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学人与学术：吴承仕、章太炎的影响

2023-11-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再以出面邀请讲学的机构看，中国学院、民国学院、平民大学均为吴承仕联系，北师大为“研究院的历史学科门及文学院的国文系和史学系合请”，北大则为“中国文学系、研究所国学门”，史学系不在其列。章太炎北游之际，只有中国文学系和国学门尚在其弟子的控制影响之下。而章太炎的学术地位得以维系，与其学术观念的影响仍然发生重大作用密切相关。

细究起来，北平太炎门生的大本营原在北京大学，其次是北师大，论关系燕京大学较疏。而邀请章太炎讲学的次序刚好颠倒过来，燕京反而占了头筹。以宴请论，所知除最早3月1日是由吴承仕、朱希祖、马幼渔、黄侃共同作东外，以后分别由吴承仕（3月4日午）、刘文典（3月4日晚）、林损（6日）、尹炎武（7日）、熊希龄、左舜生、王造时（11日）、尹炎武（22日）、黄侃的学生汪绍楹、陆宗达、骆鸿凯、朱家齐、周复、沈仁坚、殷孟伦、谢震孚等八人（29日）作东，然后是4月6日陈垣、尹炎武、伦明、余嘉锡、杨树达等以京都名席公宴于谭祖任家[45]，谢国桢、刘盼遂（4月13日）、徐森玉（16日）等人亦分别宴请，北大弟子邀宴，已在4月中旬以后。即使考虑到章氏其他方面的应酬或多，有日记为本的黄侃、周作人、杨树达三人未及别的章门弟子的私宴等等可能因素，这种现象即使不能说反常，至少也不够正常。

再以出面邀请讲学的机构看，中国学院、民国学院、平民大学均为吴承仕联系，北师大为“研究院的历史学科门及文学院的国文系和史学系合请”，北大则为“中国文学系、研究所国学门”，史学系不在其列。[46]文史两系本来均为太炎门生在北大的基地，由于北大内部长期派系纷争，胡适一派与太炎门生在英美派与法日派、现代评论派与“某籍某系”等等分界下明争暗斗。1930年，长期担任系主任的朱希祖被学生哄闹下台，改组后的北大史学系先由傅斯年代理系务，继而陈受颐接班，实际仍由傅斯年幕后决断，后来胡适又担任文学院院长，太炎学派“把持”北大文史两界的局面就此被打破。章太炎北游之际，只有中国文学系和国学门尚在其弟子的控制影响之下。

1928年傅斯年发起“史学革命”，矛头直指太炎学派，指名道姓抨击章太炎“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瀓，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杨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多年了”，对于“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47]的状况表示难以容忍。在史语所用人方面，也竭力反对太炎学派加盟。[48]控制了北大史学系之后，还想进一步打击太炎学派在北大国文系的势力。有其作梗，北大史学系当然不会出面邀请章太炎讲学。连北大校方宴请章太炎，也不见傅斯年的身影。

或以为1922年4至6月章太炎在上海的系列“国学讲演”，1923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由胡适撰写“发刊宣言”的《国学季刊》，“可以把这作为两代学者交接的象征：此前谈国学者以章太炎为翘楚，此后则是胡适们的天下”[49]。傅斯年的态度似乎与此说吻合，但其他“胡适们”，包括胡适本人，以及并非胡适一派的其他学人，对于章太炎北上讲学的态度及反应与傅斯年相去甚远。这不仅表明“胡适们”尚在老辈和来者的夹击之中，远不能包揽天下，而且随着时势的变化，新派对于学术文化所作种种偏激的判词逐渐失效，章太炎的学术观念再度引起学人的重视。前引钱穆所说“风气转变，亦洵非咄嗟间事矣”，正是风气人心转移的反映。

对于章太炎的学术，胡适的态度颇有些矛盾，1922年8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评论当时的中国学人道：“现今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50]这种看法，胡适的弟子顾颉刚乃至与胡适关系最近的太炎弟子钱玄同大概一致。钱玄同称：“近二十年来，国学方面之研究，有突飞之进步，章刘诸公在距今二十年至前三十年间，实有重大发明，理宜表彰，但亦不可太过。三十年前之老辈，惟梁任公在近二十年中仍有进步，最可佩服，其他则均已落伍矣。”[51]顾颉刚后来与鲁迅等人冲突时也说：“我岂无争胜之心，但我的争胜之心要向将来可以胜过而现在尚难望其项背的人来发施。例如前十年的对于太炎先生，近来的对于静安先生。”[52]则在“胡适们”的心目中，章太炎的学术确已过时。

不过，胡适等人所谓“章先生的创造时代似乎已过去了”[53]，只是从发展的眼光看，后者的学问停滞不前，因而不免落伍，而不是说他已经失去了学术界的权威地位。顾颉刚曾报名听讲民初章太炎北京国学会的讲学，由此得到治学门径。后来他对章氏的极佩服之心渐少，视为“从经师改装的学者”，但条贯材料做学术史的动机还是因此而发生。[54]所以到1924年6月，他为北大学生讲演国学，分国学研究为考古学、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地质学、学术史、民俗学五派，仍将章太炎与胡适、梁启超一起列为学术史派的代表，认为“这五派学问都是二十年来的新进展，旧式学者梦想不到的。”[55]1922年11月，胡适为上海《密勒氏评论报》（The Week by Review）举办征求读者选举“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的活动代拟名单，还是将章炳麟列为学者组的第一人。曹云祥筹办清华研究院，曾与胡适磋商，并请他担任导师。胡表示：“非第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56]可见至少在国学研究的领域，发表了革命性宣言的胡适还不敢妄自称雄，对于章太炎也仍然肯定。

诚然，学术史上不乏单靠权势以支撑门面的学阀，不仅观念主张早已过时，学术生命力亦已停止，只是一味把持，妨碍学术的进步。而章太炎的学术地位得以维系，与其学术观念的影响仍然发生重大作用密切相关。胡适起草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作为“新国学”的研究纲领，虽然反映了他本人的某些学术观点，其实是代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全体说话，而非胡适个人学术见解的表达。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考虑和吸收占国学门成员多数的太炎门生的意见，不得不暂时搁置前此竭力主张的“疑古的态度”，并且不再急于“评判是非”[57]。则新国学的纲领本身包含了太炎学派的意见，而这些意见多为得自太炎的真传。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定期学术讲演，渊源可以追述到1918年国文研究所时期，由刘复演讲“中国之下等小说”，大体是新文化及新国学派的阵地。国学门成立后，除每年一度的恳亲会有学术演讲外，只有林玉堂举办过类似一般课程的“中国比较发音学”“标音原则”两种讲演。1927年1月29日国学门第八次会议决议：“每月五日举行专门学术演讲会一次，由本门同人轮流担任，定名为研究所国学门月讲，公推刘复先生担任月讲干事，办理一切关于月讲事务。”[58]先后演讲者有陈垣（回回教进中国的源流）、刘复（从五音六律说到三百六十律）、马幼渔（戴东原对于古音学的贡献）、沈兼士（求语根的一个方法）等。[59]后因故中断，直到1930年11月才恢复月讲，时间改为每月20日晚7至9时，先后演讲者有钢和泰（Alexander Wilhelm Baron von Stael-Holstein）（故宫咸若馆宝相楼佛像之考证）、沈尹默（诗人眼中之事物）、黄节（陆象山之学）、马衡（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许守白（研究宋词之我见）等。(www.chuimin.cn)

请章太炎到北大国学门讲演，不仅表明章氏仍然被奉为国学界领袖，而且显示新文化派的大本营也承认这一现实。出席4月18日宴会的除太炎门生外，还有蒋梦麟、胡适、俞平伯、刘复、魏建功等人。这种安排并不仅仅出于校方的礼节，也可以视为新派的表态。刘复、俞平伯、魏建功还参与了5月15、16两日分别由周作人、朱希祖做东的宴请。刘复不仅代写板书，还为之摄影留念[60]，其殷勤甚至令旁观者误认为他也是太炎门生。实则章太炎对刘的印象不佳，曾经当面令其难堪。而刘复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骨干，又得到主张“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傅斯年的赏识，获邀加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为主流派的要角。这在原来北大教师辈学人中可以说是罕见的例外。

至于新文化派以外的学人，章太炎的学问非但从来没有过时，至少在国学研究领域，还是正宗主导。前引江苏教育会和《中华新报》的赞誉，虽有广告色彩，并非一味吹捧奉承的谀词。1927年王国维死后，清华研究院急于寻找新的导师，以巩固学术地位，首先考虑的人选还是章太炎。章氏本是创建之初的人选之一，而遭其拒绝，后来梁启超“曾以私人资格托友人往询，章以老病且耳聋辞，不愿北来。”以后该院虽“决拟聘章太炎为教授”，但考虑到校评议会不能通过，没有提出，并委托陈寅恪于赴沪途经天津时向梁启超说明及互商办法。[61]清华研究院增聘导师，除章太炎外，其他人选还有罗振玉和张尔田。该院与北京大学研究所精神虽然有异，却也同样主张沟通中外文化，如梁启超所主张“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62]，聘请教师不仅要求是“国内硕学重望”，而且须具备三种资格：“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63]所聘及拟聘各人，既无一味偏激的新进，亦非顽固不化的老朽。

章太炎的学问依然时兴，倒是率先提倡整理国故的新国学派的种种学行，引起新旧各方人士越来越多的不满和非议。1930年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打破晚清以来经今古文学之争的缠绕和疑古辨伪风气鼓荡下破坏有余建设不足的偏向。[64]其1932年完稿的《先秦诸子系年》，也是继王国维之后的建设性著作。次年钱穆为《古史辨》第4册作序，更要打破北平学术界“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着眼于中国民族文化之前途”，希望改变缺乏大思想家的现状。

此时中国学术界的风云变幻，大概反映了学术中心由经入史的趋向，而章太炎一直鼓吹“六经皆史”之说，强调治史的重要，尤其主张史学之于国性的至关重要，批评“昔人所诮‘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65]。1922年底他在杭州讲学，批评“今浙人之所失者，即在无历史学问”[66]。1924年章氏应教育改进社之邀，到南京该社年会演讲“劝治史学并论史学利弊”，认为“史学乃对证发药，为补救时弊之良法”。并对中国学校“独于史学徒有虚名，浮浅之讥，在所难免”的状况大为不满，主张读史以“发扬志趣，保存国性”。他进而指陈学校教授史学的五大弊端，即取文舍事，详上古而略近代，详于域外而略于内政，详于文化而略于政治，因古籍之疏漏而疑为伪造，呼吁“去此五弊”，以见“史学之功用”[67]。该演讲的内容包括在同年8月15日出版的《华国月刊》第1卷第12期《救学弊论》一文中，表述略有小异。这些显然针对北平学术界种种弊端而发的议论，其精神要旨在1930年代初得到普遍响应，不能不说具有先见之明。章太炎逝世后钱穆补写《余杭章氏学别记》，即彰显其主张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和文化主义史学，“然则太炎论史，三途同趣，曰归一于民族文化是已”[68]。不仅引章氏为同道，而且以其为针砭。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章太炎在平期间，除弟子外，故都学界同人后进纷纷邀宴或前往问学。杨树达、余嘉锡等多次拜见，当面请益，得其奖掖，以印证学识。本来章、黄二人均好讥评显达，奖掖后进，这时对来访者更是褒奖有加，并借机评点旧京学界人物。章太炎对吴承仕说：“湖南前辈于小学多麤觕，遇夫独精审，智殆过其师矣。”黄侃则附和道：“北京治国学诸君，自吴检斋、钱玄同外，余（季豫）、杨二君皆不愧为教授。其他则不敢知也。遇夫于《汉书》有发疑正读之功，文章不及葵园，而学问过之。《汉书补注》若成于遇夫之手，必当突过葵园也。”[69]学界的晚生后辈得太炎青睐者受宠若惊，失之交臂者遗憾不已。杨树达呈请求教诸文，有难黄侃者，章太炎不以为侮，“进而奖之”，令杨慨叹“先生局度之弘、是非之公如此。”[70]陆宗达、任化远等还由吴承仕介绍，拜章、黄为师。[71]傅斯年写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之所以要公开将矛头指向章太炎，正是因为直到那时，太炎学派乃至太炎的学术主张仍然掌控着中国南北学术界的大半河山，其国学大师的地位难以动摇。

傅斯年坚决反对“国故”的观念，声称“这层并不是名词的争执，实在是精神的差异的表显”。学理上他认为“整理国故”“盘桓于传留的问题，旧题不下世，新题不出生，则结果直是旋风舞而已……换言之，无后世的题目，或者是自缚的题目，遂至于这些学问不见奔驰的发展，只表昏黄的残缺。”[72]潜在的立意显然欲将太炎学派釜底抽薪，因为非将“国学”打破，太炎学派在学术界的霸主地位无法摇撼。对此，胡适与傅斯年的态度显然有别。胡适并不反对“国学”的观念，直到1929年2月，他还主张按照5年前所拟的办法，将北京大学改作研究院，分为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国学院、外国文学院或文学院等四个分院。[73]不过，后来傅斯年的意见似乎占了上风。章太炎北大讲学不久，1932年7月8日，北京大学校务会议通过《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规程》的决议，其第二章规定：“本院分设自然科学、文史、社会科学三部，得依本校能力所及，分期先后成立，或一部中先开若干门。”[74]不仅国学院不见踪影，已有10年历史的研究所国学门也寿终正寝，从而为胡适、傅斯年一派成为主流铺平了道路。

晚清民国学人与学术：吴承仕、章太炎的影响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