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中国史学会的组建次数及相关情况

民国时期，有过多少次组建中国史学会的尝试？亲历其事者说法各异。傅振伦称：“中国史学会的组织凡三次。1929年春，北大教授朱希祖，北师大王桐龄，辅仁大学陈垣诸先生等发起于北京。1942年徐炳昶、金毓黻、郭沫若、马衡等又组织于抗日战争的陪都重庆，编印了《中国史学》年刊四期。解放后，重新组织。”[2]1943年顾颉刚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致开幕词则称：“中国史学会曾于民国七年及民国廿三年两度在北平发起组织，均告中止。此次系第三次组成。”[3]仔细检讨，两说均有所误。

顾颉刚所说民国七年即1918年在北京发起过中国史学会，很可能是记者误听，所指当为1929年朱希祖等人组建中国史学会一事。傅振伦《朱希祖先生传》记：“1928年，先生仍回北大为史学系主任，兼清华大学等教授。先生以史学范围广博，乃于是年秋发起中国史学会于北平。参加者有北大、师大、清华、燕大、辅仁等校历史系师生。”[4]关于此次中国史学会成立的时间，傅氏两说不一，均欠准确。

齐家莹编《清华人文学科年谱》将此事系于1929年1月13日，记为：“中国史学会在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百余人，清华大学史学会会员均出席。由历史系教授朱希祖报告筹备经过，并印发了由其起草的《发起中国史学会的动机和希望》一文。通过了罗志希、朱希祖、张星烺共同起草的简章，选举了罗志希等委员9人。”[5]此说于与会人数仍有小歧。据《朱逷先先生年谱》：“到会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六校教授学生共九十四人。”[6]

中国史学会的正式成立，虽然在1929年1月，筹备却是从1928年底开始。12月3日，朱希祖即拟发起中国史学会，从事筹备。12月30日，召开了首次筹备会，由朱希祖担任主席。1929年1月7日，朱希祖草拟了《发起中国史学会的动机和希望》一文。10日，又与张星烺、罗家伦共同拟定中国史学会简章。[7]

据朱希祖称，发起中国史学会，出于三种动机，寄托七种希望。所谓三种动机，一是要打破孤独讲学的旧习。“现代的学术，非闭户读书可以做成功的，更非专靠书本可以做成功的。就史学而论，闭户读书，一切史料，个人不能齐聚；一切历史的辅助科学，一人不能尽知，人类的历史，世界各国多有关联，多有记载，一人不能尽识。所以孤独讲学，虽有所著作，必不能完备。专靠书本，不但有史以前无书可据，就是有史以后，一切遗迹遗物，也有非书本所能说明的。至于现代史料，更非实地调查不可。所以历史这一种学问，决非一手一足所能做成功的。”

动机之二，是要打破专靠学校来讲史学的旧习。以前各大学史学系大都有史学会，并且办一个史学杂志，以为学校显扬声誉。“然而这种史学会，至多不过请名人讲演几回，所办的史学杂志，或史地杂志，大都办了两三回，就完了事。因为史学这一件事，决非一校的教员学生所能发达进步的；而且学校的变迁太多，往往使学术受其影响，不能继续进行。”靠一校发达史学，与个人孤独讲学相似，力量不够。“历史是人类全体的总过程，要合全世界人来公共合作研究，方能真实发达，国界且不可有，何况乎学校等等界。”

动机之三，是要打破史学为政治的附属品，而为社会的独立事业。“政治有党派，学术无党派，讲史学的，尤应超出于政党以上，乃能为客观的公平观察，不为主观的偏私论著，方合于科学的史学精神。近来学校方面，大都有政党的牵制，因此同时研究史学的，而有彼此不能合作之心，而不能超然为真正之学者。”

至于七种希望，也就是应办的七项事业，1.办一史学杂志（月刊或季刊），发表研究论著，“使国内国外的同志，相互考校批评，以求进步；一方面介绍世界各国现代的史学家学说，及其著作，或其他史学消息，以求了解现代世界史学的趋势”。

2.发展会员，扩大组织，先从北平发起，将来吸收各大学史学系毕业生、教员和在校学生、以及社会上研究史学的专家，分别调查全国的史料以及古迹古物，互相咨询报告。

3.分组进行不同层次的工作，如编辑人名地名词典、历史索引、史料采集和编目；继续清代学者的事业，搜集已引各史；翻译外国记载的中国史事和各国历史名著等。

4.改良史学教育，对中小学史地教科书进行比较批评。

5.推动高深的史学研究，会员各认定一种史学，如本国断代史、各国史、分科史、历史辅助科学、中外通史、历史哲学等，专门研究数年，然后著述。

6.北平的史学家尤其应当重视重修清史、倡修民国十七年史、以及整理利用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和民国档案，供给史材。

7.改良地方史志。利用毕业生散处各省，从事教育和服务公家的便利，汇集全国地方志，编集详明目录和提要，罗列各种体例，批评其利病，以最新最良之方法，定一最适宜体例，以改革各处地方志，使之不专属于地理，而属于历史，以为一切社会科学和史学最丰富的材料。[8]

从朱希祖所谈的动机，可以进一步了解其背景。治史不能单打独斗，已经成为当时一般学人的共识，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组建，表明这种意识的日益增强。1928年10月出版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所刊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即强调“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有了这样的共识，除固定的研究机构外，学会组织也日渐增多。

朱希祖称各大学史学系几乎都有史学会的组织，并不夸张。北京大学史学会成立较早。1922年朱希祖曾说：“我们在两年前已经发起组织史学会，办史学杂志。因为学校常有罢课的事情，欲成立而停止的已数次。”[9]同时叶瀚提及此事的背景：蔡元培长校时，国史编纂处附属北大，提倡共同收集材料，“以后国史馆迁移了，就想组织一个史学会的办法来继续他，可是没有成功”[10]。国史编纂处脱离北大，在1919年9月[11]，则1920年以前北大已经有过筹建史学会的尝试。

1922年4月，该校史学系学生鉴于“史学范围广大，图籍繁多，纵贯古今，横极中外，非群策群力广为稽考，而以一人驰骋其间，若涉大海，茫无津涯，欲其周遍综贯，盖亦难矣”。发起组织史学读书会，其目的有二，一、“当今史学以溥遍史为归，融合人类全史，观其会通，固为要事，然不有分国之史，亦［无］以凭借”，集合同学之中学习英法德俄日本诸国语文者，各出所学，广为搜罗翻译，则对外俨如开辟疆土，对内势同输给粮饷。二、文明各国史家，类能应用最新史法整理其国史。中国史料宏多，散无纲纪，非分代整理，汇为通史，或分科精研，各成专史，实不足以有济。同学对社会科学习之有素，于本国通史亦略闻纲要，“正宜分代分科，各精探讨，散之则各启疆宇，合之则互输材料。”该会由史学系学生张国威、张爱松、李正奋、魏江枫、王光玮、张庚乾、秦志壬、安世徽、傅汝霖、陈友揆、杨丰沛、卢政鉴等人发起，依据简章草案，哲学、文学、政治、经济、法律各系学生有愿研究各项专史者，亦可入会；公举干事若干人，负责总务、调查、文牍、会计等事；会员分为本国史、外国史、科学史三组，有必要时可以添设；每人划定范围，专精一史，克日读书，如有心得，则报告演讲或发表论文；随时请北大教员或校外名人指导讲演，并与国内外史学家通信研究，调查史料[12]。(www.chuimin.cn)

在此基础上，经过数次集议，1922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史学会正式成立，是日午后4时，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蔡元培、朱希祖、蒋梦麟、胡适、马衡、叶瀚、杨栋林等以及史学系在校和毕业学生40余人出席，由姚揖让报告筹备经过，韩树模为临时主席，蔡元培、朱希祖、叶瀚、杨栋林和学生王光玮、滕统昔发表演说。因时间紧迫，议定简章三条，选出委员16人，即行散会。选举结果，魏江枫、韩树模任庶务，姚揖让、王光玮任文牍，冯文启、李振邦任会计，陈友揆、傅汝霖任交际，杨汝璋、滕统昔、赵仲滨、刘濂任调查，张步武、张国威、秦志壬、赵维桢任出版[13]。11月29日，该会举行第二次大会，逐条通过简章的余下部分。研究科目分为本国史、外国史、科学史、历史学、考古学数种，较史学读书会有所扩大。

依据简章，北大史学会“以联络同志研究史学为宗旨”[14]。几位教职员的演说，各有侧重，蔡元培仍然强调与国史馆的继承性，认为历史无止境，要提倡自动地研究学问，集合多数的力量，整理数千年来的历史，分时代收集史料，编辑历史大辞典，“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其时朱希祖正在按照“历史科学是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理念改造北大史学系的课程系统，由德国历史哲学家美利斯的“普遍史”和美国史学家鲁滨孙的“新史学”的主张，希望将历史的时间与空间贯通，因此在课程的安排上，种种社会科学占了一半，史的部分，中外皆有，令人质疑太不专门。朱希祖认为：“现在我们研究史学，把溥遍的连续的和社会科学的重要共同方法，托付在讲堂上讲。至于分工的研究，如专门研究本国史或外国史，本国史中专门研究那一时代的，或那一朝的，外国史中专门研究那一洲的，或那一国的，关乎社会科学史中，如专门研究政治史或经济史或法制史或宗教史……等等，或就一时代一国的小范围内，再分出一部分如政治、经济……等，特别研究，这种自动的研究，那就要靠诸君所组织的史学会了。”也就是说，教学只是普通，至于专门精深的研究，在学校方面，有大学院或研究院，在学生方面，则靠史学会。有了史学会和数十名会员，可以将历史分开进行专精的研究，然后综合起来，用最新的史学方法，组织一部很有条理系统的新历史。这样，“一方面研究整个的史学，一方面实验分析的史学，并行不悖”[15]。杨栋林、叶瀚则各自强调“史学研究法”和“集材料”[16]的重要性。

按照系主任朱希祖的设想，史学会的主要功能是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因此其重要的活动内容是不定期举行学术报告演讲，参观考察，发刊杂志或各种单册著作及丛书，以养成会员自动研究的习惯。但是，除了学术演讲时有举行外，其他项目的进展并不顺利。如出版史学杂志一事，1924年初经该史学会委员会议决，每年刊行《史学季刊》4期，分3、6、9、12等月出版，定名为《北京大学史学季刊》，“以中外史学及与史学相关之各种科学如人类学、人种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历史的地理等为范围”，并着手征集第1期的稿件。[17]可是直到1925年11月，仍然未能出版。朱希祖总结道：“自本学年起，本系的学生实行作史学上的一种自动的自由研究，这种研究是治历史学的最重要的方法，并且是一种最好的练习。我们史学杂志筹备了好几年，终于没有出版，就是因为没有研究的缘故。”

本来设置史学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养成同学们自动研究的兴趣和习惯，现在旧话重提，等于承认史学会的作用并不理想。其中的问题，从朱希祖的计划可见一斑。他认为自动的研究需要按年级分配，基本的概念却是时间的长短，一年级时间最长，研究的范围可以大，治外国史可以分任一国，治中国史既可断代，亦可分上古中古的大时代。二年级年限从容，范围亦可较大，中国史如南北朝的某一代，或五代十国的某一国，或明末诸王的某一王；外国史如希腊、罗马。三年级范围缩小，如战国时的一国。四年级则范围越小越好。其实，对于学生选题而言，时间的长短固然重要，更为关键的当是能力的高低。

北大虽然占尽天时地利之便，这一时期的史学系及史学会在培养人才方面却显得不尽如人意。1925年11月26日，朱希祖以系主任名义召集史学系全体学生开会讨论定期讲演和分级研究等事，学生代表谭慕愚便提出，要想在研究方面取得好结果，在历史领域发现新大陆，学校方面要供给材料，指示方法，对学校缺少欧战后的新书以及本系各教授的教法提出批评，希望能给历史以系统的原因和结果的说明，加强外文训练；请导师和讲演者，不应含有党派的色彩，并特意提出梁启超。请名人演讲，本来也在史学会的计划之内，只是执行得不理想。史学系教授会议决定，从1925年12月1日起，每两周举行一次学术演讲，分为中国史、外国史和史学的基本科学三组，讲演者均为本系教授。[18]也许是接受了学生的意见，后来开始邀请校外学人演讲。

在此前后，北京其他大专院校相继组织史学会或史地学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史地学会1920年即告成立，并创办了《史地丛刊》。1927年5月12日，清华大学史学会由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姚名达等人发起。先是，姚名达“感于中国史之范围过大而材料特丰也，非通力合作，则人自为战，永无成功之希望。若在外国，则国虽小而学会林立，所以裨益学问者无所不至，而史学会之为用尤显。吾国则他学容有学会，史学会独无闻焉，抑可怪也。间尝语之我师友，以谓吾院治史者众，又得梁、王、陈、李诸先生为之师，益以大学部史学系师生，不下四五十人，苟能联络组织，分工合作，其为功效，宜有可期。……今年夏，更言之于刘寿民先生（崇鋐，史学系主任），适史学系同学亦有斯意，双方接洽，史学会遂以成立”[19]。当日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出席，各致己见于众。

其时正值国民革命，各种政治势力重新组合，清华研究院亦受波及，参与各种党派活动者不在少数。同学中的周传儒、方壮猷等人还想“自组织一精神最紧密之团体，一面讲学，一面作政治运动”[20]。不愿参与民国政治的王国维因而对成立史学会一事“颇用怀疑，以为斯会别有用意”，主张“宜多开读书会，先有根柢，而后可言发展”[21]。党派渗入学术，由来已久，1925年北大史学系学生向系方所提意见，重要的一条便是“大学的史学研究，关于导师或讲演者，似乎不应该含有党派的色彩。国内的著名史学家，如梁任公辈，不管他对于历史的见解怎么样，但他于史学上实在用过功的。学校常常请这类人来校讲演，把他们所研究的方法与心得，拿出来给我们作个榜样与参考，那是于我们有利益的”[22]。王国维只是怀疑有人利用学会的组织形式从事政治活动，他本人并不排斥以学会组织学术活动的做法。清末民初，来华的外国人士聚居北京，各有所好，成立了不少学会，如中国古物保存会、政治学会、文友会等，其中就有历史学会，长期住在中国，好金石古物的福开森（Ferguson，John Calvin），曾担任该会会长。这类团体开始往往只是外侨的聚合，民国以后，中国学术渐渐展开，也吸收中国学人参与。1924年，梁启超曾在“欧美人所设”北京万国史学会演讲，并译成英文刊登于外报。[23]1926年11月27日，王国维到北京历史学会演讲《宋代之金石学》，并与福开森晤面。[24]因为该会并非中国学人组织，所以姚名达不以其存在为中国已有史学会。

上述组织，很可能与一个中外人士联合组成的“中国史学研究会（The China Historical Research Society）”有渊源。该会1913年成立于北京，由陆征祥任会长，北京大学华人外籍教授周慕西（Dr.Moses Chiu）任名誉干事。其目的是：中西学者合作，进行古老国家民族历史的比较研究；培养对古老中国的热爱和尊敬，在年轻一代心中植根深厚的爱国主义。1916年3月，中国社会与政治学会（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成立，仍由陆征祥任会长。他认为在现有条件下难以达到史学研究会的目的，建议和中国社会与政治学会合并。经过两会干事的协商，中国史学研究会决议并入中国社会与政治学会，并为后者所接受，史学会会员全部成为社会与政治学会的会员。[25]

各校史学会的组建，长远目标也是联合全国同行。姚名达倡组清华史学会，便预期“若更扩之于北京，充之于全国，以大规模之团体，作有计画之事业，则不出十年，中国史学，必当一变昔日之偏蔽而为昂进之发展”[26]。国际史学界发展变化的趋势，对中国学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朱希祖在《发起中国史学会的动机和希望》一文的结尾处大声疾呼：“我们中国的历史，在全世界中发达较早，我们中国的史学会成立已觉太迟，东西洋各国这种会年纪已经老了，史学杂志，已经出到几十几百期了！我们到了现在，方始开端集会，开端预备出杂志，真是可愧到极点！我们再不进行，实在要给外人笑我们太没出息了！深愿大家共同努力，积极工作，以发达我们中国史学会的事业！”

朱希祖这番话并非泛指，其具体刺激显然是1928年8月14日至27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的国际历史学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第6次大会。该会1900年首创于巴黎，1903年在罗马召开了第2次大会，决定以后每5年开会一次。1908和1913年，分别在柏林、伦敦开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断了会期，直到1922年4月，才在布鲁塞尔举行了第5届大会，并决定组织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历史学委员会，负责联络和安排两次大会之间的日常事务，以适应国际学术界分工合作日趋增长的需求。[27]1928年的第6届大会，有40余国的千余人出席，其中正式代表500余人，除欧洲各国外，美国、智利、南非、日本均有代表。国际史学委员会的代表国家也达到30个。大会还决定1933年在华沙召开第7次大会。[28]

对于国际史学界的动向，以南京为中心的学人似乎更为关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新文化派与南高学派就一直明争暗斗。后人往往从中西新旧的角度看待双方的分歧，其实，仅仅从对西学关注的程度看，南高学派甚至在北派之上。1920年5月，南高文史地部学生成立了史地研究会，发刊《史地学报》，会员中王庸、范希曾、张其昀、陈训慈、景昌极、束世澂、向达、郑鹤声、刘掞藜等，各有建树。他们十分注意国际史学界的动向，陈训慈等人翻译发表了不少有关消息，如1922年的国际美术史公会大会，维也纳的东方古物展览会，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学术联合会（Intern.Research Council）和国际地学联合会（Intern.Geographical Union），1923年4月的国际历史学会第5次大会，国际人种学大会等。其主要目的，就是推动中国成立学会组织，参与国际性的学术活动，而组建中国史学会，更是首屈一指的努力目标。

1922年，陈训慈在《史地学报》第1卷第2号发表文章《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公开呼吁组建中国史学会。他依据百科全书列举了欧美各国的史学会数目及其成立的最早时间[29]，认为学会发达是学术发达的表现，并能推动学术。组织史学会，可以促进实学研究，将新文化以来的浮泛学风引向笃实，使中国文化得以正确表白于世界，增加和保存史料；并列举了史学会的主要任务，即整理旧史，编订新书，探险考察，保存古物，组织图书馆博览室，参与近史等，希望各大学史学教授及专门史家联合发起，聚集同志，募集经费，建筑会所。

组建史学会，旨在“务使吾国学术研究之精神，并驾西国，携手共进，作远大之企图”。当务之急，则是推举代表参与相关的国际学术团体活动。其时中国政府对于学术活动态度冷漠，国际美术史公会开会时，法国方面主动邀请中国赴会，政府开始漠然不理，经法国公使再三催促，才由教育部和外交部合派观象台长出席。而维也纳的东方古物展览会，大部分陈列中国古物，竟没有中国史学家演讲中国文化。[30]1923年，教育部曾将本年度的国际学术会议列表，通告各省“得自由出洋与会”，敷衍了事。“学术荒堕，甘自屏弃，替前哲之令业，贻并世之大讥；坐使公共之学术，只闻列邦之讨论研究，而吾国并分内之务，无人整理；世界学术上之集会，往往阒焉无吾族之迹，而中国遂以无学闻于世。斯则邦家之奇耻巨辱，庸非国人对于学术所负之大罪欤！”[31]为此，中国学者必须组建学会，才能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与各国学者联络。1922年8月的国际地质学会，中国因为早有地学会，派代表出席，并被举为副会长。其时中国的自然与社会人文学科出现了不少全国性组织，如中国科学社、自然科学研究会、中国化学会、中华全国电气学会、中华工程师学会、中国工业会、中华矿学研究会、教育研究会、农学会、林学会、中华森林会、中华农学求新会、中央商学会、中国速记学会、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中华民国法政研究会、中华博物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国地学会、中国哲学社、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中华心理学会、文学研究会等，唯独缺少史学会。

1926年，移席北京女子大学的柳诒徵与向达、张其昀等成立中国史地学会，发刊《史学与地学》。1928年，张其昀创办《地理杂志》，本来如孪生兄弟的史地之学，终于分离，“盖孪生之子自毁齿而象勺，虽同几席而各专其简策之通轨也”。1929年1月，与北京的中国史学会几乎同时，中央大学的缪凤林、范希曾、陈训慈、郑鹤声等人又与张其昀一起发起成立中国史学会，并于1929年3月创刊《史学杂志》，标明南京中国史学会编辑。这样，中国同时出现了南北并立的两个史学会。其背景显然与国民政府统一后，政治中心南移所引起的文化中心变动有关。柳诒徵为《史学杂志》撰写《发刊词》，还不忘将双方的异旨揭出：“世运日新，浅化者或张皇震惊而莫测其始因及归趣，……近世号称史学魁宿者，目涑水通鉴为帝王教科书，无裨于今之新制。嗟乎！斯特皮相之论耳。……根据前事，因应方今，其为术可以尤富。阁束不观，徒以自窒神智耳。”[32]抗战期间，中央大学历史学会重新组织，金毓黻还特意指出中国古今学术的南北派分，认为史学方面，廿载以来，南北两派桴鼓相闻，比于诤友，极一时之盛。虽然后来共济一堂，风雨商量，但学术以互竞而猛进，“夫学问之道，以求是为归，何必尽同。本系诸君应勿忘往日史学南派之历史，以共树卓然自立确乎不拔之学风，因而相激相荡，与以有成”[33]。

南京中国史学会的人脉与做法，基本延续史地研究会，《史学杂志》创刊号就报道了国际历史学会第6次大会以及美国史学团体开会的消息，第2期陈训慈还专门译载了《国际历史学会第六届大会记》，作深入报道，并在译文前后加入自己的意见：“此次盛会，中国虽未有代表参与，然史学研究之国际合作近况，与各国研究之趋势，当为国内研治史学者所注意。……吾人以中国人之地位而言，尤望国内学术界得循政治之渐趋安定，而有健实之进步，届时国内史学界再不致如此次之漠视此会，而能由学术团体与政府之合作，推定代表前往参与也。”

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政治中心南移，南北两京的学人为争夺文化中心地位，不断有所磨擦。发起中国史学会，朱希祖等人似有努力维持北平作为学术文化中心，与南京新都抗衡的愿望。在1月13日的成立会上，朱希祖被推为主席，并以最高票74票当选为首席委员，其余8位委员依次为陈垣60票，罗家伦49票，钱玄同43票，王桐龄41票，张星烺39票，沈兼士33票，陈衡哲31票，马衡30票，候补者还有陶孟和、袁同礼、萧一山、刘崇鋐、翁文灏等5人。1月20日，中国史学会召开第一次委员会，朱希祖当选为主席和征审部主任。[34]该会计划整理旧史，编辑人名、地名、年代、历史等辞典，印行刊物，举行学术演讲。[35]不过，从后来的实际情形看，南北新旧两京的中国史学会均无大的作为，很快便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