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教育：前程与真理的两难

2023-11-0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但这其中仍不乏坚持儒家精神、推行儒家教育的有识之士。儒学自汉王朝登上官学高位之后，第一次面对真理与显学的抉择，儒者们也第一次面对真理与个人前程的抉择。宋代理学有“新儒学”之称，尤其是程朱理学，成为南宋之后的官方意识形态学说。不可娶孀妇是对男子在礼节上的约束，孀妇不可再嫁是对女子在礼节上的约束。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为了其思想学说能够被当政者采纳，付出过巨大努力。

孔子周游列国，力倡周礼，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孟子游历诸国，谏诸侯，拒杨、墨，主张民本、王道等仁政学说；荀子游于齐，任祭酒，传道授业，隆礼法后。

但是，儒家的地位并不显赫：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犬；杨朱、墨翟之言遍天下，孟子仁政之说被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荀子虽为先秦儒学集大成者，但当时的显学却是弟子韩非所创的法家思想。

直至汉代，儒术独尊，成为一统天下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教育思想方成为用以教育民众的主要思想。

小专题 20

儒学小知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将其他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他家之言于官学之外，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有通六艺之吏者被选拔出担任重要职务。汉武帝又在策问中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将不属“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都从博士官学中排除的建议，使思想统一，是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自此，儒家思想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加强了中央专制集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而此时的儒家，也掺杂了道、法、阴阳五行家思想，已非春秋战国儒家之原貌。

儒学独尊，儒家教育施于天下，儒家仁政理应更为完善。但事实如何呢？

汉代建立察举选士制度，通过贤良、孝廉、茂才、明经、敦厚、勇猛知兵法等科目的考察来选官取士。这种做法让平民有了步入仕途的机会，大大激发了民众读书受教、从事教育事业的积极性。整个社会变得更加重视品德与才干，实为善政之举。

不过儒学在官学化之后，不得不受王权支配。儒学服务于王权，其价值在于论证王权的合理性，儒家思想中天下为公、以民为本的泛爱众精神已随着当朝统治的没落、社会道德的沦丧日渐弥衰，无法起到教化民众、改善政治的作用。研究儒学也成了不少人猎取功名的手段，导致世间鱼龙混杂，世人名利熏心。

东汉末期至魏晋南北朝，为避流俗世风、保全自身，许多士人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主张“清谈”，不谈论歪曲了儒家本真精神的名教礼节，唯恐避政治而不及。但这其中仍不乏坚持儒家精神、推行儒家教育的有识之士。

傅玄，可谓魏晋时期儒家味道最浓之人。他认为人性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会发生变化，就像水一样：放在圆的器皿里就呈圆形，放在方的器皿里就呈方形；静置就会澄清，搅动就会变混。人性如何发展变化，关键在于如何教育。对个人进行礼教就会塑造君子，对民众进行礼教就会使国家社会安顺，以礼义为教就会使善日长而恶日消。

颜之推虽喜好饮酒，多有放纵，但其教育思想也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如教育的意义在于受教者通过诵习启发其知识、指导其行为；教育子弟当从胎教、幼儿开始，以便事半功倍；习惯、成长环境对人影响极大，当重视小儿成长之环境，自小养成良好习惯，潜移默化。

葛洪先世虽为大官，但到他时家道已中落了。他幼贫且孤，以农耕砍柴度日，但好学心切，不释书卷，无意于仕途，除读书求学之外，别无所好。(www.chuimin.cn)

葛洪是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的炼丹家，世称“小仙翁”，兼修儒道。在修身养性方面，他认可道家恬淡自然、抱朴无饰的原则；在经世治国方面，葛洪称赞儒雅之士的博学多才，肯定儒家的礼乐教化，认为礼乐文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有益于社会教化。葛洪形象地比喻说：“没见过华美多彩的虎豹之皮，就不知道狗毛、羊毛竟如此杂乱无华；快听完了《白雪》雅乐，方才晓得民歌《巴人》是何其粗俗。”

小专题 21

成语典故

——阳春白雪、下里巴人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出自战国楚·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阳春》《白雪》是中国著名古琴名曲，相传为春秋时期晋国乐师师旷或齐国刘涓子所作，是高雅的乐曲，会唱者很少。《下里》《巴人》则是楚国民间通俗歌曲，会唱者众多。“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常对举使用，前者比喻高深、不通俗的文学艺术，后者泛指通俗文艺。

由于兼修儒道，葛洪在教育上强调个人努力的重要。千里马跑得再快，但停在那儿不动则一步也不能前进；小麻雀飞得再低，只要不停地努力，则一定能飞过高山。人的成功在于自身的努力。

魏晋南北朝的“清谈”实际上对儒家民众教育起了补救作用，因为许多士人虽精诗书却不入仕、通礼乐却不为官。这好似在死水中投入一块石头，掀起一片波澜。在读书→察举→入仕这个日渐腐坏的体制中，一阵“清谈”之风吹过，让那些争夺名利、头脑发昏的读书人看到：原来身边还有为修身养性、经世治国而读书的人，还有“泛爱众，而亲仁”的儒家真精神。

儒学自汉王朝登上官学高位之后，第一次面对真理与显学的抉择，儒者们也第一次面对真理与个人前程的抉择。在做出抉择的同时，儒家教育得到了提升。

宋代理学有“新儒学”之称，尤其是程朱理学，成为南宋之后的官方意识形态学说。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成了维护当权统治者的思想手段，离社会民众渐远，甚至成为用以迫害民众的工具。“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便是典型的例子。

有人问程颐：“照您的说法是不该娶孀妇为妻，为什么呢？”程颐回答：“古有嫁娶之礼，孀妇为已嫁之人，再嫁则失此礼节。而娶妻乃以身相配之事，若娶失节之人配己身，自己也就成了失节之人。”

来者又问：“那么有些孀妇贫穷而无所依托，可不可以再嫁呢？”程颐说：“这只是后世之人怕受饥寒才这么说。相比之下，宁冻饿而死也不丢失礼节。”

这段对话看似讨论孀妇是否可娶可嫁，实质讨论的却是肉体生命与礼节、操守孰轻孰重的问题。不可娶孀妇是对男子在礼节上的约束，孀妇不可再嫁是对女子在礼节上的约束。在今天看来，孀妇成了既不能嫁也无人娶的弱势群体。

程颐的立场很明确——礼重于身，但程颐却非有意歧视孀妇，而是针对晚唐五代以来政治衰退、世风日下的局面，上至朝堂、下在民间的失节行为，对之猛烈抨击，以期匡扶正气。然而也就是程颐这句话，被历代统治者用以迫害民众、压制人性近千年！直至今天，我们听到它仍有毛骨悚然的震惊之感。

这当然不是程颐的错。孔子当年实行礼是以质朴、仁爱为前提，是针对时弊而推行礼。程颐很理解孔子是为了“矫正反弊”，也预料到会有太多的歪嘴和尚把经念走了样，自己会受到时人与后世的误解。但礼乐教化的真理不能改变，程颐做出了坚定的选择。

无论是玄学清谈之风起，还是隋唐佛学之道兴，以至后来的宋明理学、清代实学等，儒学始终处于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儒家的礼乐教化为经世治国者普遍接受，儒家教育也就始终有着以善政教化民众的治国平天下大任。但每一次时代大变迁之际，儒家都会面临同样的困境：是随着没落腐朽的王朝同归于尽，还是努力探求新的治国治民之道以变革自身？“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周易·革》）儒家选择了后者，选择了真理，回到民众中以完善其政治，在历史长河中展现出无限包容的魅力。

儒家教育：前程与真理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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