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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学人与学术:书籍与学问的连带关系

【摘要】:再次,视所有文献为材料,势必导致否定书籍与学问的连带关系。档案同样如此,外交档案涉及对方,常有夸张与掩饰,须将各方记录比勘。凡涉及双方或多方关系者,仅以一方记录为准立论,相当危险。这在古代与晚近历史的研究中尤其关键。钱穆则指出不把书籍作学问的对象,其实是过于主观自信的表现。更有进者,人类社会不仅为科学,还包含义理与艺术,其中固然有可以用科学方法证明或征实的部分,也不乏难以验证而须玄想的一面。

诚然,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说法亦有其局限,有的前人已经反复指出,有的虽经指摘,未必全是傅斯年的本意,有的则尚未道及。就本题应有之义而言,为害最大者,还是把一切文籍都当作材料。傅斯年明确宣称:“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洋人做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这一说法对于读过书或读完书的学人而言,或是从反对主观成见的角度立论,或许不无道理。陈寅恪即主张史语所以购新资料为急图,基本书籍从缓。但是对于一般后学者,却遗患甚巨。傅斯年也承认:“西洋人研究中国或牵连中国的事物,本来没有很多的成绩,因为他们读中国书不能亲切,认中国事实不能严辨,所以关于一切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辨别等等,在他们永远一筹莫展。”只是“有些地方比我们范围来的宽些”[26]。如果不读书只找材料,首先,势必使得中国人变成外国人,读不懂中国书,只能用外国观念来理解中国书;其次,将各种文献统统当作史实的客观记录,则作者的主观不可见,同样影响对文献的理解,尤其是无法探究作者的心路历程。再次,视所有文献为材料,势必导致否定书籍与学问的连带关系。

无论对傅斯年的评价如何,后来治史大都用其观念而无其底蕴,结果所有的文献在人们眼中只是史料。这虽然未必是傅斯年的本意,却很难说不是其主张的流弊。其实,书应作为书看,报应当作报看,日记当作日记看,书信当作书信看,不能仅仅作为史料看。作书看须看作者本来的完整意思,作史料看则容易以己意从中摘取片断,割裂作者原意,而组成另外的意思。此非原作者之本意,也不是历史的本相,而是研究者心中的历史。

作书看还要由书见人,如吴宓日记反映其情感的偏执,朱自清日记可见其内心深处的自卑。同是日记书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写法,不同的习惯,不同的目的。按照傅斯年的标准,日记、书信等无疑是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当事人的相关日记书信,往往成为判断的依据。但也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日记写作时即为了给人看,或给皇帝看(李慈铭日记)、或给上司看(驻外使节呈交刊刻的日记)、或给后人看(胡适日记即是要留作史料);也有的日记写给自己看,多记私密性琐事,公事大事要事反而疏于记录;还有的日记怕人看,所以只记事不议论,或事后加以删削。因此,要通过日记看清主人的风格习惯,有的不仅要看记什么,更要留意不记什么,为何不记。清季戊戌庚子间史料相对稀疏,日记尤为明显,显然因为清廷文网严密,朝野人士或事先留空,或事后处理。胡适则于日记中不记于其不利之事(或事后删削)。书信亦然。汪康年师友书札反映清季史事极多,但其人三教九流无所不交,给不同人写信的态度各异,须将同一时期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信札前后左右看,才能把握汪康年本人的态度和作为。近代报刊多有党派背景,还有编辑者的立场。档案同样如此,外交档案涉及对方,常有夸张与掩饰,须将各方记录比勘。凡涉及双方或多方关系者,仅以一方记录为准立论,相当危险。进而言之,档案与其说是史料的一种类型,不如说是保存材料的一种方式。其中各类材料都有,官样文章尤多。如果不能善用,反易为其所误。

以此为鉴,所有的史料都具相对性,傅斯年的区分可以提供基本的判断,当然他也一再强调相对而言。但若仅以史书为史料,虽然不受前人主观影响,却也不见前人心思所系。如古史辨之于两汉以上,打破所谓黄金时代的神话,不无道理,因此而不见经学对两汉以下的作用,未免因噎废食。傅斯年对《晋书》《宋史》的评价颇具代表性,他说:“对于我们,每一书保存的原料越多越好,修理得越整齐越糟。反正二十四史都不合于近代史籍的要求的,我们要看的史料越生越好!然则此两书保存的生材料最多,可谓最好。”这与一般史家诟病《晋书》《宋史》的紊乱,眼界很不相同,而一般认为最能锻炼的《新五代史》《明史》,在傅斯年看来,因材料原来面目被改变,反而糟了。[27]如此,则《史记》难入高明,著述的例法等等,也完全不见其意义。这与中国无史论有着同样的意思,都认为是有史料而无史书。著述当然不仅是客观叙述事实,同时也表达其主观意愿或期望,这样的主观对于所欲记录的事实或许不足为法,但是却能展现那时人们对于此类事实的看法及态度。而且,学人著述,心中潜在对象常有若干层面,究竟写给谁看,哪些意思希望谁能理解,确有讲究。不能体察,如何读懂?

读书与找材料不同,须既见事又见人,通过人的言行揭示或展现其性格作派思维,不仅可见这类言行属于这一人物,而且可知这一人物才有这类言行。这在古代与晚近历史的研究中尤其关键。因为古代史材料疏失较多,多重文化,晚近材料丰富,多重人事。今人所写传记,往往见事不见人,与只找材料不读书不无关系。而人是历史的中心,人的有意识活动与社会的有规律运动,构成历史演化的内容。

读书不仅可以了解作者,更可见“书中有学”。宋育仁和钱穆都批评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仅仅将书籍当作材料,而非学问的对象。“古学是书中有学,不是书就为学”,“学者有大义,有微言,施之于一身,则立身行道,施之于世,则泽众教民。……今之人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不过欲逞其自炫之能力,以成多徒,惑乱视听。既无益于众人,又无益于自己。凡盘旋于文字脚下者,适有如学道者之耽耽于法术,同是一蛊众炫能的思想,乌足以言讲学学道,适足以致未来世之愚盲子孙之无所适从耳”[28]。钱穆则指出不把书籍作学问的对象,其实是过于主观自信的表现。虚心读书,积累系统知识,才是向学的正道。(www.chuimin.cn)

更有进者,人类社会不仅为科学,还包含义理与艺术,其中固然有可以用科学方法证明或征实的部分,也不乏难以验证而须玄想的一面。钱基博《十年来之国学商兑》引裘匡庐《思辨广录》论东西学术的不同,对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学的批评,不无借鉴意义:

近人喜言以科学治学方法整理国学者,是殆未明吾东方固有之学术,其性质与今之所谓科学者迥别。研究科学及一切形质之学者,如积土为山,进一篑有一篑之功,作一日得一日之力,论其所得之高下浅深,可以计日课程而为之等第也。治心性义理之学者,如掘地觅泉,有掘数尺即得水者,有掘数丈始得水者,有掘百数十丈然后得水者,有掘百数十丈而终不得水者,有所掘深而得水多,亦有所掘深而得水反少者,有所掘浅而得水少,亦有所掘浅而得水反多者。而所得之水,又有清浊之分,甘苦之别,不能尅日计工,而衡其得水之多寡清浊也。其一旦得水也,固由于积日累功而成;然当其未及泉也,则无论用力如何勤苦,经营如何之久,若欲预计其成功之期,则固无人能言其明确之时日者也;所谓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治心性义理之学,亦犹是矣。当其体察钻研,沈潜反复,虽志壹气凝,用力极其勤奋,苟未至于一旦豁然贯通之日,则无论用力如何勤苦,杳不知其成功之究在何时也。且此所谓一旦者,不能以日计,不能以月计,亦不能以年计;但由正知正见而入,至于用力之久,则终当有此一旦已耳。然亦有用力既勤且久,而终无此一旦者,亦正不鲜。就其大别言之,有得人一言之启发而即大悟者,有积数年数十年之力学苦参而始悟者,有勤奋终身而仍未大悟者,有勤奋终身而终不悟者。盖学之偏于实者,其程效可以计功计日。学之偏于虚者,苟非实有所悟,则决无渐臻高深之望。语其成功,不闻用力之多寡,为时之久暂也。

明陈白沙先生论学曰:“学有由积累而至者,有不由积累而至者。有可以言传者,有不可以言传者。”大抵由积累而至者,可以言传也。不由积累而至者,不可以言传也。东西学术之别视此矣。凡西哲之学问,莫不重系统,有阶级,故其学皆由积累而至,皆可以言语文字传授者。若吾东方之学术则异乎是。不特性命之根源,精微之义理,本非可以积累而至,可以言传;即九流末伎如医卜星相之徒,苟语及精微之处,设于道一无所知,则终身亦决无自臻于高明之境。道如一大树,圣贤得其根干,方伎得其枝叶;此中道妙,父不能传之于子,师不能授之于弟,亦不由积累而至,亦非可以言语传授者也。圣贤相传之道,非古圣能创作也,不能因其固有之道举以告人耳。如黄山天台之景,天下之奇观也,然此境非吾曹所能创造,亦非吾曹所能建设;夫地间原有此境,欲知此境,只须亲到亲见;圣贤不过先到此境,先见此境而已。吾人苟能笃信古圣之所指示,孳孳日进,终必有实到此境,实见此境之一日。迨已到已见之后,方知此境本为古今人人之共有,既非先圣所能创作,亦非后圣所能改造。且如黄山天台,天地间既实有此山,此山终古不改,则凡曾到此山者,其所见即无一不同。千万年以前,曾见此山者,所说如是;千万年以后,凡见此山者,所说亦必如是;决不能于实际增益分毫,亦决不能于实际减削分毫,以稍有增减,即与固有者本然者不合也。[29]

诚如张尔田等人所说,义理之学,不能专凭目验,不能即时示人以证据。[30]而裘匡庐以圣贤所言为准则的办法,亦很难让傅斯年等人接受。正因为史料不完全,历史还有义理与艺术的一面,所以仅用分析、比较、归纳各法尚有不足,还须领悟贯通,以免将天边的浮云误认作树林。而傅斯年在文学史的范畴,也承认不能只讲事实,他说:“宋人谈古代,每每于事实未彰之先,即动感情,这是不可以的;若十足的汉学家,把事实排比一下就算了事,也不是对付文学的手段,因为文学毕竟是艺术。必先寻事实之详,然后成立说者与所说物事相化之情感,如此方能寡尤,方能遂性。”[31]此即以实证虚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