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学人群起北平史学会是关键

南北两家中国史学会的成立，虽然不能达成联合全国史学界的目的，毕竟反映了各校史学系师生对于专业学术团体的向往和需求。本来成立中国史学会，是想打破各校分别组建史学会的局限，可是中国史学会昙花一现，一些大学的史学会却将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甚至能够长期坚持，成效卓著。

国民革命期间，政局动荡，北京大学史学会实际上停止了活动。中国史学会成立后，1929年3月29日，北京大学史学系同学召开大会，成立新的“北大史学会”，所通过简章的基本精神与此前大体相同，但也有若干变动。如会名由“北京大学史学会”改为“北大史学会”，宗旨由“联络同志研究史学”改为“研究学术，促进文化及联络感情”，会员资格的取得也由原来北大史学系毕业及肄业者、本校他系同学及教职员有志研究史学者，以及由本会两名会员介绍的国内外有志研究史学者，变为“凡本校史学系同学及教员皆为当然会员”，他系同学则须两位会员介绍，主体增加了教员，范围却有所缩小。5月1日，史学会召开职员会，决定若干重要议案，如每三周举办一次月讲；推举傅振伦、余逊、师茂材、高业茂组成委员会，议决分组研究，每月举行一次学术讨论会；拟办刊物等。[36]

不过，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北大史学系师生一直备受各种派系纷争的困扰，人事变动频繁，学术活动难以正常开展。在此期间，能够持之以恒，并且成效卓著的反倒是燕京大学的历史学会。该会成立于1927年，当时人数不多，精神涣散，成立不到一年，无形消灭。翌年秋，因校中各种学会纷纷出现，历史系同学“为联络师友感情计，为研讨学术计，为辅助史系发展计，佥以为史学会有重新组织再张旗鼓之必要，于是积极进行，赖师友之热忱，不一周即告成立，师友会员计二十余人”，推举主席1人，文书1人，财务兼庶务1人，后来又增加演讲、参观、研究三股，每股各1人，合称职员会；聘请顾问2人，另设出版委员会。[37]同年发刊《史学年报》，得到系主任王克私（Philipe.de.Vargas）、教授王桐龄、张星烺等人的热心指导。此外，还举行系统演讲，请校内外学者主讲。[38]以后，陆续来校任教的顾颉刚、洪业、张尔田、邓之诚、容庚等人亦积极予以多方面支持，使得该会及其《史学年报》持之以恒，在当时的史学界堪称异数。[39]该会按例每年秋季改选，因而人员流动甚大，但能够坚持不懈，涌现了不少著名学者，仅以担任过职员者论，就有翁独健、齐思和、赵丰田、冯家昇、朱士嘉、邓嗣禹、王育伊、周一良、张维华、蒙思明、王钟翰、侯仁之、王伊同、谭其骧等。[40]

燕京大学历史学会的突出成就，使之在北京（平）史学界的一系列组织努力中扮演重要角色。该会的工作重心之一，就是致力于联合他校史学会创办中国史学会于北平。[41]中国史学会的筹组过程中，王桐龄、张星烺等积极参与。该会无形解散后，1932年10月16日，由北平各大学史学系的教授和学生发起，经过两个月的筹备，在中山公园水榭召开大会，成立北平史学会，史学名家和各校学生百余人到会，“颇极一时之盛”。10月26日下午2时，该会假座北海公园五龙亭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由谭其骧主席，朱士嘉记录，会议议决执行委员会组织法，文书股由谢兴尧（北大）、谭其骧（燕京）、丁迪豪（北师大）担任，事务股由柴德赓（北师大）、陈均、张德昌（清华）、戴邦伟担任，出版股由吴晗（清华）、朱士嘉（燕京）、邓嗣禹（燕京）、李树新担任。决定出版会刊，拟聘请陈寅恪、陈受颐、陈垣、顾颉刚、邓之诚、陶希圣、陆懋德、洪业、胡适等18人担任编辑委员会委员，由执委会派邓嗣禹、吴晗二人为代表，出席编委会，计划于1933年元旦出版会刊的创刊号。[42]从职员的情形看，燕京大学历史学会的成员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纲领性的《北平史学会缘起》，事先曾经顾颉刚修改。[43]

和此前的中国史学会不同，北平史学会的主体是各校的学生（包括研究生）而非教师，但同样未能将故都的史学界同学聚拢起来，有计划有组织地展开学术活动。关于该会的记载相当罕见，对于各位参与者似乎没有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在他们的学术发展历程上很少痕迹可寻，有关的传记年谱几乎未提及此事，各种学术编年甚至专门的史学编年，也没有提到该会。这一现象，反映了1930年代中国史学界的日趋多元化[44]，学人在推动史学研究的共同目标之下，更加重视治学途径或领域方面的志同道合，以期创造出自己认可的新史学，因而对于这种联谊性的大团体反而不大看重。北平史学会成立后的数年内，一些主要成员纷纷组建各自的学术小团体。

丁迪豪参与的国立师范大学研究所历史科学研究会的组建与北平史学会几乎同步进行。1933年1月25日，该会创刊了《历史科学》杂志。从该会及其刊物的标名，即可窥见其宗旨主张。《历史科学》第1期的《创刊之辞》声言：“本刊纯系公开的研究历史的刊物，站在新兴科学底立场，以客观的切实的精神，作深入的研究。我们无所企求，但愿始终拥护真理，追求真理，掀起一个科学的历史研究的运动。”

自清末梁启超揭出“新史学”的旗号以来，将历史研究科学化，一直是众多中国学人努力的目标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科学主义的渐趋流行，无论尊奉还是盲从，各派学人都主张或不敢违背科学化，尤其是一代代以建设“新史学”为职志的学人，尽管其中也有人认识到历史的人文与艺术的一面，不能完全以科学化来涵盖。[45]不过，对于史学发展的状况，主编《历史科学》的丁迪豪等人显然很不满意。他们认为，民国以来的历史研究表面看来异常勃兴，仔细分析，实在是“不景气”。他们针对有关现象，分别批评了三类人：

其一，“许多人还未认清历史是什么，把古书当作是历史，寻章摘句的埋头作考证，结果，离开了历史的本身是十万八千里。照这样，充其量而言之，也只能比三家村上的老学究高明一点，除了熟读几句老古书外，还能加上一些标点符号，其余还有什么”？这显然是指当时已经跃居主流地位的所谓“史料学派”，甚至包括疑古辨伪的古史辨派和提倡整理国故的胡适。京派学者与青年学生之间的精神差异，亲历其事的陶希圣有过典型的概括：到1930年代初，“五四以后的文学和史学名家至此已成为主流。但在学生群众的中间，却有一种兴趣，要辩论一个问题，一个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46]。分歧的严重，甚至到了面对学生的学术演讲中不谈及此类话题就很可能被轰下台的地步。这一派人，后来大抵被归入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的范围。

其二，“另有一种人，把历史当作是他们玄想的注脚，拾来一些江湖卖艺的通行语，也拿来比喻中国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在他未尝不以他是俏皮巧妙，其实正表示他粗鄙浅薄与理论的贫弱。历史之有合法则性，这一点自由意志者是根本不懂的。以自由意志来高谈历史，是有产者灵魂的跳舞”。这一种人成分相当复杂，就主张自由意志而论，晚年的梁启超首当其冲。本来梁启超信奉进化论，主张治史要求因果关系，但在读了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的著作之后，其认识根本改变，认为过去主张建设新史学，要循着由归纳法产生出来的现代科学之路，其实完全错误，归纳法只能整理史料，不能研究历史。因为“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47]梁启超之后，成为新一代“新史学”代表的何炳松也主张史学纯属主观，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成为真正的科学。被划入相对主义史学思潮的人物，大抵在此范围之内。[48]当时主要就史观立论的官方史学，也被囊括。

其三，“便是一些从来未摸着历史之门的，而偏要赶时髦的作家，把活的历史填塞在死的公式中，在他们那种机械的脑袋里，凡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有着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名词，中国便就有了。所以各人都努力向这里找，找着一个时髦的名词便划分一下历史发展的阶段。然而，他们这种猜谜似的论战虽是像杀有介事的，可是，这样瞎猫拖死老鼠的乱撞，便由于缺乏高深的研究”。社会性质与社会史论战，使得唯物史观风云一时，但弊病却也显而易见。参与论战者当中相当多的人既非治史出身，也无相应研究，这种不学而能的事，虽然是清末尤其是五四新文化以来，学人耸动大众的惯常，但在学院化的1930年代，学术界有太多的理由予以质疑。(www.chuimin.cn)

《历史科学》的批评将此前各派史家一网打尽，以证明其“不景气”的总体评价，等于将已有的学术成就全盘否定，其目的是为了标树新的。该刊向青年大声疾呼：“以上这些我们是没有半点满意，我们虽也站在历史的唯物主义方面，但我们要由历史发展的本身作深入的探究，从而以为历史之判断；我们虽也留心史料的时代价值，但我们要以新的科学来阐明历史，充实历史；而我们更要努力于历史之传授——历史教育之研究，以作历史大众化之准备。总之，我们决［心］不断的努力，从工作中得来自己真正的乐趣。来哟！青年的史学同志们，这里才真正是我们研究学问的园地。共同努力吧，终会有着胜利的果实。”[49]

在创刊号的《编辑杂记》中，该刊还宣布准备在日、法、美各聘特约通信员一人，以沟通欧美史学的消息，“使本刊能逐渐成为新史学知识底总汇”。为了达此目的，该刊决定“一面介绍新史学之理论与研究作品，一面在鼓励吾人以新方法作成有价值之新著”[50]，具体做法是：在一年里打定科学的历史理论的基础，出版下列专号：1.科学的历史理论。2.历史与各种科学的关系。 3.世界史学界鸟瞰。4.现代中国各派历史方法论批判。5.满蒙史研究。6.西北历史研究。为此，编者再次呼吁：“我们必定要打破学术上的关门主义，每个读者也就是历史科学的培植，也就应该站在历史之科学的运动的尖端叫着前进。”[51]

《历史科学》的呼吁，在部分青年中的确激起了一阵波澜。留学东京文理大学的臧光恩来函赞道：中国输入科学已经二十余年，一切仍是老古董，“贵会唱出历史科学化口号，将来对于中国史学前途，必会有切实功献”[52]。署名“次晨”者由郑州来函称：“在这沉寂的学术空气中，你们忍不住来冲破这万籁无声的幽静，鼓动着奔腾的年青火一般的热血，勇敢揭起了科学的历史运动之旗，这是学术界一个火星的发现。虽然几个青年人的血与热，要和腐烂的中国史学者交锋，外面看来这些昏庸老朽们，都是占据要津，已经树立了卑污得说不上口的威权，而几个青年人在喊着新史学的口号，无异是只枪匹马在和他们在挑战，但你们不要怕，这些老弱残兵是敌不过新的科学的武器，最后的胜利是属之你们的。迪豪兄，盼你和诸同志加倍努力，腐败的中国史学者，才是你们的建设新史学的障碍物，非根本拆除不可。希望兄等以科学的史的唯物论之方法，积急的作些批判的工作，只怕没有凿空辟地之勇和犀利的刀斧，……具有了勇气和方法，还怕什么不成。则现今史坛上的牛鬼蛇神，一经批判，哪有不原形毕露。”[53]

《历史科学》在海外也博得响应。东京帝大文学部学生武田泰淳来函称：“我认为一向中国没有进步的物观史，很是一个遗憾。郭沫若先生的《古代社会史研究》与张霄鸣先生的《太平天国革命史》等固然是很漂亮的著作，但还不是真正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武田提出两项建议，其一，加强近代史研究。中国史家治近代史者少，日本亦寥若晨星。只有近代史，才是中日史家当前紧要的研究对象。他本人即准备研究外国资本的侵入与革命势力的勃兴，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打倒清朝封建专制政府的过程。其二，加强中日两国史家的沟通联系。“虽然中日现在正在战争，但进步的科学者是要在国际上握起手来。”并告以日本的《历史科学》为马克思主义激进杂志，《历史公论》则为大众自由主义杂志，允诺今后报告日本进步的历史科学研究给该会会员。[54]丁迪豪等人接受了武田的意见，决定致力于下列问题的研究：1.亚细亚生产方法之探检。2.专制主义之诸问题。3.明郑和下南洋与商业资本及殖民。4.鸦片战争史。5.太平天国革命史。6.义和团运动史。7.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历史科学》把现状当作传统一概推翻的偏激做法，与晚清以来的激进倾向如出一辙。所要打倒的史坛上的牛鬼蛇神，“次晨”毫不掩饰地指名谩骂：“不管陈垣老狗怎样在那儿托庇于上帝之灵，肚皮吃得肥肥的，雇用了几个血肉之躯的书记为他抄写赶制有利于基督教宣传的史料，欺骗中国民众而取媚于他的恩人——帝国主义榨取殖民地劳动大众的先锋队：神父、牧师。然而，只要我们坚决的站在为护拥无神论斗争的基点，仔细批评他的著作，这老狗一定会给你们打得抱头鼠窜，也可以说是打落水狗。不管美帝国主义骄养惯的小宝贝胡适怎样在那儿扬眉吐气，目瞪口呆看着纽约、芝加哥的洋楼出神，喊着奉天承运，大美帝国诏曰，接受西方文明，可是这帝国主义的说教者的放屁胡说——文存一集二集三集这样出下去，但也是不堪一击的。即便那些无耻的喽罗走卒怎样的喊破嗓子的说：‘胡适圣人也’（章衣萍著《枕上随笔》，满篇是胡圣人曰），然而你们要用科学的照妖镜，也究竟是能分别出人妖。呜呼！圣人吾不得而见之，斯乃小毛狗也。还有整天抬着王国维死骸念经的遗少们也在高谈历史，其实是历史被他们侮辱不堪；以及那些一窍不通而只知用锄掘地的考古学大博士和多如牛毛般的小卒，也都在一心一意的涂改历史。”

这些乍看以为“文革”遗风的语言，刚好表明“文革”风气渊源有自。除了被点名的陈垣和胡适，陈寅恪、李济等人显然也在被攻击之列。而上述各人正是一代新史学的代表。次晨对于《创刊之辞》的横扫一切依然感到不够痛快，进而呼吁道：“朋友！你们果真是要努力于中国史学之改造吗？那么我说的这些碎铜烂铁，要根本把他一扫。迪豪兄，夙昔我佩服你的勇敢，现在你倒谨慎了，奋斗吧，不要怕。我愿意竭我个人的微力，贡献给这神圣的清算运动！”[55]

不过，尽管《历史科学》自封“本刊为唯一主倡新史学的有价值之刊物”[56]，似乎并未得到学界的公认。那些成名的权威学者对于此类狂言司空见惯，不会太过在意；同样立志为建设新史学而奋斗的青年同道也不以为然。1934年5月，参与北平史学会的吴晗和其他九位青年学人（汤象龙、夏鼐、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一起组织了“史学研究会”，其目的是经常聚会，交换心得，“以便能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尽一点力量”。他们不像《历史科学》那般偏激，既“不轻视过去旧史家的努力”，又“尊重现代一般新史家的理论和方法”。而对于新史学的理解，正如后来主办《益世报》史学专刊时由集体讨论形成的《发刊词》所称：“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当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希望通过10年20年的努力，做出一点成绩。[57]这基本是延续梁启超“新史学”的精神，要写出社会民众史。至于具体做法，汤象龙回忆为编撰一部社会经济史。[58]这多少受到其专业和后来局势变动的影响，民众史与社会经济史之间显然存在差异。在共同信奉新史学之下，该会的宗旨，与丁迪豪等人一味主张科学化的历史科学研究会明显有别，而被后来史家认为尚未跳出旧史学的窠臼。

与丁迪豪、吴晗等人泛举新史学的大旗有所不同，谭其骧等人在细分化的基础上走了更加专门化的路线，与顾颉刚一起组织禹贡学会，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由谭其骧撰写、顾颉刚修改的《禹贡·发刊词》，宣示了他们的学术思想和研究计划。治史须通舆地，本来是一般准则，研究地理沿革，清代盛行一时，但后来衰落，无人讲求，以至于学人很容易开口便错。“在这种现象之下，我们还配讲什么文化史、宗教史，又配讲什么经济史、社会史，更配讲什么唯心史观、唯物史观！”研究地理沿革，就是要“使我们的史学逐渐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不能但凭一二冷僻怪书，便在发议论。我们一方面要恢复清代学者治《禹贡》《汉志》《水经》等书的刻苦耐劳而谨严的精神，一方面要利用今日更进步的方法——科学的方法，以求博得更广大的效果”。该会计划编写中国地理沿革史、地理沿革图、历史地名大辞典，整理历代地理志和辑录各种史料，“绝对不需要‘是丹是素’的成见，更无所谓‘独树一帜’的虚声”。以平等的精神打破门户宗派，共同合作，开辟新境界。[59]这种治学态度与吴晗等人的史学研究会颇为近似，只是取径和领域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