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大学的史学会：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

2023-11-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与此同时，南方各大学的史学会持续活动，如中央大学的史学会，基本继承了东南大学的学风，与北平隐然对峙。广州的中山大学也组织了史学研究会，发起所谓“现代史学”运动。后者因为北大史学系学生再三反对，被迫辞去系主任职位，并最终离开北大，经黎东方介绍，被中山大学聘为史学系主任。与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史学会相似者有北平研究院的史学研究会。

与此同时，南方各大学的史学会持续活动，如中央大学的史学会，基本继承了东南大学的学风，与北平隐然对峙。广州的中山大学也组织了史学研究会，发起所谓“现代史学”运动。此事原委，朱谦之后来回忆道：“我来中大第一椿事就是组织史学研究会和提倡现代史学运动。这时文学院院长吴康（敬轩），是我北大旧友，约我为史学系主任。那时史学系学生人数不多，教授有萧鸣籁、陈定璠、陈安仁几位，我为着联络感情与研究学术起见，在史学系的行政机构之外，更与本系同学谭国谟、黄松、戴裔煊等提议设立史学研究会。史学系各年级生均为当然会员，而我和各教授则隐然居于领导的地位。这史学研究会在过去十二年中，贡献不少。……史学系自有了这个学术团体，系务乃大见发展。尤其惹国人注意的。就是我和一班青年史家所合力倡导的‘现代史学运动’。我那时的经济情况，允许我把《历史哲学大纲》所得的稿费，移作提倡现代史学之用，我很热心地在这一年（1932年）12月，以自费创刊《现代史学》，但仍用史学研究会的名义，创刊号由陈啸江主编。”[60]

朱谦之的回忆与事实略有出入，尤其是隐去了至关重要的人物朱希祖。后者因为北大史学系学生再三反对，被迫辞去系主任职位，并最终离开北大，经黎东方介绍，被中山大学聘为史学系主任。但朱希祖迟迟未能到任，学校开课已久，一切课程等规划，需人主持，于是再聘请朱谦之担任系主任。而校方担心朱希祖因此不肯来校任教，秘而不宣。朱希祖于1932年10月15日到校后，只好改任教授，后来又受聘为文学院文史研究所主任。[61]该所由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创建的语言历史研究所演变而来，受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影响，所内除事务委员会及其下设办事机构外，学术活动主要以学会为单位展开，先后成立了民俗、考古、历史、语言等学会。历史学会的成立较晚，到1929年11月2日，才由事务委员会决定，请沈刚伯负责筹备。1932年夏，因人事变动，文史研究所的所务中断。朱希祖接任后，重新恢复[62]，并于1933年3月23日聘请朱谦之为文史研究所史学会主席，拟增办《史学季刊》，得到后者的允诺。[63]

至于史学研究会，与朱谦之的回忆更是相去甚远。该会1930年5、6月间即由史学系学生唐粲明、葛毅清、黄松等人发起组织，以互助精神、科学方法和研究中外历史为宗旨。凡史学系同学为当然会员；如离校后仍愿继续加入研究者，得为特别会员；别系同学如赞同宗旨，得为普通会员，但须经入会手续。设全体会员大会，辖执行委员会，下分文书部、事务部、研究部委员会。文书、事务两部设正副主任各一人，研究部委员会下分史料搜集、专史研究、历史教学三组，每组设委员3人，由执行委员互选任之。[64]

该会拟定的1931年度研究计划规定：会员每学期初须报名参加研究部委员会下辖三组，择题研究，每人每学期至少交论文一篇；每月开学术讨论会一次；每学期商请史学系或其他科系教授及校外史学专家，至少举行一次以上的学术演讲；每学期至少举行一次以上的修学旅行，随时调查风俗习惯方言和搜集史料；每学期出期刊一次，以史学系各教授和会员论文为基本稿件。史料搜集组旨在设法搜集、保存和整理各项史料，具体分为确定和预定计划两种，前者包括整理近代两广外交史料、两广秘密结社之调查、编辑近代丛书目录、翻译各国有关中国近代史资料等，后者包括编印史料丛书、登报征求各项史料实物、设立史学书库保存各项材料、派专人调查两广内地非汉族语言（最好同时注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购买必要书籍等。专史研究组规定研究员从经济、思想、政府组织、人类本身等方面着手，依材料选定题目，请史学系或校内外学者指导。历史教学组以研究历史教学法为目的，介绍国内外史学家的主张及方法于本国学术界，尤其注重原文译读。[65]由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下设历史学会有计划而无活动，学生组织的史学研究会，实际上很想承继其事业。1934年，史学研究会将执行委员会下属组织改组为出版部（下设编辑部和校对股、发行股）、总务部（下设文书、事务、考察三股），各设部长一人；校对股股员3人，其余各股2人。[66]

《现代史学》发刊于1933年1月，虽然朱谦之用了史学研究会的名义，其实不仅开始经济上由他本人承担，编辑事务也未能发挥学会的组织功能。史学研究会成立10周年纪念时署名“乐水”所写的《〈现代史学〉的回顾》称：“时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风气，弥漫全国，中大致力历史的同人，自亦不甘落后。朱先生乃联络校内青年学者多人提议创办本杂志，第一第二期的印刷费，并由朱先生独力担承，经详细的磋商后，便开始集稿，编辑方面，公推陈啸江先生负责（王兴瑞先生亦帮忙不少）。凭着青年人作事的热诚和敏捷，在三星期的短短时间中，创刊号便呱呱坠地了。”[67]没有提及史学研究会与《现代史学》的关系。当时任教于中大史学系的朱希祖，与朱谦之、谭国谟、戴裔煊等人联系不少，又曾为《现代史学》供稿，后来还为《现代史学》第3、4期合刊捐款50元，却始终未提到史学研究会的活动。在他看来，《现代史学》不过是朱谦之自己的刊物。[68]而陈啸江被推为主编，是因为他在厦门大学时曾经组织过史学会，并出版过史学会专刊（附于《厦大周刊》）。

文史研究所史学会的《史学季刊》后来未能出版，而《现代史学》与史学研究会的名字却联系在一起，据说“史学研究会主编之《现代史学》月刊，自创刊号出版后，即引起学术界重大之注目”[69]。抗战期间，《现代史学》又先后收归学校，作为中大学术刊物，以及作为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和史学系合办的刊物[70]，以至于人们容易混淆史学会和史学研究会的关系，以为史学研究会是系办的团体。其实前者并非单纯的学会组织，而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正式的学术机构的作用。

与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史学会相似者有北平研究院的史学研究会。该院成立于1929年，分甲乙两组，甲组为行政，下设总务、出版、海外三部，乙组为学术部，分为天算、理化、生物、人地、群治、文艺、国学七部，每部设研究所或研究会，还设有由国外专家组成的学会。史学研究会成立于1929年11月，共有会员20人，除正副院长李石曾、李书华外，还有张继、朱希祖、马衡、马廉、陈垣、徐炳昶、沈尹默、沈兼士、白眉初、陆鼎恒、吴敬恒、李宗侗、肖瑜、汪申、翁文灏、刘慎谔、齐宗康、乐均士。到1931年，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计划编辑《北平志》《北方革命史》《清代通鉴长编》[71]。该会会员时有变动，1935年3月，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聘请顾颉刚为历史组主任，后又聘洪业、许地山、张星烺、陶希圣、闻宥、孟森、吴燕绍、钱穆、吕思勉、聂崇岐为会员，并出版《史学集刊》[72]。据说因为出版丰富，一度声势超过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负责其事的顾颉刚，在北平学术界能够与有权有钱的胡适、傅斯年鼎足而三。[73]到1937年，才改会为所。

现代史学无疑就是新史学，具体主张却与故都北平的新史学有所不同。本着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学说，朱谦之认为“一切历史原来就是现代的历史”。他在为《现代史学》所作的发刊辞中，特别强调现代史学的三大使命，其一，“现代性的历史之把握”，即将一切历史看成是现在的事实；其二，“现代治史方法之应用”，即社会科学之下的历史进化法与历史构成法，稍后朱谦之又称现代史学的方法是考证考古（正）和史观派（反）之后的合；其三，注重现代史及文化史之下的社会史、经济史、科学史。自动代表“愿为转型期史学的先驱”的“青年史学家”立论的朱谦之，主张对于一切现代史学要广包并容，对于过去的史学则不惜批判，“努力摆脱过去史学的束缚，不断地把现代精神来扫荡黑暗，示人以历史光明的前路”[74]。(www.chuimin.cn)

不过，其所谓过去的史学，主要不是传统史学，而是指由中山大学发端，已经跃居中国学术主流地位的傅斯年一派的主张。1935年朱谦之代理文科研究所主任时，提出历史学部与从前的语言历史研究所有三点不同，一、语史所以为史料学即史学，现在只认为是史料整理。二、语史所将语言与历史连成一气，为文献言语学派，现在将二者分开，历史独立，以研究整理历史文化为目的，为文化学派。三、文献言语学派其弊流于玩物丧志，现在则具有浓厚的讲学精神。[75]抗战期间，朱谦之为《现代史学》第5卷第1期（1942年6月）《中国现代史专号》撰写的卷首语，再度对抗战前纯粹考古的史风提出尖锐批评，认为现代史学更应注重“考今”。

《现代史学》宣言式的发刊词，是否如史学研究会同人所自认的那样，“尤足使关住象牙塔内的太史公吓一大跳”！当然难免见仁见智。该刊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现代史两期专号，文化评论和史学方法论两期特辑，至少在编辑同人看来，成效不错。其表现于三方面：

1.专号、特辑影响广泛，如经济史专号刊出后，改变了以前谈社会史者牵连到政治文化方面的漫无边际，“明白提出作为社会核心的经济史加以研究”，并且注意材料的搜集和专门精深的探讨，改变论战时谩骂的态度。后来《中国经济》《食货》等杂志的风格有意无意地受其影响。

2.专题论文在各自的领域多有创见，如史学方法提倡史的论理主义与心理主义之综合，历史为独立的法则的科学；文化学提倡南方文化运动，文化人类型说；社会经济史提倡佃佣社会说，解释中国不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婚姻史、文学史、艺术史等方面，贡献亦不少。

3.作者发表的论文多已扩展为专书，如朱谦之的《文化哲学》《现代史学概论》《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中国音乐文学史》，陈安仁的《中国文化演进史观》，陈啸江的《两汉社会经济研究》《三国经济史》《中国历史何以不能发生产业革命》，全汉升的《中国行会制度史》，王兴瑞的《中国农业技术发展史》，朱杰勤的《龚定庵研究》《中西文化交通史料译粹》，梁瓯第的《书院制度研究》，岑家梧的《史前史概论》，董家遵的《中国婚姻史论丛》，关燕祥的《中国奴隶制度史》[76]。

此外，该刊作者还有杨成志、罗香林、容肇祖、郑师许、周谦冲、黎东方、徐家骥、吴宗慈、萧鸣籁、姚卖猷、陈定璠、戴裔煊、谢富礼、陈翊湛、容杰英、江应梁、丘陶常、黄福銮、梁钊韬、区宗华、罗时宪、彭泽益、黄庆华、李肇新。[77]既有成名学者，也培养了一些新人。

南方大学的史学会：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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