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的成果

众所周知，日本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就有重视教育、兴办教育、坚持“教育立国”策略的优良传统。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继续强化“教育立国”政策，加大教育改革力度，尤其紧抓基础教育，积极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历程

日本战后每隔十年对基础教育课程进行一次改革，为提高日本国民的整体素质和优秀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40]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就开始设想第三次教育大改革，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从1971年起接受文部省的委托，提出了一系列咨询报告，以供文部省等决策机构参考。^[41]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加快了改革步伐。1983年，中央教育审议会教育内容等分委员会的《审议经过报告》，充分关注了初等、中等教育的现状，并从长期展望的角度把学校教育改革的方向明确为面向21世纪。强调“自我教育能力”的培养，重视基础、基本教育，尊重个人特点，尊重本国及各国文化和传统，强调国际理解。1985年6月至1987年8月，直接为内阁总理大臣负责的临时教育审议会先后出台了《关于教育改革》的4次咨询报告。该咨询报告是为响应内阁总理大臣题为“为使教育适应我国社会变化和文化发展而进行的各项改革的基本方针”的指示而提出的。此次报告仍强调个性化的原则，打破封闭性、划一性，要求改革教科书制度，以个性化、多样化的教科书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同时，要增加教育选择机会，建立富有弹性的、分权的教育行政和制度，放宽有关的规章制度，给学生以发展创造力的空间，适应国际化、信息化社会，强调国际交流与理解，强调信息科学技术的运用。该报告昭示出，此次改革的目的在于使学校教育充满现代气息，富有人性，以便日本迈入新的时代。

在改革呼声不断高涨的宏大背景下，日本内阁会议于1987年10月做出了《关于当前教育改革的具体方略——教育改革推行大纲》的决定。指出：“在推行此次教育改革时，我们必须以临时教育审议会咨询报告提出的教育基本模式和教育改革的观点为基础，在考虑涉及多个领域的各种建议的相互联系及它们同既定政策统一性的同时，努力促进这些建议付诸实施。”

20世纪9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正在孕育产生，在国际交往与合作的同时，国际竞争也日益激烈。后工业化时代下，人们越来越看重知识和技术的经济价值和力量，而为了充分发挥知识和技术的价值，人们认识到必须依托科技的进步。在此大背景下，教育的优先地位受到社会各界的更广泛的认识，日本继续紧抓基础教育，积极推进课程改革，保证和巩固基础教育的战略优先地位。

日本学者深入思考并指出教育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在社会方面，日本社会暴露出一系列问题，例如老龄化问题日益加重、教育病理现象日益突出。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仅停留在表层，没有引起对基础教育的高度关注，当时的日本也存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这无疑增加了社会矛盾。第二，在家庭教育方面，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可一部分日本家长自身的素质水平制约了其教养方式，导致孩子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脱节，只重视成绩，不管学生综合素质的问题愈演愈烈。第三，在学校教育方面，日本的教学模式僵化单一，学校依然以基础知识的灌输为主，教学方法依旧停留在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讲授阶段，没有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课程内容以传统的文化知识为主，缺少活动课程，对孩子综合能力的培养不够重视。

在这种大背景下，日本学生逐步暴露出一些弊端，如：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差，所学知识没有做到活学活用，不能适应快速变化发展的社会。日本进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势在必行。

1996年，日本颁布《关于面向21世纪的我国教育》的报告，报告中提出要培养日本学生的“生存能力”，并强调在基础教育阶段，要充实道德教育。1998年，日本文部省再次颁布了新的《学习指导纲要》（也称“学习指导要领”，等同于我国的“课程标准”），对日本基础教育阶段道德教育的内容、目标和具体要求进行了细致、具体的阐述，指出学生道德教育的培养不仅仅是学校道德课的责任，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需要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学生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方面共同努力，来培养植根于学生内心世界的道德素养。

2002年4月，日本颁布新的《学习指导要领》，对以前的过时、难度大和不符合每个阶段学生认知水平的课程内容进行了调整，删减相应的课程内容，保留并增加体现培养学生“生存能力”的课程，在此基础上，日本做到的课程结构优化升级。^[42]

2008年，日本颁布新的课程标准——《学习指导要领》，明确指出将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作为日本义务教育的基本目标，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造就全面发展和高素质的日本人，这是日本21世纪课程目标的综合体现。^[43]新修订的《学习指导要领》，对中小学课程改革目标、内容、指导方法、课时安排及教学评价等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标志着日本中小学课程改革调适进入调整转向阶段，课程改革将向增加教学难度、内容、时间和减少“综合学习时间”转变，更加注重“确实学力”发展道路，更加关注“生存能力”平衡发展。^[44]这一新政策分别于2011年在小学、2012年在初中、2013年在高中全面推行。可以说，本次课程标准改革，“一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于对‘填鸭式教育’反思下持续减少课堂学习内容的‘宽松教育’理念，一度被称为‘去宽松化’的修订改革，”^[45]据统计，实施了现行课程标准后，“小学6年间总上课时间增加了278课时，小学总课时数达5645课时；初中3年间增加了105课时，初中3年总课时数达到了3045课时，同时学习内容也随之大幅增加。”^[46]可见，2008年的课程改革，加强了课程的基本要求，为提升教育质量奠定了基础。

2015年7月，日本文部省大幅修改2008年颁布的道德要领，并将“道德时间”改名为“特别科目道德（道德科）”，确立了道德科的学科地位，明确中小学将于2019年引入审定教科书，全面实施和完善道德教育课程。^[47]

近几年，日本开始了新一轮《学习指导要领》（预计2020年开始实施）的修订工作。新一轮《学习指导要领》的修订目标是面向2030年，最大限度挖掘并激发每一名学生的潜力和可能性，帮助学生独立自主地开拓未来，尤为强调对于学生思考能力与表达能力的培养，因此招致了一些困惑和误解，如可能会挤压基础知识的学习时间，再度回归到“宽松教育”时期。为消除这些误解和教师、家长的困惑不安，2016年5月，日本文部科学大臣驰浩发布了“教育的强劲化”决议。驰浩明确表示，在不削减学习内容的前提下，着重提升学习质量与学力水平。同时，文部科学省首次发表了教育的“去宽松化”宣言。“教育强劲化”决议指出，新一轮《学习指导要领》修订需紧紧围绕三大重点：一是不再进行“宽松教育”和“填鸭式教育”的对立探讨，不削减学习内容；二是全面引入基于对话探讨的“活力型学习”，通过对话型、主体性的深层次学习，在不削减知识量的同时提升深度理解、完善学习过程；三是改革学科构成，推进小学英语教育学科化改革，在高中新设“公共”科目。^⑤

（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中小学课程主要特征分析

1.重视道德教育

从文化特征上分析，日本作为一个东亚国家，有着重视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传统，但在科技日新月异，物质财富以几何级数累加的今天，道德教育的实效性较差。人们也普遍认为，学生在遵守社会生活的规则和一般准则上的道德行为水准有所下降。鉴于上述道德与科技、物质的背反现状，日本在大幅度减少课时的措施中，仍力保道德教育的课时绝对数保持不变，仍在每学年中开设35课时。因此，从相对意义上来说，日本的道德教育课时实际上是增加了，道德教育得到了加强。日本不仅在形式上加强道德教育（课时相对增加），而且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加强道德教育，以便收到道德教育的实效。首先体现在阶段目标上：确定各年级段的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特征的具体目标，小学低年级在适应学校生活和养成基本的生活习惯方面下功夫，中年级要培养具有一定主动性的生活态度，高年级要培养作为集体和社会中一员应有的自觉性和责任心；在初中要确立作为中学生应有的生活态度和作为公民的自觉性和国际合作精神；高中培养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所具有的自立精神和责任心，要有为国际做贡献的意识。其次体现在道德教育的实现方式上：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强调体验性活动，积极采取实际观察及调查、接触实物、志愿者活动、演剧等方式，利用学校生活的具体事例，进行可内化的、有实效的道德教育。同时，高中重在理性升华与反思。^[48]

在日本中小学中，道德教育的目标非常细致，可操作性强。道德教育目标不仅细化为年级和班级的教育目标，而且有的班级还制订了月道德教育目标，公布在教室显著位置，对同学们进行很好的学习提醒，起到规范行为的作用。^[49]

将“道德时间”改为“道德科”，加快道德教育学科化步伐。面对全球化的发展的需求、青少年的现实道德问题和学校道德教育的不适应，2015年，文部省新修订中小学道德科学习指导要领，修改“道德时间”为“道德科”，确立了道德科的学科地位，并决定编订教科书。同时根据青少年的个性发展特征，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等也作了极大的调整。^[50]

随着最新的德育课学习指导要领的颁布，德育课程进一步受到重视，表现为不断充实道德教育内容和改进德育授课方式等。日本文部科学省2016年公布了德育课学习指导要领的修正案，在指导项目中追加了新的国际化问题以及欺凌问题等。为解决欺凌问题，从小学低年级开始教导“公平性”，同时增加了近年来显著增强的国际化问题以及社会化问题的应对内容；指导方法方面也有很大的变更，为防止网络暴力，对于信息道德方面的教育关键字由“注意”变为“充实”，更加强调了信息道德的重要性。并补充了上课形式，即鼓励师生进行讨论和发表自我见解等语言性教学活动形式。^[51]

2.培养“生存能力”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日本提出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日本教育暴露出教学以灌输为主、教学内容单一等问题，不能满足学生急需发展的实践能力的要求，不能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生存能力”包括基础扎实的学习能力、丰富的心灵和强健的体魄，并重视三者间的和谐发展。

1996年，日本颁布《关于面向21世纪的我国教育》的报告，报告中提出要培养日本学生的“生存能力”。报告的副标题为“让孩子拥有‘生存能力’和‘轻松宽裕’”，报告提倡在日本实行五日制学习，相应地减少学生在校学习时间，来满足学生自主发展的需要，新时代的日本人应该是独立自主且个性得到发展的人，由此，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以适应日益变化发展的社会，在日本得到认可。^[52]2002年，日本颁布并且实施了新的《学习指导要领》，再次强调“生存能力培养”，保留并增加体现培养学生“生存能力”的课程，并强调学校教育的基础任务是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同时更要注重学生多方位能力的培养，如自主学习能力，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等。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2008年，日本所颁布的新课程标准——《学习指导要领》，进一步强调将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作为日本义务教育的基本目标。^[53]从此，“生存教育”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又继续得到的显著的提升。由此可见，“生存教育”在日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地位不言而喻。

3.课程设置灵活，富于弹性，趋于科学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日本不断调整课程设置，及时增、删有关课程、课时，例如，鉴于日本作为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无论从资源、能源、产业、教育、文化等哪一方面来看，都不可能脱离国际社会而独立存在。因此，日本开始大力加强外国语教育，强调国际理解与合作，积极面向世界，积极迈向国际化时代。在小学“综合学习时间”里，小学生接触外语，了解国外的生活与文化。初中英语变为必修课，把外语提高到与数学同等重要的程度（授课时数与数学一样）。为了适应信息化社会，增设“信息”教育，小学要达到了解的程度，初中作为必修课，高中要把“信息”这门学科摆在合适的位置。为了适应每周五天工作制，以及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平均每周削减两课时，全年减少70课时。^[54]

为了培养基于成熟的人权意识的相互尊重精神，日本不仅认识到国际理解、尊重的重要性，还认识到尊重社会弱者的重要性，因此，对于包括学校在内的种种场合中不必要的男女区别给女性带来的歧视这一事实，以及对日本社会上流行的歧视妇女的现象也有所觉察。鉴于此，这次课程改革中也有所反映，即取消性别性教育课程。例如，原先仅由女生修习的家政等课程，现在已明确规定所有学生，不分男女，一律修习。此举旨在培养男女携手，使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更加美满的意识与态度，从而向日本社会中的大男子主义顽疾开刀。同样，原先仅由男生修习的课程，现在也不排除女生参与，这在一些职业课程中有所彰显。

日本作为传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在课程设置上也有很深的烙印，但近些年日本一直致力于扩大地方分权运动，扩大地方、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的权限，从而使课程设置能够更加切合地方、学校的实际。日本教职员工会21世纪课程委员会指出，参与具体的教材开发、学校的例行活动、种种交流活动及校外活动，都应当靠各自独特的努力，并且呼吁所有学校都要积极投入到“以学校为基础的课程开发”的活动中。为了使学校课程具有弹性，各学校可根据其特色指定课程表，全年上课周数及每节课时间可由学校灵活决定。多种措施及政策，无疑进一步推动了教育地方分权，使课程设置更加科学。

课程设置充分考虑学习者的年龄特征及差异性。从70年代起，日本就一直试图打破封闭、僵化、划一的课程，极力反对对在籍的所有儿童准备整齐划一的课程。随着学年阶段的递升，能够提供大幅度的分化课程及有利于学生自行选择课程。因此，小学考虑必须奠定作为国民共同的学力基础的特征，为每个儿童提供共同的课程。而在中学要充分考虑学生个性的“巨大个别差异”，而采取以基础的核心学科作为必修，其他学科作为自由选修的方式，大幅度地实施学科间选修。高中基本上以选修为主，同时，“也有重点地、有选择地设置新的必修科目，以满足时代需要，从而使课程结构更加合理。”^[55]

4.重视体验，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

在日本的改革历程中，可以看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是永恒的主题。在日本中小学的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小学有家政课、生活和图工课，在初中有技术家政课，建立以人为本的课程，增设综合学习必修课，来培养学生自觉适应未来社会的素质和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这是日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56]

日本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我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有相通之处，比如应试教育，重视智育，重理论教育等。这些问题已引起日本教育界的重视，并且，提出了许多有关解决措施，而文部省极力推崇的体验性教育可谓切中要害，对症下药。要求无论是道德教育、职业教育、特别活动还是各学科教育，都要重视学生参与实际情境，亲身体验，获得感性认识。^[57]比如，上述提到的道德教育就非常重视体验性活动，这有利于把道德知、情、意、行融为一体，收到实效；有关职业技术教育的各学科、科目加强实验、实习等具有实际操作和体验性的学习，以便让学生确定掌握职业技术的知识与技能；由年级活动（课外活动为主）、学生会活动、俱乐部活动及学校校会等构成的特别活动，更是以实践活动为主，要求学生接触自然、接触社会，从中体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人类整体的各类关系，学会相处，从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融洽人与自然的关系；各学科教学同样要重视体验性，比如外语教学要设置诸如“电话问答”“旅游”“就餐”等具体语言使用场合，以便加强情境语言教学，增强语言的实用性。

加强体验性教育，有利于在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发现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使理论和实践得到双向的反馈与检验，及时改进课程；有利于知、情、意、行融为一体，增强教育的实效。同时，体验性教育已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改革所关注的问题，是教育发展的趋势。

5.体现终身学习思想

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趋势是建立终身学习体系，日本是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1988年，日本文部省设立了终身学习局，是促进终身学习的组织机构，1990年，日本内阁通过了由文部省提出的《终身学习振兴法案》，同年，国会通过了《关于振兴终身学习推进体制的法律》，即《终身学习振兴法》，从法律上确立终身学习的重要地位，为终身学习的实施提供法律保证。^[58]

众所周知，终身学习的四个支柱是：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学会生存。日本根据这四个支柱明确指出全面发展的要求，是对培养有“生存能力”的日本人的细化和延伸。日本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了心灵教育，放宽学校管理自主权，修正学习评价制度，完善入学选拔制度等。使学校教育在终身教育的作用发挥最大，将学校课程的改革纳入终身学习内。

6.日益强化军国主义教育

日本有很深的军国主义历史渊源，日本帝国主义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形成并发展，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日本武士道精神。日本自二战失败后，没有完全直面历史，对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忏悔，改过自新，反而近年来，日本的军国主义又有了抬头、甚至愈演愈烈的倾向，这引起了正义之士的深深忧虑。

2002年8月，文部科学省修改了《教科书审定标准》，适当添加“发展性的学习内容”，2006年，日本修改了《教育基本法》，规定了“爱国心”属于“发展性的学习内容”，而诸如侵略史等内容不利于学生理解“爱国心”，也不满足使“内容更加协调”的要求，因此，可予以删除。^[59]日本文部省的这些小动作都隐藏着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在教科书中加入这些内容会潜移默化地对新一代的日本儿童进行“洗脑”，日本的教材右倾化色彩严重。近些年日本的右翼势力已经渗透到教科书的审定环节中，在教科书的编写、出版、审定等过程中，都表现出了宣扬皇室神圣以及回避侵略战争责任等内容。2017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军国主义教育的步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些“战争因素”频繁地出现在教育教学中。例如，2017年2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中小学新版“学习指导要领”，首次明确要求在中小学社会课程中提出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在中学新版体育课程中，新加入了“枪剑道”（俗称“拼刺刀”）。日本政府声称，政府“不会阻止学校使用《教育敕语》作为道德教材”（《教育敕语》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文件，其宗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教育的主轴）。日本政府在2017年4月14日由内阁会议决定的对民进党议员提问的答辩书中称“可以在有益适当的范围内将《我的奋斗》用于教材”，众所周知，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充满了种族歧视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等。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越来越引起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忧虑和警惕。

（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

1.启示之一：借鉴学习日本课程改革注重在传承中不断借鉴与创新的精神

善于学习是日本的优良传统，从历史角度看，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便开始深入地向西方国家学习，领域也十分广泛，涉及政治、军事以及科技等，日本在学习了西方先进的技术水平和思想后，在本国广泛推行，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使日本迅速强大起来。在教育上，日本也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学习西方教育发展最新成果，并为本国的教育事业服务，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在世界处于优势地位。在学习西方时，日本是在巩固传统文化地位的同时，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并没有盲目崇拜和胡乱跟风，而是在把握本国传统的基础上，用一种理智的思维进行有选择学习，并在实践中加以创新。

日本在课程改革中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因此，我国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要首先了解自己的国情，从本国的需要入手。其次。要树立本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守住自己的根基，最后，在认真分析别国课改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将先进的改革经验为我所用，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课改之道。万物皆是变化发展的，我国的教育也应该不断随着时代变化，稳健推行，并不断进行调整。

2.启示之二：借鉴学习日本课程改革注重实施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措施

在21世纪，日本的基础教育主张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背景下，需要培养全面发展的日本人。因此，日本的课程改革把重点放在注重学生道德教育的开展，发展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材施教培养个性化的学生上。例如，日本高中加大了学生的学习自主权，学生所学习的课程除了传统的国家课程标准和学校校本课程外，主张让学生自由发展，自由机动地设计自己的课程，顺利完成后也能取得相应的学分。^[60]在保证必修课质量的前提下，尊重每一个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增加了学生的人生规划能力，为自己将来职业和人生的选择提供更明确的规划，为学生以后全面而个性化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体现了课程的现代意识，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在我国，基础教育依然没有逃脱应试教育的窠臼，学校和社会容易陷入唯分数论的境地，学校的课程内容和课程结构依旧没有完全摆脱僵化和单一的模式，大多数的学校依旧把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唯一质量标准，在这种氛围下，给学生和老师造成了高强度的压力。学校和家长过分关注考试科目，而对于非考试科目却不闻不问，久而久之的恶性循环，严重损伤了学生全面发展和社会实践能力。我国基础教育阶段以必修课为主，而选修课得不到重视，数量也屈指可数，仅存的少数选修课在一些地区和学校也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而不是真正的为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考虑。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应该把目光放在学生个性化的培养上，应培养学生的优良个性，更加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全方位的塑造，助力色彩纷呈的精彩世界。

3.启示之三：借鉴学习日本课程改革重视发挥教师的作用的做法

1996年，日本的咨询报告指出：“教育问题归根究底就是教师问题。教师有教育学生的职责，因而确保教师队伍中的优秀人才显得非常重要”“在实现以培养儿童‘生存能力’为基本的学校教育时，如何提高教师的素质和能力成为不可缺少的课题，同时，面对学校教育基本观念的转变，教师自身的改革意识也是极其重要的”。^[61]从日本的课程改革的成功经验中我们可以发现，教师在基础教育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教师的素质与能力对课程改革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无疑，课程实施的关键因素是教师。在我国，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也一再强调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并采取了诸多措施不断推进教师队伍建设。但总体上分析，教师队伍建设步伐还是显得较慢，建设力度还远远不够，在提高教师素养和学历层次方面、提高教师待遇方面，都还没有达到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接受高水平教育的需要。尤其是课程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要求，例如，综合课程的设置、创新精神的培养等，现有教师队伍难以满足需要；再如，教师的课程参与意识不足，二次加工课程的能力欠缺。这需要整个社会更进一步扎扎实实地推进教师队伍建设，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吸引更优秀的人才充实到教师队伍里，为课程的实施打好基础，为社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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