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学人与学术：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和中国史学会

北平和平解放后，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新中国的筹建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为了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迅速打开新的局面，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基础，中共中央在军事政治形势仍然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对学术文化领域的组织工作相当重视，并得到学术文化界人士的积极响应。各界别的代表大会纷纷召开，新的学术团体不断涌现。1949年7月1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的当天，由王冶秋、王重民、王伯祥、尹达、白寿彝、向达、吕振羽、吴玉章、吴晗、吴泽、宋云彬、杜守素、余嘉锡、余兆祥、李则刚、周谷城、周予同、尚钺、金灿然、邵循正、范文澜、侯外庐、马衡、翁独健、梁思成、容肇祖、唐兰、陈垣、陈家康、陈述、郭沫若、嵇文甫、张云波、华冈、叶丁易、叶蠖生、杨绍萱、杨东莼、楚图南、裴文中、翦伯赞、邓初民、邓以蛰、黎锦熙、郑振铎、郑天挺、齐燕铭、钱杏邨、韩寿萱、罗常培等人发起，要求成立中国新史学会，并于当日在北平正式成立筹备会。

下午3时半，发起人会议在北京饭店举行，到会者有郭沫若、范文澜、邓初民等三十余人，郭、范、邓以及向达、陈中凡等先后发言，“一致表示全国历史工作者应团结起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会议全体通过了筹备会的组织规程和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并决定迅速筹备召开全国历史工作者代表会议，选举了筹备会的常务委员会，选出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邓初民、陈垣、侯外庐、翦伯赞、向达、吴晗、杨绍萱、吕振羽等11人为筹备常务委员会委员，筹备会常委会推选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任副主席，侯外庐、杨绍萱任秘书，负责召开全国历史工作者代表会议的筹备事宜。[124]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规定了该会的宗旨、会员和组织等一系列重要原则，其宗旨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会员须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赞成本会宗旨，并愿遵守本会会章。该会的最高领导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由大会选举理事若干人组成理事会，为大会闭幕后的执行机关。理事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由全体理事互选之。理事会下设秘书处，处理日常事务。理事会认为必要时，可设立各种委员会，以从事调查、发掘、研究、编辑等工作；可组织各种学习小组，并举办讲习会。省或中心城市成立分会，须经理事会批准。[125]

逯耀东教授分析《历史研究》创刊时编辑委员会的组成，认为由三种不同类型的史学工作者结合而成：一种是受过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历史教育，从旧社会过渡来的成名史学家或著名的历史工作者，一种是在白区工作的马克思主义工作者或前进的史学家，一种是从延安（解放区）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126]这种格局在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的阶段大体已经呈现。虽然参加筹备会发起人会议的学人当中旧史学出身者相对较多，但在常委会成员中，来自解放区和白区地下工作者则占多数。正副主席人选，完全没有旧社会过渡者。这在当时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天经地义，因为既然要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才能实事求是，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显然不能由旧史学工作者来带领。即使是那些积极要求进步的学人，也必须经过一个学习和改造的阶段，否则难以适应新的形势。

自社会史与社会性质两次大论战之后，唯物史观在学术界引起广泛注意，尤其是在青年学生和学人当中，反响更加强烈。不过，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外，其他派系的学人也相当注重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主张运用唯物史观的理念方法。而在学术素养较深的学人看来，以唯物史观为旗号的学人的著述，还存在生搬硬套，强史料以就我的种种弊端，并不十分信服。在长期的争执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阵营虽然不断扩大，总体上依然处于弱势。突然之间，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免引起一些人的疑虑和忧郁。新史学会的人脉关系，让原中国史学会的要角顾颉刚顿生猜测。他看到有关报道后，在日记中记道：“报载北平成立新史学研究会，在南方之伯祥、寿彝皆在，而无予名。予甚为新贵所排摈矣。予为自己想，从此脱离社会活动，埋头读书，庶几有晚成之望。畏三儿皆幼，培植需钱，而大中国见予失去社会地位，复将以刍狗土龙视之，生计乃大可虑耳。数月前，君匋亟劝予赴港转平，予以静秋之阻未能应，若予先解放而往，当不至如此也。前数年，予所以不能不接近政府，实以既办大中国，便不得不与政治发生关系，不虑即以此使人歧视。”[127]

顾颉刚的揣测，不无多疑之嫌。原来中国史学会的职员中，参与发起新史学会者只有向达和黎锦熙两人，尚在南方或已经出走的学人大都并未参与。而个别南方学人参与其事，当是北上参加全国文代会或新政协顺便附和，或通过一些关系与有关人员发生联系，未必真的事先有所选择取舍。不过，对于原来与国民党稍近的学人有所疑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亦属正常。

依照章程规定，新史学研究会开展了一系列工作。1949年12月，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召开筹备会，周谷城、李亚农、金兆梓、周予同、李平心、顾颉刚等人参与。次年3月，设置了机构和职员。[128]按照总会规定，南京、杭州归入上海分会活动。[129]此后两年间，中国新史学会总会会员达289人，河南、广东等15个省市设立了分会和分会筹备会，全国各地会员达606人。[130]

在北京，新史学研究会和其他史学团体一起，召开了多次会议，传达和宣传新史学研究会的精神。1949年10月11日下午3时，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与北京六大学（北大、师大、清华、辅仁、燕京、中法）史学联合会在师大文学院历史学会举行联席会议，师大历史系主任侯外庐、机器改进协会编审处长杨绍萱、留校史学会代表出席，师大历史系同学四十余人列席，主席侯外庐报告召开联席会议的意义与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成立的经过，着重指出：新史学的研究为实行共同纲领中文教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尤其对新民主主义的学习，是个打头阵的工作。会议就今后如何有计划、有步骤地召开新史学座谈会和讲演会，与中学历史教员取得密切联系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留校代表一致建议新史学研究会出版专门的历史书刊和通俗刊物，编定优良的中学历史教材，对古代史迹作进一步的考证，把全国各地研究历史的人组织起来，运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批判旧的历史，养成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以便充实新史学的建设工作。[131]

在统一部署下，新史学会举办了一系列讲演会，主要目的即在宣传历史唯物论。如1950年9月曾邀请徐特立主讲《历史在社会科学的地位》[132]。此外，新史学研究会还就历史研究机构的设置、大学历史系通史课程的教学，以及一些断代史的研究召开会议，进行讨论。[133]

在学术研究方面，新史学研究会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北京的北大、清华、师大、辅仁、燕京等校的史学教师，编辑大型资料丛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提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资料，配合大学课程的改革。据1951年2月11日《人民日报》关于近期出版动态的报道，其编辑方针为：1﹒编到旧民主主义革命完结为止。2﹒只提供资料，不作分析和论断。3﹒所录资料必须能反映近代史上的某一运动的主要内容或某一侧面。4﹒所录资料，一律保存原型。其中由翦伯赞主编的《义和团》已经排竣，当年3月可以出版。[134]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套数千万字的资料丛刊的编辑，能在较短时期内完成，汇集了大量珍贵资料，实属不易，为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尽管编辑方针确定不加分析判断，但依照时间顺序分为12个专题，等于建立起一套体系框架，对后来的近代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依照规则，新史学研究会应在全国历史工作者代表会议召开之时正式成立。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代表会议一直未能召开，所以新史学研究会一直还在筹备之中。1951年7月28日上午，筹备了两年之久的新史学研究会终于修成正果，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郭沫若主持了大会并且致词，他阐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工作者摸索出的新方向，即：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由贵古贱今转向研究近代史，由大汉族主义转向尊重和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由欧美中心主义转向注重亚洲及其他地区历史的研究。这正是两年来新史学研究会努力的结果。出席大会的有吴玉章、范文澜、翦伯赞、郑振铎等人。[135]由于学会理事由各地推举，而选票尚未集中，因此没有宣布理事会名单。直到1954年，中国史学会才公布了第一届理事会名单，共有理事43人，候补理事9人，主席郭沫若，副主席吴玉章、范文澜。[136]这基本维持了新史学研究会的格局。

近代中国学术界，在不断地通过不破不立的史学革命实现代际兴替之后，借助政治革命再度移形换位。从此，中国史学界形式上实现了统一，进而通过各种组织调整和思想运动，希望努力达到精神上的一致。从当时的立场看，这样的统一和一致，无疑最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正确发展及其社会功能的实现。组建全国性学术团体的初衷，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改变老师宿儒与新进学者各不相谋，以及各地学者因地域暌隔不能互通声气的局面，广集全国同行，以共谋学术之促进[137]。然而，中国史学界是否能够通过这样的形式达成统一，或者说这样的统一是否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开展，历史的发展进程似乎不能提供肯定的答复。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人组建全国性史学会的努力，只是搭建舞台，让有兴致上台的学人轮番进行表演。斗转星移之际，也不能完全摆脱周期率。新旧交替，一些从旧阵营中过来的学人，凭借其学术经验和生活阅历，对于一些做法已经不大理解。顾颉刚在被推为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筹备会干事后说：“此会以讨论学术为任务，即是要建设唯物史观的中国史，意思甚好，但大家或为政治而忙，或为生活而忙，而学问之事不是可以随便应付，然则将何以得收获乎？”他甚至预期：“我辈在今日固不合时宜，然百年之后，时代骄儿都尽，学术界中所纪念者匪异人任矣。”[138]参以当下时势，大抵可以验证。

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时，原中国史学会的理事有四位进入了新的理事会，而非常热衷于联络组织的顾颉刚仍然未获邀请，这意味着，原来占据史学界主流或主导地位的那些学人，已经变成旁支化的统战对象，需要接受不断的改造了。然而，导致这一变化的某些非学术性因素，如果不能受到抑制，最终不可避免地造成对整个学术界的破坏性影响，连好风凭借力的学人自己，也难免深受其害。

[1]参见俞旦初《中国近代最早的史学会——湖北史学会初考》，《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另外，贵州也组织过历史研究会。参见拙著《晚清学堂与社会变迁》，第337页。不过，这些以学会为名的组织，与后来专门从事学术研究或学人联谊的团体，分别不小。

[2]傅振伦编著：《七十年所见所闻·中国史学会》，第120页。

[3]《中国史学会昨开成立大会》，《新华日报》1943年3月25日。

[4]傅振伦：《傅振伦文录类选》，第606页。

[5]齐家莹编撰，孙敦恒审校：《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第78页。

[6]《朱希祖先生文集》（六），总4229页。

[7]《朱逷先先生年谱》，《朱希祖先生文集》（六），总4228—4229页。

[8]朱希祖：《发起中国史学会的动机和希望》，《清华周刊》第30卷第11、12合期，1929年。

[9]《朱逷先教授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会的演说》，《北京大学日刊》第1116号，1922年11月24日。

[10]《叶浩吾教授在本校史学会成立会的演说》，《北京大学日刊》第1119号，1922年11月28日。

[11]《呈教育部呈报国史编纂处移交清楚》，北京大学档·全宗号（七）·目录号1·案卷号60，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中册，第1516—1517页。

[12]《发起史学读书会意见书》，《北京大学日刊》第1004号，1922年4月19日。

[13]《北京大学史学会成立报告》，《北京大学日刊》第1115号，1922年11月23日。

[14]《北京大学史学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1131号，1922年12月12日。

[15]《北京大学日刊》第1116号，1922年11月24日。

[16]《北京大学日刊》第1119号，1922年11月28日。

[17]《北京大学史学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1382号，1924年1月10日。

[18]《史学研究会开会记事》，《北京大学日刊》第1818号，1925年11月30日。

[19]姚名达：《哀余断忆》，《国学月报》第2卷第8、9、10合刊，1927年10月。其时北京一些大学虽有史学会，同为研究机构，并设立多个学会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却没有史学会。

[2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118页。

[21]姚名达：《哀余断忆》，《国学月报》第2卷第8、9、10合刊，1927年10月。

[22]《史学研究会开会记事》，《北京大学日刊》第1818号，1925年11月30日。

[23]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010页。

[24]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94页。1926年12月1日王国维函告马衡：“弟上星期六曾至历史学会演讲一次，晤福开森”（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48页）。

[25]Editorial Notes，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yical Science Review，Vol.1，no.2，July，1916.感谢孙宏云副教授提供此项资料。

[26]姚名达：《哀余断忆》，《国学月报》第2卷第8、9、10合刊，1927年10月。

[27]《国际历史学会第六次大会》，《史学杂志》第1卷第1期，1929年3月。

[28]陈训慈：《国际历史学会第六届大会记》，《史学杂志》第1卷第2期，1929年5月。

[29]具体为：英：28/1572；法：26/1701；德（含奥地利）：38/1820；美：19/1792；俄：9；意：8；西班牙：4；英属殖民地：7；比利时：7/1839；荷兰：3/1846；瑞士：7；瑞典：2；挪威：2；丹麦：4；土耳其：1；希腊：1。另外日本也有史学会。

[30]《国际学术团体与吾国》，《史地学报》第1卷第4号，1922年8月。

[31]叔谅：《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史地学报》第2卷第3号，1923年3月。

[32]该发刊词写于1929年1月，文中提及当年史学会成立一事。

[33]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6册，第4629—4630页。

[34]《朱逷先先生年谱》，《朱希祖先生文集》（六），总4229—4230页。

[35]傅振伦：《傅振伦文录类选》，第606页。

[36]《北大史学会通告》《北大史学会简章》，《北大日刊》第2161号，1929年5月7日。

[37]《历史学会之过去与将来》，《史学年报》第1期，1929年。齐思和《史学年报十年来之回顾》（《史学年报》第2卷第5期，1938年12月）称该刊创刊于1928年7月，疑误。

[38]《燕大历史学会一年来工作概况》，《史学年报》第2期，1930年。

[39]齐思和：《史学年报十年来之回顾》，《史学年报》第2卷第5期，1938年12月。

[40]《历史学会十年来职员名录》，《史学年报》第2卷第5期。

[41]《历史学会之过去与将来》，《史学年报》第1期，1929年。

[42]《北平史学会成立》，《北平晨报》1932年10月27日。引自《读书月刊》第2卷第1号，1932年10月10日。这一期的实际出版日期较晚。

[43]顾潮：《顾颉刚年谱》，第204页。

[44]周予同认为：1927年以后，中国学术思想界，尤其是史学界，渐趋复杂（《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547页）。

[45]关于近代中国新史学与科学化的历史联系，前人已经有所论及（参见王晴佳《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中华文史论丛》第62辑）。但新旧各派学人就史学的科学与艺术性质而展开错综复杂的关系，尚可再作探讨，另文详论。

[46]陶希圣：《潮流与点滴》，第129页。

[47]《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1—4页。

[48]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第5章《相对主义史学思潮》。

[49]《创刊之辞》，《历史科学》创刊号，1933年1月25日。

[50]编者（丁迪豪）：《编余》，《历史科学》第1卷第2期，1933年3月30日。该刊从第2期起编辑单位改为“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

[51]《告读者诸君》，《历史科学》第1卷第2期。

[52]《通讯三则》，《历史科学》第1卷第2期。

[53]《历史科学》第1卷第5期，1933年9月。

[54]《读者通信》，《历史科学》第1卷第3、4期合刊，1933年6月。

[55]《历史科学》第1卷第5期，1933年9月。

[56]历史科学研究会发行部：《征求基本定户启事》，《历史科学》第1卷第3期，1933年6月。

[57]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第36—37、65—67页。

[58]冯紫梅著，曾越麟等译校：《时代之子吴晗》，第210页。

[59]《禹贡》第1卷第1期，1934年3月1日。关于谭其骧与禹贡学会，参见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第67—75页；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58—172页。

[60]《奋斗廿年》，《朱谦之文集》第1卷，第75页。

[61]《朱逷先先生年谱》，《朱希祖先生文集》（六），总3829—3897页。

[62]参见黄义祥：《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第182—189页。

[63]《朱逷先先生年谱》，《朱希祖先生文集》（六），总4037页。(www.chuimin.cn)

[64]《史学研究会业准备案》，《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0年4月28日。本段关于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参见杨思机《朱谦之与“现代史学运动”》，中山大学未刊学士学位论文。

[65]《史学研究会本学年研究计划》，《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1年1月21—24日。

[66]《史学研究会定期召开会员大会》，《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3年10月7日。

[67]《现代史学》第4卷第3号，1941年8月10日。

[68]《朱逷先先生年谱》，《朱希祖先生文集》（六），总3926页。

[69]《〈现代史学〉月刊出版后之影响讯》，《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3年1月20日。黄义祥《中山大学史稿》已引及此则史料。

[70]《奋斗廿年》，《朱谦之文集》第1卷，第79页。

[71]《故宫博物院创始人李石曾》，《傅振伦文录类选》，第586—588页。

[72]顾潮：《顾颉刚年谱》，第232—234、245页。

[73]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78—179页。

[74]《现代史学》第1期，1933年1月。经过补充修改，该文收入朱谦之著《现代史学概论》，为第一章。

[75]《中山大学日报》1935年1月13日。见《奋斗廿年》，《朱谦之文集》第1卷，第80页。

[76]乐水：《〈现代史学〉的回顾》，《现代史学》第4卷第3号，1941年8月10日。

[77]《奋斗廿年》，《朱谦之文集》第1卷，第79页。

[78]《康选宜发起组织中国历史学会》，《图书展望》第2卷第6期。

[79]萧远健：《中国史学团体应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历史教育》第1期，1937年，第18页。

[80]Harold W.V.Temperley著、左秀芝译：《国际历史学会之经过及组织》，《历史教育》第1期，1937年，第20—22页。

[81]《康选宜发起组织中国历史学会》，《图书展望》第2卷第6期。

[82]《中国历史学会积极组织》，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史学消息编辑委员会编：《史学消息》第1卷第3期，第27—29页；顾潮：《顾颉刚年谱》，第264页。

[83]《中华史学会将成立》，《图书展望》第2卷第6期。吴忠良《南高史地学派与中国史学会》（《福建论坛》2005年第2期）已引及上述三则史料。

[84]《中国历史学会积极组织》，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史学消息编辑委员会编：《史学消息》第1卷第3期，第27页。

[85]转引自萧远健：《中国史学团体应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历史教育》第1期，1937年，第18页。

[86]萧远健：《中国史学团体应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历史教育》第1期，1937年，第18—19页。

[87]《国外史学消息》，《史学季刊》第1卷第1期，引自《考今》，《现代史学》第5卷第1期，1942年6月。

[88]据中国史学会前会长金冲及教授告知此信息。

[89]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称：据张贵永先生见告，胡适是以普鲁士科学院的通讯研究员的身份被邀请参加的，这是中国唯一的代表，也是中国出席国际历史学会的唯一的一次（校订版第5册，第1645页）。

[90]本行行首空白处有附语：“该会会长非常热心，近日来信不断，催我国派代表。”

[91]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第751—753页。

[9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7册，第160—166页。

[93]陈力：《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编年》，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第780页。

[94]金毓黻著：《静晤室日记》第6册，第4527页。

[95]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99—200页。

[96]1941年1月7日朱家骅致顾颉刚函。

[97]1941年1月11日顾颉刚致朱家骅函。

[98]1941年2月25日顾颉刚致朱家骅函。

[99]1941年3月1日朱家骅致顾颉刚函。

[100]顾潮：《顾颉刚年谱》，第301、306页。

[101]金毓黻著：《静晤室日记》第7册，第5157页。

[102]陈安仁：《赴渝出席史学会观感记》，《现代史学》第5卷第3期，1944年6月1日。

[103]齐家莹：《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第273页。该年谱记西南联大第253次常委会于3月28日举行，而4位代表与3月23日已经出席史学会，则或者时间有误，或系追认。另外据报道，陈雪屏也作为西南联大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史学会昨开成立大会》，《新华日报》1943年3月25日）。

[104]王煦华：《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史学会》，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4辑，第218页。

[105]关于与会者人数，各种记载不一，此据《中央日报》1943年3月25日的报道《中国史学会昨日成立选定职员》。据顾颉刚日记，出席者有陈立夫、黎东方、姚从吾、傅斯年、徐炳昶、吴敬恒、胡焕庸、缪凤林、金毓黻、陈衡哲、雷海宗、王迅中、郑天挺、陈安仁、方豪、谭其骧、张西堂、侯堮、朱文宣、曾世英、徐文珊、邹树椿、罗根泽、郑鹤声、蒋廷黻、陈训慈、顾实、黎锦熙、何兹全、张贵永、沈刚伯、丁山、贺昌群、张圣奘、曾祥和、黄秉钧、刘廷芳（女）、刘衡如、方觉慧、蒋复璁、朱延丰、王芸生、张金鉴、刘熊祥、马仁松、卫聚贤、罗香林、陈东原、荆三林、李树桐。另外，西南联大陈雪屏，武汉大学吴其昌，蓝田师范学院廖世承，成都金陵大学刘国钧等人也出席了会议。

[106]《中国史学会昨日成立选定职员》，《中央日报》1943年3月25日。此则消息为中央社3月24日电讯，《云南日报》3月25日的《史学会在渝成立》，文字稍有不同。

[107]《中国史学会昨开成立大会》，《新华日报》1943年3月25日。

[108]陈安仁：《赴渝出席史学会观感记》，《现代史学》第5卷第3期，1944年6月1日。

[109]王煦华：《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史学会》，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4辑，第219—221页。朱希祖因病未出席会议。

[110]陈安仁：《赴渝出席史学会观感记》，《现代史学》第5卷第3期，1944年6月1日。

[111]《中国史学会讲演周昨日起在北碚举行》，《中央日报》1943年3月27日。标点廿四史为顾颉刚在3月26日的监理事会上提出，其初衷是“将齐大标点之廿四史由中国史学会审查”，获得通过（王煦华：《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史学会》，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4辑，第220页）。

[112]王煦华：《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史学会》，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4辑，第221—225页。

[113]王煦华：《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史学会》，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4辑，第221页。

[114]《教部史地教育委员会昨亦开会》，《云南日报》1943年3月28日。

[115]顾潮：《顾颉刚年谱》，第314页。

[116]马金可、洪京陵：《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1940—1949）》，第381页。

[117]陈力：《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编年》，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第783页。

[118]龚继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中，第495—527页。

[119]《中国史学会今日成立》，《中央日报》1943年3月24日。

[120]陈安仁：《赴渝出席史学会观感记》，《现代史学》第5卷第3期，1944年6月1日。

[121]顾颉刚日记，1943年4月27日，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211页。

[122]金毓黻著：《静晤室日记》第8册，第5803—5810页。

[123]1945年11月13日顾廷龙致顾颉刚函，《顾廷龙文集》，第783页。

[124]《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昨在平成立》，《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

[125]《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章程》，《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

[126]《〈历史研究〉的沧桑》，逯耀东：《史学危机的呼声》，第100页。其中一部分在白区工作的学人解放前夕陆续进入各个解放区。而另一部分旧史学出身的学人则倾向进步。

[127]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239页。

[128]顾潮：《顾颉刚年谱》，第339—341页。

[129]1950年3月7日董每戡致函陈中凡：“新史学研究会成立，上海分会筹委会已开过两次，南京、杭州归入上海分会（总会如此决定），拟请先生加入。”（姚柯夫编著：《陈中凡年谱》，第67页）其实陈中凡已经参与了新史学研究会的筹备会，并且发言。

[130]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进步日报》1951年9月29日，第5版。

[131]《开展新史学研究工作 首都两史学团体昨开会》，《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2日。

[132]金毓黻著：《静晤室日记》第9册，第6940页。

[133]刘乃和、周少川、王明泽、邓瑞全著：《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下，第579—585页。

[134]引自刘乃和、周少川、王明泽、邓瑞全著：《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下，第580—581页。

[135]龚继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中，第826页。

[136]刘乃和、周少川、王明泽、邓瑞全著：《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下，第592、656页。得票最多者：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各169票，徐特立168票，郑振铎167票，陈垣163票，向达161票，陈寅恪161票，翦伯赞157票，侯外庐、汤用彤、裴文中各156票，陈翰笙151票，陶孟和149票，潘梓年147票，邓初民、嵇文甫、翁独健各145票，叶蠖生144票，徐炳昶142票，邵循正141票，白寿彝140票，马衡、金毓黻各139票（傅振伦：《七十年所见所闻》，第120页）。张传玺《翦伯赞传》（第246页）称：1949年9月，中国史学会成立于北平，郭沫若为会长，吴玉章、范文澜为副会长，翦伯赞为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疑误。

[137]叔谅：《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史地学报》第2卷第3号，1923年3月。

[138]顾颉刚日记，1950年3月19日；1950年8月5日顾颉刚致刘节信，均引自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