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国际历史学会步骤及要求

193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进入了新的多元化时代，群雄并起导致诸侯割据，各自放大，却又难以吞并其他。尽管能够稍微坚持的学会组织和刊物，多少都起到养育人才，推出作品的作用，但整个史学界在盲人摸象似的互相攻诋的热闹之下，不免乱了章法。在力图创造新史学的过程中，各派学人纷纷将有用夸大为唯一，在努力发展专门化的同时，往往陷入由专而偏的陷阱而难以自拔，统一与协调组织全国史学界的意识和要求变得模糊起来。

对外学术交流再度强化了成立全国性史学会的迫切性。1933年在华沙召开的国际史学大会，中国依然没有代表参加。1936年底，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H.Temperley）教授应沪江大学教授会常务委员康选宜的邀请来华，“康氏以中国至今无历史学会之成立，对于史学之研究亦不甚注意，故特约田氏来华讲学，以提高国人对史学之注意，并促进中国历史学会之成立”[78]。11月中旬，康选宜陪同田波烈由日本抵达北平，“田氏这次来中国的目的，除了游历和讲学外，还负有联络中国史学团体参加国际历史学会的重大任务”[79]。

在平期间，田波烈曾到北平欧美同学会发表题为“国际历史学会之经过及组织”的演讲，据其介绍，组织国际历史学会的目的，在于“促进世界各国历史学家之国际合作的计画，及创设共同工作之学者的任务也”。国际历史学会除大会外，还设有事务会，为推行会务起见，经常召集会议。先后于1926年在哥廷根（Gottingon），1927年在巴黎，1930年在伦敦牛津和剑桥，1932年在Hague，1934年在巴黎，1936年在Bueharest等地举行过会议。国际历史学会设会长一人，秘书长一人，执行委员八人，由各国代表选出。其最高权力机构为委员会，凡是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各有两位代表出席，委员会在每次事务会和五年一届的大会中召集。事务会开会，会员到会人数约80—90人，大会到会人数则为1000—1200人。

各国要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必须由委员会决定许可。成为会员国须交纳会费，仿国际联盟办法，多少视国家大小轻重而异，欧美各大国每年各出300瑞士法郎，约合20余英镑。田波烈表示：“曾有人提议增加会费，但余意以为如中国入会，其每年会费亦不至多于此数。中国必被视为与法德及其他大国同等，固无可疑。凡在五年大会及事务会开会之期，其开会地点所在之国家，对于本会，无不表示优礼待遇，及供给费用。但此项开会地点，皆出于各关系国家之约请而定。然即如本会会员各国家，亦无自己必须约请在其本国开会之义务。若以个人意见言之，如有一日使本会开一次会议于中国，则所甚望也。”希望中国加入该会的意图相当明显。

根据国际历史学会的规定，要成为会员国，应在国内组织全国性的史学会，其责任即推举最适宜的史学家代表本国，出席国际历史学会的事务会及大会，预备演讲及讨论，筹划组织本国代表团，推举国际各委员会的代表。各国史学会的组织，依据各国的情况，而与各国政府保持不同程度的关系。

该会的最初目的，是使各国选出史学家在五年大会上向全世界史学家演讲其本国史学的状况及目的，此事仍为历次大会最重要的内容。“而对于本会远东之演讲讨论，中国史学家向不能到会参加，余必以此为可注意而抱遗憾之事。其实除此之外，对于欧战以后之国际的共同事业，至今中国未尝参加任何部分也。”该会下属各委员会，负责预备各国工作的联合报告，各国代表分别负责本国部分，内容涉及各国的历史出版品、年代研究、历史教法、探险旅行、专家发明、地理沿革、图像艺术等类，皆甚重要，“在此类报告中，关于中国者竟无一种，而中国的重大贡献，最为欢迎，实甚显明也”。该会正在编辑关于各国宪法之著作及其注解、关于各国外交人才之记录、以及关于各国每年史学著作之编目，“以上各种工作，如有中国代表参加，则吾等之欢慰如何，自不待言。其实中国及其史学与国际的科学组织合作之利益，此不过表示其一端而已。自余游览中国以来，此为本会事务会各代表最注意之事也”[80]。田波烈的演讲合谈话，表明国际历史学会对于争取中国加入该会的态度相当积极，这对中国史家重视全国性史学会的组织，无疑具有激励推动作用。

中国方面，学人的反应同样积极，但因为此前未经协调，彼此还有些竞争。“康氏抵平后，与平方历史学者研讨结果，认为确有从速组织中国历史学会之必要，并决定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姚士鳌先生及清华大学历史系刘主任负责在平联络发起，中央大学罗校长负责在京联络发起，上海方面则由康氏南返后进行，务期赶速成立，并希望派代表出席一九三八年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历史学大会。”[81]

12月1日，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顾颉刚、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陶希圣以及连士升等人到田波烈下榻的北京饭店拜会，商议组织中国历史学会以便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事宜。会谈显得颇为正式，顾、陶分别以系主任名义出席，连士升担任临时文书，会谈结果还写成纪要，公开发表。双方讨论了中国入会问题，入会后中国政府之援助与中国的财政负担，中国历史学者即时开始史学工作之条项等问题。关于入会，中方可先与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通信联系，初步接洽，进行方式有三种：1.由中国政府申请；2.由一代表全国的研究院申请；3.由一代表全国的历史学者委员会申请。入会问题将在1938正式年8月于苏黎士举行的42国大会正式决定。田波烈返欧后，该学会行政部将于1937年5月在巴黎开会，其间极愿得知中国的意向。田波烈负责写成函件致顾颉刚，促请中国历史学者对此事之注意，并表示愿意为此到南京谒见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部长、教育部部长以及中英庚款委员会主席。

关于经费，田波烈表示，中国唯一的正式负担，为由国家交纳会费每年最少20镑，最多40镑，希望由中国政府拨付；其他包括派一位代表每五年参加大会，每两年参加小会，相关费用也希望中国政府负担；组织中国史学会的费用，照常规均由本国政府津贴或补助。至于应当立即着手的工作，主要是与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联系，表明中国立场，并向国际历史学会的各委员会提供下列材料：1.1936年度的史学书目；2.中国宪法发展概述及书目；3.中国争取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新闻简报；4.中国大学历史教学的临时报告；5.1873年以来的中国外交人物及外交事务。

会谈最后田波烈称：“顾、陶二教授已将中国观点完全阐明。他深信中国的历史学术业已达到能和其他国家相为媲美的阶段，目前极需要与他们作有计划或有系统的交往。似乎各方面都同意，除世界历史学会以外，更无较善的途径可循。该会顿然成为诸种历史观念的澄清所在，也即是在广大的国际范围内合作的历史事业中唯一的组织。”另外允诺凡中国学者或图书馆订购《世界历史学会公报》，优惠三分之一。

次日，按照事先约定，田波烈致函顾颉刚，表示：“你知道我已经和许多中国历史学者讨论中国加入世界历史学会的事。直到现在并没遇到一个人不赞成此举的。所以我想中国加入这个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敝会现已有四十二国为会员（日本在内）。为达此目的，第一步，先要组成一个中国历史学协会。中国入会可取三种方式：（一）由中国政府请求；（二）由一个公认的国家团体请求，如中央研究员之类；（三）由一个代表全国历史学者的委员会请求。无论如何，第三点总得成立。我愿意并且希望你能领袖着把它组织起来。我诚挚地相信，中国本国历史和教育的发展，若不发生更多国际的关系，不会完善。并且在中国以外的学术界中也总不会被人认识——除非立即采取目前的步骤。贵国的加入，对贵国本身和敝会都具有最崇高的历史意义。我相信中国的史学业已达到一个可以与举世并立的阶段。我也相信没有人比你更有资格来辅助这件伟大的工作。”[82]顾颉刚本来有心于学术组织工作，一生发起组建了不少学术团体，从此对组织中国史学会一事不能忘怀。他与郑振铎、罗家伦等人计划筹组中华史学会作为中国史学的最高学术团体，决定设总会于北平，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设立分会。[83]并准备向教育部接洽进行办法。

顾颉刚以中国史学界代表人的姿态与田波烈接触，似未得到普遍认可，而且此事原来与之关系不大，所以在康选宜阶段，参与者有北京大学的姚从吾、清华大学的刘崇鈜、中央大学的罗家伦，而没有燕京大学和顾颉刚，陶希圣虽然好社会经济史，毕竟不是史学正宗。从会谈情形看，此时康选宜可能已经离开北平，南下落实联络组织史学会之事。据燕京大学历史系《史学消息》的报道：“经二氏（即田波烈和康选宜）与平方史学界研讨结果，认为中国历史学会有从速组织之必要。并决定由燕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及清华大学历史系，负责在北平联络发起。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负责在南京联络发起。康选宜氏则负责返沪联络发起。务期从速成立，并希望出席一九三八年在瑞士举行之国际历史学大会。”[84]

与前引《图书展望》的《康选宜发起组织中国历史学会》相比，燕京大学和顾颉刚的主导性角色作用不仅是后来附加，而且取代了康选宜的位置。《图书展望》的消息系根据康选宜本人的谈话，据北平《世界日报》1936年11月20日报道：“据康选宜先生的谈话，中国方面正预备组织史学团体，从速加入，并希望出席一九三八年在瑞士举行之国际历史学会大会。同时决定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及清华大学历史系负责，在北平联络发起，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南京和康氏本人在上海，分头负责联络发起，务期赶速成立。”[85]则田波烈与中国学者的洽谈，在11月20日以前已经确定基本方向，而这时顾颉刚尚未介入，后来田波烈给顾颉刚的正式函件，无异于按照预先商定的口径，给了后者一柄尚方宝剑。尽管有些小的枝节，加入国际历史学会仍然引起中国学人极大的关注，并且抱有极大的热情，有评论道：

我们很希望他们赶快把史学团体成立起来，去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因为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国史学，发达很早，而且可称相当的完备，这是中外学者一致承认的。但是，西洋的史学，自近百年来，经各学人的努力，突飞猛进，使史学已由附属的地位而进步到独立的科学。反顾我国，最近一二十年来，虽说慢慢地脱离旧史学的死圈而走向新史学的途径，然距我们的理想还远得很哩！中国的史学为甚么不能有长足的进展？原因固然很多，而没有和国际学术机关取得联络，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是一点。

其次，凡是一国的文化，都应有民族的与国际的两方面，每个民族必有所贡献于世界，并有所获于此世界。……集世界普遍科学之大成，每个民族都与国际社会发生极其密切的关系。中国在学术上，贡献于世界的，诚然很多，但这还不够。我们应该很精审的勇敢地采取西方更进步的方法，来改造、充实我们固有的文化，使之发扬光大，成为世界学术的主力军。

第三，国际历史学会，每年出版《世界历史学名著书名汇编》一册，其中关于中国书名部分，均由会中选定，大会因无中国会员，选择很不方便。同时该会的学报，发表多数国家之报告，类多关于新闻出版史、宪法史、与学校及大学之历史教学，中国也因无会员，丝毫没有表现。无疑的，现在中国的史学，已有相当进步，而且也有不少的发明。只因没有参加国际历史学会，使我们艰苦缔造的一点成绩，不能公表于世界。诚如田氏所说，这是中国史家的失败，而非无远识之西方史家的失败。我们为了补偿过去的损失，和发展将来学术大业，实在有从速组织史学团体参加国际历史学会的必要。我们热烈的盼望各个学术机关和著名史家，注意此事！[86]

抗日战争的爆发，打断了中国学术的常规进程，组织中国史学会一时间变得无从谈起。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反而使中国学术界暂时搁置以往的纷争。卢沟桥的炮声，令中国学人同仇敌忾，学术风气也为之一变，重视史学的民族主义教育等社会功用，前此的学派分歧变得较为次要，容易形成共识。迁徙到大后方的各校纷纷组织了历史学会、文史学会或史地学会。而1938年召开的国际历史学会第八届大会，多数论文报告反映出“现代史学研究的趋势，在努力使研究工作与现代问题及兴趣发生密切之联系，即在较远古之时代研究上亦然”[87]。据说国际历史学会方面称，第8届大会中国曾推举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三人为代表。[88]而实际到会者应当只有胡适一人。[89](www.chuimin.cn)

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傅斯年先后有两函谈及：其一为1938年6月14日致陈立夫、张道藩等人：

关于史学会议事，去年本院曾与大部接洽多次。其原委大略如下。先是，国联中组织一史学委员会，此史学委员会主持每四年一开之国际史学会议。前年末，其会长Professor Harold Temperley来华，并在北平小住，鼓动中国史学界加入。弟本早有加入之意，但中国史学界分门别类，欲组织一个National Committee或引纠纷，唯如以敝所加入，则又恐人以为包揽，故未决（照章，加入资格非一个National Academy，即一个National Committee【不可】）。及此公来国，一鼓吹，所有惟物史观者、抱残守缺者，大动兴奋，遂有不可不办之势。当时以求避免由惟物史观者作为中国史学正统起见，与教育部商洽，仍用本所名义（或本院名义，记不清矣）去请，该委员会已决定同情考虑，其最后决定权在本年八月底大会（四年一次）。此事本由该会会长来约，故无问题，本年大会，必可决定中国加入也。

惟请求加入时曾附一条件，即中国在此会中，必得最优待遇，即英、法、意、德诸国之待遇是也。中国历史最长，不可在此会中仍为二等国，故必求其有此权利，该会会长业已口头允许矣。[90]凡此经过，贵部均有案可稽，乞一检（敝所者在箱子中）。于是而有去年代表问题。此会乃初次加入，且须争权力，故其人选不能不慎重，必须在中国史学界有地位，在国际有声望，而英国话（或法【国话】）说得好，然后可以胜任也。想来要备此资格，无过于胡适之先生，敢请大部惠予同意，派胡先生为代表，于本年八月前往出席，并争待遇，诸希夺复为幸。

又，胡先生前往，又有一便利，即旅费甚省也。胡先于七月十三日赴英，自英赴Zurich，往返百镑足用，此款由大部与敝院分担，何如？若用不到此数，则更便矣。

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的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淆惑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过也。

此会办事人当请中国他人（弟亦其一，由Temperley及Otto Francks〔Frankes〕约请），然以此时国家困难，无此多钱，胡先生一人足矣。又，入会后，如享头等待遇，当有一批年费，其确数一时记不清，大约须五、六千元。前与大部亦有此约（原卷此地查不出），届时本院总担任一部分也。……以后此事可组织一个National Committee办理，本年则只能如此，以组织来不及也。

其二，1938年6月20日致胡适：

国际史学会VIII.Congres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于八月二十八至九月四日在Zurich开会。此会是由国联会文化合作部之Commité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所主持。本年之大会则由瑞士总统作主人。此会因其会长Prof.Horald Temperley， Peterhouse， Cambridge来华，运动我们加入。以雪艇诸人之热心，去年由本院以代表中国名义请求加入了，但形式的决定，应在本年大会。此次承先生允许去，感激之至，实在再好也没有了。我敬代表本院致极感谢之意。下列各点，分别奉陈：

一、此会一切，请与其会长接洽Temperley，我已电告他了。

二、到会费用，即由英至瑞士来回，及会期中各费，乞示知，由本院及教部分任，当即汇上（此数想来不多，因由英算起也，虽然研究院穷，亦无请先生枵腹从公之理，请开示，至感）。

三、在会中，我们要求其最优待遇，此事请先与Temperley接洽。如此则我们也许要出最多会费也，也只得担任。在历史上我们总是头等国也。

四、公事即由此径电该会。一切俟先生到英与Temperley面谈耳。

五、先生能在会中谈谈论文，或报告国内史学情形最好，不然也就算了，无大关系。

所谓为了防止组织中国史学会造成由唯物史观者作为中国史学正统的情形，以及避免引起纠纷，根据前述情形，可能还是针对顾颉刚，最后则由中央研究院出面申请。会议代表的确还有包括傅斯年在内的其他人选，限于战时经费紧张，只有胡适一人前往赴会。其余则大抵遵循与田波烈商定的程序内容。尤其是组织全国性的史学会一事，虽然申请加入国际历史学会暂时由中央研究院出面，但正因为入会，根据国际历史学会的通则，中国史学会的组建反而更加必要。

最晚到7月17日，胡适已经决定出席8月底在苏黎世举行的第八届国际历史学会大会。7月30日，胡适函告傅斯年：“Zurich我必须一去，已允读一论文，题为‘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 for Chinese History’，注重中国史家如何运用此材料。”[91]8月24日，胡适离开英国，前往瑞士，25日抵达苏黎世。27日，胡适出席了国际历史学会的远东委员会。次日大会开幕，在当天下午举行的国际历史学会理事会上，增补中国、梵蒂冈、爱尔兰为新会员。30日上午，胡适排在最后一位即第4的位置宣读论文。开会期间，胡适几乎每天出席，听取各国代表宣读论文。9月3日，国际历史学会第八届大会闭幕，选举Walds G.Leand为新会长，并于次日召开了新一届理事会。[92]中国史学家与国际历史学会的联系，就此正式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