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近代学术史上建树大见识高而又大体得到各方公认者,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都不必因缘胡适发端的代际兴替,而达到超越其新学术的高峰。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胡适一身二任,处置相对得宜,因此当学界偏向明显,乱相太甚时,观念见识均有不同的学人往往都希望他出面,以其声望地位和影响力挽狂澜。本文旨在说明,要确切认识胡适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及其阶段性变化,还是应当......
2023-11-03
诚然,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说法亦有其局限,有的前人已经反复指出,有的虽经指摘,未必全是傅斯年的本意,有的则尚未道及。就本题应有之义而言,为害最大者,还是把一切文籍都当作材料。傅斯年明确宣称:“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洋人做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这一说法对于读过书或读完书的学人而言,或是从反对主观成见的角度立论,或许不无道理。陈寅恪即主张史语所以购新资料为急图,基本书籍从缓。但是对于一般后学者,却遗患甚巨。傅斯年也承认:“西洋人研究中国或牵连中国的事物,本来没有很多的成绩,因为他们读中国书不能亲切,认中国事实不能严辨,所以关于一切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辨别等等,在他们永远一筹莫展。”只是“有些地方比我们范围来的宽些”[26]。如果不读书只找材料,首先,势必使得中国人变成外国人,读不懂中国书,只能用外国观念来理解中国书;其次,将各种文献统统当作史实的客观记录,则作者的主观不可见,同样影响对文献的理解,尤其是无法探究作者的心路历程。再次,视所有文献为材料,势必导致否定书籍与学问的连带关系。
无论对傅斯年的评价如何,后来治史大都用其观念而无其底蕴,结果所有的文献在人们眼中只是史料。这虽然未必是傅斯年的本意,却很难说不是其主张的流弊。其实,书应作为书看,报应当作报看,日记当作日记看,书信当作书信看,不能仅仅作为史料看。作书看须看作者本来的完整意思,作史料看则容易以己意从中摘取片断,割裂作者原意,而组成另外的意思。此非原作者之本意,也不是历史的本相,而是研究者心中的历史。
作书看还要由书见人,如吴宓日记反映其情感的偏执,朱自清日记可见其内心深处的自卑。同是日记书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写法,不同的习惯,不同的目的。按照傅斯年的标准,日记、书信等无疑是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当事人的相关日记书信,往往成为判断的依据。但也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日记写作时即为了给人看,或给皇帝看(李慈铭日记)、或给上司看(驻外使节呈交刊刻的日记)、或给后人看(胡适日记即是要留作史料);也有的日记写给自己看,多记私密性琐事,公事大事要事反而疏于记录;还有的日记怕人看,所以只记事不议论,或事后加以删削。因此,要通过日记看清主人的风格习惯,有的不仅要看记什么,更要留意不记什么,为何不记。清季戊戌庚子间史料相对稀疏,日记尤为明显,显然因为清廷文网严密,朝野人士或事先留空,或事后处理。胡适则于日记中不记于其不利之事(或事后删削)。书信亦然。汪康年师友书札反映清季史事极多,但其人三教九流无所不交,给不同人写信的态度各异,须将同一时期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信札前后左右看,才能把握汪康年本人的态度和作为。近代报刊多有党派背景,还有编辑者的立场。档案同样如此,外交档案涉及对方,常有夸张与掩饰,须将各方记录比勘。凡涉及双方或多方关系者,仅以一方记录为准立论,相当危险。进而言之,档案与其说是史料的一种类型,不如说是保存材料的一种方式。其中各类材料都有,官样文章尤多。如果不能善用,反易为其所误。
以此为鉴,所有的史料都具相对性,傅斯年的区分可以提供基本的判断,当然他也一再强调相对而言。但若仅以史书为史料,虽然不受前人主观影响,却也不见前人心思所系。如古史辨之于两汉以上,打破所谓黄金时代的神话,不无道理,因此而不见经学对两汉以下的作用,未免因噎废食。傅斯年对《晋书》《宋史》的评价颇具代表性,他说:“对于我们,每一书保存的原料越多越好,修理得越整齐越糟。反正二十四史都不合于近代史籍的要求的,我们要看的史料越生越好!然则此两书保存的生材料最多,可谓最好。”这与一般史家诟病《晋书》《宋史》的紊乱,眼界很不相同,而一般认为最能锻炼的《新五代史》《明史》,在傅斯年看来,因材料原来面目被改变,反而糟了。[27]如此,则《史记》难入高明,著述的例法等等,也完全不见其意义。这与中国无史论有着同样的意思,都认为是有史料而无史书。著述当然不仅是客观叙述事实,同时也表达其主观意愿或期望,这样的主观对于所欲记录的事实或许不足为法,但是却能展现那时人们对于此类事实的看法及态度。而且,学人著述,心中潜在对象常有若干层面,究竟写给谁看,哪些意思希望谁能理解,确有讲究。不能体察,如何读懂?
读书与找材料不同,须既见事又见人,通过人的言行揭示或展现其性格作派思维,不仅可见这类言行属于这一人物,而且可知这一人物才有这类言行。这在古代与晚近历史的研究中尤其关键。因为古代史材料疏失较多,多重文化,晚近材料丰富,多重人事。今人所写传记,往往见事不见人,与只找材料不读书不无关系。而人是历史的中心,人的有意识活动与社会的有规律运动,构成历史演化的内容。
读书不仅可以了解作者,更可见“书中有学”。宋育仁和钱穆都批评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仅仅将书籍当作材料,而非学问的对象。“古学是书中有学,不是书就为学”,“学者有大义,有微言,施之于一身,则立身行道,施之于世,则泽众教民。……今之人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不过欲逞其自炫之能力,以成多徒,惑乱视听。既无益于众人,又无益于自己。凡盘旋于文字脚下者,适有如学道者之耽耽于法术,同是一蛊众炫能的思想,乌足以言讲学学道,适足以致未来世之愚盲子孙之无所适从耳”[28]。钱穆则指出不把书籍作学问的对象,其实是过于主观自信的表现。虚心读书,积累系统知识,才是向学的正道。(www.chuimin.cn)
更有进者,人类社会不仅为科学,还包含义理与艺术,其中固然有可以用科学方法证明或征实的部分,也不乏难以验证而须玄想的一面。钱基博《十年来之国学商兑》引裘匡庐《思辨广录》论东西学术的不同,对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学的批评,不无借鉴意义:
近人喜言以科学治学方法整理国学者,是殆未明吾东方固有之学术,其性质与今之所谓科学者迥别。研究科学及一切形质之学者,如积土为山,进一篑有一篑之功,作一日得一日之力,论其所得之高下浅深,可以计日课程而为之等第也。治心性义理之学者,如掘地觅泉,有掘数尺即得水者,有掘数丈始得水者,有掘百数十丈然后得水者,有掘百数十丈而终不得水者,有所掘深而得水多,亦有所掘深而得水反少者,有所掘浅而得水少,亦有所掘浅而得水反多者。而所得之水,又有清浊之分,甘苦之别,不能尅日计工,而衡其得水之多寡清浊也。其一旦得水也,固由于积日累功而成;然当其未及泉也,则无论用力如何勤苦,经营如何之久,若欲预计其成功之期,则固无人能言其明确之时日者也;所谓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治心性义理之学,亦犹是矣。当其体察钻研,沈潜反复,虽志壹气凝,用力极其勤奋,苟未至于一旦豁然贯通之日,则无论用力如何勤苦,杳不知其成功之究在何时也。且此所谓一旦者,不能以日计,不能以月计,亦不能以年计;但由正知正见而入,至于用力之久,则终当有此一旦已耳。然亦有用力既勤且久,而终无此一旦者,亦正不鲜。就其大别言之,有得人一言之启发而即大悟者,有积数年数十年之力学苦参而始悟者,有勤奋终身而仍未大悟者,有勤奋终身而终不悟者。盖学之偏于实者,其程效可以计功计日。学之偏于虚者,苟非实有所悟,则决无渐臻高深之望。语其成功,不闻用力之多寡,为时之久暂也。
明陈白沙先生论学曰:“学有由积累而至者,有不由积累而至者。有可以言传者,有不可以言传者。”大抵由积累而至者,可以言传也。不由积累而至者,不可以言传也。东西学术之别视此矣。凡西哲之学问,莫不重系统,有阶级,故其学皆由积累而至,皆可以言语文字传授者。若吾东方之学术则异乎是。不特性命之根源,精微之义理,本非可以积累而至,可以言传;即九流末伎如医卜星相之徒,苟语及精微之处,设于道一无所知,则终身亦决无自臻于高明之境。道如一大树,圣贤得其根干,方伎得其枝叶;此中道妙,父不能传之于子,师不能授之于弟,亦不由积累而至,亦非可以言语传授者也。圣贤相传之道,非古圣能创作也,不能因其固有之道举以告人耳。如黄山天台之景,天下之奇观也,然此境非吾曹所能创造,亦非吾曹所能建设;夫地间原有此境,欲知此境,只须亲到亲见;圣贤不过先到此境,先见此境而已。吾人苟能笃信古圣之所指示,孳孳日进,终必有实到此境,实见此境之一日。迨已到已见之后,方知此境本为古今人人之共有,既非先圣所能创作,亦非后圣所能改造。且如黄山天台,天地间既实有此山,此山终古不改,则凡曾到此山者,其所见即无一不同。千万年以前,曾见此山者,所说如是;千万年以后,凡见此山者,所说亦必如是;决不能于实际增益分毫,亦决不能于实际减削分毫,以稍有增减,即与固有者本然者不合也。[29]
诚如张尔田等人所说,义理之学,不能专凭目验,不能即时示人以证据。[30]而裘匡庐以圣贤所言为准则的办法,亦很难让傅斯年等人接受。正因为史料不完全,历史还有义理与艺术的一面,所以仅用分析、比较、归纳各法尚有不足,还须领悟贯通,以免将天边的浮云误认作树林。而傅斯年在文学史的范畴,也承认不能只讲事实,他说:“宋人谈古代,每每于事实未彰之先,即动感情,这是不可以的;若十足的汉学家,把事实排比一下就算了事,也不是对付文学的手段,因为文学毕竟是艺术。必先寻事实之详,然后成立说者与所说物事相化之情感,如此方能寡尤,方能遂性。”[31]此即以实证虚之意。
有关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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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03
1903年10月5至6日,上海的《国民日日报》连载了一篇题为《道统辨》的文章,其结语断言:中国自上古以来,有学派,无道统。而道统论本来与正统论密不可分。这与清季革新人士抨击道统论的立意截然不同。建立新道统的目的,就是为了压倒同时的旧学派。[8]道统论的出现,反映出宋学的门派意识日渐明确,不仅与此前的章句繁琐之学立异,其内部门派分立的倾向也渐趋强烈。历史顺序表明,道统论之后,中国出现了学派的概念。......
2023-11-03
如果在空间的“实地”之上,再加入时间的成分,通过对各种史料的了解把握达到亲临现场的效果,则有助于回到当时当地的“历史现场”,其应用范围可以大为扩展,而不仅限于民史的建立。所谓回到历史现场,不仅要回到一定的空间位置,回到事情发生的那个时代或那段时间,而且要设法回到当时当地,回到事情正在发生的过程之中。......
2023-11-03
陈寅恪与刘文典书,除正面回应对对子问题外,更重要的是阐述了他对比较研究方法的意见。就比较研究而言,陈寅恪推崇合本子注法而批评格义法,显然意在讥讽晚清以来附会中西学说的猖獗。乐黛云教授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称:吴宓1924年在东南大学开设的“中西诗之比较”,是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性质的讲座。或谓翟氏曾据瑞恰慈的观点和讲稿写成《比较文学》的批评著作,对英、法、德三国文学进行了比较研究。......
2023-11-03
抗战后,中国再度陷入内战,正常的学术研究难以展开。曹伯韩介绍了郭沫若和吕振羽一派“新史学家”关于古代社会与历史分期的论点,认为他们的意见虽然还不足为定论,但较仅仅存疑者进了一大步,表现了更深刻的见解。会上郭沫若发表了题为《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的讲话,对改名一事有所解释。范文澜则通过新史学会的工作成绩将“转向”具体化,其一,在政治理论方面每个同人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其六,举行了一些专题报告会。......
2023-11-03
与此同时,南方各大学的史学会持续活动,如中央大学的史学会,基本继承了东南大学的学风,与北平隐然对峙。广州的中山大学也组织了史学研究会,发起所谓“现代史学”运动。后者因为北大史学系学生再三反对,被迫辞去系主任职位,并最终离开北大,经黎东方介绍,被中山大学聘为史学系主任。与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史学会相似者有北平研究院的史学研究会。......
2023-11-03
但是,傅斯年并不认为史学的目的与功能仅此而已。[20]傅斯年强调整理史料的方法就是比较不同的史料,更重要的还在于以下两点,即“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傅斯年强调的是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关系,讲究的是包括真伪在内的材料的可信度问题。......
2023-11-03
而此法又因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的踪迹可寻,判断其当否反较容易。平行比较则不同,如果不是对所比较之人事有全面深入系统的了解认识,确定为普遍的天理人心,则格义附会,似是而非,主观任意性极强。自西学凌驾于中学,中国被动进入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无论态度肯定与否,参照比附西学为中土学人的一大共性。......
2023-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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