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伦理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就新闻影像产生的伦理问题而言，主要围绕这样几个问题展开:“拍还是不拍”“怎么拍”“张贴还是不张贴”“直播还是不直播”“我们要不要这个业余视频”。归纳起来，也就是拍摄动机、拍摄手段和获取渠道、是否刊发的问题。

一、是否拍摄的标准

拍与不拍是每个摄影记者面对新闻事件必然要作出的选择，当新闻传播与社会伦理、同情心等人文关怀产生冲突时，摄影者应该考虑哪些方面作出选择呢?拍摄的过程，也是人的主观性起作用的过程，新闻摄影工作者是否拍摄应该以该照片是否有助于新闻事件的表达，是否能引起读者对新闻事件的关注和反思，是否会产生正能量，传播出去是否会产生负面影响为标准。

因此，作为新闻摄影工作者在新闻现场要做到:第一，尊重生命。当摄影者面对如车祸、自然灾害、恶性事件，新闻当事人面临死亡或受伤的危险时，应该寻找正确的角度拍摄，甚至权衡施救与拍摄的关系，把更重要的放在拍摄之前。第二，保护隐私。相较于公众知情权，新闻当事人的尊严和隐私也很重要，当拍摄对象面对镜头想说“不”却无力抗拒时，摄影者应该考虑到对方的情绪不受打扰。

美国《德瑟雷特新闻报》的摄影记者加里·布莱恩特提出了一份在悲剧现场进行自我拷问的清单:

(1)这一时刻应当被公之于众吗?

(2)拍摄是否会将被拍人置于更大的创伤中?

(3)我所处的距离造成的侵犯是否最小?

(4)我的行为是否具有同情心和敏感度?

对于这样一份清单，布莱恩特又补充了一些不承担责任的声明:

社会需要理解，摄影记者的行为和拍摄是出于本能。我们不是收集事实的新闻工作者，我们只是拍摄照片的摄影记者。对于大部分摄影记者来说，“拍，你总是可以事后再编辑的”是一条普遍的规则。

新闻价值和侵犯性、优秀照片和低级品味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对于该问题，本专题只是从伦理问题凸显的几个维度进行探讨。

1.从题材讲

突发和灾难事故现场是影像伦理争议产生的高发区。新闻摄影在灾难报道中可能遇到的伦理问题是源于此类题材天然的新闻性、真实性和瞬间形象性等特性。新闻摄影主要作用于人的视觉，传递新闻信息量的多少及传播效果的好坏是如何评价它的关键所在。好的新闻摄影图片应该在完美、准确地传递新闻信息的同时，给予受众美的享受。

英国传媒研究者卡尔通(B.Galatong)和罗杰(L.Ruge)在论述新闻价值的原则时说:“一个事件负面因素越多，它构成新闻的可能性就越大。”灾难新闻的悲剧性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卖点，能轻而易举地吸引受众的眼球，灾难新闻因此成为新闻题材中的“富矿”。在进行灾难新闻报道的时候，新闻从业人员很容易陷入新闻价值与新闻伦理相冲突的境地，美国新闻学家赫尔顿说:“在新闻领域里，没有哪个问题比新闻伦理问题更重要，更难以捉摸，更带有普遍性了。”人们对于暴露性的灾难新闻图片会产生抵制情绪，一部分原因是社会心理学上同情的因素。如果人们处于这种境况中，显然不愿意别人记录、传播、放大自己的悲伤情绪。这是一种侵犯隐私的做法，而个人权利是没有理由被他人侵犯的，所以他们对记录者、传播者、放大者没有好感，认为他是不道德的。

(1)救人期待和职业期待

在突发事件发生后，摄影师经常会被公众赋予救人期待。而且救人期待有时是跟职业期待相冲突的。这是此类新闻事件中新闻伦理问题的主要表现。

2012年12月3日，美国纽约市一名韩裔男子被一名流浪黑人推下地铁站台，没能及时逃脱，被列车撞死。为《纽约邮报》工作的摄影师阿巴西正好目睹了这一幕，迅速在现场拍下照片，却没有及时施以援手。第二天《纽约邮报》在头版用了几乎整版的篇幅刊登列车驶近被撞男子的惊悚照片，同时配有文字说明:这个人被推下站台，快要死了。图片下方一条醒目的大标题《在劫难逃》。照片刊发后，随即引来美国民众以及媒体人的责问和愤怒，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问:“为什么摄影师的第一反应不是救人，而是拍照?”

针对此事件，新闻和摄影相关行业从业者大多认为应该将救人放在首位。

美国著名电视主持人拉里·金说:“《纽约邮报》太过分了，人们评价这个新闻没什么价值，不是新闻，而是令人厌恶的冷漠围观。”

美国非营利新闻学校波因特研究所视觉新闻道德问题专家肯尼·厄比和全国摄影记者协会道德委员会主席约翰·朗认为:不应该简单地对摄影师的道德品质下定论。“我无法评判阿巴西，”约翰·朗说，“我不知道他当时离被撞者多远，不知道他是否能做些什么。”不过两人认同作为摄影师，从道义层面而言，如果可能，有义务施救而不是拍照，“我认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记者。”

就拍照与救人的关系而言，在突发事件或灾难现场面对一个需要救助的被摄对象，是去救人还是只顾拍照，这是新闻摄影界一个持久的热门话题，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反映出的是人们对新闻职业伦理和社会道德伦理的思考。

西方新闻界有观点认为:记者应该是所报道事件的中立的旁观者，而不应该卷入他们所报道的新闻事件中去，他应遵循新闻职业伦理中的客观报道原则，中立地履行自己向公众传播新闻的职责，而不是轻易地制止或改变某个新闻事实。在新闻发生现场捕捉第一手的图像，对摄影记者来说机不可失。摄影记者的拍摄行为更多出于一种直觉和职业本能，再加上记者在编辑图片时仍有机会来决定是否发表和以什么样的形式发表，许多工作在第一线的新闻摄影从业人员都认为:新闻现场应先按自己的直觉拍下任何有价值的影像，在发表时再去考虑伦理道德的问题。前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摄影部主任、著名新闻摄影教育家罗伯特·基尔卡在纽约希拉丘斯大学讲授图片编辑课时，也指导学生:

“先拍下，再考虑;没拍下，也无从考虑。”

然而公众对此难以接受，有时甚至义愤填膺，因为公众认为记者应先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而不是仅用冷冰冰的镜头对着他们，否则岂不成为一部泯灭人性的摄影机器，哪里还有做人的起码道德?

(2)对当事人和亲属隐私的保护

戈夫曼(Goffman)称，人们在几个“领土”中拥有控制权。在戈夫曼的名单中包括个人空间免受侵犯的权利(例如照相机镜头)和保护个人“信息”免受公众关注的权利(比如欢乐和悲伤的状态)。(www.chuimin.cn)

在我国法律中，涉及隐私权和肖像权以及个人财产权的相关规定对于其中情节较为严重的表现做了具体规定。但从新闻伦理的角度看，许多符合法律的行为也有可能因违背伦理而得不到公众的理解。因此，摄影记者的困境更多时候属于伦理问题。

(3)避免二次伤害

二次伤害具体表现为人文关怀精神的缺失，新闻工作者采集资料以及对新闻素材取舍编辑时，不恰当的做法会造成对受访者的二次伤害。

采访时，并非离现场越近，拍摄的图片越震撼越好。将新闻价值凌驾于生命之上是缺乏人文关怀精神的做法，是不被大众所认可的。在歌手姚贝娜因患乳腺癌病逝后，备受瞩目的不仅有当事人姚贝娜及其家属，还有一家媒体——《深圳晚报》。《深圳晚报》在报道该事件的过程中可谓大出风头，但也因此引发了热议。在舆论压力下，《深圳晚报》不得不对此事进行回应以及致歉。灾难性新闻和悲剧新闻摄影不同于其他摄影，受访者本身就是被害者，如果记者不尊重他们，就会对受访者造成二次伤害。如果说新闻采集时造成的是直接的二次伤害，那么编辑出版是导致二次伤害的决定性因素。美国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认为，每一份报纸都是一系列把关决定的结果。当灾难发生后，应该怎么去取舍图片以及怎么策划采访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事件的想象所激发起来的情感。”制作煽动性标题、使用刺激感官的照片，会在无意之间伤害遇难者及其家属。突发状况下，如果被拍摄者处于危险状态，而没有其他人在场，那么新闻记者进行救援就是责无旁贷的。

采用合适的拍摄方法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首先，要重视真实性。真实并不一定代表着露骨，换个角度进行拍摄，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国外一些媒体用废墟里的课本、停摆的时钟来委婉地表达生与死，对被拍摄者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尊敬之意。地震现场有大量的尸体、扭曲的残骸，这些现场拍摄出来，不仅不尊重被拍者，也会给生者带来二次伤害。灾难事件中，摄影记者如何取舍，巧妙地避免对受访者的二次伤害逐渐成为一种职业素养。

(4)“宝氏烤吐司测试”

该测试得名于一种流行的早餐麦片，其目的是测试新闻内容是否适合一家人吃早餐时看。其本质是对新闻图片的敏感度进行测试。该测试提出了新闻图片和影像的伦理问题的几个重要方面。如:“这需要在早餐时展示吗?”“儿童应当在他们吃早餐时看到这个吗?”

这种测试在西方的许多报纸和早间新闻节目中广泛使用。得出的普遍结论是:“人们不想在早餐桌旁看到血腥的照片”。视觉新闻因其信息的直观性和冲击力，在传播中对受众心理承受力的关照应成为其伦理思考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当下，融合媒体生态环境下，受众成为传播的中心，对受众心理的关注程度与传播效果的正相关越来越明显。在新闻影像的拍摄和使用中应借鉴“宝氏烤吐司测试”的思路，加强对受众心理关注的意识。

另外，在这个看似伦理学的问题背后，其实还隐藏着美学上的不同观点。例如，原子弹产生的蘑菇云是否是美的?如果它的出现带来道德愉悦——战争就要结束了，那体现的就是美。相反，蘑菇云可能是人类的邪恶、权力和非人道的象征。此时，蘑菇云的影像已经不单单是伦理学上关于“善”的探讨，而是美学上关于美的标准的探讨。

2.从获取方式和途径

(1)偷拍

所谓偷拍，意指在未获得当事人或监护人的授权与允许，使用被拍摄人本人或监护人、被拍摄物的所有权人不知情的手段与方法，对人的行为、人的肖像、人的身体诸部位以及人的所有物等进行拍摄的行为。偷拍行为影响到了被拍摄人本人或监护人、被拍摄物的所有权人的私密空间、隐私权、肖像权以及个人意志的自由表达等权利，是一种存在侵权风险的行为。

在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偷拍”行为应该细分为“抢拍”或“抓拍”行为。摄影记者以在新闻媒体刊发为目的或其他途径予以公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获得被拍摄者或被拍摄者的监护人、被拍摄物的所有权人的同意。这既是对被拍摄人或被拍摄人的监护人、被拍摄物的所有权人的意志自由的维护和尊重，也是基于新闻伦理的考量。对于此类“偷拍”取得的照片，被拍摄人或被拍摄人的监护人、被拍摄物的所有权人如以隐私权为由拒绝公开的，摄影记者应当尊重。在公开发表时，摄影记者应当尊重照片表达事物和事件的完整性，尽可能地全面表达照片所含内容，不得丑化照片当事人、被拍物的形象，并遵守法律关于人格权的一般规定。

(2)摆拍

新闻摄影要求在新闻事件发生现场拍摄，摄影图片应为新闻事件发生一瞬间的形象记录。新闻摄影中的摆拍行为由来已久，一直是新闻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摆拍行为是新闻摄影有违伦理道德的重要表现之一。从理论上来说，新闻讲究的是真实，新闻摄影必须达到事实真实与形象真实的统一。虽然根据摄影的环境、情节摆拍能拍出更具感染力的图片，但是这种行为有违新闻真实性的原则。网友“黄藤酒”拍摄的四川省凉山州一位乡村老师以身体当桥，送学生通过洪水冲垮的小桥的照片因画面完美无缺，发布后遭到质疑，后来证实为摄影者摆拍。据人民网报道，2012年11月17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所属的《今日早报》在头版刊登7位哨所女兵看报学习十八大精神的图片，而实际上图片中手持《人民日报》的女兵并非阅读相关内容。这种摆拍造假手段违背新闻真实性的原则，有悖社会伦理道德。

(3)剪辑

在新闻图片使用中对图片进行裁剪在新闻报道中并不鲜见。有时候同一张照片会在不同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出现，而经过裁剪的图片却不完全相同。

操纵照片的历史很长，它始于粗糙的剪刀加糨糊。如今技术允许对于拍好的照片进行复杂的修改，就连动态影像也可以修改。对于影像的剪辑已从手工转变为电子操控。电子操控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使照片的权威性丧失。许多媒体从业者和摄影记者认为，修改或者导演新闻照片比修改或导演特写照片更应当受到谴责。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洛杉矶时报》的一名摄影记者被开除，因为他将两张类似的照片合成一张在美学上更令人满意的照片。虽然最终的照片与“真正”的照片很相似，以至于其中的差别逃过了图片主编的眼睛，但是该摄影记者逾越了边界，因而遭到解聘。

另外一个伦理问题是视频的剪辑。对于视频新闻而言剪辑是其必要的一环，剪辑本身是否会令一则报道变得不真实或不公正，在新闻报道追求客观的标准面前是必须要讨论的。事实上，剪辑本身一定是具有选择性的，所有的剪辑者都是，无一例外。

在新闻报道中文字和影像是否应该进行剪辑，文字和图像出现了双重标准。文字记者和编辑获准重新按照重要性对事实进行排序，形成倒金字塔结构，以便于进行更加有效的阅读。这种方法得到业界的普遍认可，并被推广。但对于新闻图片而言，如果进行这样的安排，则会被认为是“导演”，有可能歪曲事实，与真相背离。

3.影像拍摄的技术伦理

影像拍摄的角度直接影响新闻的客观性。对于灾难事件而言，还有可能对当事人的心理造成侵害。因此，在拍摄现场，角度的选择不仅体现摄影记者的专业能力，也体现了职业道德和伦理关怀。2000年，悍匪张君在重庆抢劫银行并枪杀出租车司机。某记者赶到现场看到血泊中的出租车司机并没有单纯地拍一张现场照片，而是爬上旁边的高楼从高处拍，避免突出血腥的现场。这种做法既是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也是对受众心理承受力的关照。一张好的照片并不是仅靠画面吸引人，选择怎样的角度来表达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让人关注画面背后的新闻才是报道真正的目的。

在新闻图片的拍摄中，为最大限度呈现新闻的真实性，一般要求在拍摄中使用自然光效。随着摄影器材的不断发展，图片已由过去的黑白图片发展成彩色图片，但由于黑白图片和彩色图片在表意方面的差异，有些摄影记者在一些场合仍然会使用黑白图片为表意服务。因此，在新闻影像的拍摄中，在光效的处理方面摄影记者和图片编辑应将新闻影像的真实性、客观性放在首位，严格与艺术影像相区分，防止主观渲染造成的新闻失真。

二、是否直播

在动态新闻摄影中，“手机+自拍杆”近几年在新闻直播中大显身手。国内外主流电视台均有使用“手机+自拍杆”对重大灾难新闻报道进行现场连线直播的做法。拍素材、剪片子、做后期，这些以往让电视人“头大”的事儿，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即可轻松完成。以前可能需要一个团队在机房工作站通力合作几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后期制作，在手机上十几分钟就可完成，而且质量完全可以达到“播放级”标准。手机在动态新闻摄影拍摄与传播上的强大功能和优势，远远超出了非专业人士的想象。现如今，一个手机一根杆，戴副耳机比比画画“自言自语”就可以轻装上阵完成直播。

技术发展带来的便利性把直播选择权由专业新闻媒体扩展到了普通公民，在这个过程中，直播内容和影响的把关被削弱，也因此引发了相关的伦理和侵权问题。因直播主体范围的广泛性，对直播行为的规制将会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问题，需从法律、伦理以及公民媒介素养等多方面进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