源过度集中地被领导者掌控支配,在这一过程中又缺乏行之有效的制约,除非领导者本人的才智、心智接近无暇,否则偏离发展的主航道只是时间问题。古往今来的案例一再证明,国家财富的增长并不能必然导致社会和谐;如果相关制度有缺失,它反而会成为国家动荡的不可忽视之诱因!
在“两个伊朗”的搏击中,“问题伊朗”很快就占据了上风;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伊朗、对中东、对世界均产生重大影响的1978—1979年伊斯兰革命。参加革命的各支力量尽管在伊朗未来的发展方向上观点各异,但是在把巴列维国王赶下台这一点上意见高度一致。身处四面楚歌之中,巴列维国王日益接近万念俱灰之思想境地,拒绝了美国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军事镇压革命的建议后,他不得不面对美国传来的另一个信息——尽快离开伊朗!1979年1月16日,怀着对伊朗的深深眷恋,巴列维国王亲自驾驶飞机踏上流亡海外之路,直到飞出伊朗边境线,他才离开飞机驾驶室!
对于巴列维国王而言,被迫离开伊朗是其不幸,之后的流亡之旅更是悲剧。卡特政府曾邀请巴列维国王到美国,但是后来华盛顿担心会招致伊朗新政权的更大愤恨,因此又取消了邀请。危难之际见真情,巴列维国王的老友,埃及萨达特总统以国家元首的礼遇接纳了国王夫妇一行。说起来巴列维国王还曾是埃及的女婿,他的首任妻子是埃及法鲁克王朝公主芙吉娅,两人1939年结婚并育有一女,但六年之后芙吉娅公主返回埃及并要求离婚,伊朗王室于1948年宣布二人离婚。
尽管萨达特总统雪中送炭般地收留了巴列维国王,但是埃及总统本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与以色列改善关系,那时他正遭受着国内外穆斯林的强烈谴责,伊朗国王的到来更加重了他的负担,伊朗国王对此满怀愧意,并谋划离去。巴列维国王离开埃及后又先后流亡摩洛哥、巴哈马、墨西哥、美国及巴拿马诸国,他赴美就医可以说是引发1979年11月4日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占的直接诱因。人生的最后关头,在面临被巴拿马政府遣返回伊朗受审的危情下,萨达特总统再次伸出援助之手,巴列维国王也因此于1980年3月重返埃及,并在当年的7月27日病逝在那里,这时距离他的61岁生日还有近三个月。
萨达特总统给予巴列维国王国葬的厚待,把他安葬在开罗尊贵的里法清真寺。在1952年革命中被纳赛尔等人推翻的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亦葬在这里,而这位法鲁克一世,正是巴列维国王首任妻子芙吉娅的亲哥哥!1944年伊朗礼萨国王逝世于南非后也被安葬在这个清真寺,二战结束后巴列维国王才把父王的尸骨迎回伊朗。如今巴列维国王又葬于此,他会有重返伊朗的那一天吗?
在巴列维国王之后,伊斯兰共和国已经历经36年的曲折发展,随着伊斯兰革命热情的逝去,伊朗民众进行了日益增多的反思,反思巴列维王朝以来伊朗国家的发展进程。如同2014年初我在埃及游学时感受到的很多埃及人怀念穆巴拉克总统时期一样,我游学伊朗时也感受到很多伊朗人对巴列维国王时期的缅怀之情。穆巴拉克总统和巴列维国王都是被人民革命赶下台的前领导人,他们时代的被怀念,不是因为其业绩的优秀,而是因为埃及和伊朗的一些民众对当下发展的强烈不满。1977年伊朗、韩国、中国的人均GDP分别为2146.6美元、1041.6美元、182.7美元,伊朗遥遥领先,但是到2013年,伊韩中各自的人均GDP则已经变化为4763.3美元、25977美元、6807.4美元![22]过去三十多年中伊朗的发展速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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