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学人与学术的大成果

在学术层面，新旧并不简单地等于进步与落后或正确与错误。事实表明，近代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国人好将政治腐败和社会落后归咎于传统文化，并以为传统与现代格格不入，由此导致的一些翻天覆地的改变，如白话文，新诗等，除旧有余，开新不足，不能说没有必要，至少实际效果与预期目标相去甚远。温故而知新，本为古今中外学术发展的通则，近代学人一再用“新史学”强分新旧，虽有助于以代际兴替争夺主流位置，却难免观念日新而建树无果，甚至邯郸学步，反失其本，外来及其他学科的方法日多，固有学术及史学的必备轨则反而严重失范。1950年代胡适在台湾大学再讲治学方法，三讲分别讲方法的引论、方法的自觉、以及方法与材料的关系，形式上与1930年代所讲近似，但是把不同阶段的十字法、方法与材料以及四字诀搭配一体，变成其方法论整体的不同方面[170]，如此一来，其观念的变化与演进过程变得相当模糊。经此改造，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似乎真的成了近代中国科学的治学方法的体现。

王国维早就断言：“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171]近代学术史上建树大见识高而又大体得到各方公认者，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都不必因缘胡适发端的代际兴替，而达到超越其新学术的高峰。如果学术确是少数人的事业，那么为多数人确定的新典范，意义或许并不在学术。真能树立学术典范者，必定体大思精，因而难以为多数人所仿效应用。学问之事，必需天才加勤奋，越是高明的方法途则，能够领略者应当越少。所以才会“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1919年3月，胡适的《大纲》刚刚出版月余，王国维借为沈曾植贺寿，针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势，阐述其对于治学之道的见解。他认为清代三百年间学术凡三变，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开创者有顾炎武、戴震、钱大昕等三人：

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待言。世之言学者，辄怅怅无所归，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搏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172]

后来陈寅恪在批评胡适之际，借着对王国维、陈垣等人著述的评价，表明其关于学术途则的意见。他认为王国维的著述“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173]。《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又称：“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先生是书之所发明，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然则是书之重刊流布，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岂仅局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一事而已哉？”1939年为刘文典《庄子补正》作序，仍不忘批评时弊：“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与先生所为大异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转欲以之留赠后人，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174]

王、陈二人悬的甚高，追仿不易，或以后继遵循之人甚少，而疑其所指示的途则并无影响。其实，学术既为少数人之事，和者盖寡，当在情理之中，能致众从者，多已逸出学术之外。胡适后来影响仍大，原因甚多，一则其声望地位已高，多种权力资源集于一身，追附者自然不少，一般人轻易不敢得罪；二则与权势地位相近者比较，胡适颇爱惜羽毛，为人行事，与学术界应有准则，较为接近，因而名声不坠；三则胡适确立的高等常识逐渐成为学校教育和初入门者的一般规范，必须渐入高深，才能察觉其偏蔽。加之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学术受政局牵涉，每每逸出常规。冈崎文夫悼念王国维逝世时所说的一段话，值得深思：“清朝末年中国学界里公羊学派盛行一隅，其前途穷窘，局面难以打开是很明显的，学界的新倾向是以征君一派为指导，我早就有这样的预想。当然中国学界的现状违背了这一预想。不过与其说我的预想是不对的，勿宁说混乱的中国现状使学问的大潮流不能朝正常的方向发展。”[175]

学有派分，意见本来难期一致，学人又要扮演知识分子角色，须承担社会脊梁的责任。学术自律与社会良心之间的紧张，经常困扰其思维行为。胡适一身二任，处置相对得宜，因此当学界偏向明显，乱相太甚时，观念见识均有不同的学人往往都希望他出面，以其声望地位和影响力挽狂澜。1931年，清华研究院毕业的吴其昌函请胡适勿以百世较一世，“加紧继续千百世以后的文化运动”，做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真正造成中国的新文化，成为中国的“文父”[176]。抗战胜利后，王力致函胡适，批评“现在中国学术界沉寂的可怕。也许三五个人的确有了好成绩，但极大多数人都只晓得写口号，填公式，播弄名词。抗战八年只是学术衰落的原因之一，更主要的原因乃是学者政客化。您从前所提倡的朴学精神，现在几乎不可复见。”希望胡适站在先知先觉的地位，不要眼看着中国学术走向下坡路而不加以挽救。[177]王重民得知胡适提倡办研究院收徒弟，建议“连二掌柜的以下一齐都收。就是说：要教习翰林，还要把作教习的人，给他们一个学习的机会，或者不得不学习的机会，则学术的生长点上，方有不断的新的进步”[178]。若涉及学术政治，则陈寅恪亦宁可支持胡适出任中研院院长。

本文旨在说明，要确切认识胡适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及其阶段性变化，还是应当分别学术与思想，不宜二者相牵，纠缠不清，以致曲意维护，但并不因此而否定胡适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就此而论，五四新文化时期的胡适与清季的梁启超颇为相似。而梁启超相当自觉。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

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其生平著作极多，皆随有所见，随即发表。彼尝言：“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

梁启超此说，一方面自我反省，另一方面，也有意针砭时势。照为其作序的蒋方震看来，民初时局虽与清季稍变，“天下方竞言文化事业，而社会之风尚，犹有足以为学术之大障者，则受外界经济之影响，实利主义兴，多金为上，位尊次之，而对于学者之态度，则含有迂远不适用之意味。而一方则谈玄之风犹未变，民治也，社会也，与变法维新立宪革命等是一名词耳，有以异乎？无以异乎？此则愿当世君子有以力矫正之”[179]。

胡适等人倡导“学术救国”，而高深的学术为深邃的思想所由出的基础，学术浮泛表浅，思想绝无深刻的可能。近代中国的思想界虽然异常活跃，大都以西为本，属于摹仿而非原创。复因语言文化隔膜和社会民情相异，追仿易于成潮，独创难以坚守，因而形形色色的思想极易过时，非但不能与西方抗衡，甚至降低中国文化为近代世界多样性重要渊源的价值。蔡元培等人正是看到这种状况，才希望中国有几十个人专心致志从事窄而深的学问，等一二十年，他们逐渐形成社会的重心，足以转移社会，则中国便可以在知识上与西方相角逐。[180]傅斯年从剑桥、牛津与伦敦大学的比较中领悟到专讲学问思想才能彻底，“极旧之下每有极新”[181]，希望胡适“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而不要“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182]。

胡适对此也有所自觉。1926年7月，他在北大学术研究会演讲中谈到“只有学术始能救国”时说：“有人谓彼博，但彼认为博乃是无用的，惟出言每句有根据，乃始成佳作耳。”[183]虽然是表彰顾颉刚的《古史辨》，也是为了消除提倡整理国故时所发轻率言论的流弊。可是胡适终究不愿放弃以社会影响为旨归，甚至在学术争论不能解决问题时，也常常回到思想的立场。他破解《水经注》案时指责孟森、王国维等人卫道，将老子年代的争议归结为冯友兰等人奉孔子为开山老祖、万世师表的宗教信仰[184]，以及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正统派观点的批评，都将学术争议说成思想分歧。这类“丐辞”不仅有违胡适本人主张的学术伦理，而且将1920—1930年代逐渐确立的学术独立重新拉回此前与思想缠绕不清的状态。

胡适常说：“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185]这可以说是他治学处世的座右铭。然而，如果胡适本人成为研究对象，究竟应于不疑处有疑？抑或于有疑处不疑？胡适起于九泉，不知何以教我？胡适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历来学人对此的认识，本非一事，却又关系密切，今人研究胡适，但求对其了解同情，有时反而陷入从胡适的立场看胡适的陷阱。如果功力见识尚在胡适之下，追仿唯恐不及，对于当时各方的批评意见，即使主观不予排斥，也难以分辨和承受。这种现象在人物研究中几成通病，结果看法因人而异甚至适相反对，治史的公正与客观反不易得。

主张重估胡适学术地位的学人一再强调，不要用后来的眼光看当时的胡适及其影响，确为的论。但当日的眼光不仅一端，所遗留的史料又须看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形下对何人指何事（或人）而言，不宜但凭己意选择取舍，以偏概全。后来跃居主流地位的“新派”掌握了话语权势，有意无意地用定向记忆重塑历史，强分新旧以定适时与过时，使得“当时”向着有利于主流派的方面变化，所造成的变相反过来又支持了主流派历史记忆的正确性。其实，传统与现代，本不易分，尤其不宜用中西新旧来分。新文化派当年宣判死刑的不少东西，后来不仅依然存活，而且生命力不一定比新生物弱，新旧诗便是典型。由此而论，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思考和试图解决的问题对于中国进入以欧洲为中心的观念与现实世界起了很大作用，但以负贩为创新，也导致学术乃至思想文化不易上轨道。如何保持民族本性，以利于在推动多元一体世界发展的多样性方面发挥原创作用，其意义不在其下，其途径还须超越其上，更是对后来者智慧与毅力的极大考验了。

[1]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1—22页。

[2]《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3期，2002年3月。

[3]详见第六章《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

[4]钱穆：《古史辨》第四册《钱序》，第4页。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第1—8页。

[6]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7，第540页。

[7]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第7页。这一派最激烈的是李季。1941年周予同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就指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出版，恰当着‘五四运动’的发展，曾风行一时。过了三年，民国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梁启超在北京大学哲学社讲演，曾加以批评，但也不过指出本书的若干缺点，并未能将‘疑古派’的史观与方法论的缺陷加以暴露。民国十六年（公元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学术思想界，更其是史学方面，渐趋复杂。当时批评胡适的文章颇多，而以李季的批判一书最为热辣，然而并未引起胡氏的答辩。”（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第547页）一般史观派认为，动摇胡适命运的还是郭沫若（国立师范大学研究所历史科学研究会编：《历史科学》第1卷第3、4期合刊《读者通信》，1933年6月）。

[8]定生编：《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及其它》，朴社，1929年，第25—46页。感谢陈以爱博士寄赠此项材料。

[9]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

[10]《论国故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第327—328页。

[11]参见王学典、孙延杰著：《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第3章《始于爱而终于离——顾颉刚与何定生》，第109—152页。

[12]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欧阳哲生选编：《解析胡适》，第76—77页。

[13]唐德刚：《胡适杂忆》（增订本），第119页。

[14]余英时：《论士衡史》，第310页。这本书由傅杰摘编，间有删节，但大体得到作者的认可（参见序言）。

[15]王法周：《中国哲学史大纲与中国现代学术》，耿云志、闻黎明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第28页。

[16]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155页。

[17]素痴（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梁任公先生》，《学衡》第67期，1929年1月。

[18]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32—133页。

[19]余英时：《论士衡史》，第311页。

[20]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18、132页。

[21]《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见余英时：《论士衡史》，第303—306页。

[22]胡朴安：《论读书法》，雪克编校：《胡朴安学术论著》，第298页。

[23]章太炎讲演，曹聚仁记录：《国学概论》，第17—21页。

[24]胡适：《寄夏剑丞先生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4，第188—194页。

[2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第93、104页。重注《诗经》，是胡适留学初期便萌发的志愿，当时欲“推翻毛传，唾弃郑笺，土苴孔疏”的办法，还是“一以己意为造《今笺新注》”（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第85页）。

[26]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2，第342—343页。

[27]《国语文法概论》，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第333—334页。

[28]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3，第765页。

[29]《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第87页。

[30]《救学弊论》，《华国》第1卷第12期，1924年8月15日。

[31]陆敬《黄季刚先生革命事迹纪略》称：“胡适曾在黄季刚面前自诩对声韵学有研究，但谈起《诗经·周南》篇，将‘为为绤’之‘绤’二字读为‘希谷’，令黄忍俊不禁。”后来章太炎在苏州讲学，曾举此事。（《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第23页注13）柳诒徵《劬堂日记》1946年10月21日条记：胡适阅《水经注》，“读济湿之漯字作骡音，殊可骇叹，大学校长以考证校勘自矜，乃读别字，不亦羞当世之士乎。”（柳曾符：《柳诒徵与胡适》，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第188页）

[32]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9—256页。

[33]《致傅斯年》二十二，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第42—43页。胡适认为比较的研究法分两步，一是积聚比较参考的材料，即各种参考文法，约分四类：1﹒中国古文文法（至少研究一部《马氏文通》）。2﹒中国各地方言的文法。3﹒西洋古今语言的文法。4﹒东方古今语言的文法。二是用别种语言里同类或大同小异的文法为通则，解决文法难题，或以此为参考，定出新通则（《国语文法概论》，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第356—357页）。关于《马氏文通》的利弊得失，参阅张万起编：《〈马氏文通〉研究资料》。

[34]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178—182页、4页。

[3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9—280页。

[36]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17页。

[37]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第1—8页。汪荣祖教授已注意到陈寅恪对胡适推崇《马氏文通》和用西洋哲学条理中国古代思想的批评（汪荣祖：《陈寅恪与胡适》，《陈寅恪评传》，第262—265页）。陈平原教授也对以西学剪裁中国文化有所论列。

[38]参见本书第八章《近代中国比较研究史管窥——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解析》。其时一般中国学人知道比较研究的必要与重要，但是对于怎样进行严格的比较研究，只有极少学人能够清晰分辨。一些人反对附会而不脱格义，有的一面批评“好以各不相谋的西洋哲学相缘附，乃至以西洋哲学衡中国哲学”的弊病，反对以20世纪的欧洲新学术比附纪元前的中国思想，强调采取西洋的科学方法，而不以西洋哲学附会，一面又认为“以中国某一哲学家与西洋某一哲学家相比较，是很好的方法”（罗根泽：《古史辨第四册自序》，《古史辨》四，第9—12页）。

[39]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103页。

[40]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日记编》第9卷，第322—323页。

[41]张荫麟：《评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7月9日。

[42]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2—285页。

[43]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8，第353页。

[4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自序二》，第1—2页。

[45]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引自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168页。

[46]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557页。

[47]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2册，第102页。

[48]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5页。

[49]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4，第97—98页。

[50]《整理国故与打鬼》，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4，第117—118页。

[51]《傅斯年致胡适》1926年8月17、18日，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第1264—1265页。

[52]岳玉玺、李泉、马亮宽编选：《傅斯年选集》，第159页。傅斯年的这一观念涉及哲学概念及其相关的知识分类进入近代中国的复杂进程，另文详论。

[53]《胡适致傅斯年》1926年8月24日，王汎森等整理：《史语所藏胡适与傅斯年来往函札》，《胡适研究丛刊》第3辑，第310—311页。

[54]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4，第233、384—385页。

[55]《胡适致傅斯年》1926年8月24日，王汎森等整理：《史语所藏胡适与傅斯年来往函札》，《胡适研究丛刊》第3辑，第310—311页。

[56]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4，第280页。胡适在日记中对傅斯年有一段异议，后来删去（《胡适日记》（手稿本）1926年9月5日）。

[57]《傅斯年致胡适》1926年8月17、18日，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第1264—1265页。

[58]余英时、王汎森等人已疑及此事，尽管详情不易知，而且可能有相互影响的情形。

[59]《鲁迅书信集》上卷，第143页。

[60]《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八，第51—52页。

[61]《胡适致陈独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19页。

[6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第485页。

[63]陈以爱：《胡适的‘整理国故’在20—30年代学术界的反响》，《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3期。

[64]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158页。

[65]桑兵：《胡适与国际汉学界》，《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

[66]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94页。

[67]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第1页。

[68]《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第302页。

[69]郭豫适：《从“十字法”到“四字法”——胡适的治学方法论及其他》，《胡适研究丛刊》第2辑，第228—229页。

[70]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第903—904页。

[71]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第672、678页。

[72]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4，第105—114页。

[73]《治学方法》，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第149—150页。

[7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78页。

[75]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第559页。

[76]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第478—480页。胡适说分四点来讲，但记录只有三点。

[77]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第343—344、393页。

[78]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第486页。

[79]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第691、700页。

[80]《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第282页。

[81]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第263页。

[8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3，第567、668、689、705页。

[83]参见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系谱》，第283—304页。

[84]梁漱溟等人指胡适写不出《中国哲学史》卷下是因为对佛教找不见门径，实则这只是其知识障碍之一（梁漱溟：《略谈胡适之》，《自由之师——名人笔下的胡适 胡适笔下的名人》，第4页）。

[85]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上册，第619页。

[86]楼宇烈：《胡适的中古思想史研究述评》，《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第49页。

[87]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4，第499—500页。(www.chuimin.cn)

[8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88页。

[89]《哲学的将来（提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第295页。

[90]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5，第294、740、759、762、783页、6、90、98、797页。

[91]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第107页。

[9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15页。

[93]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5，第721页；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第826、828页。其中一函《张元济书札》编者断为1929年5月11日，应为1930年。

[9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17—18页。

[9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第55、90、98、105、290、296、397页。胡适在北京大学还讲过“近世思想史”课程（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第388页）。

[96]张慰慈认为其中《淮南》一章的政治思想一节，“颇有把近世思想读进古书去的毛病”（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5，第767页）张元济则认为：“大月分一段，揭出吾国二千余年政治之精髓，真千古不磨之论，不胜倾倒。”“觉得那里四裔解说来最透澈，最和平，真是有价值的。”（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第828页；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5，第721页）伍克建称：“胡适之博士这一期的中国哲学史，从‘思想混一趋势’说到‘统一以前的民族宗教’，不独把诸书的真伪，与诸宗学说的源流派别异同长短都指出来，而且用冷静头脑。批判得了[透？]。假使那几位哲学家再活过来，大约也不得不承认，不会呼冤的。这是何等眼光，何等学力！我敢说，我读过这一期哲学史之后，若再读这一期的子书与历史，我的眼光与印象有大部分几乎会全改变过来，将觉得我所读的好像是新子书历史。这是何等有价值的著作！里头还有几篇论说得很透彻很感慨，真能挽回二千五百年的偏见。我们都不要怪他破坏，因为破坏里头，就有了建筑的趋势啦。”（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5，第837页）

[97]《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淮南王书〉序》，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617页。

[98]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181页。

[99]陈平原教授认为胡适没能写完《中国哲学史》，主要并非缺少研究时间或工程过于浩大，而是胡适自身有点“怯阵”（《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175页）。

[100]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第663页。

[101]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7，第481页。

[102]《1942年12月7日胡适致翁文灏等函》，王汎森整理：《史语所藏胡适与傅斯年来往函札》，《胡适研究丛刊》第3辑，第344—345页。

[103]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第875、877—878、885页。

[104]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7，第491页。同时胡适感慨道：“凡读书，要看一个人的经验见解；同是一部书，少年时读，与中年时读，与老年时读，各有所得，各有所喜，往往不相同，因为年纪大了，见解也变了。”（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7，第518页）见解随研究深入而调整本属自然，但如果不断悔其少作或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毕竟是学术幼稚的表现。

[105]《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淮南王书〉序》，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617页。

[106]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第102页。

[107]《胡适论学近著·自序》，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自序第7页。

[108]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第424—425页。

[109]邓广铭断言指《说儒》袭用郭氏的成说而加以钞撮发挥为诬辞（《胡著〈说儒〉与郭著〈驳说儒〉平议》，《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第8页），举证似有可议。胡适对郭沫若的文章虽不甚重视，毕竟不能不看。1934年8月，胡适在信中就批评郭沫若的《谥法之起源》用未认得的金文作证据过于大胆（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第624页）。关于郭沫若与胡适的恩怨，参见逯耀东：《郭沫若古史研究的心路历程》，《史学危机的呼声》，第149—170页；林甘泉主编：《文坛史林风雨路——郭沫若交往的文化圈》，第233—240页；谢保成：《郭沫若评传》。

[110]详见桑兵《胡适与〈水经注〉案探源》，《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

[111]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76页。

[112]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第713—714、914页。

[113]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第890—891页。

[114]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第967页。

[115]耿云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序》，第5页。

[116]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第477页。

[117]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第343—344、393页。

[118]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7，第683页。

[11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第349页。

[120]钱玄同自称对胡适有很多不满意，但佩服其治学的条例和看书的眼光，尤其认为做哲学史根据《诗经》来考老孔以前的社会状况，可谓巨眼卓识（《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6、39页）。

[121]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第237页。

[122]《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6页。

[12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第87页。

[12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第71页。

[125]朱谦之：《新旧之相反相成》，《时事新报》1919年4月21日。

[126]蔡尚思：《陈垣先生的学术贡献》，《励耘书屋问学记》，第8页。

[127]白吉庵：《胡适传》，第119页。

[128]周黎庵：《记章太炎及其轶事》，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第570页。

[129]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661—662页。

[130]《论墨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第135—142页。

[131]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870页。

[132]唐德刚：《胡适杂忆》增订本，第21页。

[133]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第224页。

[134]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第223页。

[13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2，第34页。

[136]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第531—532页。

[137]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3，第565页。

[138]《读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4，第129页。

[139]“通学”说见毛以亨：《初到北大的胡适》：“胡先生所治，通学也，通学者总要受专家批评的，又岂止不懂小学一端[以及其他各端]？然其广度与有裨人生日用之处，殊非专家所可望其项背。”（引自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第224页）“通儒”说见唐德刚《胡适杂忆》：“胡适之——不成问题的——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学者。但是伟大的学者们也有很多是一通百不通的。……相反的，伟大的‘通儒’们，有的也是百通一不通的……在这方面胡适倒的确是个例外。他真是个百通一通的大材。”“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但是吾人如果把他看成一个开文化新运的宗师，那他就高不可攀了。”（唐德刚：《胡适杂忆》增订本，第21、46页）如果承认开文化新运的宗师可以不必学问专精，也还能自圆其说，可又称胡适为学术界的十项全能或九项全能，而且是正规军，则专家反而成了游勇，前后不免矛盾。

[140]《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学衡》第4期，1922年4月。

[141]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欧阳哲生编：《解析胡适》，第114页。

[142]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颉刚编著：《古史辨》一，第3页。

[143]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41页。

[144]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78页。

[145]顾颉刚：《从我自己看胡适》，原载香港《大公报》，引自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8，第167—168页。

[146]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49页。

[147]罗志田：《温故可以知新：清季民初的“历史眼光”》，《现代中国》第2辑。

[148]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北京大学日刊》第113号，1918年4月17日。

[14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06页。

[150]《傅斯年君致蔡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第715号，1920年10月13日。

[151]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152]《再谈整理国故》，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第97页。

[153]《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第87页。

[154]叶曙：《我所认识的胡适之先生》，欧阳哲生编：《追忆胡适》，第509页。

[155]陈问涛：《国学之遗老化》，《学灯》第2卷第10册第16号，1923年10月16日。

[156]《华国》第1卷第12期，1924年8月15日。

[157]容庚：《红楼梦的本子问题质胡适之俞平伯先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4期，1925年11月4日。

[158]《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号，1926年10月。

[159]1938年3月18日顾颉刚致谭其骧，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63页。

[160]《章太炎全集》四，第137页。

[161]陈守实：《学术日录》，《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

[162]唐德刚：《胡适杂忆》增订本，第19页。

[163]1926年8月24日胡适致傅斯年，王汎森等整理：《史语所藏胡适与傅斯年来往函札》，《胡适研究丛刊》第3辑，第311页。

[164]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8，第495页。

[16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8，第172—174页。胡适的著述为中学生欢迎，确系事实，其本人也知道。1931年6月，章衣萍函告胡适：“先生之《胡适文存》中多数论文，已成为全国中学生之普遍读物”（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第1226页）。

[166]邓广铭：《我与胡适》，欧阳哲生选编：《追忆胡适》，第37页。胡适上《中国哲学史》课的地点，1920年代初在第一院最大的第二教室（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上册，第654页。其时吴虞以在此上课为荣，并说北大国文系向来没有同时在两间最大教室上课者）。邓先生认为不能专在有形的方面用计量学计算胡适的影响，相当重要，判断胡适著作早期的流行，亦应作如是观。

[167]徐玗：《念人忆事——胡适之先生》，欧阳哲生选编：《追忆胡适》，第430页。

[168]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第109页。

[169]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18页。另参见该书第2章“官学与私学”。

[170]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第128—164页。

[171]《〈国学丛刊〉序》，《观堂别集》卷4，《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202页。

[172]《王国维遗书》第2册，第582—585页。王国维对沈曾植的学问别有评议，此言更多地反映其本人的志向与理念。

[173]《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8页。

[174]均见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0、258页。

[175]冈崎文夫：《怀念王征君》，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第370页。

[17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93页。

[177]伍发明整理：《北大藏胡适来往书信选》，《胡适研究丛刊》第3辑，第360页。

[178]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第302页。

[17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81页、序2—3页。

[180]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336页。

[181]《傅斯年君致蔡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第715号，1920年10月13日。

[182]《1920年8月1日胡适致傅斯年》，《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06页。

[183]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下册，第317页。

[184]《〈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162页。

[18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