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舞的发展与变化：四川民族民间舞蹈蜀舞撷萃

2023-11-0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汉代管理俗乐舞的机构“乐府”中，《巴渝舞》是重要的一个部分。在列举的这些鼓员中，“巴渝鼓员”是人数最多的，可见在乐府中，《巴渝舞》占有重要的地位。《巴渝舞》是“角抵百戏”中歌舞类的代表性节目，是作为宣扬汉王朝强大的国力和武功的重头节目而居于整个表演中的首位。说明到汉代末期，在天子的葬礼中还存在《巴渝舞》的活动。

经过汉高祖的宫廷乐人“习学”——加工整理后的《巴渝舞》，很快进入宫廷，成为宫廷宴乐和重大典礼性质的演出活动中的重要节目，并以其颂扬汉高祖的武功，宏伟的气势和别致的民族风韵，在达官贵戚中广泛流传，对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以致在王公贵族、富豪巨贾的府邸中，都竞相表演这一舞蹈，以炫耀自己的权势和富有。这一点我们在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文学家们的发言可以证实。他们说：“贵人之家……中山素女抚流徵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是以耕者释耒而不勤，百姓冰释而懈怠。”（见《盐铁论·刺权》）他们认为，贵戚富豪的家中，听中山的美女弹琴，看《巴渝舞》的表演，这些有权势的人竞相效仿的奢侈生活，是农民不愿意去耕作，百姓们意志涣散的原因。可见当时权要之家蓄养乐舞伎人表演《巴渝舞》，已成为他们奢侈生活的代表，《巴渝舞》当时在全国已广为流传，形成风靡一时之势，成为当时的文学贤良们非议朝廷政策突出的例子。当然《巴渝舞》所形成的局势，并不只是因为汉高祖的特殊喜爱，这一乐舞所处的特殊地位，及其华丽与宏伟的场面，还因为这一乐舞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和表现出的勇武气概，是汉代兴盛时期，人们兴武强国的心理和审美的需要，这一阶段的《巴渝舞》进入了辉煌发展的时期。

在汉代管理俗乐舞的机构“乐府”中，《巴渝舞》是重要的一个部分。晋左思《蜀都赋》称：“……若乃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奋之则 pagenumber_ebook=231,pagenumber_book=226 旅，玩之则渝舞，锐气剽于中叶，跷容世于乐府。”当时的巴渝歌舞不仅在巴蜀地方，因表现着人们的刚悍性格和尚武的民风，而受到喜爱成为经常表演的节目，而且经过汉高祖的赞赏，宫廷乐人的习学，传入中原的《巴渝舞》，把刚武的锐气也带到了中原，其矫健的舞容舞貌，成为乐府中的佼佼者而传世。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描述：“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颠歌，族举递奏，金鼓迭起，铿 pagenumber_ebook=231,pagenumber_book=226 铛鞈，洞心骇耳。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鄢郢缤纷，激楚结风，俳优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娱耳目而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司马相如在描述这样盛大华丽的宫廷宴乐表演中，列举了全国各地著名的乐舞节目，如：“宋”是指“宋音”，“蔡”是指“蔡讴”，　“于遮”　则是淮南的著名鼓曲，而在提到这些代表性的节目时，首先提到“巴俞”，这里的“巴俞”就是《巴渝舞》无疑，可见《巴渝舞》在宫廷乐舞中出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处于巅峰发展的阶段。

到了西汉的哀帝时，因朝廷财力的削弱，不得不采取“罢乐府”的措施，将乐府原有的829人，裁撤了441人，削减了大半，其中“巴渝鼓员”36人，以“朝贺置酒陈殿下，应古兵法”，仍然作为宫廷的礼仪性乐舞而全部保留了下来。在《汉书·礼乐志》记述这件事中，前面提到“大乐鼓员”其中包括“巴渝鼓员”的十二个鼓员，说“凡鼓十二，员百二十八人，……”后面又提到“《安世乐》鼓员”等八个鼓员，又说“凡鼓八，凡百二十八人，……”这里提到的“鼓”明确的是指一个乐部，“鼓员”是指这一乐部的成员，并不是指击鼓的人员，也不是指击鼓而舞的人员，“巴渝鼓员”即是表演《巴渝舞》的乐部人员。在列举的这些鼓员中，“巴渝鼓员”是人数最多的，可见在乐府中，《巴渝舞》占有重要的地位。

“角抵百戏”是汉、魏乐舞杂技表演的总称。其中包含了杂技、武术、幻术、滑稽表演、音乐演奏、演唱、舞蹈等多种技艺，是一种综合性的串演形式。史书记载公元108年，元封三年的春天，汉武帝在一次庆祝活动时，许多外夷的使官都来到京都，为招待这些使者，举行了盛大的“角抵百戏”演出，《汉书·西域传》中载：“……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这里的“巴俞”是《巴渝舞》；“都卢”本来是一个国名，夫甘都卢是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的国名，即是后来的骠国，也就是缅甸。其国人体轻善于爬杆，都卢是爬杆的杂技表演；“砀极”是乐曲名；“曼衍”指的是装扮成鸟兽的假形舞蹈；“鱼龙”是鱼龙的假形舞蹈。《巴渝舞》是“角抵百戏”中歌舞类的代表性节目，是作为宣扬汉王朝强大的国力和武功的重头节目而居于整个表演中的首位。

《巴渝舞》在“罢乐府”后逐渐进入祭祀乐舞的范畴，《汉书·礼乐志》载：“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罢，可领属大乐，……”，“大乐”即　“太乐署”，就是说当时没有被罢撤，包括“巴渝鼓员”在内的388人，则要隶属于管理郊庙祭祀、宴享射仪乐舞的太乐署，《巴渝舞》则主要用于祭祀天地的南、北郊祭和宫廷大型典礼活动中。《后汉书·孝献帝纪第九》，引《续汉书》载：“天子葬……羽林孤儿，巴渝嬥歌者六十人，为六列。”说明到汉代末期，在天子的葬礼中还存在《巴渝舞》的活动。汉献帝去世时，已逊位为山阳公，虽说是按天子的礼仪安葬，而《巴渝舞》在葬礼中，仅为六列，可能是按礼乐制度王公一级的“六佾”作舞的。(www.chuimin.cn)

到魏初时，除了修改了《巴渝舞》的歌词“以述魏德”外，《晋书·乐志》载：“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3年）改汉《巴渝舞》曰《昭武舞》。至（魏明帝）景初元年（公元237年），尚书奏考览三代礼乐遗曲，据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执羽籥。及晋又改《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咸宁元年（公元275年），诏定祖宗之号，而庙乐乃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荀勖所使郭夏、宋识等所造《正德》《大豫》二舞云。”　《乐府诗集》载：“雅乐者，郊庙朝飨所奏文武二舞是也。古之王者乐有先后，以揖让得天下则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则先奏武舞，各尚其德也。”自周代制定王朝的礼仪制度以来，宫廷雅乐一直分为文舞和武舞，文舞执羽籥，武舞执干戚。魏文帝将《巴渝舞》改为《昭武舞》，是为武舞，魏明帝时《武始》《咸熙》《章斌》“皆执羽籥”，是为文舞，《巴渝舞》成为魏朝的祭祀雅乐中的武舞无疑。到了晋朝把这一乐舞改名为《宣武舞》，与之对应的是《宣文舞》，同是雅乐中的文、武二舞。在《晋书·乐志》中收入了成公绥所作的《正旦大会行礼歌》，歌词写道：“……建五旗，罗钟虡。列四悬，奏《韶》《武》。铿金石，扬旌羽。纵八佾，《巴渝舞》。咏雅颂，和律吕。于胥乐，乐圣主。”可知《巴渝舞》在晋代是皇帝在大典中以“八佾舞”的形式陈献的祭祀礼仪乐舞。虽然晋武帝在咸宁元年停用了《宣文》《宣武》二舞，改用《正德》《大豫》二舞，实际上只是歌词的不同，而舞蹈仍是原来的样子。《宋书·乐志》载：“孝建二年（公元441年）有司奏：‘二郊宜奏登哥。’又议宗庙舞事，……尚书左仆射建平王宏议以为：‘……晋氏之乐，《正德》《大豫》，及宋不更名，直为《前》《后》二舞，依据昔代意舛事乖。今宜厘改权称，以《凯容》为《韶舞》，《宣烈》为《武舞》’。”在《通典》中解释为：“……按《正德》、《大豫》二舞，即出《宣武》、《宣文》、魏《大武》三舞也。何以知之？《宣武》，魏《昭武舞》也；《宣文》，魏《文始舞》也。魏改《巴渝》为《昭武》，《五行》曰《大武》。今《凯容舞》则执籥翟，此即魏《文始舞》也。《宣烈舞》有牟弩，有干戚。牟弩，汉《巴渝舞》也；干戚，周武舞也。宋代只革其辞与名，不变其舞。舞相习传，至今不改。”其实《宣烈舞》仍是出于《巴渝舞》，只是加入了周代武舞的内容。这时的《巴渝舞》，虽然进入王朝的雅乐范畴，在政治上达到了很高的地位，但是因雅乐祭祀礼仪的要求，已走向刻板、僵化，失去了原有生动、活泼的气息，逐渐衰落下去。

《乐府诗集》又说：“汉、魏已后，咸有改革，然其所用，文武二舞而已。名虽不同，不变其舞。故《古今乐录》曰：‘自周以来，唯改其辞，示不相袭，未有变其舞者。’”《隋书·音乐下》载：“又魏、晋故事，有《矛俞》《弩俞》及侏儒导引。……今文舞执羽籥，武舞执干戚，其《矛俞》《弩俞》等，盖汉高祖自汉中归，巴俞之兵，执杖而舞也。既非正典，悉罢不用。”　《旧唐书·音乐二》又载：“魏、晋改其名，梁复号《巴渝》，隋文废之。”至此《巴渝舞》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由以上的史料记载，我们可知《巴渝舞》自民间进入宫廷，初为朝贺典礼宴乐中的节目，继而在百戏中，在贵戚富豪府邸中表演，再而在天子的葬礼中出现，后而经历魏、晋到南北朝的宋、齐、梁、陈等王朝，虽然名字几经变动，但是这一乐舞一直是中央王朝的祭祀乐舞，直到隋文帝才以“非正典”而罢之。至于唐代　“清商乐”中的《巴渝》则转化为女子表演的乐舞，已完全失去了原来劲勇的风貌了。

巴渝舞的发展与变化：四川民族民间舞蹈蜀舞撷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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