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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06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伊朗和中国都多有交集,两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拉开了交往的序幕。为了寻求军事合作对付北方凶悍的敌人匈奴,西汉官员张骞在公元前138—115年两次被派往西域,并且留下中国对波斯帕提亚王朝的最初记载,当时张骞称帕提亚为“安息”。[1]两百年后,97年,在中国西北地区任职且富有开拓精神的东汉将军班超,派遣其副手甘英出使被称为“大秦”的罗马帝国,甘英曾经到达波斯湾沿岸。[2]在魏晋南北朝时期(222—589),甚至到隋朝(589—618),中国和波斯萨珊王朝还是在对抗共同的游牧敌人方面进行了多次合作。在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后阿拉伯人进攻萨珊王朝时,波斯人曾经请求唐朝(618—907)皇帝出兵相助,同时萨珊王子和一些显贵也逃亡中国;尽管唐朝皇帝并没有派出大军帮助萨珊王朝对抗阿拉伯人,但是却非常友好地接待了萨珊王子及其后代,他们均被授予高官职位,而且唐高宗还允许伊朗难民进入中国。[3]
除军事关系外,中国和伊朗在贸易、商业和文化交流方面也有很好的合作史。在西汉时期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开启了,此后它成为中国与包括伊朗在内的外部国家的联系纽带。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国和西亚地区的商贸关系逐渐发展并繁荣起来。帕提亚王国显然也很愿意和中国交往,据《史记》记载,当汉朝使节首次造访帕提亚时,帕提亚国王竟然派遣两万骑士到东部边境迎接之;而当中国使节返回时,国王又派遣自己的使节陪同前往。[4]从这个案例中不难发现帕提亚王国对中国的重视,而且在佛教从西北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帕提亚也起到重要的传播作用。[5]中国史书还记载,在魏晋时期萨珊王朝曾向中国派遣了几十个使团;唐朝时中国西北也形成波斯语商人组成的贸易中心;元朝曾经招募为数众多的中亚和伊朗士兵、技师和工匠,此后双方交往的形式也越来越多,“中国的天文学知识、印刷术和纸币传到波斯和近东,阿拉伯和波斯炼金术、数学、几何学、医学和药理学则传到中国”[6]。
19世纪,中国和伊朗都成为世界大国的侵略目标,为了恢复国家的独立自主,此后这两个国家又都进行了艰苦斗争,双方近代的这一类似际遇使其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拥有了更为接近的感情。总而言之,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和伊朗从未发生过严重的冲突,在双方的交往史上,友好才是主要特征,而前期的军事合作、后期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则是维系这种友好的主要纽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成为苏联的盟友,而当时伊朗巴列维国王正日趋向美国靠拢,因为中伊两国分别隶属于相对立的苏美阵营,所以冷战曾经对中国伊朗关系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曾跟随苏联,对巴列维国王的反对派伊朗人民党赞许有加,并且批评国王参加1955年组建的巴格达条约组织;伊朗则与台北保持了密切关系,而且反对北京进入联合国。但是中伊关系的这一状况随着19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分裂而获得改观。中苏分裂推动北京执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且由于同时要直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中国也不得不努力争取其他的国际友谊和支持。(www.chuimin.cn)
几乎与此同时,随着巴列维国王国内统治地位的日益巩固,他也正在追求更为独立的外交政策。这样,到1960年代,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巴列维国王的新外交思想终于找到了合集。1971年4月和5月,伊朗公主阿什拉芙和法提玛分别访问中国,为中伊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做积极准备,8月17日,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次年,法拉赫皇后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正式访问中国。到1978年,中伊贸易额已经增加到1.18亿美元,这是1971年的20倍。
中国共产党主席华国锋在1978年8月29日至9月1日访问业已陷入伊斯兰革命漩涡的伊朗,这对巴列维国王来讲当然是一个友好之举,但是对之后成立的伊斯兰共和国而言,却是一个赤裸裸地冒犯行为,正如一位伊朗学者而言:“这次访问给伊朗人留下了一个非常负面的中国观。”[7]幸运的是,华国锋访问对中伊关系的消极影响并没有持续太久,1980年两伊战争的爆发和美国倡导的对伊朗制裁,使德黑兰不得不向中国靠拢,如果能够和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建立良好关系,那么对自成立以来一直深处美国等西方国家压力之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言显然是一个理想选择,所以两伊战争爆发后不久伊朗就主动向中国示好,中伊关系趋向良好发展并一直持续至今。在目前中国高举“丝绸之路”大旗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丝路上的核心国家,伊朗也再次成为中国必须要给予密切关注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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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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