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政治转型的艰难：上帝也会哭泣

在2010年年底以来的所谓“阿拉伯之春”中,动荡最为剧烈的恰恰是包括埃及在内的几个共和制阿拉伯国家,相比较而言,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则要稳定的多。为什么阿拉伯共和制国家更为动荡呢?这颇引人深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深受多重因素影响的阿拉伯国家迎来了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威权主义时代。有学者认为,现代阿拉伯国家的威权主义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即传统威权主义、新威权主义和介于二者之间的混合型威权主义；奉行非立宪君主制的沙特和阿曼属于传统威权主义模式,实行立宪君主制的阿拉伯国家属于混合威权主义范畴,其他奉行共和制的阿拉伯国家则多为新威权主义政权,比如埃及、叙利亚、突尼斯、利比亚、也门等。^[6]

从长期来看,不管是哪一种威权主义政权,由于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弊端,所以均对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展带来较为严重的钳制,而这种钳制也日益减损各威权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其中新威权主义遇到的挑战尤为严重。新威权主义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展往往深受某具体领导者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比如埃及前总统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突尼斯前总统布尔吉巴和本·阿里,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也门前总统萨利赫,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和其子巴沙尔等。

不管是纳赛尔还是布尔吉巴、萨利赫、卡扎菲和阿萨德,都是在国家危难之际出现的英雄式人物,他们或者带领国家走出外部势力的钳制并赢得国家的真正独立,或者推动原本分裂的国家走向统一,或者消除了国内不稳定因素从而使国家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如此光辉业绩使得上述领导人在各自国家都曾被万民敬仰,甚至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再加上民主和法治精神在这些国家的相对缺失,所以他们的个人权威自然也就树立起来,并由此形成所谓的新威权主义政权。

不过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与共和制阿拉伯国家相比,君主制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秩序显得更为稳定。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60—1970年代,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共和制国家发生的已遂政变就多达14次,而沙特、阿曼、约旦、科威特等君主制国家则长期没有发生重大的政治变动。^[7]在2010年底以来的“阿拉伯之春”中,受到最猛烈冲击的恰恰是各新威权主义政权——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也说明了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恰恰是新威权主义政权遭遇到更为严重的挑战甚至是倾覆呢?

回顾历史,纳赛尔、布尔吉巴、卡扎菲和阿萨德等人之所以能够推翻各自的前政权,并且在民众的支持下建立起自己对国家的掌控,这和民众对前政权的深深憎恶密切相连,同时也是他们高举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大旗的结果。对前政权的憎恶可以使民众对新政权充满希冀,特别是会对新政权中的旗帜人物充满期待和敬意,从而使这些领导人在短期内成为“权威”。但是,如果民众的期望不能够被满足,更不用说他们在新的政治情势下仍然遭遇“旧时代”的种种不堪际遇,那么,首当其冲地,新政权的那些旗帜式领导人的“权威”色彩会渐渐褪去,进而,其政权合法性也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简而言之,民众对旧政权的憎恶并不能自然地转化为对新政权的持久支持。

阿拉伯国家的上述政治明星及其缔造的新威权主义政权面临的发展困境越来越大,他们的个人威望和政权合法性遇到的挑战日益严重。^[8]这些阿拉伯国家面临最大的发展困境是民主和法制建设普遍且严重之不足,这导致领导者个人对权力的掌控越来越集中,并日益呈现出“独裁化”之特征。再者,阿拉伯新威权主义政权也面临一些即时困难,比如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持久性不足,以及随之而来的民众生活水平的难以持续提升；再比如它们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遭遇的严重挫折,以及这些国家之间显而易见的政策分歧。

内部发展的不理想让民众渐渐淡忘旧政权的邪恶；对以色列战争的接连失利、特别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惨败,让怀有强烈民族屈辱感的阿拉伯人对战前信誓旦旦要取胜以色列的纳赛尔等领导人心生疑虑。事实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惨败于以色列后,阿拉伯民族主义遭到本族人前所未有的质疑^[9],纳赛尔总统本人也基本是一蹶不振,“权威”之成色顿减——这不仅是纳赛尔本人的悲哀,也是其所代表的政权的不幸,更是埃及国家的伤悲!

从根本上讲,2010年底以来的所谓“阿拉伯之春”是民众对本国当政者的抗争,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把自己的相关政策和阿拉伯民众的“民主”诉求较好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也可以说美国等西方国家当时是迎合了动荡阿拉伯国家民众的民主诉求,二者也因此有了更大的合作空间。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那个敏感时间段,就动荡阿拉伯国家内部力量分配而言,站在当政者的对立面,就等同于站在了民众一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很多阿拉伯人特别是青年具有很大吸引力,当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他们相当渴求的民主事业表示支持时,内外的互相靠近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大大加速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阿拉伯国家前领导人的下台进程。

“阿拉伯之春”为阿拉伯新威权主义领导人敲响了丧钟,突尼斯总统本·阿里逃亡国外,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迫交权并进而被连续审判,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惨死于反对派之手……面对国家的如此剧变和国内民众对民主政治的高度渴求,进行有实际意义的政治转型对这几个阿拉伯国家来讲已经是迫在眉睫。

其实早在21世纪初期,美国就推出“民主改造中东”计划,希望以西方的民主模式塑造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中东政治新景象。“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美欧大国也一再响应阿拉伯民众的民主呼声,高唱阿拉伯民主化之歌。可是事与愿违,埃及等国过去三年多的政治发展不仅让当事国民众深感失望,而且也令很多西方民主化的鼓吹者们倍感困惑,这说明“阿拉伯之春”离成功的民主政治转型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不管是阿拉伯民众还是外部观察家,起初都对“阿拉伯之春”寄予了太高的民主转型期望,大大超出了这些国家所具备的民主化潜能。事实上民主是由一系列公民权利所组成,公民权利包括公民的基础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10]基础权利指公民的法律权利或曰民权,包括生命权,思想、言论、信仰、结社、活动自由,财产权,国籍权,法治和司法行政的权利等；政治权利是公民参与政治、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主要体现为普选制、多党制与议会制等一系列民主制度；社会权利通俗地讲就是指民生,包括公民享有经济福利、平等的机会及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文明生活方式的权利。^[11]

而且还需注意的是,上述三种权利是分阶段实现的,政治权利的实现必须以基础权利得到保障为前提,只有公民的基础性权利和政治权利得以实现,公民才能享受更多的社会权利。再看“阿拉伯之春”,在加速阿拉伯民主化的美好愿望下,民主推动者们忽视了阿拉伯新威权主义国家民众的基础权利还相当不足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直接跃进到对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诉求,这显然脱离了民主的发展阶段。

有效政治转型方案缺失也是“阿拉伯之春”遭遇民主发展困境的关键因素。尽管各国的大部分民众和反对派在推翻新威权主义或其领导人方面目标一致,但是在此过程中或其后,各派力量却基于自己的目的而陷入无序纷争,从而无法形成清晰有效的政治转型路径。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窘况,与新威权主义推行的政治高压有关。各国政治自由度的普遍不足,使得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反对派难以形成,这或者使得力量有限的反对派需要借助外力才能实现推翻旧统治的目的,比如利比亚；或者即使有外部帮助反对派仍然无法推翻国家的现行领导力量,比如叙利亚；或者在旧领导力量倒台后国家无法涌现出新的具有广泛号召力的新势力,比如埃及。这样看来,各新威权主义领导人对反对派的长期强力打压,不仅埋葬了自己继续执政的可能,而且还剥夺了其他势力对领导国家的尝试,使得一旦自己的统治垮台,国家便会陷入剧烈且持续的动荡之中。

“阿拉伯之春”之于成功民主转型的无效,还在于其爆发的突然性,以及西方式民主的植入性。2010年12月单一国民自焚引爆突尼斯“茉莉花革命”,长期统治该国的本·阿里总统被迅速推翻,在此等成功的鼓舞下,埃及、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等新威权主义国家的民众和反对派也走上街头,展开了对本国领导者的抗争。当时这几个阿拉伯国家虽然具备了政治变革的需求,但是却没有实施成功政治转型的条件；就革命的两个步骤而言,它们具备了埋葬旧世界的条件,但是却没有建设新世界的能力,革命时机并不成熟,带有明显的仓促上阵之色彩。另一方面,在阿拉伯新威权主义国家基于自身因素的民主基因并未成形的情况下,西方特别是美国对它们民主化的推动,比如华盛顿在“9·11”之后推出的(西方式)民主改造中东计划,以及2005年压制穆巴拉克总统在埃及推行西方式民主,均导致阿拉伯新威权主义国家出现民主发展不适之现象。

前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2013年初曾经直言：“(民主)在未来的若干世纪里,可能会在不同方向上有好几种发展。现代民主(注：即西方式民主)问世只不过200来年……我不会建议埃及、马来西亚、伊朗和巴基斯坦去盲目地引进民主。”^[12]

尽管“阿拉伯之春”没有使得阿拉伯新威权主义国家实现成功的政治转型,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之前的政治高压局面,民众也逐渐结束了集体噤声,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加入到思考民主内涵的行列,而且在这个过程汇总,基于本土文化基因的民主正在得到日益广泛的认同。“阿拉伯之春”对民主的如是积极意义不容忽视。

2014年初仍然满目疮痍的开罗街头
作者身后的混凝土障碍物阻断了原本通畅的大街。(www.chuimin.cn)

呈现在我眼前的埃及就是观察政治转型的一个很好案例。带着满满的收获,我结束了对埃及的政治社会考察,奔赴机场准备回国。夜色掩盖了白日常见的污秽,光亮闪闪的开罗因此多了几分美丽。但一路的愉悦被机场入口的装甲车、枪支、军人、警察所驱散。此时埃及人民是比较纠结的,他们心中有希望,但看到的却常是灰暗。近三年来,埃及人民就是在不断憧憬不断失望的折磨中度过的,而且这种生活暂时还看不到尽头。

跨进国际出发大厅,外国旅客并不是太多。当我在电子屏上找寻航班信息时,几位安检员都非常热情地向我招手安检,我刚被装甲车冲淡的心情顿时一热,当然是被工作人员的热情感动的。行李过了安检机后,一位工作人员要我把包提到一边打开检查,这时我发现旁边的人正在向安检人员塞钱。我知道我包里没有任何违禁品,出入中东国家的机场时我向来非常谨慎,绝对严格按照他们的机场规定携带行李,要知道,我几次出入全世界安检最严格的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都没被检出过带了违禁品,更何况是管理较为涣散的埃及?

我很是放心地让那位工作人员检查我的行李箱,在发现只有一些衣物等平常品时,他有些无奈地低声对我说“money”。旁边的人说给他点儿钱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已有时日。尽管不乐意,但我还是拿出20块钱给了他,没想到他竟然嫌少,开口要l00块……就这样,我从出发到通过初道安检门,心情如同时下的埃及民众的心态一样起伏不定：从回家的喜悦到看到装甲车的忧伤,从安检人热情招手带来的温暖到被他们蛮横索要钱导致的冰冷……

到了候机区,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边审视边书写自己的这次埃及之行：脸黑了、体累了、鞋烂了、腰带也断了；被人帮助了、盯梢了、检查了、盘问了；和旧友在一起快乐了,认识新友幸福了,独自完成一天的调研回到房间埋头哭泣了,在机场被工作人员强行索要钱了……中东来过几次,造访国家数个,但感受却从未有如当下这般的复杂。对于这次旅行,埃及你究竟要让我如何去回忆?

在我结束此次埃及游学四个月后,前军方领导人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以96.91%的绝对优势当选为埃及新总统,对于大部分埃及人来讲,他们终于盼来了一个可能会使国家趋向稳定的“强人”。对2011年“1·25革命”的鼓吹者和参加者而言,这个结果具有相当程度的遗憾性,因为当初他们走上街头的一大原因就是终结威权式领导人对国家的主导。从这个意义上讲,埃及人是以40个月的国家极度动荡,换来了一个相对简单的政治轮回!

【注释】

[1]Gregory Gause III,“Can Democracy Stop Terrorism?”,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2005.

[2]Gregory Gause III,“Can Democracy Stop Terrorism?”,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2005.

[3]Jane Perlez,‘Anger at U.S.Said to be at New High’,The New York Times,11 September,2002.

[4]周烈：《全球化浪潮对阿拉伯世界的冲击》,《国际论坛》2005年第1期。

[5]Barry Rubin,‘The Real Roots of Arab Anti-Americanism’,Foreign Affairs,Nov./Dec.2002,pp.80～81.

[6]关于二战后中东国家威权主义类型,参阅王彤主编：《当代中东政治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4～61页；Oliver Schlumberger,Debating Arab Authoritarianism：Dynamics and Durability in Nondemocratic Regimes,Redwood Ci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Stephen J.King,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9.

[7]王彤主编：《当代中东政治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51页。关于中东国家频繁的政权更迭和政变情况,参阅王京烈主编：《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6～54页。

[8]See Nicola Christine Pratt,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Arab world,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7.

[9]See Adeed Dawisha,Arab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From Triumph to Despai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10]参见T.马歇尔、吉登斯等著：《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郭中华、刘训练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11]关于各项公民权利的具体内容参见托马斯·雅诺斯基、布雷恩·格兰：《政治公民权：权利的根基》,载恩靳·伊辛、布雷恩·特纳：《公民权研究手册》,王小章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21页。

[12]《中国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式——汪晖教授对话前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南风窗》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