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学人与学术：统系与不涉傅会

虽然陈寅恪并不一概反对平行比较，其所批评的附会中西学说的种种表现，则确与平行比较相似，而所主张，又是当时居于正统地位的影响研究。其间的差异，虽有平行比较方法后来日趋完善的反衬，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平行比较与影响研究相比，前者规则较宽泛，学人如果没有建立在系统训练基础上高度自觉的严格自律，容易流于格义附会的歧途。正如陈寅恪评论清代经学极盛而史学不振的原因时所说，二者同为考据，号称朴学，“所差异者，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阙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段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阙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故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难。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民国时期学人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76]。

影响研究与平行比较，在比较文学领域固然是两大流派学术观念的体现，但如清代的史学与经学，或光绪朝的公羊春秋与西北史地之学，一则规则与得失较易把握判断，一则不易到达既能各别解释，又能综合贯通的高度，而夸诞者似是而非的附会则见效快得名易。今人多舍影响研究而群趋于平行比较，与清代及民国时期学人的动向大体同因。其实平行比较要见功力卓识而不逾矩，确系比较而非附会，其难度不在影响研究之下，其自觉或许要求更高。

以影响法治比较研究之学者，既要经过严格训练掌握多种具有相关联系的语言文字工具[77]，又需长期追寻搜索积累各种史料，并具有高超的推理判断能力和综合贯通的见识，未经训练或不耐劳烦者自然难以下手。而此法又因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的踪迹可寻，判断其当否反较容易。平行比较则不同，如果不是对所比较之人事有全面深入系统的了解认识，确定为普遍的天理人心，则格义附会，似是而非，主观任意性极强。好弄中西比较文学的吴宓1931年游学欧洲，尚未遍览，便“深觉不到欧洲，不知西洋文学历史之真切”[78]。则前此比较中西，虽然鄙视“竞谈‘新文学’”的“国内人士”，以为“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则绝少”，并自诩在《学衡》所撰各国文学史，“述说荷马至近二万言，亦当时作者空疏肤浅，仅能标举古今大作者之姓名者所不能为者矣”[79]，还是不免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自西学凌驾于中学，中国被动进入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无论态度肯定与否，参照比附西学为中土学人的一大共性。即使不简单附会，间架与术语也不得不用舶来品。1937年陆志韦在清华作《中国人类比的思想方法及其对科学之阻碍作用》的演讲，认为中国人喜欢平行推理，“它既非演绎的亦非归纳的，而是类比的”。这是理解诗歌之最好方法，但对科学则大为不利。“为了取得科学精神，中国人必须摆脱这种思想方法。”[80]这种科学万能或科学至上的观念，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却是近代以来被拖入世界体系的人们所以为的公理。同时也显示，科学在处理艺术与义理方面，的确有所局限。

在比较研究范围，陈寅恪虽然也同意或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多少还是有所保留。1933年初陈寅恪审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对其“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虽然诩为“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实则认为汉魏晋一段中国哲学史难治，尤其需要用影响研究法厘清儒释道三教之渊源关系。[81]1937年陈寅恪与吴宓谈及“熊十力之新唯识派，乃以Bergson（亨利·柏格森）之创化论解佛学。欧阳竟无先生之唯识学，则以印度之烦琐哲学解佛学，如欧洲中世耶教之有Scholasticism（经院哲学），似觉劳而少功，然比之熊君所说尤为正途确解也”[82]。所以他虽有平行比较的眼光意识，著述却谨守历史演变与系统异同的规则。民国时期在比较研究方面真正有学术贡献的，主要也由影响研究而来。后来以“打通”法深究古今中外的诗眼文心取得极高成就的钱锺书，看似无拘无束，其实同样经过影响研究的严格训练，并且批评一般牵强附会者的所谓比较不是研究。

中西两面皆博大精深，能通一面已至为不易，所谓学贯中西，当之无愧者凤毛麟角。在输入西学的同时要建立起合乎规矩的新学，对于近代读西书乃至留西学的一般学人而言多少有些力不从心。然而，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作为由中心而边缘的后进国家，必须时时考虑如何在新的世界体系中求生存，则近代中国的思想先驱几乎天生具有比较中西异同的本能和观念。仅仅存在于东亚人观念世界中的西方，尽管地位有所变化，一直是中国人心中的主要参照。无论是西学中源，还是中体西用，所用观念，大体为平行类比，其中附会中西学说者比比皆是。最为典型的当属新文化运动时的东西文化论战，交战双方的认识大相径庭，看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却如出一辙，都是将所谓东方与所谓西方平行类比，求其异同。陈独秀提出：“世界民族多矣，以人种言，略分黄白；以地理言，略分东西两洋。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进而对比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个人、法治、实力为本位，东洋则以安息、家族、感情、虚文为本位。[83]与陈独秀观念相反的杜亚泉，认为西洋为动，中国为静，因而西洋重人为，生活向外，社会多团体，崇拜竞争之胜利，以战争为常态，和平为变态；中国重自然，生活向内，社会无团体，崇尚与世无争，以和平为常态，战争为变态。[84]

两年后李大钊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从“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的基本判断出发，排列出一系列差异，“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85]。稍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虽然将东方分为中国与印度两大支，还是在西方向前要求、中国自为调和持中、印度反身向后要求的概括下，比较三种文化的种种差异。

对于这类比较，多少了解一些比较研究基本规则的胡适指为“拢统”。他以为：“至于‘此刻’的问题，更只有研究双方文化的具体特点的问题，和用历史的精神与方法寻求双方文化接触的时代如何选择去取的问题，而不是东方文化能否翻身为世界文化的问题。”梁漱溟的分析辨别看似仔细精微，实则“想把每一大系的文化各包括在一个简单的公式里，这便是拢统之至。公式越整齐，越简单，他的拢统性也越大”。其所发明的“文化公式”，“只是闭眼的拢统话，全无‘真知灼见’。他的根本缺陷只是有意要寻一个简单公式，而不知简单公式决不能笼罩一大系的文化”[86]。还在美国的冯友兰也致函梁漱溟，认为“过于自恃直觉”，“抽象之论未足令人即信”[87]。

其实，简单类比并非国人的专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鉴于战事的惨烈，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欧洲中心论动摇，“一般学者颇厌弃西方物质文明，倾慕东方精神文明”[88]，德国的斯本格勒（Oswald Spengler）著《西方的没落》，以文化类型比较法对比东西，“最喜比较”，社会上轰动一时，但在学术界则评价甚低，认为“彼以体验与认识等列，为不伦；以民族之相异极大，为非实故也”。历史教授“皆谓Spengler不知历史”。而中国留学生则认为其书中“好思想颇多”，对于当时在欧洲站在东方文化立场上到处演讲、同样好以东西对比的泰戈尔，反而觉得“皆吾辈所常谈，新意绝寡。”[89]

东西文化论战以后，融合中西文化一直是有志者的梦想，为此，比较二者的异同优劣以便取舍，始终不曾离开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线。这种功利性势必影响到学术研究。清华设立文化比较研究室的目的，就是“对于中西文化之异同，当有所发现；对于中西文化之沟通，当有贡献”[90]。而学人也一直试图以比较研究所得影响社会，西化与否，便是斩不断理还乱的重要情结。1930年1月，因胡适在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的演讲，英文的《中国评论周报》开始讨论全盘西化还是重新复活中华文明的问题。[91]这可以说是几年后全盘西化以及本位文化大论战的前奏，东西文化论战的种种问题以新的形式再次被提出。同年胡适还写了《东西文化之比较》一文，批评欧洲消极的学者和亚洲的东方文化夸耀者。[92]陈寅恪是否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变化，不得而知，以往他谈中西文化及社会的比较，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盲人摸象似的将中外妄加比较误导公众遗患无穷的时势而发。

此外，陈寅恪虽然文史兼治，仍以史学为重，而按照傅斯年的看法，史学便是史料学，“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然而如何才算是以“科学的比较为手段”，又怎样去处理不同的记载[93]，依然分歧不小。担任清华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即偏向于综合史观，反对一味考据，治史书而忽略历史。1932年，他聘请雷海宗回校任教，陈寅恪对于后者以文化形态史观为依据的国史初步综合颇不以为然。后来雷海宗等人发起的战国策派，用“文化统相法”和“形态历史观”，试图在五四以来承受自欧西的“经验事实”与“辩证革命”之外另辟蹊径，虽然自称“并不是主张回到中古的缥缈恍惚的‘玄学’办法”[94]，在学术范围内，陈寅恪恐怕也很难认可。

古今中外的天理人情，虽然大同小异，但异同之代表性及其适用之范围的界限游移不定，难以把握。五四新文化以后国人好比较中西文化，而异同之所在及优劣之评判，则谨愿者亦不免见仁见智，夸诞者更是迹近图画鬼物。陈寅恪口头上常常将中西社会文化作平行比较，因其对于中外各国社会文化的历史演变及现实状况有系统了解和深入体察，所见却与时人大异。如他以为“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而中国古人惟重实用，不究虚理，“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95]。这与东西文化论战各派的观点均截然相反。胡适一派有英国通之称的陈源，1922年在柏林第一次听到陈寅恪的妙论，“说平常人把欧亚做东西民族性的分界，是一种很大的错误。欧洲人的注重精神方面，与印度比较的相近些，只有中国人是顶注重物质，最讲究实际的民族”。当时觉得是“闻所未闻的奇论，可是近几年的观察，都可以证实他的议论，不得不叫人惊叹他的见解的透澈了”[96]。

即使这样的洞察，仍然只能体验，不易征实。无独有偶，胡适也将朱熹比作阿奎那斯，看法却与陈寅恪相去甚远，认为朱熹集宋代新精神之大成，“不幸而后来朱学一尊，向之从疑古以求得光明的学者，后来皆被推崇到一个无人敢疑的高位！一线生机，几乎因此断绝。……故朱熹本可以作中国的培根、笛卡尔，而不幸竟成了中国的圣汤姆”[97]！

或以为影响研究范围狭窄，单就文学而言，不无道理，放大到历史文化领域，则不尽然。即以陈寅恪本人的研究范围而论，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大都涉及与外国、外族交接之事。尤其是唐代，因“与外国、外族之交接最为频繁，不仅限于武力之征伐与宗教之传播，唐代内政亦受外民族之决定性的影响。故须以现代国际观念来看唐史”。近代史更不必言，按照陈寅恪的看法，“中国之内政与社会受外力影响之巨，近百年来尤为显著”[98]。治近代史事，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学术、社会，不能沟通中外则几乎无法下手，即使勉强下手，也难以得其要领。而若不在大量影响研究的基础上再做平行比较，则明比固然穿凿附会，怪诞百出，无所谓研究之可言，暗比也难免用自身所熏染之学说与经验，以推测解释，妄断是非异同。就此而论，近代史研究的空间极广，范围极大，对学人训练与智慧的要求也极高。[99]那种缺乏必要的基本训练，中外两面均一知半解，仅凭鸡零狗碎的个人体验和问题甚多的几本译书，望文生义，格义附会式的所谓比较研究，虽然可以反映时代思想的潮流动向，在人类知识与学术积累上，其实并无贡献。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立意纵高，也须循序渐进，否则，越是高明的方法，越是要求举重若轻，旁观以为胸有成竹，临场必然弄巧成拙，不得其利，反受其害了。

近年有学人提出，法国的影响研究和美国的平行比较为比较研究的第一、第二阶段，都是在同质文化中由学院发生，强调联系性，第三阶段的比较研究则为异质文化的跨文化研究，重在多样文化相互的理解、交流与沟通。只是参照中国比较研究的历史，第三阶段（如果成立的话）似出现于第二阶段之前，而且各阶段均不限于同质文化内部。就此而论，所谓第三阶段，很可能不过是平行比较的前奏，因而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其学术性都备受质疑。如果不能摆脱隔义附会与文化类型比较的随意，建立起一套严谨的方法体系，其学术价值能否得到肯定，仍是未知数。另一方面，以类比法作平行推理，不仅是中国人所习惯的思维方式，在艺术和义理的层面，还有为科学所不能解释与范围的功用，因而同样具有普遍性。而要证明并且把握这一点，又必须摆脱以科学方法衡量一切的桎梏，并取信于思想方式各异的不同文化系统的人们。或许正如相信科学是因为教育文化被系统性改造，思维方式随之变化的结果，而不一定是欧洲的思维方式高明的表征，只有找出异质文化普遍具有类比推理的结构特征，并且承认人本和科学之于人类的同等重要，希望多样文化相互的理解、交流与沟通的第三阶段比较才有可能得到普遍认同。在此过程中，有必要借鉴1931年陈寅恪在清华20周年纪念时针对中国史料发见众多提出的准则，“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100]，作为比较研究新阶段的重要标的。

[1]参见袁荻涌：《陈寅恪与比较文学》，《文史杂志》1990年第1期；钱文忠：《略论寅恪先生之比较观及其在文学研究中之运用》，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两文均收入张杰、杨艳丽选编：《解析陈寅恪》。

[2]《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9页。

[3]周祖谟：《陈寅恪先生论对对子》，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第147页。

[4]《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附记》，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7页。

[5]吴小如：《关于陈寅恪先生的联语》，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第290页。

[6]《‘对对子’意义——陈寅恪教授发表谈话》，《清华暑期周刊》第6期，1932年8月17日。收入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关于作文题，陈寅恪亦有解说：“多人误会以为系夸耀清华之风景与富丽，或误解为叙事体游记，其浅薄无聊，殊属可笑。该所谓梦游云者，即测验考生之想象力（Imagination）及描写力。凡考本校生，总对本校有相当猜想，若不知实际情形，即可以‘空中楼阁’地写去。这题换句话说，就是‘理想中之清华大学’。再，考者欲入大学，当必有一理想中的大学形状景物。我所以不出‘理想中之清华大学’或‘梦游清华大学’者，乃以写景易而描写学校组织、师生、课业状况较难。近数年来，已将‘求学志愿’、‘家乡’、‘朋友’、‘钓鱼’等题用尽，似此题实新颖、简单、美妙、自由，容易之至，我以为那题很好。而有人仍发怨言者，想系入清华之心过切，或因他故而生忌嫉之感，不足介意。”

[7]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221页。该文也提到，一年级试题除“孙行者”外，还有“少小离家老大回”。

[8]《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附记》，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7页。

[9]周祖谟：《陈寅恪先生论对对子》，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第147页。

[10]陈旭旦：《国蠹》，《国学论衡》第1期，1933年12月1日。

[11]《‘对对子’意义——陈寅恪教授发表谈话》，《清华暑期周刊》第6期，1932年8月17日。

[12]《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附记》，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6页。

[13]《致傅斯年》二十二，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第42—43页。

[14]陈寅恪留学期间就因“吾国人情势隔阂，其自命新学通人，所见适得其反”，表示在国中“不论政，不谈学，盖明眼人一切皆以自悉，不须我之述说。若半通不通，而又矜心作气者，不足与言，不能与辩，徒自增烦恼耳”（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2册，第66页）。

[15]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221页）。

[16]《“对对子”意义——陈寅恪教授发表谈话》，《清华暑期周刊》第6期，1932年8月17日。

[17]《致傅斯年》二十二，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第42—43页。事后陈寅恪就此发表谈话时还表示，拟在中国文学会讲演出题用意及学理，亦未见。

[18]《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97—114页。

[19]乐黛云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第65—66页。

[20]齐家莹：《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第89页。所记可与1931年《清华大学本科学程一览》相印证。该学程自1928年以来一直实行。吴宓日记1929年9月18日记：“Richards愿代授《第一年英文》二小时，而宓则允助Richards君研究中国文字学术云。”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4册，第292页。

[21]乐黛云著：《比较文学原理》，第33页。

[22]黄延复：《吴宓先生与清华》，《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转引自李继凯、刘瑞春选编：《追忆吴宓》，第294页。

[23]朱自清：《中国文学系概况》，《清华周刊·向导专号》，第514、515期合刊，1931年。

[24]杨振声：《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文学杂志》第3卷第5期，1948年10月。引自齐家莹：《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第85—86页。

[25]1929—1930年度《清华大学一览·大学本科学程一览》，引自齐家莹：《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第84页。

[26]朱自清：《中国文学系概况》，《清华周刊·向导专号》，第514、515期合刊，1931年。

[27]《清华周刊·向导专号》，第514、515期合刊，1931年。

[28]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日记编》第9卷，第163—164页。

[29]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第124页。

[30]《清华周刊》第588—589期合刊，1934年6月1日。

[31]《吴宓诗集·空轩诗话》十二，引自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80页。

[32]吴宓：《外国文学系课程编制大旨》，《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98号，1932年4月27日。

[33]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第178—179页、197页。吴宓还选修过勃里斯·帕瑞的比较文学课程《抒情诗》（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2册，第14页）。

[34]引自《学衡》第4期，1922年4月。

[35]胡先驌译：《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说》吴宓附识之按语，《学衡》第3期，1922年3月。

[36]吴宓译：《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学衡》第38期，1925年2月。

[37]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第207页。

[38]参见赵连元《吴宓——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39]冯至：《略说吴宓》，李继凯、刘瑞春选编：《解析吴宓》，第5页。

[40]袁荻涌：《陈寅恪与比较文学》，张杰、杨艳丽选编：《解析陈寅恪》，第249页。

[41]姜义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3卷，第781、783页。此目录的分类与编辑，至少不出自康有为一人之手。

[42]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775—781页。

[43]《北洋大学校周年概况报告》，《教育公报》第11册，1915年4月；《山西大学校报告五周年概况报告书》（1916年18月至1917年7月），《教育公报》第5年第4期，1918年4月。均见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第410、419页。(www.chuimin.cn)

[44]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775—781页。

[45]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东方杂志》1906年第6期。

[46]关庚麟撰：《日本学校图论》，王宝平主编、吕长顺编著：《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第181—182页。

[47]《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辑略例》，《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48]《国文系课程草案》，《厦大周刊》第157期，1926年10月2日。

[49]《北京大学法、文、理学院各系课程大纲》，《北京大学日刊》第2682号，1931年9月14日。

[50]《要闻》，《清华周刊》第305期，1924年3月14日。

[51]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4册，第35、41页。

[52]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日记编》第9卷，第322—323页。

[53]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第330—331、360页。

[54]《传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27页。

[55]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193页。

[56]蔡仲德著：《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37—55页。

[57]1922年6月7日许仕廉致胡适，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第485页。

[58]袁同礼编：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1905—1960，p11。

[59]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155、182页。

[60]《北京大学日刊》第469、470、471号，1919年10月25、27、28日。

[61]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4、12页。

[6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第224—225页。

[63]《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努力周报》第31期，1922年12月3日。

[64]《国学季刊》第1期，1923年1月。

[6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507—508页。

[66]参见钱文忠：《略论寅恪先生之比较观及其在文学研究中之运用》，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第494页。

[67]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2册，第102—103页。

[6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512页。

[69]《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60页。

[70]《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248页。

[71]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日记编》第9卷，第213页。

[72]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4页。

[73]参见（韩国）李泰俊：《吴宓与中国比较文学》，《红岩》1998年第6期。

[74]陈寅恪：《论再生缘》，《寒柳堂集》，第1页。

[75]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2册，第58—59、68、100—102页。

[76]《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505—506页。

[77]据说欧洲传统要求比较文学者掌握十种西、北欧语言（参见钱文忠：《略论寅恪先生之比较观及其在文学研究中之运用》，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第494页）。

[78]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5册，第170页。

[79]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第222页。

[80]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日记编》第9卷，第456—457页。

[81]《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510—512页。浦江清也不满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时期划分与西方哲学对应（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日记编》第9卷，第330页）。

[82]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6册，第152—153页。

[83]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

[84]伧父：《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号，1916年10月。

[85]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57页。

[86]《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书杂志》第8期，1923年4月1日。

[87]蔡仲德著：《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48页。

[88]王光祈：《旅欧杂感》，《少年中国》第2卷第8期，1921年2月15日。

[89]魏时珍：《旅德日记》，《少年中国》第3卷第4期，1921年11月1日。

[90]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科学年谱》，第331页。

[91]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5，第613—631页。

[92]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1，第182—193页。

[93]《史学方法导论》，岳玉玺、李泉、马亮宽编选：《傅斯年选集》，第193页。

[94]林同济：《形态历史观》，温儒敏、丁晓萍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第6页。

[95]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2册，第101—102页。

[96]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3卷第65期，1926年3月6日。

[97]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4，第7页。

[98]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第270页。

[99]近年来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探讨梁启超如何通过明治日本吸收西方思想的共同研究表明，以往中国近代史在影响研究方面的工作极不充分，而所牵涉的问题对于理解近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社会文化变迁乃至当代中国的走向，都相当关键。

[100]《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