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晚清民国学人的努力与成果

胡适论学虽然好讲方法，但也明白学术史上“科学方法不是专讲方法论的哲学家所发明的”，一般专讲方法者所主张的方法，“实行起来，全不能适用”[80]。所以在提出新方法的同时，必须设法做出新典范。而欲达此目的，既要性之所近，又需技之所长。胡适的努力，至少体现于写《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撰写《说儒》和《水经注》研究等方面。

《大纲》问世后，蔡元培、刘文典、周作人、钱玄同、朱经农、丁文江、缪金源、雷海宗等人相继希望胡适再接再厉，将中古、近世卷尽早完成。本来在上卷之后续写中、下卷是顺理成章的事，胡适本人也有此计划并着手实施，而且自认为如探囊取物，很快可以完成。1919年后，胡适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古哲学史课程，并铅印出版了七章讲义，范围限于两汉。次年续讲，延至佛教三期。1921年1月，他函告胡近仁：“《哲学史》中、下卷大概夏间可成。”[81]到1922年，胡适又“拟重编《中古哲学史》，拟分两部，六篇”，甲部为两汉、魏晋，乙部为六朝、唐。是年他还开过近世和近代哲学的课程。[82]至此，胡适的想法仍是延续《大纲》上卷的方法路径，一口气完成中古和近世卷，成一完璧，因此实行起来相对简单。所写讲义和书稿，吴虞等人曾经借阅，反应不甚积极，出版之事便一再搁置；后来更受到傅斯年等人的批评，胡适的自信因而发生动摇，改变观念，同意中国严格说来没有“哲学”，勉强可用“思想史”的意见[83]，打算另起炉灶，《中国中古思想史》的写作变成要超越《大纲》的尝试，难度自然大大增加。[84]此后，胡适的哲学史迟迟不能续完，令人怀疑其哲学的根底不厚。[85]

胡适晚年说：“后来我总喜欢把‘中国哲学史’改称为‘中国思想史’。”有学人推测这一改称大概首见于《中古思想史长编》[86]。这与胡适的自述相符。但这个至关重要的变化，有一过程。1926年，胡适虽然向傅斯年表示要重写一部《中国古代哲学史》，当务之急还是先将原来《中国哲学史》的中古和近世卷写出。这在胡适已经有了基础甚至成稿。1927年2月，他为了演讲，将中国哲学史分为六个时期，从上古直到近代（1850年），因越写越有趣，决计用心写出来，预备将来修正作一本英文书。他还特意提出：“我的《哲学史》上册，先作英文的《名学史》。今又先作英文的全部《哲学小史》，作我的《新哲学史》的稿子，也是有趣的偶合。”[87]这表明胡适虽已有意新写哲学史，观念尚未过渡到标名为思想史的阶段。

1928年汪敬熙问胡适：“《中国哲学史》中卷下卷，何日可以付印？极望此书能早日出版，给近日妄谈中国宋明哲学的人一种棒喝。不打破中国哲学及伦理学说至少能与外国齐驱的邪说，中国学术及教育的进步大难。”[88]1929年6月，胡适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的角度承认：“将来只有思想家，而无哲学家。”[89]后来又将课程的正式名称改为“中古思想史”，但仍未放弃“哲学史”的标题。1928年11月15日，胡适致函芝加哥大学，以正着手撰写《中国哲学史》第二卷为由，婉辞聘其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的邀请。1929—1930年，他在日记中屡次将修改或续写的工作称为改《哲学史》稿或续写《哲学史》，还拟过《中国哲学小史》的纲目，并写了第一章的一部分。这很可能是《中国中古思想小史》的发端。[90]

胡适重写的文稿，仍然沿用《哲学史》的名目。1930年3月20日，胡适致函冯友兰，谈《老子》年代事，顺便提及：“近日写《中古哲学史》，已有一部分脱稿，拟先付油印，分送朋友指正。写印成时，当寄一份请教。”[91]同年5月15日，中国公学校董会致函胡适，其中提到：“自从先生把三月十二日开始写定的《中古哲学史》逐篇油印，送给学校中几个朋友，我们才知道先生‘五十日写成十万字’，‘三、四个月成书两册’。”[92]1930年4、5月间，张元济陆续致函胡适，告以收到所寄《中古哲学史》一至五章的书稿。[93]6、7月间，丁文江也先后收到胡适寄来的《哲学史》稿，复函希望其“早早做成一本真的书”[94]。可见胡适重写的稿子，仍标名为《哲学史》而不是《思想史》。其中或有与冯友兰争胜之意。

1931年2月，胡适重回北京大学，所任课程改称“中古思想史”，而撰写工作仍为《哲学史》。胡适日记显示，到1934年，他已将书稿的标题改为《中古思想史》，而授课的名称又恢复“中国哲学史”[95]。或许出于巧合，胡适的这些改变适与陈寅恪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册的时间吻合，至少反映了风尚的变化以及胡适本人的摇摆不定。

胡适的《中古哲学史》油印后送一些朋友看，反应不一。[96]他“改写了几次，始终不能满意，后来就搁下了”[97]。搁置的外部原因，是九·一八以后政局的变化，以及胡适本人改任文学系课程。而主观原因，当与反馈的意见有关。胡适晚年回忆说：当时油印了几十部，分送汤用彤、陈寅恪、傅斯年、冯友兰、容肇祖、单不庵等人看。[98]就学术而言，上述诸人的意见无疑最为重要，但迄今未见直接回复的文字。前引陈寅恪等人1930年代初期的评论，或许可以视为间接反应。这使得胡适失去了往日的大胆和自信[99]，迟迟不敢出手，却又不愿放弃，屡屡鼓其余勇要完成甚至全部改写。1937年胡适再任北大中国哲学史课程，仍然考虑“放大重写”《中古思想史》的有关章节。[100]1942年9月，胡适从驻美大使卸任，当月便用英文发表《中国思想史纲要》。他被问及将来计划时表示：“我想不教书，只想动手写我的‘中国思想史’。”[101]

1942年11月，胡适打算开始写汉代思想。他推掉了约20所美国大学的讲学邀请，决计专心写完《中国思想史》全部。这不仅因为相关手稿保存未失，在美国看书方便，更重要的是胡适一直放心不下这部未竟之作。他自称4年前心脏病发作住院，“明知未脱危险，心里毫无惧怕，只有一点惋惜。所惋惜的就是我的《中国思想史》有了三十三年的经营，未能写定，眼里尚无人可作此事，倘我死了，未免有点点可惜”！可见这部著作寄托着他的大期望，不完成则死不瞑目。他准备用一年时间写成包括汉魏和印度化两期的中古部分，再写包括理学和反理学时代两期的近代部分，并重写古代部分。全部计划用两年完成。[102]次年2月，在重读《两汉书》后，他想开始写定《中古思想史》的第一期两汉、三国部分，并且“为将来计算，颇想收集宋、元、明、清的思想史料书”[103]。

这时胡适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段自我反省的话，流露其一直犹疑不决的内因。他说：“凡著书，尤其是史书，应当留在见解成熟的时期。我的‘中国思想史’，开始在（1915—17），至今足足二十七年了。上卷出版在一九一九，也过二十三年了。但我回头想想，这许久的担搁也不为无益。我的见解，尤其是对于中古一个时期的见解，似乎比早年公道平允多了。对于史料，也有更平允的看法。我希望这二十七年的延误不算是白白费掉的光阴。”[104]

胡适的成熟，究竟多大程度上令其觉得可以胜任《中国思想史》，值得疑问。他后来一直声称最记挂的事就是这部书稿，希望用两三年的安静生活完成，却始终未能如愿，《中古思想史长编》也没有正式付梓，政治动荡之外，胡适本人的不自信当是他自觉不便公诸于世的要因。后来胡适谈到《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的写作时，有一番自我开脱的检讨：“《长编》的意思就是放开手去整理原料，放开手去试写专题研究，不受字数的限制，不问篇幅的长短。一切删削，剪裁，都留待将来再说。《长编》是写通史的准备工作；这就是说，通史必须建筑在许多‘专题研究’的大基础之上。我在民国十八年到十九年之间，妄想我一个人去做几十篇‘中古思想史’里的专题研究，当然是太大胆的野心，当然是不容易成功的。”[105]以此为标准，《大纲》上卷以及续写的中古、近世和近代部分固然没有经过许多专题研究的必经阶段，基础不稳，改称思想史之后，仍然不免野心太大的痼疾。(www.chuimin.cn)

近代学术，须中西两面兼通，本为至难之事。而中学动摇，西学主宰，宿儒过时，新人未立，坊间误以为用西学套中学即为学问。学人不察，将治学看得太过容易，等到1920—1930年代规范渐立，才有所收缩。胡适虽然明白不能靠早年的办法重建学术权威，必须开辟新径，但惯性使然，为学还是难以步入正规，以显示其高明。他之所以成为有名的上卷书作者，一方面反映其见识还能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则表明其学问始终未上层楼。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适对续写或重写中国思想史的执着，渐渐有些变味，似乎只是不愿放弃其学术开山与领袖地位，却又显得力不从心了。

撰写《说儒》，与《大纲》地位动摇关系密切，也是胡适重建学术权威努力的重要表现。《大纲》的“特长”之一是“截断众流”，从老子讲起。1922年梁启超到北京大学演讲，评论胡适的《大纲》，认为《老子》成书于战国末期，引起不少讨论的文字，两说各不相下。到1920年代后期，争议趋于沉寂。1930年代初，又因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而旧案重提。钱穆、顾颉刚等人相继撰文，再指《老子》成书于战国或战国后期。《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76、178、181—183等期，集中讨论这一问题。胡适除了分别向反对派诸人申述论据，坚持己见外，还专门撰写《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批评各人所用证据不过是“丐辞”，主张“在证据不充分时肯展缓判断”[106]。不过，胡适希望对方提出更有力的证据来，他本人同样需要有更充分的证据，而不能将自己的旧说当作前提。不仅如此，好讲方法的胡适若想再以金针度人，首先必须证明自己确有金针在手。而且由于对象改变，不能旧调重弹，仅仅依靠西学稗贩。

《说儒》的主题是儒的起源与流变，但重要目的之一，仍是论证老子在孔子之前。这可以说是胡适为捍卫其学术权威与后起之秀进行的一场功力较量，他自称写《说儒》的两个月是很快活的时期，“有时候深夜得一新意，快活到一面写，一面独笑”。与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有些形似。对于这篇“很用气力做的”文章，胡适颇为自信，他公开表态还有几分含蓄，“《说儒》一篇提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的一个新鲜的看法，我自信这个看法，将来大概可以渐渐得着史学家的承认，虽然眼前还有不少怀疑的评论”[107]。私下记日记更加恢复到《大纲》时的大胆：“这篇《说儒》的理论大概是可以成立的，这些理论的成立可以使中国古史研究起一个革命。”[108]可惜与胡适的预期不合，该文发表后，后起之秀多不赞成，尤其是关于老子在孔子之前的论断，反而一些老辈较为肯定，令胡适颇为意外，也有些尴尬。

这时的胡适，学术上已从“革命”的位置上退下来，成为革命的对象，要想恢复革命的形象诚非易事。郭沫若便撰文指称，胡适的“新鲜的看法”，其实是郭氏十年前的陈说，也就是说，这个命早已被人革过了。胡适写《说儒》之前是否看过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目前未见直接证据[109]，以后来的一般规范而言，研究相关问题，后出之作理应参考前人成果，否则亦为违规。尽管胡适对社会史观一派始终不以为然，郭著毕竟是轰动一时的名作。因成见而置若罔闻，并非治学应有的态度。

《说儒》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胡适不得不另辟蹊径，找到足以证明其方法优越的范例。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他将目光投向了聚讼纷纭的《水经注》公案。有趣的是，胡适从未回应过郭沫若关于《说儒》有袭用之嫌的指摘，他又屡屡论证功力相近的学人用同样的材料治同一史事，所获结论往往相同或相似，而《水经注》公案，恰恰是这一性质的案例。

胡适何时开始关注《水经注》公案，以及为何关注此案，人言言殊。窃以为胡适重审此案与1930年代其学术地位的动摇关系密切，欲借此在治学方法的领导作用方面与王国维等人争胜。[110]胡适在1930年代已经开始关注《水经注》及有关公案，并有自己的看法，当时似非秘密。据说岑仲勉能进史语所，原因之一是胡适看了他发表在1930年代初《圣心》杂志上关于《水经注》的论文。钱穆《师友杂忆》记：1936年，因商务印书馆新版《永乐大典》中之《水经注》，他有意为戴校《水经注》案作一定论，而孟森已先其为之。孟森欲文稿陆续发表后，与钱穆互为商榷。“然心史所考订，送北大《国学季刊》，主其事者，因适之方远在国外，心史所考，与适之意见有异，非俟适之归，不敢轻为发布。而心史此项存稿遂亦迟未整理，所发表者殊有限。”[111]

据1937年1月19日胡适致魏建功函，他听罗常培说，负责编辑《国学季刊》的魏建功对孟森证实戴震偷赵一清《水经注》案一文颇有点迟疑，便托罗转告魏不必迟疑，“我读心史两篇文字，觉得此案似是已定之罪案，东原作伪似无可疑”。不过后来胡适的说法与此不同：“前几年，当孟心史的文章发表后，我曾重读静安先生的《戴校水经注跋》。那时我很觉得此案太离奇，多不近情理之处，其中也许有别情，为考据家所忽略。……我久想将来搜集此案全卷，再作一次审问，以释我自己的疑惑。”[112]1940年7月，房兆楹因撰《于敏中传》而阅陈垣编订的《于文襄论四库手札》，认为“《水经注》初为戴氏经手，继易他人另办，并于其间曾生争执，须人调停。可见孟先生等之考订，尚有未到处也”。恳请胡适“拨冗为作判语，俾有所从”[113]。则胡适关注此案，应在1930年代。

胡适重审《水经注》案的目的在于讲方法论，尤其是强调在此之前“考证学方法不曾上科学的路子”[114]。但这等于推翻了从清代学者治学方法归纳出来的十字法，至少不能将朴学当作科学。有学人指出：“‘勤、谨、和、缓’四字主要还是讲的做学问的态度，还并不是做学问的具体方法。”[115]胡适本人开始对于四字法是否等于治学方法，颇为含糊。他认为不同学科各有其方法，“贯于其中的一个‘基本方法’，却是普遍的，这个‘基本方法’，也可以说是，或者无宁说是方法的习惯”[116]。而要养成好的习惯，就须信守四字法。有时其演讲题为“做学问的方法”，胡适偏说：“我今天不谈方法，只谈谈做学问的必要条件，有了这些必要条件，方法自在其中。”所谓条件，一是充分的工具，二是养成做学问的习惯，即不懒惰，不苟且，肯虚心，三是寻找真、活、实的材料。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养成治学的良好习惯，只要养成好习惯，“无论做什么学问，自能磨炼出精细正确的方法来应用”[117]。但到1943年，胡适便明确将四字诀称为治学方法，并说十年前已经借用此四字来讲治学方法了。王重民在《图书季刊》发表胡适的来函，正是将四字诀视为后者新的科学方法。胡适同意王重民发表私函，则因为此举正中其下怀。此后胡适曾多次在公私场合以四字诀为题讲述治学方法。[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