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学：迎来史料学的突破

傅斯年正式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概念，始于1928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原文为：“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近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致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1]这一表达，傅斯年先后还使用过“便是”“本是”“即”等等，意思大同小异。[2]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所认为“只是史料学”的历史学，并非泛泛而言，而是指近代的历史学。这种近代的历史学不同于古典的史学，确切地说，是分科治学以后的史学。这样的史学虽然以近代以来的欧洲为典范，在中国历史上却早已出现过。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史学也发达较早。所以，所谓“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绝不是故作大言，而是傅斯年对于中西史学历史变迁的理解与把握的浓缩。

要想完整地理解“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最重要的文本是《史学方法导论》。该书不仅是傅斯年系统阐述其史学观念的主要体现，也是其一生教学讲授的基本教材。可惜全本迄未得见，目前各家引述的只是残篇。据傅斯年所拟目录，这份讲义共分七讲，依次为：第一讲，论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论史学在“叙述科学”中之位置；论历史的知识与艺术的手段。第二讲，中国及欧洲历代史学观念演变之纲领。第三讲，统计方法与史学。第四讲，史料略论。第五讲，古代史与近代史。第六讲，史学的逻辑。第七讲，所谓“史观”[3]。台湾联经版的《傅斯年全集》出版时，编者说明这是傅斯年任教北京大学时的讲义，仅存第四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的《傅斯年全集》，照联经版录入。

尽管目前仍无法得窥《史学方法导论》的全貌，从新出史料还是可以更多地了解该书的内容，而这对于全面认识傅斯年的史学观念，无疑相当重要。1995年12月刊登于《中国文化》第12期的未刊稿《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傅斯年从三方面加以讨论，一、中国历代对于史学观点之变迁，二、西欧历代对于史学观点之变迁，三、近代数种史观之解释。与《史学方法导论》的拟目比较，至少应当就是第二讲的内容，并涉及第七讲的一部分。[4]而据1933年度《国立北京大学一览》的《〈史学方法导论〉课程纲要》，傅斯年为北大历史系所开的这门必修课，只有三方面的内容，即“一、中国及欧洲史学观点之演进。二、自然科学与史学之关系。三、史料之整理办法”[5]。这与傅斯年的拟目差距较大，至少表明截至1934年，《史学方法导论》的框架仍不完整。

从其他蛛丝马迹看，傅斯年似未将该讲义完整写出，例如第三讲的统计方法与史学，傅斯年曾经说：“统计学应该是一个mathematical discipline，不该一节一段的乱猜。中国现在好几本统计学，没有一本说它是probabilities之应用的，这样子的统计学不是科学……至于历史与统计，更是笑话。历史那里有许多可供统计（科学的统计）的事实？我好引Rifferplaton的方法，‘以字数统计证Dialogue之先后’。但这真是统计学的屑末而已。强谓统计与史学大有关系，亦幻想也。”顾颉刚指其“自谓算学很好，统计第一”，傅斯年以“名誉攸关，不得不辩”，还专门致函胡适，说是“此真笑话，我断不至妄到这一步也”[6]。目前所见第四讲《史料论略》一开始就说：“我们在上章讨论中国及欧洲历史学观念演进的时候”，而据傅斯年的拟目，讨论中国及欧洲历史学观念的演进应是第二讲，按照北京大学1933年度《〈史学方法导论〉课程纲要》，则中间夹着一讲“自然科学与史学之关系”，均不及统计方法与史学。

另外，同属中研院的史语所与社会学所有明确分工，前者并不涉足由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史。[7]这恐怕不仅是职责的差异使然，即使到1950年代，迁移到台北的“中研院”筹建近代史所，史语所的一些先生仍持明确的反对态度。虽然那时傅斯年已经故去，多少还是反映了这些有着相同或相近学术理念的学人的长期共识。

由此可见，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的若干讲，可能并未形成完整的文字，如第三、五等讲。从上述情形判断，傅斯年拟定的七讲，应当不是平均用力，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第一、二、四、七各讲。除第一讲外，其余各讲已经有了傅斯年本人所写的较为系统的文本作为依据，而第一讲的基本内容，从傅斯年的各种相关文字中，也可以窥见大体。这为理解傅斯年的史学思想的基本系统，特别是全面地解读一些近乎口号式的概念，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能够有效地避免断章取义或隔义附会。

《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其主体也就是《史学方法导论》的第二讲“中国及欧洲历代史学观念演变之纲领”，可以说是从中外史学发展进程的角度来理解“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关键。按照傅斯年的认识，“客观史学方法，非历史初年产物，而为后起之事。大概每一个民族历史的发展，最初都是神话与古史不分，其次便是故事与史实的混合，经过此二阶段后，历史乃有单独的发展”。这一通例，中外大体一律，只是中国文化发达甚早，史学的成熟也相对较早。《春秋》以下，已出现纪事编年系统。但《史记》并非客观历史，司马迁非考订家而是记录家，将记事与记理融于一炉，寓褒贬于著述，加入主观思想，有其特殊见解，成一家之言，为综合史体。其长处在于：1﹒比较编年学之观念之早现；2﹒八书即中国古代的文化史；3﹒纪传体成立，与编年成史学两派； 4﹒史始自成一派。所以《史记》为承前启后的一大部著作。

但自汉迄唐，史学竞胜者只在文学与史法，到了宋代才风气大变。宋代史学最发达，“最有贡献而趋向于新史学方面进展者，《通鉴考异》《集古录跋尾》二书足以代表。前者所引之书，多至数百余种，折衷于两种不同材料而权衡之，后者可以代表利用新发现之材料以考订古事，自此始脱去八代以来专究史法文学之窠臼而转注于史料之搜集、类比、剪裁，皆今日新史学之所有事也”。至于《资治通鉴》《五代史》《新唐书》等，虽然于《春秋》的正统思想有莫大的解放，仍不能廓清主观成分。尽管如此，北宋史学已远超前代，可惜南渡后无进展，元明时生息奄奄。清朝史学家为避文网，不敢作近代史料之搜集编纂，而趋于考订史料之一途，《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贡献最大。“然而有清一代始终未出一真史家与真史书。现在中国史料由于地下之发掘与考古学之贡献，日益加多，作史较易，加以近代西洋史学方法之运用与乎社会科学工具之完备，今后史学界定有长足的进展。”

这样的观点，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已经出现。傅斯年称：司马迁的《史记》传信存疑以别史料，能作八书，排比列国纪年，“若干观念比十九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欧阳修的《五代史》不是客观史学，而《集古录》“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工夫”。欧阳修的《五代史》、朱熹的《纲目》代表中世古世的思想，司马光的《通鉴》则能利用无限的史料，考订旧记。“宋朝晚年一切史料的利用，及考定辨疑的精审，有些很使人更惊异的。照这样进化到明朝，应可以有当代欧洲的局面了。”不幸因为蒙元入侵，以及清朝政府最忌真史学发达，不仅不能开新进步，反而退步。[8]

傅斯年和陈寅恪都十分推崇宋代史学，但具体标志，略有不同，《通鉴考异》是两人共同标举的代表作。《史学方法导论》称：“在中国详述比较史料的最早一部书，是《通鉴考异》。这里边可以看出史学方法的成熟和整理史料的标准。在西洋则这方法的成熟后了好几百年，到十七八世纪，这方法才算有自觉的完成了。”[9]

傅斯年虽然认为中国史学发达甚早，并将宋代史学的诸多特征指为新史学，实际上却是以欧洲近代的新史学作为标准，来反证中国的史学发展程度。他说：“中国学问，自古比西洋继续性大，但最近千年来，反不如西洋之有继续性，此亦中国近代文化落后之一原因。”欧洲希腊以前的史学，只是文学的附庸。罗马教会成立以后，未经外力扫荡，只有内部改革，不如中国经永嘉、靖康两次南渡，历代史籍，传少失多，专家之学，不得传承，许多学问，多成绝学。所以奥古斯丁以整齐方法叙述史实，以历史证明有系统之神学，文艺复兴时期，更由于对希腊古学的兴趣和探究，形成脱离宗教色彩的新文学新史学，只是仍不以史为谈事之对象，而以史学为表现文学之工具。

近代欧洲史学的发展体现于两方面，一是观点变化，“近代史学观点，与其谓为出于思想之变化，毋宁谓为事实之影响”。由于新大陆的发现等事实，从前上下古今一贯的学说根本动摇，“对于异样文明，发生新的观念、新解释的要求，换言之，即引起通史之观念、通史之要求”。二是方法改进，欧洲中世纪以来，各种类型的史料增多，“近代历史学之编辑，则根据此等史料，从此等史料之搜集与整理中，发现近代史学之方法——排比、比较、考订、编纂史料之方法——所以近代史学亦可说是史料编辑之学。此种史学，实超希腊罗马以上，其编纂不仅在于记述，而且有特别鉴订之工夫。……过去史学与其谓史学，毋宁谓文学；偏于技术多，偏于事实少；非事实的记载，而为见解的为何。史学界真正有价值之作品，方为近代之事”。“此二种风气—一重文学，一重编辑史料—到后形成二大派别，一派代表文史学，一派代表近代化之新史学。”前者“不在史料本身之讲求，而惟文学、主观见解之是务”，相关作品对世界影响虽大，终以文学价值为多；后者则重视记载之确实性，因所见史料超过前人，记载也较前人更加确实。“此外史料来源问题，亦使新史学大放异彩。……由于史料之搜集、校订、编辑工作，又引起许多新的学问。”尤其是考古学、语言学和东方学，近代均有大的发展。人们对于自身、世界以及其他文化历史的认识大为扩张。

正是基于上述事实，傅斯年断言：“综之，近代史学，史料编辑之学也，虽工拙有异，同归则一，因史料供给之丰富，遂生批评之方式，此种方式非抽象而来，实由事实之经验。”[10](www.chuimin.cn)

周予同将现代中国史学大别为史料与史观两派的观点影响深远，而傅斯年在被视为史料派代表的同时，似乎被剥夺了对于史观的发言权。这一划分后人大抵延续，且被不断简化和放大。实则尽管傅斯年对于史观不能说毫无成见，却的确下过功夫，加上长期留学欧洲的背景，了解的程度当在不少批评者之上，绝非一般不知不觉的偏见。目前《史学方法导论》的第七讲“所谓史观”虽不可见，但《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的第三节“近代数种史观之解释”，还是提供了傅斯年关于史观的系统意见。他认为：“因人类接触，发生世界史要求，以解决新问题，同时一般哲学家以为历史无非事实之记录，事实之演变，必有某种动力驱之使然，如能寻着某种动力之所在，则复杂之历史，不难明其究竟，因是而有史观之发生。所谓史观，即历史动力之观察，观点不同，推论即异。”傅斯年选择最有势力的三种史观加以概述，即进化史观、物质史观和唯物史观。

一般关于进化论的描述，都说源于达尔文对生物学的考察，后来赫胥黎用于人类社会，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傅斯年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认为达尔文学说不出自生物学，而得自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将马氏的生存竞争思想用于生物界，得出自然淘汰的观念，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思想由此生出。这一思想盛极一时，深深影响了19世纪下半叶的学术界，连人文科学、物质科学亦大受其影响。进化论的优点，“在将整个时间性把握住，于史学演进给一新的观点，同时文化人类学、人种学之兴起亦有帮助”，其流弊则文艺复兴以来的学术思想自由发生断裂，人道主义趋于淘汰，武力主义逐渐抬头。

所谓物质史观，主要是以地理环境解释人类的种族与文化发展差异，以英国的博克尔（T.H.Buckle）为代表，所著《英国文化史》包罗万象，在19世纪前中期相当流行。后来虽然渐衰，实则许多思想已经演变为不言而喻的常识深入人心。20世纪法国的人文地理学派承其衣钵，仍然盛行。该派认为，人类进化与天然影响成反比，其解释对于历史有帮助，但常有例外，马克思对此曾有详细的批评。

进化论和地理影响说曾经在近代中国发生过广泛影响，在史学领域，夏曾佑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和梁启超的一系列论著，可为代表。到了傅斯年的时代，这两种观念的影响已经内化为教科书的内容而趋于平淡，而唯物史观逐渐兴起并流行，尤其在青年学人和学生当中，渐成主导性思潮。傅斯年对此相当不以为然，他认为马克思在史观方面的贡献一是剩余价值论对于人文地理学派多所批评，二是共产主义宣言。其弊端则为：一、将整个世界进展视作直线进程，各个历史阶段只是将黑格尔的横断发展变为纵断发展。这种将历史抽象化的做法，与天主教神学思想的一元论和普世化有关。二、根据工业革命前后的史料，以历史片断现象而欲概括通有之历史现象，是诚不可能。

傅斯年对于史观尤其是唯物史观的态度，不说是偏见，至少有些成见。不过，他的看法确有学理和时势两方面的思考。从学理的角度，那一时期以欧洲为中心（并非地理上，而是思维方式上）的人类社会历史认识，更倾向于整体上通盘解决，希望建立统一的系统，将各种文化排列其中。在进化论制导下，空间形态不同的文化被放置到同一时间序列中，而这样的观念被实践进化论的西方列强用行动张开世界体系的大网，注入一切被网罗其中的其他文化系统承载者的精神世界，并反过来扩大和强化着观念本身，认识几乎等同于真理。可是，这种由历史哲学发生出来的抽象化认识，并未得到历史事实的充分支撑。甚至可以说是在惘顾或大量牺牲史实的前题下做出的推论。只是欧洲的历史哲学与历史学，有着学科分界和文化差异的纠葛，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有限，或者说，史学专家比较能够把握二者的分际。当李大钊将唯物史观引进中国时，就把历史理论与记述历史分别，只承认前者是历史科学。[11]后来被纳入历史学科的史学理论，也一般被认为与史学研究无关，因为既不能提供史学研究以利器，相关学人也往往不从事不擅长具体的史学研究。而将历史哲学作为史学理论，很难说是得其所哉。时至今日，随着研究的深入扩展和观念的调整，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统一历史观及其发展阶段的划分，越来越受到挑战。

就时势而言，当时好讲史观者的确存在概念化教条化倾向，强事实以就我的情形相当普遍，令掌握史实较多而解读史料能力较强的学人相当不以为然。1945年4月，金毓黻读过由范文澜主编、以中国历史研究会名义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认为该书“实延安共产党本部所编大学丛书之一也。综观编辑大旨，系主唯物史观，以农夫、工人之能自食其力者为国家社会之中心，如君、相、士大夫、富商、豪民皆在排斥之列。如宋代之王小波、方腊、宋江、钟相、杨么，当时视为草泽群盗者，皆尊之为饥民团结反抗暴虐之政府。又如宋儒程颐、朱熹为前代君相所尊崇者，则讥为曲学阿世，供人利用，又摭举其个人私德以为其品格尚有可议。似此力反昔贤之成说，而为摧毁无余之论，毫无顾忌，又前此尚论诸家所未有也。范君本为北京大学同学，又同请业于蕲春先生之门，往日持论尚能平实，今乃为此偏激之论，盖为党纲所范围而分毫不能自主者”[12]。

直到1947年，安志敏评点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2册，“对翦氏之治史精神固不胜钦佩，而于其内容，则觉错误累累，触目皆是，不禁大失所望。……著者用力之劬，固令人佩服，惜依据资料太少，未能充分利用考古资料，兼以个人主见甚深，致歪曲事实颇多，对中外学者研究之结果既未充分利用，而个人之见解又多无所根据，遂致虚耗精力，徒费篇幅，此古人所以深戒‘不知而作’欤”？尽管安氏声明：“皆以客观态度，纯为学术上之检讨，想翦氏必能谅其直率也”[13]，如此毫不留情，体无完肤，即使在《燕京学报》第30至32期锐气十足的书评系列中，也显得相当突出。

范、翦均为代表唯物史观的“新史学”大家，但上述批评并非由于对唯物史观心存偏见。金毓黻对于同样以唯物史观为统的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其看法却是：“然其最可取者，全书以经济史观为主眼，一贯而下，颇能自成家言。论其骨干，实为绝去依傍，自抒所见，此亦难能可贵之一端。余读此书有不忍释手之征象，则此价值高人一等又可知矣。”[14]

史料与史观的对立冲突不仅在民国时期使得学人产生分歧，即使到了后来，还演变为史与论的纠葛，长期困扰着史学界。无论是以论带史、论从史出还是史论结合等等，虽有高下当否之别，都不能恰当解决二者的关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史学研究的深入，有碍于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的探究。并不卷入史料与史观之争的陈垣曾批评专讲史法者史学往往不好，虽然所谓史法是刘知几、章学诚的编撰之法，并有暗射好讲史学方法的胡适等人之意，不着边际的史观当也在其机锋所向。

在内心深处，傅斯年认为将全人类置于同一系统的抽象化过于主观，尽管史学能否客观尚无定论，但史料中可得之客观知识甚多，如果不能限制主观任意性，则无法求得客观知识。他认为：“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古来思想家无一定的目的，任凭他的理想成为一种思想的历史——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和史学是不同的。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15]在《〈殷历谱〉序》中又说：“今固不乏以综合自许者，不触类而引申，凭主观以遐想，考其实在，类书耳，教条耳。类书昔无持论之词，今有之矣。教条家苟工夫深邃，亦可有艺术文学之妙，若圣奥古斯丁及其弟子之论史是也。而今之教条家初于其辨证教条并未熟习，而强读古史原料以为通论通史，一似《镜花缘》中君子国之学究，读‘求之与抑与之与’竟成‘永之兴柳兴之兴’。是亦可以哗众取宠于无知之人，亦正为学术进步之障耳。”[16]

这样的见解傅斯年甚至放大到相关学科，他反驳有人指责凌纯声理论较弱时说：“彼不谈‘理论’，亦唯其如此，方有实学；所谓‘理论’，自然总有一部分道理，然至徒子徒孙之手，则印版而已，非实学也。”[17]等而下之者往往喜欢用总有道理来自我标榜，流弊匪浅。所以傅斯年在《史学方法导论》中声称：从中西史学发展历程看，“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或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