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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劫持香港游客事件:案例分析与伦理法规探讨

【摘要】:2010年8月23日,一辆装载25名乘客的旅游车在菲律宾马尼拉市中心基里诺大看台附近被菲律宾前警察劫持,经过谈判,6名香港游客于中午前获释。23日晚7时40分左右,菲警方实施突击解救行动,香港游客中8人死亡,6人受伤。菲律宾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现场直播,还发布了诸如警方解救方案、政府不向暴力屈服、劫匪弟弟被捕等信息,干扰了解救行动。菲律宾媒体的诸多行为直接导致了劫匪情绪失控、枪杀人质行为的发生。

2010年8月23日,一辆装载25名乘客(包括22名香港乘客)的旅游车在菲律宾马尼拉市中心基里诺大看台附近被菲律宾前警察劫持,经过谈判,6名香港游客于中午前获释。23日晚7时40分左右,菲警方实施突击解救行动,香港游客中8人死亡,6人受伤。

在此事件中,菲律宾媒体的直播报道被认为是导致人质解救失败的直接原因。菲律宾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现场直播,还发布了诸如警方解救方案、政府不向暴力屈服、劫匪弟弟被捕等信息,干扰了解救行动。甚至有的媒体长时间占用劫匪的电话线路,并通过电话怂恿劫匪不要放弃,要争取更多的利益。菲律宾媒体的诸多行为直接导致了劫匪情绪失控、枪杀人质行为的发生。菲律宾媒体在人质事件中的表现,受到了包括中国、新加坡、英国、德国在内的各国媒体的批评。英国《卫报》称“菲律宾媒体让全球人都通过现场直播观看了一场大屠杀”。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于9月20日公布了政府有关“8·23”人质事件的调查报告,称在整个事件中菲律宾媒体无疑扮演了一个“帮凶”的角色。该事件被激烈讨论,再一次掀起了社会各界对媒体职责与道德的拷问。(详细报道见2020-02-10 https://news.qq.com/zt2010/flvjc/jilu.htm)

评析:

在该事件的报道过程中,因报道对于事件的介入影响了事件的发展,媒体的报道显然已经成为该事件的一部分,而不是旁观者。

此类新闻事件记者在进行报道时同样面临解释真相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困境、公众知情权隐私权之间的两难选择。此时记者可以用伦理抉择的框架理论进行分析,以便于做出更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的选择。

博克的伦理抉择框架的两个前提:一是对不得不做出伦理抉择的人心怀同情;二是维持社会信任是基本目标。因此,对于菲律宾媒体的记者我们应首先心怀同情,同时信任他们在此时做出的选择已是当时最好的选择。(www.chuimin.cn)

然后,按照三步走分析当时的伦理问题。

第一步是询问自己的良心。当时记者面临的状况是国内外受众都想要知道事件的进展,但同时菲律宾媒体全程直播会对人质安全和隐私造成威胁,一边是职业要求,一边是对于生命的敬畏和尊重。此时,记者应该追问自己职业要求能不能成为漠视生命的有力理由。如果能,就直播。如果不能,就该选择暂时保持沉默。面临这样的时刻,真相和道义显然无法兼顾,记者能做的是尽量平衡。

第二步是变通的方法。此时,如果记者无法自己做出决策,应征求专家和外界的意见,寻找其他变通的办法,寻找既可以达到报道真相又可以避免伦理问题的方法。对于该事件的报道,时间上的滞后性可以带来更好的效果,虽会在时效性上有所牺牲,但保护人质安全和隐私方面更可控。

第三步是公开讨论。在寻找变通办法的过程中,记者要尝试与所有当事人进行公开的伦理对话。在该事件中,当事人分别为编辑、家属、警方、专家、读者(观众、网民)等。通过与他们讨论,来寻求伦理选择的依据。但事实上很多时候,这样的讨论在这样的特殊事件中并不能真实展开,因此记者需要换位思考,在心里完成这样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