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学人与学术：解析十字真言与四字诀

2023-11-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大纲》初版时，胡适虽然坚持印一千本，底气并不充沛，梦想不到两个月内就会再版。胡适这番话说得过于自信，令人感到几分负气和强辩，这很可能是对几个月前在巴黎收到傅斯年一封来函的反应。这两条显然是针对《大纲》的弊病而发，与陈寅恪后来的批评立意相近。不过，胡适的应答未免言不由衷。况且此前还有与梁启超的一段过节。这是公开指出胡适赖以成就的外来统系，有与中国古史不相吻合之处。这等于部分认可傅斯年的主张。

《大纲》初版时，胡适虽然坚持印一千本，底气并不充沛，梦想不到两个月内就会再版。正因为“这种出于意料外的欢迎”，使之变得相当自信，敢于将答辩时未能讨好的博士学位论文付印。胡适所加的附注称：《大纲》两年中共印了七次，发行一万六千册，学位论文的主要论点和资料的校勘，都曾得到国内学者的热情赞许。“这表现在他们对于这本书的中文修订版《中国哲学史》第一卷的真诚接受，特别是关于我所认定的每一部哲学史的最主要部分——逻辑方法的发展。”[48]

国外方面，相继有俄国的柏烈伟（S.A.Polevoy）、日本的饭河、法国的戴密微（Paul Demieville）等人直接或间接向胡适表示愿意译成俄、日、法文，罗素（Bertrand Russell）则为英文本《先秦名学史》写了书评，称该书对于试图把握中国思想的欧洲读者来说，“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开端”，胡适“对西方哲学的精通丝毫不逊于欧洲人，而英文写作的功力则可与许多美国教授相媲美，同时在移译中国古代典籍的精确性方面外国人更是无可望其项背”。罗素还特意指出：“本书只是作者较早出版的、许多读者认为更为优秀的另一篇幅更长的中文著作的概述。”[49]尽管《大纲》的一些部分受到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指摘，胡适后来也有所修订，并未动摇其基本信念，甚至敢于和梁启超争辩。直到1927年，胡适回应陈源的批评，认为从文人的角度以文章论，《胡适文存》自然远胜于《大纲》，“但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50]。

胡适这番话说得过于自信，令人感到几分负气和强辩，这很可能是对几个月前在巴黎收到傅斯年一封来函的反应。这位曾为胡适讲中国哲学史能在北大站住脚起过重要作用的胡门弟子，在信中谈到胡著《大纲》，“觉得先生这一部书，在一时刺动的效力上论，自是大不能比的；而在这书本身的长久价值论，反而要让你先生的小说评居先。何以呢？在中国古代哲学上，已经有不少汉学家的工作者在先，不为空前；先生所用的方法，不少可以损益之处，难得绝后”。

听说胡适要重写一部《中国古代哲学史》，傅斯年感到高兴，并表示自己将来可能写“中国古代思想集叙”，而且提出若干要遵守的“教条”，其中包括：1﹒不用近代哲学观看中国的方术论，“如故把后一时期，或别个民族的名词及方式来解它，不是割离，便是添加。故不用任何后一时期，印度的、西洋的名词和方式”。2﹒研究方术论、玄学、佛学、理学，各用不同的方法和材料，而且不以二千年的思想为一线而集论之，“一面不使之与当时的史分，一面亦不越俎去使与别一时期之同一史合”[51]。这两条显然是针对《大纲》的弊病而发，与陈寅恪后来的批评立意相近。傅斯年在1924年1月至1926年10月间写的《与顾颉刚论古史书》中，明白说道：“我不赞成适之先生把记载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书呼作哲学史，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我们若呼子家为哲学家，大有误会之可能。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为多是似同而异。现在我们姑称这些人们（子家）为方术家，思想一个名词也可以少用为是。”[52]

胡适的回信对傅斯年表示呼应，认为“捆人最厉害的是那些蜘蛛肚里吐出来自己捆自己的蛛丝网，这几年我自己竭力学善忘，六七年不教西洋哲学，不看西洋哲学书，把西洋人的蛛网扫去了不少，自己感觉很痛快。……这一层我很得意，因为我是名为哲学教授，很不容易做到把自己的吃饭家伙丢了”[53]。这与前此声称只有作过比较研究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其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的判断，大相径庭。

不过，胡适的应答未免言不由衷。1926年7月28日，他乘火车进入欧洲时，还在读马森·奥塞（Masson-oursel）的《比较哲学》（Comparative Philosophy），觉得“此书主旨甚可玩味，但关于东方（尤其是吾国）材料不多，故结论很多误解”。进而表示：“此事非我们来干不可。”他还将此意告诉杜威（Dewey），后者希望胡适继续研究下去，以专题形式发表观点。[54]所以胡适对于傅斯年“古代思想集叙”的大计划，要留作见面时谈话的资料。[55]

是年9月，两人在巴黎会面，几日畅谈，胡适“虽感觉愉快，然未免同时感觉失望。孟真颇颓放，远不如颉刚之勤”[56]。有关古代哲学或思想史既为谈话的重要议题，则话不投机与此或有关系。傅斯年8月的来函主张治宋明理学“非一个读书浩如大海的人不能寻其实在踪迹”，胡适曾加眉批道：“欲我博极群书，万不可能，故于需明物事，偶然有所弄。”[57]傅斯年懂得治学要工具充足，功底扎实，不能急功近利，当然是留学欧洲的结果，与陈寅恪的交往恐怕也不无关系。[58]而在胡适看来，却是“所学名目甚多而一无所成”[59]，难以立竿见影，不免名士派的颓放之嫌了。

不过，聪明如胡适毕竟心有灵犀一点通，只是为名所累，如对中医、文言等事一样，心知过当，口却不服。况且此前还有与梁启超的一段过节。《大纲》出版后，梁启超首先提出批评，其中重要一条，就是认为胡著仅仅从知识论方面论中国古代哲学，“因此总不免怀着一点成见，像是戴一种著色眼镜似的，所以强古人以就我的毛病，有时免不掉”[60]。这是公开指出胡适赖以成就的外来统系，有与中国古史不相吻合之处。胡适对梁启超讲中国哲学史早有不满，认为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61]，对于和后者意见相似的批评本能地抗拒，也在情理之中。随着胡适关于疑古、整理国故等等观念的变化，他终于承认傅斯年“是绝顶聪明人，记诵古书很熟，故能触类旁通，能从纷乱中理出头绪来。在今日治古史者，他当然无有伦比”[62]。这等于部分认可傅斯年的主张。(www.chuimin.cn)

鉴于“出版后被许多青年学子奉为经典著作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却被学者们从基本意趣、材料考订、写作手法、具体观点各个方面，一一批评得体无完肤，以致胡适在30年代即对外宣称：自己对于这部旧作的见解，已经‘全部推翻’了”[63]。胡适后来自称1929年在上海着手写《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时，已决定不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的名称，万有文库重排《大纲》上卷，他提议改名《中国古代哲学史》，单独流行，将来写完《中古思想史》和《近世思想史》，“用我中年以后的见解来重写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64]，而不预备修改《大纲》。可见胡适对这部成名的“少作”已有悔意。

《大纲》是胡适赖以建立学术地位的主要支柱，从“开山”到“推翻”，无疑严重动摇其学界领袖地位。而这时来华的国际汉学界领军伯希和（Paul Pelliot），又屡屡公开表示对胡适的学问不以为然，不能不使其深感刺激。[65]尽管胡适本人的各种文字，包括有意留作史料的日记几乎不见各方面的批评对他有何影响，但从相关情形看，胡适的反应相当明显。具体表现为：一、开始将治学方法由十字箴言改为四字诀。二、试图为新的治学方法提供论据或范例。可以说，1930年代胡适在并不宽松的环境中积极做出一系列新的学术努力，目的之一，旨在重建其被动摇的权威地位。

胡适自称：“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66]准确地说，范围还要扩大。1921年《胡适文存》出版时，他在自序中就强调：“我这几年做的讲学的文章，范围好像很杂乱——从《墨子·小取篇》到《红楼梦》——目的却很简单。我的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故这些文章无论是讲实验主义，是考证小说，是研究一个字的文法，都可说是方法论的文章。”[67]而胡适早期的方法论，可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最宽泛的概括。

本来这一十字箴言只是胡适对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的总括，而非对自己治学方法的表述。[68]《大纲》的研究与表述方法，显然不能以此来概括。不过，后来胡适屡次将十字真言等同于科学方法，又以提倡科学方法自任，其影响也最大，时人便将十字真言视为胡适本人的方法。而《大纲》自然也就成了胡适科学方法的典型表述。随着胡适的各种代表作纷纷遭到各方学人的尖锐批判，十字真言法力大减，胡适不得不尝试总结新的方法。

有学人指出：胡适晚年多讲“勤、谨、和、缓”的四字法而少提十字法。[69]一般以为，胡适讲四字法在1940年代以后。1943年5月30夜，他致函王重民，详细阐述四字法。不过，他自称“十年前曾借用此四字来讲治学方法”[70]，则开讲时间早在1930年代。目前可以查实，1937年4月5日，胡适为北大中国文学系一年级讲演“做学问的习惯”，已“用宋人教人做官的‘勤谨和缓’四字为纲领”。同月25日，胡适到清华大学廿六周年纪念会讲“中国近代考证学的来历”，自称“与廿三年在辅仁大学讲的稍不同，较稳妥。廿三年我说考证方法出于刑名狱讼的训练，今年我说此种训练养成‘勤谨和缓’的习惯，有此习惯，听讼则为好官，治学则有成绩”[71]。胡适1934年1月在辅仁大学讲演《考证学方法之来历》，尚未提出四字法，则1943年所说的“十年前”稍欠准确。

从十字法到四字法，胡适经历了几年的摸索，其变化在1928年写《治学的方法与材料》时已露端倪。该文虽然再度宣称：“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但最终说明“单学得一个方法是不够的；最要紧的关头是你用什么材料”。“我们的考证学的方法尽管精密，只因为始终不接近实物的材料，只因为始终不曾走上实验的大路上去，所以我们的三百年最高的成绩终不过几部古书的整理”[72]。胡适呼吁青年跳出故纸堆，走进科学实验室，主要是回应1926至1927年间一些人批评整理国故影响开新，后来则自认为与傅斯年同年发表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异曲同工，同样注重方法与材料的关系，特别提倡扩大材料的范围，寻求书本以外的新材料。[73]这实际上已经动摇了十字法作为科学方法的基础。胡适本人或许察觉到其间的矛盾，于是开始寻找新的表达方式。

1931年9月，罗尔纲函告胡适：“自从我到了先生的府上，家父就训示我‘谨慎勤敏’四个字。”[74]胡适答称：“你那种‘谨慎勤敏’的行为，就是我所谓‘不苟且’。”[75]此事或许令胡适获得灵感，1932年7月，他到北平青年读书互助会演讲“治学方法”，在第二步“习惯的养成”一节，就包含不要赖，不苟且，要怀疑三条。[76]1934年3月到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演讲“做学问的方法”，又提出“科学方法只是不苟且，不懒惰，肯虚心的人做学问的方法”。不懒惰即勤，动手动脚；不苟且即小心谨慎；虚心即扫除成见。6月，胡适将此说纳入所写《科学概论》“结论”的大纲。[77]1935年演讲《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又归纳为“勤、慎、谦”，与四字法极为近似。[78]1936年胡适致函陆侃如、冯沅君，将储皖峰昔年辑《胡适文存》中语为一联“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与今年他自辑一联“有几分证据，说几句话。要那么收获，先那么栽”相比对，接着又函告罗尔纲：“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79]由此可见胡适讲方法的变化轨迹。

晚清民国学人与学术：解析十字真言与四字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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