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史学的变革：晚清民国学人与学术

2023-11-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讲到近代中国史学的变化，大都会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开端。虽然不能说西方的各种学术分科至此才开始影响中国的史学，但梁启超的确用进化论框架树立起一个与传统史学完全不同的“新史学”的概念模式。《新史学》发表于1902年，而梁启超关注泰西的分科治学早在前一世纪末。梁启超虽然提出要“创新史学”，关注的重心其实并不在学术本身，而是史学的社会政治功能。

讲到近代中国史学的变化，大都会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开端。虽然不能说西方的各种学术分科至此才开始影响中国的史学，但梁启超的确用进化论框架树立起一个与传统史学完全不同的“新史学”的概念模式。除了学界前贤已经讨论过的各种问题外，“新史学”明显是用学术分科的眼光来看待中西史学的差别以及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梁启超开篇就指出：“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在批评从前史家之蔽时，又强调其中之一，是“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人类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因为历史是要通过“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各种相关学科均为主观所当凭借，“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2]。

《新史学》发表于1902年，而梁启超关注泰西的分科治学早在前一世纪末。戊戌政变流亡日本后，梁启超集中阅读了大批日文书籍，尤其是日本翻译的各种西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所得“于最新最精之学，虽不无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中国人而得此，则其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骤出”[3]，所以大声疾呼有志新学者学习日本文。

梁启超的上述表述，很可能是为了强调学习日文的好处，却容易造成其到日本之后才知道西学分科的错觉。实际上，他在国内时已经接触到西学的分类。1897年康有为编辑《日本书目志》，付梓前梁启超曾阅读一过，并撰文为之鼓吹。他认为：“泰西于各学以数百年考之，以数十国学士讲之，以功牌科第激厉之，其室户堂门，条秩精详，而冥冥入微矣。吾中国今乃始舍而自讲之，非数百年不能至其域也。”为了追赶泰西，梁启超主张以日本为媒介，因为“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4]。与后来的《论学习日本文之益》相比，只有通过翻译与直接学习语言的差别，而借道日本，则如出一辙。

梁启超虽然提出要“创新史学”，关注的重心其实并不在学术本身，而是史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其时梁启超改信国家主义，认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5]。他重视泰西的各种学科，目的首先也在于改造社会。所以他批评此前治西学者偏重于兵学艺学，而忽略更具本原性的政学，并希望农夫学农学书，工人读制造美术书，商贾读商业学，士人读生理、心理、伦理、物理、哲学、社会、神教诸书，公卿读政治、宪法、行政学之书，君后读明治维新书，以强国保种。

不过，梁启超重视史学，仍有其学术上的考虑。在他看来，“历史者，普通学中之最要者也。无论欲治何学，苟不通历史，则触处窒碍，伥伥然不解其云何。故有志学问者，当发箧之始，必须择一佳本历史而熟读之，务通彻数千年来列国重要之事实，文明之进步，知其原因及其结果，然后讨论诸学，乃有所凭借。不然者，是犹无基址而欲起楼台，虽劳而无功矣”[6]。而历史虽然与各种社会人文乃至自然科学关系密切，还是有轻重之别和缓急之分。梁启超主张创新史学，原因是他对旧史学极为不满，批评旧史学有四大病源，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而最为关键的，还在历史究竟以少数人为中心，还是以多数人为关照。“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历史固然是英雄的舞台，但“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而中国历代史书，不过是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

梁启超重视群体，是从进化论的观念出发，“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独立，则进化终不可期，而历史终不可起。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然则历史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中国作史者，“不知史之界说限于群”[7]，人物传记于人群大势毫无关联。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详细论述了“史之界说”。他说：“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为据，梁启超甚至断言“中国前者未尝有史”，从而引发了一场中国有史无史的争论。按照梁启超的标准，中国不仅没有史学，甚至连史料也相当缺乏。“今者欲著中国史，非惟无成书之可沿袭，即搜求材料于古籍之中，亦复片鳞残甲，大不易易。”[8]

如何改变上述状况？梁启超已经有所注意，在《东籍月旦》评介市村瓒次郎等人的《支那史》时，他特意指出该书“稍注意于民间文明之进步，亦中国旧著中所无也”[9]。不过，梁启超更主要的还是寻求其他学科的援助。从新史学后来的发展看，其中值得注意的一是考古学，二是社会学。

《中国史叙论》第七节“有史以前之时代”论及黄帝以前的远古历史，因为没有文献记载，必须依靠其他学科的发展所提供的人类共例。梁启超了解到，1847年以来，欧洲考古学会专派人发掘地下遗物，于是史前古物学遂成为一学派，订定而公认史前分为三期，即石刀期、铜刀期和铁刀期。而石刀期又分为新旧二期。“此进化之一定阶级也，虽其各期之长短久暂，诸地不同，然其次第则一定也。……中国虽学术未盛，在下之层石，未经发见，然物质上之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有史前之史，决不为过。”

除了借助于考古学，梁启超还从社会学所总结出来的人群公例，推断中国远古社会的发展状况。当时社会学的一般原理认为，“凡各人群，必须经过三种之一定时期，然后能成一庞大固结之团体。第一为各人独立，有事则举酋长之时期；第二为豪族执政，上则选置君主，下则指挥人民之时期；第三为中央集权，渐渐巩固，君主一人专裁庶政之时期”[10]。一群之中，自然划分三类，一为最多数之附属团体，将来变成人民之胚胎；二为少数之领袖团体，将来变成豪族之胚胎；三则最少数之执行事务委员，将来变成君主之胚胎。三类人逐渐分离，权力也由民主而封建，最后进到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www.chuimin.cn)

梁启超着重介绍考古学和社会学，只是针对史前社会，而且主要是借助浮田和民翻译的《史学通论》《西洋上古史》等书[11]，也许他并没有预见到这些学科后来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变化所产生的巨大冲击。不过，这些学科在欧洲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许多方面还在形成的过程之中，学科之间的分界受历史渊源的制约，相互纠葛，错综复杂，对于研究人类历史的影响力正在逐渐释放的过程之中。梁启超显然和当时新进的中国知识人共同感觉到这些学科的不同凡响。此外，梁启超还以进化论的观念，将这些学科依据其他人群的研究所揭示的若干规则视为人类社会的通则，断言“此历代万国之公例”必然适合于中国，而研究缺乏甚至完全没有文献记录的上古社会，与研究同样缺乏文献记录的下层群体历史有着某种共性，这种共性预示着可以将研究远古社会的方法移植到对社会民众历史的研究方面。

梁启超创新史学的呼吁激起了不同的反响。尽管对于其“中国无史”的过激之论颇有争议，但是关于重视历史的中国历来缺少群体性民史的看法，却引起普遍的共鸣。《新世界学报》《政艺通报》以至后来的《国粹学报》《东方杂志》，陆续刊发了不少文章，讨论中国有史还是无史的问题，无论是主张无史还是坚持有史，都“同意‘历史’应该是国史，是民史，是一大群人的历史，是社会的历史，同时历史叙述应该从宫廷政治史解放出来，而以宗教史、艺术史、民俗史、学术史作为它的主体”[12]。

清季知识人的当务之急是社会政治变革，至于学术方面，因应时势的需要，这时编撰的历史教科书大都翻译模仿日本各书而来，其中自然也吸取了新的成分。尽管新进学人普遍同意应当以民史为主，但如何才能修出民史，认识并不一致。有人主张“修史必自方志始，方志者，纯乎其为民史者耳”[13]。刘师培则认为原来的方志不足以供国史之采择，因而要另行编辑乡土志。[14]总体而言，清季知识人在创新史学方面各自作过不同程度的努力，新编各史较旧史确有很大改观。不过，仔细分别，他们的努力更多的体现在利用历史教育民众方面，即开民智鼓民气，也就是章太炎所说“贵乎通史”的两个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15]。至于如何表现民的历史，既无成果，又缺史料，不知如何下手。因此主要还是借鉴泰西和日本史学的体例，改变旧史以政治史为中心，以王朝世系为线索的格局，从典章制度等方面观察社会面相和进化因果，而未能真正深入各个历史时期民众生活的层面，做到以民为历史的中心加以展现。

后来进京师大学堂任史学教习的陈黻宸，对于民史的缺乏和撰写的困难感受深刻而具体。他虽然感叹“今之谈史学者辄谓中国无史之言之过当”，所编《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读史总论》还是开宗明义：“史者天下之公史，而非一人一家之私史也。史学者，凡事凡理之所从出也。……是故史学者，乃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他认为分门别类的历史，只是史家之分法，“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者，史家之总法也。”关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陈黻宸有如下表述：

非社会不足以成政治，非政治不足以奖社会。政治之衰败者，断不容于社会文明之世。社会之萎落者，即无望有政治振起之期。社会兴于下，政治达于上。有无限社会之权力，而生无限政治之举动。有无限政治之举动，而益以表明无限社会之精神。转辗相因，其果乃见。政治决定于社会，“故言史学者，必以能辨社会学为要”。

据此反观中国的现实，学者“往往识足以动天地无尽之奥，而不足以知民俗之原，辨足以凿浑沌七窍之灵，而不足以证闾里之事”。而欧美各强国，“于民间一切利病，有调查之册，有统计之史，知之必详，言之必悉，如星之罗，如棋之布，如数家人米盐，厘然不遗铢黍。彼其所以行于政治者，无一不于社会中求之。而我国之社会，究不知其何如矣。总之，社会学之不明，则我中国学者之深诟大耻也。以是言史，夫何敢”！虽然陈黻宸称许“力学有识之士，发愤著书，往往有得于父老之传述，裨乘之记闻，大率支离烦琐，为荐绅先生所不言。采其遗文，加之编辑，反足激发性情，入人肝肺，东西南北，类聚群分，歌泣有灵，按图可索，言史学者不能无意于社会学矣”，却不得不承认：“且我中国之史之有关于社会者甚少矣。今试发名山之旧藏，抽金匮之秘籍，与学者童而习之，屈指伸而论其大概，亦若条流毕具，秩然可观，然不过粗识故事，无与纲要。即择之稍精，而有见于古今治乱盛衰之故矣，然于其国之治之盛，不过曰其君也明，其臣也贤，于其国之乱之衰，不过曰其君也昏，其臣也庸。于此而求实事于民间，援轩之故典，亦徒苦其考据无资，虽华颠钜儒，不足以识其一二。故无论人之不知有社会学也，即令知之，而亦心不能言，言之而亦必不能尽，尽之而亦必不能无憾于浩渺杳冥，泛然如乘不系之舟，莫穷其所自之，而社会学乃真不可言矣。”[16]他本人所编撰的《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在民史方面也很难有所建树。

清季是中西学乾坤颠倒的时期，趋新学人宁可附会西学，很少敢于提出异议。与梁启超一样，在文献记载不到之处，同时期的学人也将目光转向泰西新起的学科，考古学便是社会学之外他们公认可以补远古历史不足的重要领域。刘师培认为，欲考古政，厥有三端，即书籍、文字、器物，尽管他心目中的考古学主要还是金石器物，毕竟对地下发掘寄予希望，惋惜“中国不知掘地之学，使仿西人之法行之，必能得古初之遗物。况近代以来，社会之学大明，察来彰往，皆有定例之可循，则考迹皇古，岂迂诞之辞所能拟哉”[17]。章太炎也表示：“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亦有草昧初起，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18]

清季学人的无奈，显示出他们向往的民史并非简单地可以借助西学条理系统而成形。如果没有后来学人的努力，民史大都只能停留在理想的层面。正如今人所指出的，这时的重心是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至于“如何研究历史”，则是民国以后学人的任务。至少从主流派的眼界看去，民史的建立是如此展开的。

近代中国史学的变革：晚清民国学人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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