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学人眼光向下，重视民史与考古学

重在民史和寄望掘地，都可以说是“眼光向下”的表现。民国学人创新史学的努力，仍然沿袭前贤指示的路径。这与其说是清季学人的眼光敏锐，毋宁说是时代的潮流和必然趋势。不过，民国时期史学的建树，开始是包含在门类甚多、取径不一的整理国故之中，而整理国故最初由胡适的用西方系统条理中国材料和提倡科学方法抢了风头。胡适对于民史的开发似乎不够热心，加上不满于经济决定论有过于武断之嫌，使其对于唯物史观相当怀疑，也是明确表示过不能苟同唯物史观的少数学人之一。稍后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引起一场关于中国旧籍与上古历史的讨论，主要取向还是继续胡适的理念，要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史料。因此一度民史的建立似有被忽视甚至被遗忘之嫌。

1926年初，魏建功撰写了《新史料与旧心理》一文，对顾颉刚、钱玄同、柳诒徵等人关于古史的争论发表意见，虽然他站在顾、钱一边，对柳诒徵的观点和态度不以为然，但他的结论却超越了争论的主题，重提民史建树的方向。他说：

我的结论：中国的历史，真正的历史，现在还没有。所谓“正史”，的确只是些史料。这些史料需要一番彻底澄清的整理，最要紧将历来的乌烟瘴气的旧心理消尽，找出新的历史的系统。新历史的系统是历史叙述的主体要由统治阶级改到普遍的民众社会，历史的长度要依史料真实的年限决定，打破以宗法封建等制度中教皇兼族长的君主的朝代为起讫；历史材料要把传说、神话、记载、实物，……一切东西审慎考查，再依考查的结果，客观的叙述出来。如此，我们倒不必斤斤的在这个旧心理磅礴的人群里为新史料的整理伴他们吵嘴，把重大工作停顿了！[19]

魏建功批评“国故”能叫人钻不出头，与顾颉刚的看法不尽相同。他的意见，显然是希望后者跳出“国故”的纠葛，回到社会学和考古学所指示的眼光向下的轨道上去。其实，在这方面，顾颉刚与胡适的看法也有所分别。师生二人都重视国学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具体而言，则侧重不同。胡适认为（或者至少同意）：“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因此他所设定的总系统是一部包括民族、语言文字、经济、政治、国际交通、思想学术、宗教、文艺、风俗、制度等十项专史的中国文化史。[20]这虽然可以说几乎等于一部新的横向通史，却并不着重于民史。

顾颉刚的看法在所撰《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辞》中有明确表述：“国学是什么？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乍看上去，这与胡适的意思并无太大区别，不过顾颉刚是在回答近来常有人说“我们应当研究科学，不应当研究国学，因为国学是腐败的，它是葬送青年生命的陷阱”的批评时做这番表述的，他强调“在故纸堆中找材料和在自然界中找材料是没有什么高下的分别的”。可是就在这一年，胡适面对陈源等人的批评，却部分改变了原来对整理国故的看法。1919年，胡适在回答毛子水关于整理国故益处不大，世界上许多学术比国故更有用的议论时说：“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21]而这时胡适却“深深忏悔关于研究国故的话”，呼吁青年离开国学这条死路，去走科学的生路。[22]这也是1928至1929年后师徒二人渐行渐远的潜因之一。此事后来两人都主要从疑古和信古的分别来理解，其实深究起来，应该还有另外一面。

顾颉刚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辞》，首先是针对社会上对于不同类型的材料所表示出来的偏见。1925年12月，北京大学举行27周年校庆纪念会，国学门开放供人参观，参观者先到考古陈列室，很感到鼎彝的名贵，再到明清史料陈列室，也感到诏谕的尊严，最后到风俗和歌谣陈列室，很多人则表示轻蔑的态度。顾颉刚认为：“我们对于考古方面，史料方面，风俗歌谣方面，我们的眼光是一律平等的，我们决不因为古物是值钱的骨董而特别宝贵它，也决不因为史料是帝王家的遗物而特别尊敬它，也决不因为风俗物品和歌谣是小玩艺儿而轻蔑它。在我们的眼光里，只见到各个的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这些东西都有它的来源，都有它的经历，都有它的生存的寿命，这些来源、经历和生存的寿命，都是我们可以着手研究的。”[23]

顾颉刚虽然强调材料的平等，毕竟受个人训练的约束，对于考古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研究古史计划，只是准备研究古器物学，而未及真正的考古发掘。胡适、傅斯年等人在这方面比他要彻底。胡适在赞同顾颉刚疑古之初，即主张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24]。对此顾颉刚没有正面回应。他无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但他立志首先要“破坏伪古史的系统”[25]。所以当李宗侗提出研究古史载记不足征信，“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26]时，顾颉刚同意这是极正当的方法，应当极端注重发掘，却还是认为其论断“颇有过尊遗作而轻视载记的趋向”。他的理由是，“无史时代的历史，我们要知道它，固然载记没有一点用处；但在有史时代，它原足以联络种种散乱的遗作品，并弥补它们单调的缺憾。我们只要郑重用它，它的价值决不远在遗作品之下”[27]。

顾颉刚的意见涉及考古学与中国史料之于上古历史的关系，相当复杂。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他已认为“经籍器物上的整理，只是形式上的整理；至于要研究古史的内部，要解释古代的各种史话的意义，便须应用民俗学了”。他并且坦承：“老实说，我所以敢大胆怀疑古史，实因从前看了二年戏，聚了一年歌谣，得到一点民俗学的意味的缘故。”[28]由于当时所讨论的古史，大都在商周以降的有史时代，顾颉刚实际上更加注重载记。只是他力图摆脱经学正统对于古史的解释，决心致力于“（一）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二）把古今的神话与传说为系统的叙述”[29]。

顾颉刚的学术理念与志向，虽然不是直接地创建民史，而是借助民俗学的某些经验和感悟来理解上古的材料，以破坏伪史，为重建古史开辟通道，可是却使其学术上自然地眼光向下，以对当时社会的领悟为理解上古历史的凭借。其实，顾颉刚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志向在同学和朋友中已经是众所周知，1920年初傅斯年出国留学时，将一部《元曲选》送给顾，上面题道：“颉刚要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这本书是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最好资料。”[30]1922年顾颉刚作《中学校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批评从前的教科书只搜集政治社会的材料，对其他方面极端忽视。要弄清各时代的大势，应从向来沉埋于史书下层的记载与器物中寻出各种社会事实与心理。旧教科书只有名人造时势，且名人的产生是天纵的，而不谈其社会背景，“我们总先得把大多数人的意志说明，把时势的由来看定，然后名人的事实始有一个着落”。至于揭破上古伪史和黄金时代的旧观念，只是第三项任务。[31]

《古史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顾颉刚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倾向，尽管他在此期间也致力于民间传说、歌谣、神道和上古神话的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主要还停留在借助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的层面上，是作为历史研究的辅助，而没有直接着力于民史的重建，也就是魏建功所主张的，“历史叙述的主体要由统治阶级改到普遍的民众社会”这样的“新历史的系统”。(www.chuimin.cn)

魏建功的批评显然起了作用，此后顾颉刚对于民史的主张逐渐加强。本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就有以考古与民俗辅助史学的传统[32]，1926年，北大国学门一批同人移席厦门大学国学院，继续组织风俗调查会，“调查各处民情生活习惯，与考古学同时并进”[33]。12月底，顾颉刚为《国学研究院周刊》作《缘起》，提出只有了解现代社会才能认识古代社会，“所以我们要掘地看古人的生活，要旅行看现代一般人的生活”[34]。1927年1月，顾颉刚、容肇祖等人到福州，以厦大国学院名义与协和大学国学系共同恢复闽学会，其宣言称：“国学的研究，自受了新史学和科学的洗礼，一方面扩大了眼光，从旧有的经史子集中打出一条‘到民间去’的血路，一方面绵密其方法，用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地质学、生物学、考古学种种科学的方法，来切实考求人文的真相，而予以簇新的解释。……新史学的眼光渐离了政治舞台‘四库’式的图书馆，而活动于实事求是之穷荒的探险或乡土的研求”[35]。这可以说是顾颉刚到民间去求新史学的重要表述。

厦大国学院解体，原北大同人再转到中山大学，顾颉刚建立新学问的意向日趋明显。他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所写的《发刊词》宣称：“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这表明顾颉刚对民俗学的关注已经不仅仅是要印证古史。不久，顾颉刚就在所编《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一册《自序》中提出：“我们立志打倒这种学者的假史实，表彰民众的真传说；我们深信在这个目的之下一定可以开出一个新局面，把古人解决不了的历史事实和社会制度解决了，把各地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意欲要求都认清了。”

顾颉刚所说的建设新学问和开出新局面，已经不限于古史范围，这在《民俗》周刊《发刊辞》中，表达得更加清楚。他说：历来的政治、教育、文艺，都给圣贤们包办了，容不得小民露脸，经史百家只有皇帝士大夫、贞女僧道的故事和礼法，而且大半是虚伪的，占人间社会绝大部分的农工商各类民众无穷广大的真实生活完全看不见。时代既然已经改变，“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稍后到岭南大学演讲《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再度强调：“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受着时势的激荡，建立明白的意志：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发全民众的历史。”[36]与在此前后其他民俗学的刊物相比，顾颉刚以史学为中心而不是以文学或文艺为中心的取向显得相当特别。[37]所以有学人指出：这篇发刊词很像是一篇新史学运动的宣言，“这个民俗学运动原是一种新史学运动，故较北大时期的新文学运动的民俗学已经不同，已大有进步，这是代表两个阶段亦是代表两个学派的”[38]。

对于顾颉刚的民俗学研究兴趣，傅斯年、蒋梦麟等人都曾表示不以为然，胡适则态度暧昧。傅斯年并非完全排斥民俗学，后来他组建历史语言研究所，计划要成立的各组，也包括人类及民物。[39]傅斯年主要是反对顾颉刚等人编辑出版民俗学丛书太过随意，不少浅薄无聊，缺乏学术水准。但他将此类工作视为下等材料，还是不免有所偏见。傅斯年虽然同意史学成了一切科学的总汇，他认可的主要还是自然科学和语言文献学，至于社会科学，则认为主观太甚，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社会科学，与历史的客观性要求不相吻合。[40]他的《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更对唯物史观有直截了当的批评。[41]民俗学研究对于新文学的积极作用，主张平民立场的胡适肯定较多，至于历史学方面，胡适却很少表示意见。在这背后，他和傅斯年都对建设民史缺乏热情，至少反映出部分联系。其中之一，就是两人都不以唯物史观为然。胡适主张科学方法，傅斯年宣称史学就是史料学，都强调拿证据来，尽管他们呼吁尽量扩充材料，并且不受书本的局限，用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能够支撑民史的材料毕竟有限。

胡适等人的学术取向引起唯物史观的影响日益广泛的中国学术界的批评，陈钟凡强调治学要工具齐备且先进，“有少数人他也知道应用科学方法，他唱着以科学整理国故的口号，他的方法：1.搜集材料；2.排比；3.评判，这种方法清人早已做过了。……胡适所著《哲学史大纲》，用杜威的论理学五段法，在中国书中已算很精到的了，……这种方法治古书很可得到新见解，可是于社会学上的贡献尚少。我们所谓科学方法，乃是用科学研究事物得到确证，评判出那时社会状态和思想，而得到公理公例。如只以甲乙相较得丙，丙丁相较得戊，求同求异，同异交得辨证，终不切于事实的。但在思想史上自有他不可忽视的价值。”而郭沫若的《古代社会之研究》，将上古史划分出阶段，为社会学上莫大的成功。[42]

陈钟凡对郭沫若的推许，未必能够得到普遍赞同。尽管唯物史观强调民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首先还是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侧重于讨论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历史分期。至于民众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生产活动和生产方式来表现。此外，历代农民的反抗斗争开始进入研究视野，尤其是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成为后来盛极一时的农民战争研究的先声。唯物史观影响下的学人，比较流行的做法是从社会经济史的路径来建设民史，而这一取向并不限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吴晗等人组织的史学研究会，在所主编的天津《益世报·史学专刊》的《发刊词》中宣称：“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当时属于社会的、民众的。”该专刊在后来一年里所发表的论文，大都是研究农民战争和下层群众方面的。[43]吴晗撰写的《明代之农民》一文，重点在于起义暴动等非常状态之前的常态之下，农民的生存状况，这无疑是史学界努力接近民史的体现。

民众要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体，就不能仅仅通过物质生产来间接体现，或是只关注农民战争之类的非常状态。前者不能深入了解民众的思维和行为，后者则往往更多地看到民众受圣贤影响的一面。历史学在不断呼唤民史的同时，似乎感到有些力不从心。这时人类学者独辟蹊径，树立了可资借鉴的典范。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以常态的中国农民生活为研究对象，乡土社会的普通农民，真正成了研究的主体。颇能发人深省的是，顾颉刚呼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的中山大学，正是中国的民俗学转向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基地。这似乎显示民史的建立，历史学需要从人类学和社会学取得新的动力。

而在1920—1930年代，人类学也面临着重大的转机。按照亲自参与其事并且处于中心位置的费孝通教授的看法，“当时的社会人类学事实上是一门研究殖民地上土人文化的学科，明确提出可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谓‘文明’社会，应当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大约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从人类学本身来说，当时正在酝酿一个趋势，要扩大它的范围，从简单和落后的部落突入所谓‘文明社区’，就是要用深入和亲密的观察方法来研究农村、市镇，甚至都市的生活。在地区上讲，过去人类学家研究的范围大都是在非洲、大洋洲和北美，新的趋势是想扩大到亚洲和拉丁美洲，而这些地区主要是文化较高的农民。”[44]中国学人的努力，不仅地域适逢其会，方向上也合乎潮流。有趣的是，抗战后费孝通和吴晗联手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结集出版的《皇权与绅权》，可以视为社会学、人类学与史学的合流。

人类学对史学产生重大影响，主要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在这一时期的中国，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出身”不好，又过于新颖，与中国的文化习惯有些不相凿枘，影响的范围和幅度有限。由唯物史观所带动起来的社会经济史以及农民战争研究，在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观念主导下，则越来越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