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讲学：晚清民国学人的北平与苏州

北游对章太炎本人也颇有影响。南归之后，章太炎对于国事大为失望，“知当世无可为”[75]，“栋折榱崩，咎有所在，英雄特起，恐待后来，若今之统兵者，犹吾大夫高子也。仆老，不及见河清，唯有惇诲学人，保国学于一线而已”[76]。而北平学术风气的驳杂让他感到义不容辞地应当出面加以纠正。1933年1月，章氏撰写《国学会会刊宣言》，特意提道：“余去岁游宛平，见其储藏之富，宫墙之美，赫然为中国冠弁，唯教师亦信有佳者，苦于薰莸杂糅，不可讨理，惜夫圣智之业而为跖者资焉。或劝以学会正之，事绪未就，复改辙而南，深念扶微业、辅绝学之道，诚莫如学会便。”

所谓“薰莸杂糅”，还不仅是“致用”与“求是”之别，因为章氏讲国学，固然针对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时势，但要以学术不绝拯救国家衰亡，首先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特性，使中国固有学术薪火相传，才有复阳之望。学风偏蔽，无异于自毁长城，所以民国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章太炎对学术界浅薄偏邪的流弊不断有所批评。他后来总结道：“近国学所以不振者三：一曰，毗陵之学反对古文传记也；二曰，南海康氏之徒以史书为帐簿也；三曰，新学之徒以一切旧籍为不足观也。有是三者，祸几于秦皇焚书矣。”[77]“夫讲学而入于魔道，不如不讲。昔之讲阴阳五行，今乃有空谈之哲学、疑古之史学，皆魔道也。必须扫除此种魔道，而后可与言学。”祛魔为扶正的开端，“欲导中国入于正轨，要自今日讲平易之道始。三十年后，庶几能收其效，否则推波助澜，载胥及溺而已。”[78]其在苏州讲学，开国学会，以后又独立发起章氏国学讲习会，均由此而来。则章氏北游，虽然得到包括新文化派学人的欢迎，其晚年讲学，实有感于北平学术界风气不正，开学会即针对新文化以来的时趋。

清末民初的学术，与《国粹学报》关系甚大。“民国成立，《国粹学报》停刊，然而东南学者，皆受太炎之影响。《国粹》虽停，太炎之学说独盛。”到1923年胡朴安总结《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仍然说：“士子信仰其学者，至今不绝。”其间虽经历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胡适等人的以西洋方法整理国故独树一帜，大有取而代之之势，但太炎学说不仅能够通过趋新弟子深入新派内部，而且在外部与之分庭抗礼。“《国故》与《华国》及东南大学之《国学丛刊》，皆《国粹学报》之一脉，而为太炎学说所左右者也。”[79]

当新文化派掌控北京学界之际，南方各省也纷纷成立国学教育研究机构或学会组织，如唐文治的无锡国学专修馆、顾实等人的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陈衍、叶长青等人的厦门大学国学会，顾实、丁福保等人的上海中国国学研究会、胡朴安等人的中国学会等。这些机构的成员彼此互通声气，遥相呼应之外，也相互支持，参与相关活动。无锡国学馆的师资多由各学会会员担任，各机构的机关刊物刊登各方同好的文字，有的学会前后还有渊源继替关系，如1923年的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会和1926年成立的中国国学研究会，均由顾实起草宣言章程，精神上后者即有“继昔而有进”[80]的意向。

以上述机构组织为枢纽，与新文化派有别的南方学人联成一气，一些北方的非新文化派学人也参与其中，在新文化运动大潮震耳欲聋的涛声中逐渐形成异调。其中重要分子如顾实、陈柱、钱基博、高燮、陈衍、孟森、胡朴安、叶长青、冯振等人，章太炎、张尔田、孙德谦、吴梅、陈去病、柳诒徵、古直等，也以各相关刊物为发表文字的阵地，或隐或显地与新文化派立异抗衡。[81]1928年《学衡》经营困难，留在南京的柳诒徵、胡先骕等人曾商议与《华国》合并，请汪东为经理。[82]而新文化派显然亦将这些机构组织视为对手，不仅猛攻《学衡》，对东南大学国学院和南方各国学会组织也嬉笑怒骂。

南方国学阵营中的一些人与新文化派或多或少地保持一定的联系，如胡朴安、陈中凡等，但整体而言，与新文化派的精神主旨明显有别。顾实在《国学辑林·发刊辞》中，详细阐述了关于将国学由一校一系“推及全国而陈辞”的“公心”，其主张有四：即自由研究，普及学术，沟通中外，注重精神。所谓自由研究，是鉴于“吾国之人，近虽步武隆规，往往自由其名，不自由其实，非政府专制，即舆论专制，以故旧有学术亦萎缩不明”。所以要“公开破除一切，人人以自由研究为鹄的，不受何等之束缚”。所谓普及学术，是鉴于“学校系统綦严，世每望尘莫及，向隅之士，遍国皆是。矧学校自身，恒苦党派，蛮争触斗，颠倒黑白，翻云覆雨，朝秦暮楚，所好生毛羽，所恶生疮痏，不公不普，学其殆哉”。揭橥普及，就是要“绝不受何系统何党派之挟制”。所谓沟通中外，是鉴于研究学术，非洋学与国学的意气之争，中主西辅、中体西用皆非，“要在阐扬古昔之典籍，昌明世界之公理，而国学公理二者，相与互证而益明”。所谓注重精神，是反对将东西方截然分为精神与物质文明，主张“非吾振作固有之精神，则不足以宰制东西之文明，而吾国吾种亦将不免为某民族之臣虏。故如考据家、性理家、词章家，固皆当认为国学之钜子，然犹有大者，则群经百家之奥义，圣哲英豪之遗型，尤当尊为国学之精华”[83]。

反对舆论专制，抨击学校为党派挟制，调和中外新旧以及强调本位文化精神的统驭作用，条条都是针对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派的主张而发，反映了东南学人的共同观念。这即使不是受章太炎思想影响的结果，至少与章的倾向基本一致。[84]在一定程度上，章太炎可以说是这一国学阵营的精神领袖。所以，苏州开国学会以及章氏国学讲习会时，“颇有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的气氛”[85]。新老弟子如吴承仕、朱希祖、汪东、孙世扬、诸祖耿、王謇、王乘六、潘承弼、马宗霍、沈延国、潘重规等，南北耆硕如王树柟、陈衍、张其淦、杨钟羲、唐文治、孙雄、张一麐、孙德谦等，南方学人如吴梅、陈柱、冯振、吕思勉、高燮、蒋维乔、姚光、金天翮、闻宥、唐长孺、黄云眉、胡朴安、郭绍虞、古直、邓尔雅、叶长青、夏承焘、钱仲联、饶宗颐等，由北方南下者如钱穆、邵瑞彭等，纷纷加盟。杨树达等人也“屡思南行奉手，因循未果”[86]。

这些人与新文化派不一定针锋相对，但至少在学术文化的主张精神方面分歧不少。南北耆硕不必论，南方学人中如南高学派及南社诸子，与北大新文化派不合甚至公开叫阵，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吴承仕一度与黄侃关系不错，与马幼渔等则时有冲突。[87]朱希祖在新国学运动中主张新史学，但他参加过《国故》，政治思想方面与新文化派的同门不大同步。邵瑞彭参加的思辨社，其成员在北京自成一系，与新文化派也有相当的距离。钱穆虽然自称与顾颉刚的古史辨精神意气“实无大异”，实则与之主张相近者对于新文化派的种种偏弊多有不满，从1932年浦江清提议办《逆流》杂志，反对欧化，主张建设民族独立文化，到抗战期间钱穆等创办《时代与进步》，借悼念张荫麟批评主流学术，再到1950年代《新亚学报》，这批后起之秀的思想一脉相承，在主流各派之外独树一帜，且渐成引领潮流之势。

清华研究院国学科的毕业生有好几位加入了苏州国学会以及后来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如杜钢百、高亨、蒋天枢、姜亮夫等。清华办国学科，本是为了改变不识中文的形象，实行起来，有心与北京大学立异争雄，又由吴宓具体操办，可以说是南学北上的结果。主持者屡次欲请章太炎出山，不但可以在声势上压倒北大，更能够在新文化派以外聚一营垒。而该国学科“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的主张，与章太炎批评大学新式教育不能胜任中国文史教学的种种议论相通，与无锡国学专修馆、东南大学国学院以及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模式大体一致。其精神既要“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又要对“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88]。大致是《学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宗旨的延伸。

清华国学院学生有的本是北大新派弟子，一部分又受新文化派的鼓动影响而与之接近，与北大国学门学生合办学会，甚至将成绩同时交到北大国学门。清华学校当局和教师方面对此颇为不满，不允许相关刊物冠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名义，不准学生向他处提交成绩。[89]另一部分学生则对新派诸子的学行不以为然，如陈守实便认为胡适“小有才，然绽论甚多，可以教小夫下士，而不可间执通方之士也”[90]。参加苏州国学会，虽不一定表明他们对新旧两派的取舍，至少显示其对章太炎及其学说的尊信。

章太炎晚年讲学，立意针对学校教育的种种弊端，端正学风，“扶微业，举绝学”。但社会反响及学术界反应，却依听受者的立场态度及知识程度而差若天渊，甚至场景的描述也反差强烈。其在苏州先后于大公园县立图书馆、青年会、沧浪亭等处讲学，推崇者谓：《国学会会刊宣言》刊载后，“全国响应，各地学子，纷纷负笈来苏”，籍贯分布19省，“东及扶桑，南暨越裳，华夏群贤毕至，锦帆路上，车马云屯”。章太炎开讲之日，听者近500人，济济一堂，连窗外走廊也挤满了人。以后每逢太炎主讲，“诸生慕先生名，听课时无一缺席”。章氏则“一茶一烟，端坐讲坛，清言娓娓，听者忘倦，历二三小时不辍”[91]。反对者却说，听讲者只有寥寥十几人，且听不懂章氏的“土话”，“而章先生安然自在。他是狂傲的人，一切是自私的，以自己为中心的。在演讲台上，他将听众幻成一种意象，以为这意象是他的获得，他的生命之某种关联，而这意象是陌生的，于是以眼光，以笑脸，去粘住它，把它位置在某种精神生活上。这里，我仿佛看见章先生心灵的凄独。”甚至将章太炎与胡适讲学作一对比，“胡适之演讲‘儒与孔子’，听众有一二千；而一代大师的章先生，只能于不相干的十数人面前，销磨生命的余剩。纵然有狂态，有傲气，也不能不感到悲凉吧”？[92]

苏州以外，章太炎也曾应邀前往无锡等地演讲，反应同样两歧。署名“碍哥”的“看朴学大师讲学记”，记述章太炎在无锡师范演讲的情形。作者听不懂章氏的话，所以是“看”讲学而不知所讲为何物，场面也就颇为滑稽，“演讲两小时缺三十四分，章太炎吸‘茄立克’六支，喝茶五杯，微笑三次，大笑一次，起立在黑板上写字两次，一曰‘诬徒’，一曰‘疑疾’。向藤椅上靠去险些儿跌交一次。记录员伸头低说：‘时间已到’三次”。并对章太炎指钱玄同、顾颉刚等人“疑古”为“疑疾”反唇相讥，“设此类推，疑古既曰疑疾，则考古家当曰考疾家，读古书当曰读疾书，而如太炎氏本人之终身从事古旧书中者，亦当名之曰‘疾学家’矣。今又谆谆以研究‘疾书’勖青年，则恐虽有科学之医生亦医不好这许多疾病也”[93]。“看”完之后，又有署名“老实生”者发表了“听”的感受，虽然没有公开批评，字里行间，同样充满了讥笑与挖苦。[94]

依照上述情形，章太炎晚年讲学，非但未能达成预期的目的，反而暴露其确已落伍，这似乎印证了几年后他的追悼会“在寂寞中闭幕”的萧条，是由来已久。不过，此事反映出近代学术与时政的复杂关系，是非曲直，不能以及身的效果盖棺论定，须放眼长顾，才能妥当分别。章太炎在苏州讲学，分为星期讲演会讲演和国学讲习会讲演两类，前者较泛，后者略专，讲授的对象虽不尽相同，精神却颇为一致，均针对学风与世风的偏弊，提倡坐言起行，求是以端正学风，致用以改良社会。对国学讲习会学员所讲，旨在培养青年弟子，使其学有所本，走上治学大道。主张求是与致用并重，而依时势变化有所侧重。其针对学校新式教育不适合培养与中国学术文化相关各科人才的局限，这方面的成效有目共睹。与章太炎的观念主张相同或相近的清华研究院国学科以及无锡国学专修馆等机构，也是成效显著。由外国移植而来的近代国民教育体制能否胜任培养高素质的“国学”人才，至今仍然存在不小的争议。章太炎等人的主张，至少有补偏救弊的功用，不能一言以蔽之曰“保守”。

面向社会的普通演讲，因讲题原属小众，并不适合于一般大众，从来效果不佳。有过各种由大众传媒包装的讲坛经验后，学界于此当有深刻体验，而不抱怀疑态度。1922年章太炎应江苏教育会之邀，在沪讲授国学，开始慕名而来者极多，几近千人，盛况空前，需改换大会场，但后来听众日益减少，最后仅剩数十人。[95]而这时章氏仍被奉为国学大师。近代史上，此类鼓动大众的演讲，如果不能追随受众的情绪与喜好，往往得不到呼应。而大众的知识程度有限，情绪又有激进化趋势，鼓动者靠舆论赢得权势后，则须理智行事，结果容易失去受众。被拿来与章太炎作对比的胡适，这时受欢迎的程度也开始降低，常被学生讥讽为“胡博士”。

至于学术方面，凡趋时者本来容易过时，到1930年代，不满新文化派偏弊的新进之士逐渐增多，其中不少人为留学归国，新文化派所拥有的年龄和文化资源优势丧失殆尽，所用以打击反对派的老旧等等帽子统统不适用；同时，随着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民族主义情绪逐渐抬头，五四以来的反传统倾向遭遇反弹，学术趋向随之变异。章太炎指责讲哲学讲史学者，“恣为新奇之议论”，没有一定之轨范，“足以乱中国”，将新文化派的“空谈之哲学，疑古之史学”视为“魔道”[96]。其对于当时世风与学风的嘻笑怒骂，虽不免邵力子前此所批评的“好奇”“恶新”两种积习[97]，其中轴却是一以贯之的通方之论，在几经社会转型的阵痛后，许多警句至今看来更是至理名言。

学问在高明处古今中外大体相通，因而王国维断言学无中西新旧之分。章太炎主张求是与致用兼备，讲学问又时时牵扯政治，易于被指为落伍。但他自民国成立以来对思想文化学术界的种种批评，旨在强调为学贵有根柢，否则学无所本，极易过时。早在1922年，黄侃就针对学术界的时弊推崇乃师超越流俗，以为“学术有始变，有独殊。一世之所习，见其违而矫之，虽道未大亨，而发露耑题，以诒学者，令尽心力，始变者之功如此。一时之所尚，见其违而去之，虽物不我贵，而抱守残缺，以报先民，不愆矩蒦，独殊者之功也。然非心有真知，则二者皆无以为。其为始变，或隳决藩维，以误群类。其为独殊，又不过剿袭腐旧，而无从善服义之心。是故，真能为始变者，必其真能为独殊者也。不慕往，不闵来，虚心以求是，强力以持久，诲人无倦心，用世无矜心，见非无闷，俟圣不惑。吾师乎！吾师乎！古之人哉”！[98]

民国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学术界，虽然好以守旧责人，以代际名义实现派系更替，结果终不免“暴起一时，小成即堕”[99]，以致抗战期间钱穆屡屡批评学人无大成就，并且特意强调章太炎为学守平实，认为：“太炎之于政治，其论常夷常退，其于民族文化，师教身修，则其论常峻常激。然亦不偏尊一家，轻立门户。盖平实而能博大，不为放言高论，而能真为民族文化爱好者，诚近世一人而已矣。”[100]由此而论，早已被新文化派宣布为“过时”的章太炎，其学术主张在钱穆等人身上再度体现，倒是新文化派自己，时过境迁，难免“过时”之讥。后来者失察，以新派自我中心塑造的历史为据，又拘泥于一时一事，结果重蹈覆辙，跳不出历史的循环往复。

[1]《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46—550页。

[2]章开沅教授即认为章太炎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主要并不在于政治方面，其主要事业和对民族的贡献是在学术方面，终其一生可称得上是真诚爱国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章太炎思想研究·序言》）。陈平原也认为章太炎不只是政治家，更是近代中国最博学、思想最复杂高深的人物（陈平原：《追忆章太炎·后记》，第579页）。

[3]沈松侨：《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

[4]《黄侃日记》，第764—781页；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下册，第204—240页；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61页。

[5]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原计划为4月18日、20日讲两次，因未能完毕，22日续讲一次（《北京大学日刊》第2806号，1932年4月12日；《北京大学日刊》第2815号，1932年4月22日）。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据周作人日记推断章太炎演讲从4月20日至22日连讲三天（第132页）。实则4月18日的演讲周作人未听，只于是晚7时赴宴。此宴会由马幼渔出面，参与者还有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俞平伯、刘复、魏建功、胡适、蒋梦麟，共11人。

[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82页。张中行称章太炎在北京大学第三院风雨操场还有一次“下里巴人”的公开演讲，“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了石敬瑭啊！’”（《负暄琐话·章太炎》，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第455页）此事未见其他报道。刘半农为江苏人，章太炎对其学行不以为然，似难担任口译。周作人亦指口译者为钱玄同。章太炎在民国学院、中国学院和平民大学的演讲，则由黄侃担任口译。

[7]参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8]《发起亚洲古学会之概况》，《时报》1917年3月5日。

[9]《致柳翼谋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763页。

[10]《刘师培致〈公言报〉函》，《北京大学日刊》第340号，1919年3月24日。

[11]顾颉刚称：“孟真在同班中孤立，而《国故》月刊便是他同班所组织，而且他的同班除了他外无不在内。感情学问既相差甚远，偏又刻刻见面，自然有许多微讽托意之词，自然仇怨渐渐的深固了。”“他们两人最遭人忌的地方便是办了一卷《新潮》”（1919年6月17日致叶圣陶信，顾潮著：《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56页）。

[12]《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46—550页。

[13]《鲁迅全集》第12卷，第185页。

[14]张枬：《永难泯灭的记忆》，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筹委会编：《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第81页。

[15]胡云富、侯刚：《吴承仕传略》，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筹委会编：《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第209页。

[16]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下册，第204、240页。周作人在回想录中引自己的日记有所改动。

[17]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80页。

[18]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第103页。

[19]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616—617页。该演说收在1921年出版的《太炎学说》上卷。

[20]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617—618页。

[21]四部分类，发端于部勒图书，后来逐渐演变为指相应学科，史学、经学成名较早，诸子学稍晚，集部原指文选，因掺入杂书过多，难以独立成学。详情另文专论。

[22]章太炎讲演，曹聚仁记录：《国学概论·小识》，第2—4页。

[23]钱玄同著：《钱玄同文集·书信》第6卷，第302页。此事发生于3月12日，有关详情，黄侃记为：“食罢，二风至，予曲意询其近年所获，甫启口言新文学三字（意欲言新文学，且置不言），彼即面赤，謷謷争辩，且谓予不应称彼为二风，宜称姓字。予曰：‘二风之谑，诚属费宜，以子平生专为人取诨名，聊示惩儆尔！常人宜称姓字，子之姓为钱耶？为疑古耶？又不便指斥也。’彼闻言，益咆哮。其实畏师之责，故示威于予，以塞师喙而已。狡哉二风！识彼卅年，知之不尽，予则浅矣。”《黄侃日记》，第767页。

[24]曹述敬：《钱玄同年谱》，第113页。

[25]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第226—253页。

[26]钱玄同著：《钱玄同文集·书信》第6卷，第114页。

[27]黎锦熙认为：“一般人只看见钱先生并不和他老师一样的反对‘今文’经学，而且研讲‘今文’，表彰南海，就以为他于章氏的‘古文’经学竟无所承，殊不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大胆说话，能奏摧枯拉朽之功，其基本观念就在‘六经皆史’这一点上。”《钱玄同先生传》，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第68页。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已经指出钱玄同所受章太炎的影响（第205—207页）。

[28]有学者指该刊所发章太炎白话文各篇，均出自钱玄同之手。据近年学者考证，除《中国文字略说》一篇外，其余均为章太炎自作。

[29]《省教育会通告》，《申报》1922年3月29日。

[30]《中华新报》1922年10月10日增刊。

[31]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第63页。

[32]臧恺之：《吴检斋先生轶事》，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筹委会编：《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第104页。

[33]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409—410页。所品之一、三两类，原认为指胡适、陈寅恪，似嫌武断。陈以爱博士认为当指章太炎、胡适。第一类亦可能指梁启超，第三类指胡适则尚有不解之处。各说虽皆有本，孙楷第毕竟是概括归纳，过于坐实，或许反而失真。

[34]汤炳正：《忆太炎先生》，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第455页。

[35]《与罗振玉书》，《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171—172页。

[36]《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第630—638页。

[37]钱玄同：《敬答穆木天先生》，《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189、194页。

[38]钱玄同著：《钱玄同文集·书信》第6卷，第75页。

[39]《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46—550页。

[40]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录》，第430页。

[41]《哀启》，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筹委会编：《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第164页。

[42]汤炳正：《忆太炎先生》，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第459页。章太炎《菿汉闲话》：“东原云：大国手门下，不能出大国手，二国手三国手门下，反能出大国手。盖前者倚师以为墙壁，后者勤于自求故也。然东原之门，即有王、段、孔三子，所得乃似过其师者，盖东原但开门径，未遽以美富示人。三子得门而入，始尽见宗庙百官耳。前世如张苍门下有贾太傅，而贯长卿辈经术不过犹人；梁肃门下有韩退之，而籍湜辈文学去退之已远，则真所谓二国手三国手门下能出大国手，大国手门下不能更出大国手也。”（《制言半月刊》第13期，1936年3月16日）。(www.chuimin.cn)

[43]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第452—53页。

[44]魏建功：《钱玄同先生与黎锦熙先生〈论“古无舌上、轻唇声纽”问题书〉读后记》，《中国语文》1961年9月号。

[45]黄侃所记做东者无尹炎武而有周叔迦（《黄侃日记》，第773页）。

[46]《北京大学日刊》第2806号，1932年4月12日。关于北京大学的主办机构，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称为“国文研究所”，姚奠中、董国炎从之，实误。

[47]《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10月。

[48]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第1—34页。傅斯年最初考虑的人选中，还有朱希祖、沈兼士为特约（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60、68页）。

[49]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241页。

[5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第440页。

[51]钱玄同著：《钱玄同文集·书信》第6卷，第300页。

[52]1927年7月4日致叶圣陶信，顾潮著：《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14页。

[53]《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努力周报》第29期，1922年11月19日。

[54]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古史辨》第1册，第23—30页。

[55]1924年7月5日与履安信，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97页。

[56]蓝文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第79页。

[57]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第3章第1节。

[58]《研究所国学门通告》，《北京大学日刊》第2045号，1927年2月24日。

[59]《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讲”题目》，《北京大学日刊》第2040号，1927年1月29日。

[60]1936年9月1日致潘景郑，《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308页。

[61]陈守实：《学术日录》1928年2月8日、22日，《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刘桂生、欧阳军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补》，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第433页。据吴其昌《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梁“命其昌辈推举良师，其昌代达诸同学意，推章太炎先生、罗叔言（振玉）先生。先师欢然曰：‘二公，皆吾之好友也。’……其昌因奉校命，北走大连，谒罗先生于鲁诗堂，南走沪，谒章先生于同孚里第。”“初时罗、章二先生均有允意，章先生拈其稀疏之须而笑：‘任公尚念我乎！’且有亲笔函至浙报‘可’。然后皆不果。罗先生致余书，自比于‘爰君入海’，章先生致余书，有‘衰年怀土’之语。”（《子馨文在》第3卷《思桥集》，沈云龙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第81辑之808，第449—450页）

[62]周传儒、吴其昌：《梁先生北海谈话记》，丁卯初夏《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

[63]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周刊》第351期。

[64]详见刘巍：《〈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学术背景与初始反响》，《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刘文力辩钱穆本意不及“史学界之疑古派”，并疑钱穆将后起之意附到当年之事，则嫌稍过。钱穆的意思是说傅斯年向人介绍其为《刘向歆父子年谱》的作者，意在破今文学派和疑古派。至于钱穆对古史辨的看法，他自称：“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然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二者分辨，仅在分数上。如禹为大虫之说，颉刚稍后亦不坚持。而余则疑《尧典》，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而孟真所主，则似尚有迥异于此者。”（《师友杂忆》，第167—168页）若钱穆真有曲笔，倒是将与疑古派的分歧轻描淡写。其实，与古今中外各家学术一样，古史辨的主张本无大错，但实行中以疑为考，变成一味破坏，疏于建设。变疑为考，正是立异的关键。

[65]章太炎著，虞云国标点整理：《菿汉三言·菿汉微言》，第61页。

[66]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下册，第75页。

[67]《新闻报》1924年7月20日。转引自《北京大学日刊》第1526号，1924年9月24日。

[68]天津《大公报》1937年6月10日。陈垣1943年11月24日致方豪函谓：“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02页）此言不足以表明陈垣本人史学思想的变化，却可以反映那一时期学术风气的转移。

[69]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62—63页。

[70]杨树达：《积微居友朋书札》，第38—39页。

[71]杨明德：《检斋先生在师大》，《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第113页。陆宗达、刘节、周馥、殷孟伦、戴名扬、朱臾卿等请黄侃讲音韵训诂相关之理。杨树达还让侄儿杨伯峻拜黄侃为师。据《黄侃日记》，其时有九位学生前来听讲，每周两次，“鄢荣爵、谢震孚、沈仁坚、汪绍楹，皆新来者；骆鸿凯、陆宗达、朱家济、周复、任化远，皆昔已从游者。”（《黄侃日记》，第764—765页）

[72]《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10月。

[73]《胡适日记》（手稿本）1929年2月4日。

[74]《北京大学日刊》第2875号，1932年7月16日。

[75]《〈制言〉发刊宣言》，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870页。

[76]1932年10月6日致马宗霍函，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924页。

[77]《〈制言〉发刊宣言》，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870页。

[78]章太炎：《历史之重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930—931页。

[79]上海《民国日报·国学周刊》1923年国庆日增刊。

[80]顾实：《发刊辞》，《国学辑林》第1期，1926年9月。

[81]参见《〈国学辑林〉撰述员名录》《中国国学研究会会员名录》，《国学辑林》第1期，1926年9月。

[82]《黄侃日记》，第285页。胡先骕也指出《学衡》宗旨“一则必须用文言，二则沟通中西学术，非纯乎保存国粹。”并对《华国》的个别文章表示不满。

[83]顾实：《发刊辞》，《国学辑林》第1期，1926年9月。

[84]陈中凡后来在《自传》中称其在东南大学与同人发起组织“国学研究会”，编辑《国学丛刊》，力求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增进文化”，是要与盲目复古的学衡派相抗衡（姚柯夫编著：《陈中凡年谱》，第17页）。此说显然受后来时势的影响，与当时语境及本事不尽吻合。陈早年在北大参与《国故》，任编辑（《〈国故〉月刊社成立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第298号，1919年1月28日），先后任东南大学、金陵大学、暨南大学国文系主任，李详称其主金陵大学国文系时，“与胡小石先生提倡国粹，声誉昭然，或推或挽，学子日聆绪论，不胜斐然。将继东南而兴，自成一队。”（吴新雷、姚柯夫、梁淑安、陈杰编篡：《清晖山馆友声集》，第32页）

[85]汤国梨口述，胡觉民整理：《太炎先生轶事简述》，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第102页。

[86]《国学会会员姓名一览表》，《国学商兑》第1卷第1号，1933年6月1日；《国学会会员姓名一览表》，《国学论衡》第2—8期，1933年12月1日—1936年11月20日。

[87]吉川幸次郎：《留学时代》，《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第384—394页。

[88]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周刊》第351期。

[89]刘桂生、欧阳军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补》，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第33页；孙敦恒：《清华国学院纪事》，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1辑，第311页。

[90]陈守实：《学术日录》1928年2月8日、22日，《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

[91]诸祖耿：《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序》，《文教资料》1986年第4期；沈延国：《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引自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第377、452页。

[92]乃蒙：《章太炎的讲学》，《宇宙风》第22期，1936年8月。

[93]《论语》第14期，1933年4月1日。

[94]老实生：《听朴学大师讲学记》，《论语》第15期，1933年4月16日。

[95]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667页。

[96]章太炎：《历史之重要》，《制言》第55期，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930页。

[97]邵力子：《志疑》，章太炎讲演，曹聚仁记录：《国学概论》，第119页。

[98]《黄侃日记》，第51页。

[99]章太炎：《对重庆学界演说》，《历史知识》1984年第1期，第44页。引自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第199页。

[100]钱穆：《余杭章氏学别记》，天津《大公报》1937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