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史学会成果

经历了战乱的颠沛流离，待形势稍微稳定下来，中国学人再度对国际学术界的动向和发展趋势表示关注。而战争使得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史学教育的作用受到普遍重视。1940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史地教育委员会，吴俊升、张西堂、黎东方为专任委员，陈东原任秘书，吴俊升、颜树森、陈礼江、张廷休等七人为当然委员，吴稚晖、张其昀、蒋廷黻、顾颉刚、钱穆、陈寅恪、黎东方、傅斯年、胡焕庸、徐炳昶、金毓黻、雷海宗等19人为聘任委员[93]，拟从编撰断代史入手，次及分类史，为大学教科书。[94]并设整理处，由顾颉刚任主任。

在此情形下，顾颉刚与蒙文通、萧一山、吕思勉、黄文弼、金毓黻等74位史学界同人发起创办《史学季刊》。1940年6月25日，顾颉刚为该刊作《发刊词》，为战前分歧争议甚大的史料与史观作一辩证协调，认为两者在史学研究中相辅相成，“无史观之考据，极其弊不过虚耗个人精力；而无考据之史观，则直陷于痴人说梦，其效惟有哗惑众愚，以造成不幸之局而已”。“史学领域既随新观念而扩大，其方术又随新方法而精密，……迄今尚不见有中国史学会之产生，岂惟深憾，实为大耻。抗战以来，大学多迁西南诸境，加以旧有，其设置史学系者且十数，同人等夙具此怀，爰创斯刊以为中国史学会之先声。”[95]

9月，顾颉刚与萧一山商议成立中国史学会事。1941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拟在重庆创办一份文史半月刊，“以左右一时风气”。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商得叶楚伧同意，拟聘顾颉刚到重庆主持其事。[96]开始顾颉刚借故推脱[97]，后因朱家骅一再坚持，顾颉刚又与萧一山商议，“中国各种学术俱有学会，惟史学会尚付阙如，拟即着手组织，俾作文史半月刊之后援”。请朱家骅协助。[98]朱家骅对于组织史学会以作文史半月刊后援一事深表赞同，力助其成；作为代价，则要求顾颉刚“常川驻渝，襄助一切”[99]。1941年7月4日至6日，教育部史地委员会召开第2次会议，会上顾颉刚与缪凤林、金毓黻、黎东方等人提出《由本会辅助设立中国史学会案》，正式提出发起中国史学会。[100]

时间过去了一年多，组建中国史学会之事杳无音信。到1943年春，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趁史地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之机，邀集散处大后方各地的高校史学界学人，在重庆开会，成立中国史学会。2月28日，傅斯年、郑鹤声、卫聚贤、金毓黻等人曾在重庆上清寺卡尔登饭店开会，金毓黻称为“参加史学会之集议”，“颇极一时之盛”[101]。此会应是为中国史学会的成立而召开的筹备会议。据当日“中国史学会在渝发起人谈话会摄影”，参加者为黎东方、李济、缪凤林、金毓黻、傅斯年、方觉慧、张圣奖、侯堮、罗香林、卫聚贤、徐文珊、陈训慈、蒋复骢、张金鉴、徐家骥。

稍后，教育部史地委员会向各大学史学系发出通电，告以开会计划以及时间地点，请各校派代表出席会议。各校对此相当重视，开会议定代表名单和相关提案，尽可能做好准备。如中山大学史学系决定由陈安仁、杨成志、朱谦之、郑师许、雷荣珂、陈啸江、王兴瑞等赴会，并通过提案14条，以备在大会上提出。[102]西南联大则由第253次常委会议决，由郑天挺、雷海宗、姚从吾、王信忠赴重庆参加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103]对于一些重要学人，教育部还分别函请，以保证参加者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如对发起中国史学会出力甚多的顾颉刚，教育部累函见召，顾开始“欲不出席，商诸朱（家骅）先生，渠力劝我参加，乃决往”[104]。

3月23日，参加中国史学会的主要代表大都抵达重庆。中午，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宴请与会代表刘国钧、方豪等数十人。下午5时许，在中央图书馆召开了中国史学会筹备会，由黎东方主席，出席者有徐炳昶、傅斯年、顾颉刚、陈叔谅、张金鉴、姚从吾、雷海宗、王迅中、郑天挺、陈安仁、金毓黻、郑鹤声、侯堮、蒋复璁。次日下午1时半，在中央图书馆再次召开筹备会。3时，中国史学会举行成立大会，各大学代表及会员到会者120余人，政府主管机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和社会部代表马仁松也到会。[105]大会先由黎东方为临时主席，推举顾颉刚、徐炳昶、金毓黻、蒋复璁、陈衡哲、傅斯年、黎东方、黎锦熙、雷海宗等9人为主席团，由顾颉刚任总主席，并致开幕词。顾颉刚称：“组织史学会之议，过去曾一再发动，卒于今日在教育部及各大学协力之下成立，实感欣幸。……我国史料之多，单论明清档案，北京大学所保管者，据估计，如编制目录提要，即需六十年。其他若甲骨文抄本之类，更多至不可数计。盖今日研究历史范围，已放宽于二十四史之外，若地方志书、家谱、碑帖之类，均在研究之列。只以困于经费，致若干能做的事不能做。今者史学会既告成立，希望永远不停地做。”他希望“获得教育部永远的帮助，俾能在国家出钱大家出力之下，做出成绩来”。

继由黎东方报告该会筹备经过，“谓本会自前年‘七七’发起，邀得各方赞助，经过两年筹备，得于今日成立。现名列发起人者，已达二百余人。”社会部代表马仁松致词后，大会通过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委员长蒋介石以及前方将士的致敬电。接着逐条讨论通过《中国史学会会章》，选举理监事，[106]并决定于26日召开第一次理监事会议，讨论今后会务进行；各会员的论文因时间仓促不及宣读，将作公开讲演或付发表。[107]本来还打算请蒋介石到会训示，刚好蒋飞去贵阳，大会结束后才返回重庆。[108]

由大会选出的中国史学会职员，有理事二十一人：顾颉刚、傅斯年、黎东方、雷海宗、徐炳昶、陈寅恪、金毓黻、钱穆、朱希祖、吴其昌、胡适、缪凤林、柳诒徵、姚从吾、沈刚伯、黎锦熙、卫聚贤、萧一山、张其昀、陈安仁、陈训慈。候补理事九人：罗香林、陈衡哲、王芸生、方豪、贺昌群、陆懋德、丁山、张西堂、向达。监事七人：吴敬恒、方觉慧、张继、蒋廷黻、吴俊升、蒋复璁、邹鲁。候补监事三人：陈东原、王迅中、蒙文通。3月26日下午2时，如期召开中国史学会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选举常务理监事，共选出常务理事九人（照章只应五人）：顾颉刚、傅斯年、黎东方、朱希祖、缪凤林、陈训慈、卫聚贤、金毓黻、沈刚伯；常务监事三人：吴敬恒、方觉慧、蒋复璁[109]，并推定黎东方兼任中国史学会秘书。会上还讨论了各地代表的提案，除已办者外，通过移交下次理事会商讨办理。[110]

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曾决定从3月27日开始，举行学术演讲周，让与会学者宣读论文。3月26日的监理事联席会议对此作出修订，决定改在北碚大礼堂举行，采取公开演讲的形式，从3月28日起，每日一讲，依次为：卫聚贤：敦煌石室；陈安仁：印度文化输入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变革；雷海宗：先秦国际政治；郑天挺：清初礼俗；王迅中：甲午以前之中日外交；吴其昌：历史上大学生之卫国与建国；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傅斯年：明太祖之建国与立制（在重庆中央文化会堂举行）。此外还议定发行月刊一种，由各大学会员轮流主编；并共同校点廿四史和《资治通鉴》，希望短期内有新本飨世。[111]考虑到一些远道而来的代表奔波不易，又增加了几场演讲，如雷荣珂的“百年来中国之外交”，郑师许的“明清两代之军器与政治”，陈国治、王兴瑞的“清末之革命党与保皇党”，据说“听众甚为踊跃”。3月27日，部分与会代表还游览了北碚温泉。(www.chuimin.cn)

根据大会通过的《中国史学会章程草案》，该会“以联络全国历史学者共同促进史学之研究及史学知识之传布为宗旨”，“会所设国民政府所在地”，可以在各省市和各大学设立分会，会员分甲乙两种，研究院所助理员以上的研究人员、专上学校讲师以上的教员、其他学术机关相当于上述资格的人员以及有历史专著的人士可为甲种会员，研究生、助教、史学及史地系毕业生、以及大学毕业后连续担任中学历史教员五年以上者，可为乙种会员。章程规定会员大会每年举行一次，理监事会每三个月开会一次，常务理监事会每月开会一次，将进行沟通国内外史学研究、整理史料、出版史学书刊、协助会员从事专门研究等事项。[112]表面看来，这是以政府名义促成中国学人长期以来的共同心愿，标志着中国史学界同人的团结一致，实则此事背后隐伏着不少玄机。

组建中国史学会以统一学界，推动学术，原是顾颉刚的宿愿，然而，当这一天终于来临时，他却感到极其不快，在日记中写道：“此次中国史学会之召集出于教育部，电滇黔粤各校教授前来，花费殆十余万，说教部提倡学术，殆无此事。有谓延安正鼓吹史学，故办此以作抵制，不知可信否？予与今教长恶感已深，本不想参加，又恐其作强烈之打击而勉强出席，然开会结果，予得票最多，频作主席，揭诸报纸，外人不详其实，遂以为我所倡办矣。使教部肯出钱，许作事，则我担负其责固无不可，若只为挂牌子计，并不想作事，更不许我作事，则我代人受过亦何必。观黎东方此次为抢做秘书，致演笑柄，真使我寒心也。以我猜测，此事恐系蒋委长发条子与教部办者，条子上举我之名，故彼辈不能不推我出来，俾好向委长报销。观于史地教育会部发新闻，不列我名，可知部中仍排斥我。”[113]

顾颉刚的不满，有与陈立夫不和的背景，固然是一面之辞，但也反映出当时学术团体存在着成为党派政治工具和个人争权夺利的砝码的危险，为后来学界的演变开启恶端。国民政府重视历史教育，据说起于蒋介石的一项训示：“革命爱国教育，应以史地为中心。”因此特组织史地教育委员会。媒体报道称：“三年以来，关于充实各级学校史地教育设备，改进史地教育内容，中央党部考核委员会曾加考核，认为尚著成效。”[114]不过，参与其事的顾颉刚感受完全不同，1943年3月24日至25日，他出席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大会，谓此会“四年中开了三次，决而不行，大家无精打采。故此次议案极少，议一天即毕，且杂以嘻笑”[115]。

所谓与延安方面重视史学相抗衡之说，不无依据。中共在延安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后，为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即重视现代史的功用，尤其是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一些著作的出版，不署个人姓名，而以学术团体的名义。如1937年冬延安解放社印行的张闻天所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出版时署为“延安现代史研究会”[116]。1941年，为加强对中国现状和历史的研究，将原来的马列学院（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下设九个研究室，其中包括由副院长范文澜为主任的中国历史研究室。该室分为近代史、农民土地和民族三个组，计划撰写中国通史和多种专门史。是年9月延安新华书店出版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署为“中国历史研究会编”[117]。这两个专业学术团体，应该是虚构，实际上并未真正组建过。此外，在大后方活动的郭沫若等人，不仅创作了许多历史剧，宣传抗日，反对投降和分裂，而且利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舞台，邀请左翼学者在城乡大倡讲学之风，受邀请的历史学者有翦伯赞、侯外庐、周谷城、吕振羽、杜国庠等，演讲题目包括：中国人种之起源、前氏族社会、氏族社会、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等，造成广泛的影响。周恩来充分肯定其做法和所取得的成绩。[118]这两方面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对于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教学和研究的中国学人而言，政府肯花费资金来推动学术团体的组织，无疑是一件好事，因而怀着高度热情予以积极响应。散处西南、西北各地的各校学人，克服重重困难，从四面八方聚集重庆。如昆明西南联大的雷海宗、姚从吾、陈雪屏、王迅中，嘉定武汉大学的吴其昌，城固西北大学的黎锦熙，蓝田师范学院的廖世承，成都金陵大学的刘国钧，三台东北大学的金毓黻，遵义浙江大学的张其昀等。[119]其中路途最为遥远的当数粤北中山大学的代表。该校于3月12日接到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黎东方的电告，次日下午专门开会讨论与会代表和提案等项事宜。决定赴会的5名代表即整装出发，先后于16日到达桂林。由于飞往重庆的机位只能订到一张票，协商结果，系主任陈安仁于22日乘机飞往重庆。其余四位教授雷荣珂、陈啸江、郑师许、王兴瑞，则乘火车转往金城江，再乘汽车赴重庆。这一路线的艰辛，大体同时的郑振铎的《西行日记》有生动的描述。直到26日下午，中国史学会第一次监理事会会议业已结束，雷荣珂等4人才风尘仆仆地赶到重庆，路上整整走了10天。[120]在重庆的活动结束后，他们乘邮车返回，4月11日出发，21日才抵达坪石，同样走了10天。其艰难远非今日学术研讨会的逍遥可以同日而语。

抗日战争的同仇敌忾虽然使得国人暂时抛开内部纠纷，但派系之见和名利之争依然存在，学术界亦不例外。黎东方抢做中国史学会秘书一事的内幕，不得其详。此公在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时即好揽事，与同样好做事的顾颉刚不相凿枘，也在情理之中。一个全国性专业学术团体的组建，一方面使得按照什么路径研究学术这类本来相当个性化或属于各派自己的事，背后有了占据要津、分配掌握学术资源份额的利害考虑，另一方面，也为那些企图通过非学术手段提升和扩张学术名声乃至谋取实惠的人提供了活动舞台。此类事情，局外人固然不易察觉，一般参与者也难知就里。而身在其中又相当敏感的顾颉刚，却深有体会。他是中国史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其他列名者虽多，有的不过响应而已。如几次参与联名发起的金毓黻，在日记中对于相关事宜几乎没有记录，很可能并无兴趣，或不过被征求签名。中国史学会成立的下个月，顾颉刚被推为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社长，这是一家纯粹商人的事业，而顾氏感慨道：“予被推为社长，辞之不获，从此又多一事。然予自省，在学界中二十余年，在政界二年，学界争名，政界争权，大有蹙之靡所骋之概。今与商人合作，彼不与我争名，我亦不与彼争利，或可作正常之发展乎？”[121]在那个一般而言对于商人并无好感的时代，由学人口中说出这番话，也算是痛心疾首了。

依照章程规定，1946年5月中国史学会发刊了《中国史学》年刊，也有一些日常事务。1945年2月，该会曾为校订《清史稿》之事召开全体理监事会议，认为该书得失互见，瑕瑜不掩，各大学、研究机构均以近代史为必修科或研究要目，《清史稿》为第一位的参考书，而该书曾被国民政府列为禁书。因此，特呈文教育部，要求由中国史学会负责校订和出版，请政府解禁，并给与适当帮助。[122]抗战结束后，还曾计划在上海设立分会。[123]但总的来说，该会没有太大的作为，甚至谈不上相衬二字。战后复员，学人星散，中国很快又陷入新一轮战乱。随着政治动荡和经济崩溃，学人不得不为生存与生计奔波，无暇顾及学术研究和学术团体的活动。等到纷乱过去，已经换了人间，学人又面临着新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