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学人与学术：保守传统是否适合学术判断？

胡适的《大纲》再版之频繁，销量之众多，流传之广泛，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或可称最。这也是后世学人据以肯定其学术地位的重要依据。1925年10月，安徽籍学生俞鼎传函告胡适：“先生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世，大受学者欢迎，虽然有一班人批驳，总是少数。”他还“大胆的代表现在大多数的人”表达对胡适《哲学史》下卷的极其渴望。[119]这不免有示好之嫌。所谓“学者”“少数”之类的概念比例如何界定或确定，是否能代表“大多数”，令人存疑。况且多数取决根本不宜作为学术判断的程序依据。《大纲》在学术界不同层面的反响究竟如何，版次与销量体现了何种内涵，以及怎样评估学术著作的价值，仔细深究这些前人议论迭出的问题，对于恰当安置《大纲》乃至胡适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位置，相当关键。

《大纲》出版时，蔡元培肯定较多；梁启超虽有赞词，质疑亦不少；章太炎则不以为然。倒是弟子中的钱玄同、朱希祖曾给胡适许多帮助，至少态度积极[120]，刘文典、单丕等人私下也表示佩服；而北京大学的老派学者，则以各种形式公开反对。所以开始在学术界的反应未见理想。胡适说：“我的《哲学史大纲》出版以来，已经过五版了，英法文报都有书评，中文报只有《太平洋》评过一次，这是我很不幸的事。”[121]反面的意见却出现较早。1920年8月钱玄同函告周作人：新近购得三书，指《大纲》抄日本人的哲学史，批评胡适对孝的解释主观。[122]正面肯定的蔡元培虽是进士，又曾留学德国，学术建树毕竟不及事功，其评价只能反映他本人、至多是部分新派学人的看法，未必可以代表学术界的公论。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说胡适有正统派遗风，并不等于后者真的跻身考证学正统的行列，更不能反映正统派的意见。

《大纲》出版于五四运动前夕，这一时势对胡适学术声望的飙升大为有利，新文化派鼓动的各项事业在五四前后大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大逆转，如白话文，之前的步履艰难与此后的高歌猛进适成鲜明对照。1920年，吴虞函告胡适：“成都风气闭塞，顽陋任事，弟二十年中与之宣战，备受艰苦。《新青年》初到成都不过五份。”后经其与少数学生鼓吹，又办刊物宣传，才使得“近一二年风气渐开，而崇拜先生及仲甫之学说者尤多”。对于《哲学史》中、下卷，也“望之者极众”[123]。用白话文写成的学术著作，《大纲》至少算是成功的尝试。就像据称能够“我手写我口”的新文学一样，《大纲》所指示的治学方法很快也被一般青年视为成名捷径而纷纷仿效。不过，《大纲》在东南和华南沿海一带受欢迎的程度似不如四川，熊克武说《新青年》和《中国上古哲学史》到川，“购者争先，瞬息即罄。谈者谓《哲学史》一书，为中国哲学辟一新纪元，文学改革论为中国文学阐一新途径，以学立名，千古不朽”[124]。则此书在后进地区的震撼与示范作用反而更为鲜明。

对于胡适的大作，确是见仁见智，大体而言，除新文化的同道外，越是行家，评价越有保留；旧学功底愈深的人评价相应也较低。北大哲学系学生朱谦之称赞胡适对于“周秦诸子，能为精密之研究，而尤长于墨学者也”[125]；陈垣则对蔡尚思说：“像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类的所谓名著，很像报章杂志，盛行一时，不会传之永久。”[126]而梁启超推许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的章太炎告诉胡适：“诸子学术，本不容易了然。总要看他宗旨所在，才得不错。如但看一句两句好处，这都是断章取义的所为，不尽关系他的本意。”[127]此言与后来傅斯年、陈寅恪等人的批评要旨一致。可见老辈宿儒的看法，不能以保守一言以蔽之。

章太炎批评胡适，可以说一以贯之。有人曾请教太炎关于康、梁及胡适的学问，他答道：“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128]1922年，章太炎著文《时学箴言》，论治诸子学之难易得失及其门径，所指时弊显然包括胡适，甚至主要指胡适，他说：

今之为时学者，曰好言诸子而已矣。经史奥博，治之非十年不就，独诸子书少，其义可以空言相难。速化之士，务苟简而好高名，其乐言诸子宜也。不悟真治诸子者，视治经史为尤难：其训诂恢奇，非深通小学者莫能理也；其言为救时而发，非深明史事者莫能喻也；而又渊源所渐，或相出入，非合六艺诸史以证之，始终不能明其流别。近代王怀祖、戴子高、孙仲容诸公，皆勤求古训，卓然成就，而后敢治诸子。然犹通其文义，识其流变，才及泰半而止耳。其艰涩难晓之处，尚阙难以待后之人也。若夫内指心体，旁明物曲，外推成败利钝之故者，此又可以易言之耶？偏于内典哲理者，能知其内，无由知其外；偏于人事兴废者，或识其外，未能识其内也；偏于物理算术者，于物曲或多所谕，非其类而强付之，则所说又愈远。岂以学校程年之业，海外数家之书，而能施之平议者哉！今人皆以经史为糟粕，非果以为糟粕也，畏其治之之难，而不得不为之辞也。至于诸子，则见为易解，任情兴废，随意取舍，即自以为成一家之言，以难为易，适自彰其不学而已。魏、晋之清谈，宋、明之理学，其始皆豪杰倜傥之士为之，及其末流，而三尺童子亦易言之。今之好言诸子者，得无似其末流者耶？[129]

次年，章士钊论梁启超、胡适、章太炎等人治墨学事，指“任公有时阙疑，不似适之武断”。章太炎见报，认为胡适“所失非独武断而已”，而是“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胡适得知，觉得“经与子同为古书，治之之法只有一途，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订正与古意的考定”，“这一点是治学方法上的根本问题，故不敢轻易放过”，特致函章士钊，转请向章太炎讨教。后者答称：校勘训诂只是治经治诸子的最初门径，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因此入门之后，须各有所主。经文时有重赘，诸子则下意简贵。训诂之术，略有三途：即直训、语根、界说。墨辩专用界说，不用直训和语根，因此不得解为重赘。胡适以为章太炎的指责是由于误解其《大纲》的相关论述，也承认自己“当日著书，过求浅显，反致误会”。同时辩解道，校勘训诂之法虽为初步，欲求惬意，必先有一点义理上的了解。[130]不过，章太炎的本意，不仅是校勘训诂之上，还须求义理学说的贯通，而是所求之道不尽相同，治诸子要通小学，明史事，合六艺，较治经更难。此意不仅见于《时学箴言》，直到章氏晚年写《制言发刊宣言》，仍然指出：“其间颇有说老庄、理墨辩者，大抵口耳剽窃，不得其本。盖昔人之治诸子，皆先明群经史传而后为之，今即异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耶？”[131]对此胡适尚不能体会。

清季以来，中学失本，西学独尊，而一般学人，西学本不精通，却以为傲视中学的凭借。结果中西两面均成半桶水。唐德刚教授认为虽然不少人指责胡适学问不行，胡适却依然“批不倒”，原因在于和当时学人相比，胡适不仅总体上“中西之学俱粹”，即使具体领域，也很难找出几人在胡适之上。此说在《大纲》出版之际，就问世作品而言，大概可以成立，扩大到整个近代学术史，则未免低估了有心向学之士的沉潜和后来学术的发展。况且唐教授也承认，“在胡氏无所不通的学问里，有许多方面在专业人士看来，只不过是各该专业范围内相当高度的常识罢了”[132]。如果各专业的高等常识相加就能成为通儒大师，岂非笑话？也许唐德刚教授专以社会科学的行否为据，因而觉得近代中国各方面学问均不出常识范围，但似不如解为胡适各方面的学问未能深入堂奥更加稳妥。如罗志田教授所说，胡适的学问不一定很深，但其学术兼容的广大，却远非时辈所能比拟。有其宽度而兼有其深度的，恐怕就更难找到。而复有其胆量和际遇的，近代以来实无其人。胆大与学问的不深恰有直接的关联。[133]

胡适留学期间就自觉有“读书多所涉猎而不专精，泛滥无方而无所专注，所得皆皮毛也”的毛病，以为“可以入世而不足以用世，可以欺人而无以益人，可以自欺而非所以自修也。后此宜痛改之”[134]。后来他悟到“学问之道两面而已：一曰广大（博），一曰高深（精），两者须相辅而行。务精者每失之隘，务博者每失之浅，其失一也。余失之浅者也。不可不以高深矫正之”[135]。博大精深，本为治学应有之道，但对学人的天赋、苦功和机缘要求甚高，难以兼备。胡适认为中国学者多蹈一味专精之弊，“若终身守一物，虽有所成，譬之能行之书厨，无有生趣矣”。因而“叹西方学者兴趣之博，真吾人觇国者所不可不留意也”[136]。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将自己定位为“觇国者”，其治学主要是为了入世。在思想与学术之间辗转反侧，令胡适常常为大刀阔斧和拿绣花针感到两难。1922年2月，他收到商务印书馆寄来的《章实斋年谱》样书，感慨道：“我费了半年的闲空工夫，方才真正了解一个章学诚。作学史真不容易！若我对于人人都要用这样一番功夫，我的《哲学史》真没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的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功夫。”[137]此后胡适的学问欲渐长，知道“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览。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惟他独尊，无人能及”。认识相当到位。

不过，胡适之所以希望精深与博大兼而有之，乃是鉴于专攻一技一艺的人影响于社会很少，广泛博览的人“虽可以到处受一般贱人的欢迎，其实也是一种废物”，“在社会上，这两种人都是没有什么大影响，为个人计，也很少乐趣”[138]。他后来拟重做中古哲学史，仍不以傅斯年的“博极群书”为然。因为那样一来，专攻固然有术，社会影响却无由扩大了。

胡适的大刀阔斧，与大胆假设颇为吻合，距小心求证则相去甚远，况且，即使他自认为弄绣花针的训练，也每每因功力不深，方法不当，显得力有不逮。胡适提倡四字诀以后，大刀阔斧的事不宜再作，而穷后半生之力治《水经注》案，又迟迟不得理想结果。则其自许但开风气不为师，却好以金针度人；若真有金针在手，何以始终不能绣出可以示人的鸳鸯？

今人论胡适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地位，每以思想与学术混合，结果将其思想史上“暴得大名”以致众从，与学术影响相混淆，反过来再以影响的广狭，论证学术的成败以及高明与否。所谓“宗师”“通学”之说，大体即此类诡论。[139]这一逻辑，延续五四新文化时期新青年们的观念。从学术角度看，认为胡适恰逢青黄不接的一段空白，趁虚而入，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大体属实。而且所谓青黄不接，主要是中西学乾坤颠倒所致。其时真正有心于学问者，尚在按照中西学术通则，沉潜训练，不肯将半通不通的皮毛之见贡献于社会。而敢于出手的胡适，若以成名为成功的标志，并非成于学术的建树，而是思想的震荡。至少在1920年代以前，学术在他不过是救世的工具。他之所以大胆，正因为他根本不准备让严格的学术戒律束缚自己。其间的分别，当时学人已经明确指出。与新文化派公开对垒的学衡派针对性极强的批评，特别是梅光迪在《学衡》初期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尤其值得注意。

在《评提倡新文化者》（第1期，1922年1月）一文中，梅光迪指提倡新文化者“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学问家为真理而求真理，重在自信，而不在世俗之知；重在自得，而不在生前之报酬。故其毕生辛勤，守而有待，不轻出所学以问世，必审虑至当，而后发一言；必研索至精，而后成一书。吾国大师，每戒学者，毋轻著述。囊者牛津大学学者，以早有著述为深耻。今之所谓学问家则不然，其于学问，本无彻底研究与自信自得之可言，特以为功利名誉之念所驱迫，故假学问为进身之阶。……学问既以趋时投机为的，故出之甚易，无切实探讨之必要。以一人而兼涉哲理、文学、政治、经济者，所在多有。后生小子，未有不诧为广博无涯涘者。美国有某学者，曾著书数百种，凡哲理、算术、文学、科学及孔佛之教，无所不包，论者以无学问良知訾之，不许以学者之名。此在美国，有甚高之学术标准，故某学者贻讥当世，不能行其博杂肤放之学。若在吾国今日，将享绝代通儒之誉矣”。

《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第2期，1922年2月）进一步申论：(www.chuimin.cn)

盖学术之事，所赖于群力协作联合声气者固多，所赖于个人天才者尤多也。天才属于少数，群众碌碌，学术真藏，非其所能窥，故倡学大师，每持冷静态度，宁守而有待，授其学于少数英俊，而不汲汲于多数庸流之知。盖一入多数庸流之手，则误会谬传，弊端百出，学术之真精神尽失。……今之学者，非但以迎合群众为能，其欲所取悦者，尤在群众中幼稚分子，如中小学生之类。吾国现在过渡时代，旧智识阶级渐趋消灭，而新智识阶级尚未成立，青年学生为将来之新智识阶级，然在目前则否也。而政客式的学术家，正利用其智识浅薄，无鉴别审择之力，得以传播伪学，使之先入为主。然青年学生，最不可恃者也。

《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第4期，1922年4月）又说：

真正学者，为一国学术思想之领袖，文化之前驱，属于少数优秀分子，非多数凡民所能为也。故欲为真正学者，除特异天才外，又须有严密之训练，高洁之精神，而后能名副其实。……学术者，又万世之业也。故学者之令名，积久而后彰，其所恃者，在少数气味相投，不轻许可，而永久继续之智识阶级。若一时众人之毁誉，则所不计也。

此外，刘伯明的《学者之精神》（《学衡》第1期）、《再论学者之精神》（《学衡》第2期）、柳诒徵的《学者之术》（《学衡》第33期，1924年9月），均针对新文化派所谓政客式学者的言行提出尖锐批评。剔除其中动机揣测的诛心之论，鼓动思潮与潜心学术毕竟不同，当为的论。思潮兴衰及其影响的广狭，当然要看从者的众寡，学术则往往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不幸，新文化派学者确有鼓动大众以致众从的目的，后世学人也往往陷入以从者多少估价其学术成败的误区。柳诒徵《学者之术》分学者为有学无术和有术无学两类，前者易而实惠，后者难而不显，“潮流所趋，视线所集，则惟后者为归”。所以一般青年，“孰不愿师学者之术而甘师学者之学乎”？呼吁学者“舍术而求学”。梅光迪甚至说：其时中国“实无学术之可言”，“往者旧学，以有数千年之研讨经验，与夫师承传授，固亦常臻忧绝之境；通人大师，相望而起，学术之标准，亦操诸其手，享有特殊权威。于是门外汉及浮滑妄庸之徒，无所施其假冒尝试之技，冀以侥幸成功于一时。自欧化东渐，一切知识思想，多国人所未尝闻，又以语言文字之阻隔，而专门名家，远在数万里外，故今人为学者苦求师之难，盖百倍于往昔。所谓学术界者，遂成幼稚纷乱之象。标准未立，权威未著，不见通人大师，只见门外汉及浮滑妄庸之徒而已”[140]。

学衡派提出的学术标准成立与否，可以讨论，所指责的“耸动群众”乃至于其中幼稚分子，至少为新文化运动的实际现象。胡适的《大纲》即为典型。或以为胡适的方法论“对于当时从旧学出身的人是非常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141]，似嫌宽泛。从目前资料看，所谓“从旧学出身”者，多数对胡适的方法不以为然。觉得吸引力大的，除了部分趋新学人，主要是有些旧学根底的在校学生，如北大的傅斯年、顾颉刚、冯友兰、朱谦之等。各地欢迎《大纲》者，一般也是新进青年。至于究竟被什么所吸引，还需仔细分别。

《大纲》是胡适以其博士论文为底，在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基础上改写而成。对于旧学入门尚可而西学知识浅显的学生而言，胡适的截断众流有如石破天惊。不过，顾颉刚所说“在裁断上足以自立”和傅斯年所说“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对胡适用一个系统把他们所有的旧学知识贯穿起来的能力感到折服，因为西洋哲学史有西洋哲学家编的书可作教本，“独有《中国哲学史》一课，两千多年来只堆积了一大批资料，还连贯不起一个系统来”[142]。1917年10月21日，顾颉刚听了胡适上课讲墨子，觉得“甚能发挥大义”，函告叶圣陶：“坤意中国哲学当为有统系的研究，……意欲上呈校长，请胡先生以西洋哲学之律令，为中国哲学施条贯。”[143]可见这也是胡适讲授时所强调的重心和特色。后来顾氏总结《当代中国史学》，对胡适《大纲》所下的断语还是：“此书为中国第一本有系统的哲学史。”[144]批判胡适时，顾颉刚说：自己与胡适出身、成分、年龄、所受教育及学问兴趣均相同或相近，“他从外国带了‘新方法’回来，我却没有，所以一时间钦佩得五体投地”[145]，也是此意。

尽管傅斯年、顾颉刚、冯友兰等人在同辈中出类拔萃，毕竟只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其反应可以显示时尚风向，而不能代表学界公论，更不足以评判胡适的学术水准。如顾颉刚读了胡适1917年发表的《先秦诸子之进化论》，“佩服极了。我方知我年来研究儒先言命的东西，就是中国的进化学说”[146]。此文是胡适将博士论文的一些要点压缩而成，开始以为自得，后来其中论点遭到不少非议，自觉不妥，实际放弃。[147]这一时期，胡门师徒评议古今学术时有过当，引起旁观者的非议甚至讥笑。

傅斯年的学术见识本与胡适不尽吻合，他反对中国学人模仿日本桑原骘藏《东洋史要》的分期编写教科书，因后者以远东史为依据，与中国情形不合。[148]对于哲学的看法，也存异议。留学以后，西学大本营的实况很快使傅斯年明白，胡适负贩回来的未必货真价实，至少不是高档精品。1920年8月，傅斯年从欧洲致函胡适，劝以为个人要期于白首，以成学业；为社会要造成讲学风气，而不止于批评的风气[149]。傅斯年从牛津、剑桥和伦敦大学的差别，领悟到讲学问与求致用不同，专求致用，学术不能发展，而北大的风气仍是议论而非讲学。[150]随着留学生涯的延长，傅斯年连来自西洋的哲学观念及其系统也要废除。因为用哲学看中国古代思想，既看不出固有脉络，又强加以外来框架。而这正是当年对胡适讲课感受最为深刻的部分。1926年他对胡适直言其《大纲》并非空前绝后，等于否认此书的开山作用。眼界开阔令傅斯年懂得学术无国界，负贩虽不无意义，与开山毕竟有别。冯友兰、顾颉刚等人，后来也都寻求中国的固有脉络，与胡适渐行渐远。

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目的之一，是要将国学由少数天才的专业变成众人分担的事业，“使人人能用古书”[151]。他开列“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面向一切中小学图书馆和地方公共图书馆，以期引起初学者的真兴趣。用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方式，胡适觉得整理国故很容易办到，“只要中材的人，有了国学常识，都可以做”[152]。受此误导，以及胡适“暴得大名”的榜样作用，许多学时髦不长进的少年都以整理国故为成名捷径，《大纲》出版后的四五年来，胡适“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询问‘治国学有何门径’的信”[153]。其时中学生国文程度尚好，看胡适这本白话文的学术著作，能够“轻松愉快”[154]。这引起两方面反弹，一是吴稚晖等人从思想革新的角度批评国学的遗老化[155]，呼吁将青年引向科学；一是学有所成者反对将学术看得太过容易。章太炎的《救学弊论》抨击大学教育的恶制陋习，言锋掠及胡适，“制之恶者，期人速悟，而不寻其根底，专重耳学，遗弃眼学，卒令学者所知，不能出于讲义”。即使如此，“夫学之弇鄙，无害于心术，且陋者亦可转为娴也。适有佻巧之师，妄论诸子，冀以奇胜其侪偶，学者波靡，舍难而就易，持奇诡以文浅陋，于是图书虽备，视若废纸，而反以辨丽有称于时。师以是授弟子，是为诬徒，弟子以是为学，是为欺世，斯去高明光大之风远矣”[156]。容庚也辗转批评道：“胡适之先生述学，用敏锐的眼光和审慎的态度来批评古人，故所得的成绩很不错。流弊所及，后生学子，于古书未尝深造，辄逞其私智，就主观所得随意抄录，加以评骘，愚己惑人，以为猎名的工具。”

面对批评，胡适引咎自责，“在讲坛上常对此大发其牢骚，并说述学之不易，须知‘怀疑’与‘求证’相联，万不能易‘求证’而为‘武断’”[157]。1926年6月，他在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上演说“对于整理国故之最近意见”，忏悔自己提倡整理国故，动机虽好，“流风所被，实在闹出多少弊病来了！多少青年，他也研究国学，你也研究国学，国学成了出风头的捷径，随便拿起一本书来就是几万字的介绍。有许多人，方法上没有训练，思想上没有充分的参考材料，头脑子没有弄清楚，就钻进故纸堆里去，实在走进了死路”！[158]这些流弊的产生，与《大纲》的畅销同因异果。

近代学术与政治均经历一大变局，有抱负的学人，好以“但开风气不为师”自期，胡适也一样，但理解各自不同。胡适以为：“开风气者是敢作大胆的假设的，而为师者是能做小心的考证的。”[159]与同样以开风气自许的陈寅恪在认识和做法上大异其趣。开风气固然要胆大，而故意趋时又无足够底蕴，便难免很快过时。师虽有经师、人师之分，按照章太炎的看法，所谓师，不过是“守其成闻，见过弟子，有比次之功，……虽有巨细，则循顺旧术者众”。即使当“世变亟，一国之学，或不足备教授，又旁采他方。他方之学，易国视之，若奇伟然。传授者亦钞次故言，未有增上，黠者或颠倒比辑之。幸弟子莫理其本，则窃他人以成己，东方之博士，皆是也（此虽著书满家，然法非己出，则非作也。无所增进，则非述也。与此土集策案者，正同列耳）。令此曹自疏国故，不为腐谈，则以空文敷绎，或以毫毛相似，引类傅会。何者？其技尽于为师，无作述之效也”[160]。章氏《程师》一文作于1910年，当然不是针对胡适，但所批评的乱象后来却在胡适一辈学人身上充分体现。

学术上开风气，必须能够制法充实的“作述者”。胡适则像蒙师，主要是向涉世未深的青年发生作用。清华研究院毕业的陈守实于1928年在日记中写道：“无聊中阅胡适《读书》一篇，此君小有才，然绽论甚多，可以教小夫下士，而不可间执通方之士也。”[161]唐德刚教授诧异胡适晚年“学问似乎只是他老人家教导后辈的东西”[162]，其实胡适一生讲治学方法，主要便是以学生为对象和对学生起作用，包括后来两度滞美期间，与一班留美学人的忘年之交。而胡适也以能够影响后生为傲。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说从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得到治史学的方法，令后者感到是“生平最高兴的一件事”[163]。胡适晚年忆及徒弟们改变了研究方法之事，对于当时“确曾感觉很大的兴奋”依然记忆犹新。[164]在此层面，常识即规范。而且越到后来，影响越有下移的趋势。沈尹默说1924年以后北大学生对胡博士的信仰减低不少，但是中学生们还是欢喜读他的东西，“一则是因为他的文章写的清楚，容易了解，再则他往往单凭他的主观愿望去处理每一个问题，轻易下断语，做结论。中学生读书少，不能够发现他的轻率武断的毛病，反而佩服他说得那么简而明。其实，不是用简单化的手段就可以了解一切学问的，凡稍微多读几本书的人，就很容易看出他文章中的漏洞”。沈、胡积怨很深，此说又出于批判胡适之际，被胡适斥为“全篇扯谎”[165]。可是与《学衡》上梅光迪、刘伯明等人的批评比照，倒也恰当。或许正因为触及了胡适的痛处，他的反应才会如此强烈。

邓广铭说：“在一般青年人中，表面上看胡先生的影响在逐渐变小。从他到北大任教，直到二十年代，胡先生是在北大最大的三院大礼堂上课，三十年代就改在稍小点的二院礼堂上课，而到抗战前夕，则改在更小的红楼大教室上课，这就是因为上课的人越来越少的缘故。”[166]北大上课，从来是非正式的旁听生乃至偷听生多于注册生，其中许多人根本没有考入大学，甚至有不少中学生。如1930年代胡适在二院礼堂讲中古思想史，虽然听讲的人挤满了课堂，连窗外也站满了人，但“许多是外来的人以及孔德中学的学生”。有的大学生听过，“觉得这像是公共演讲，内容很通俗。不像是哲学系的功课”，还联想到唐朝和尚的“俗讲”，以为主讲人想朝通俗有趣吸引听众方面发展，所以反而不选胡适的课。[167]《大纲》多次再版，以致洛阳纸贵，主要便是大中学生以此为学习白话述学和新法治学的范本，这本来不足以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曲高和寡在学术领域几乎是一般通则，所以有学人将多数人读懂列为学术著作际遇的最下品。十年后，郭沫若旨在超越胡适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同样“是一部风行全国的大著”，几年内已经四版，销量达七千部[168]，可与胡适的《大纲》相匹敌，而胡适本人对此却不以为然。

清季教育变革和民初学风变幻，造成表浅的学术长盛不衰的土壤。如陈平原教授所说：“对于现代中国学术而言，大学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推广新学，方才是转变学术范式的关键。”[169]此言从正负两面，均能成立。西式教育不仅断裂传统学术，使之难以为继，而且不断造就数量日益扩大、中西学均未能深入的群体，使胡适变来变去的科学方法始终有用武之地。由于教育方式和内容的改变，学生未经识字、记诵、考辨等必须的步骤，行之有效的固有治学之道无法运用，而胡适融合中外常识的方法，刚好适应大批中西学问均一知半解的青年学子的需求。只是其方法虽能应急，却难以深入，若要升堂入室，后来者还须不断地补课。这样，高深的研究难免流于肤浅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