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学人与学术：傅斯年观点与学派的探究

周予同的二分法对后来学人的影响甚大，许冠三即鉴于其文因篇幅所限，“未能尽量叙述”，而续写《新史学九十年》，宣称主旨在于：“以历史门径叙各派新学术的发生、流变与兴衰；以比较手段显各家意旨的异同、深浅；以世界设准评各类义例的得失、长短；以客观态度考察新史学的大同，并测其未来走势。核心关注则在：透过各学派所持理论、所用方法与所采原料的比勘对照，以明辨其所立轨范的大小精粗，俾便后之来者领会学术进化之曲折艰难，并得从而通其同，会其异；取其精，用其宏，但择其最普遍意义者加以继承、发扬。”[55]该书全按学派组织学人，展示学史，考证学派系以王国维、陈垣，方法学派系以胡适、顾颉刚，史料学派系以傅斯年、陈寅恪，史观学派系以李大钊、朱谦之、常乃惪、雷海宗、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所分理据虽间引自说，主要还是他人或后人意见，与前贤自许相去甚远，与事实亦不尽吻合。尤其在史建派下凸现殷海光和作者本人，自期固然不低，要得到学界的认可却并非易事。前贤所谓专讲史法者史学往往不甚高明，可惜近代以来学人常常重蹈覆辙。

仔细揣摩，周予同的重心显然在史观派方面，关于史料派的论述多少有些闪烁其词。他在《治经与治史》中举例说明史料派，“如因仰韶遗物的发掘而探求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因小屯遗物的发掘而探求中国青铜器时代的文化，因西邮简牍和敦煌石室遗物的发见而探求中国汉唐时代的文化，因西汉文字、辽碑、南明史料以及内阁档案的发见而探求中国近世宋、元、明、清诸朝的史实”，应该都是遗物考证派乃至其他史观派研究历史的依据，很难说是史料派的独占，更不能把物的史料指为人的史料派。《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同样以物代人：“至于‘史料派’，自清末以来，因国内外学者陆续发现、搜集、整理、研究，现在上自数十万年前的周口店文化，下至近百年来的外交史料，其材料的丰富，以及对于史学影响的重要，颇有‘附庸蔚为大国’之观，致蔡元培有‘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论调。”众所周知，史学即史料学的名言出自傅斯年之口，周予同偏偏抬出蔡元培，可能的解释，一是有意避开傅斯年，二是暗中将傅斯年作为史料派的代表。

与其他学人的划分相比，周予同的分法也有些怪异，他所说的考古派与史料派，钱穆即统称为考订派。周予同也承认考古派与史料派关系密切，“但比史料派前进了或深入了一步。史料派只注意史料的发现、搜集与整理，至于整理后的史料应如何与中国已有的史学配合或如何修正中国史学，他们可存而不论。至于考古派，他不仅注意新的史料与旧的史学的关联，而且因而建立他们的历史方法论，因而建立他们的史观”。他把李济作为由新史料产生新史观的学人，并且和王国维一起，分别作为考古派前后期的代表。照他看来，史语所的殷墟发掘田野考古报告，归于史料派，而李济根据这些报告的材料进行解释，才是史观派中的考古派。尽管傅斯年有意耸动人心的口号引起许多误解，也的确偏颇，但称之为考订派、考证派或实证派的学人，并不完全抹杀傅斯年正是主张科学方法，而且所谓史学就是史料学，正是由欧洲近代史学的方法改进而来，本意还在“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56]。他不是根本反对解释，只是不满于脱离材料的任意解释，而用比较方法处理材料，本身就包含揭示真相与联系两方面。一般评判傅斯年，多据其故意偏激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很少细读其详细阐释的《史学方法导论》，更不及其生前未曾发表的《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误解甚至曲解之处不少。

这一事例表明，用条理太过分明的派分法看待学术史，只不过是后人的心术而非历史的实情，过度的简约化在提供清晰得近乎虚假的脉络和泾渭分明的界线的同时，牺牲了大量错综复杂的事实，对于知之不多的浅学者或不明真相的后来人，这样的简约明快或许因为容易把握而变得易于流行，但对于研究者而言，如果循此途径认识历史，结果不免南辕北辙，误入歧途。

虽然近代学人好以派分论学术，可是关于如何分派以及如何研究学派，却很少严格的阐述，更多的是沿用成说。梁启超明确提出过宗派研究法，而他关于方法的说明只有“在时代之中稍为划分清楚一点”[57]一句模糊的话，其余便是经验性的描述。周予同一直以派分看经学和史学，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对学派作出明确界定：“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问题，实质上是思想体系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问题。”所谓阶级性，即“经学史中的学派，基本上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在不同历史时期中通过某些经学问题反映出来的具有一定共同点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历代封建地主阶级中不同阶层和集团的不同意识形态在‘经学’范围内的反映和斗争”。所谓继承性，即学派是指具有特点大体相同的一些经学家而言，其“对经书阐释重点的基本一致性及其前后的师承关系”[58]。这种带有明显时代烙印的解说，虽有其合理性，偏宕处也显而易见。

美国的艾尔曼教授专文讨论过《清代的学派》，后来又专书研究常州学派，他意识到界定清代学派的困难，“传统意义上的‘派’‘家’‘家学’的内涵及界线要比传统学者及现代中国学者力图界定的范围模糊得多。有些时候，一个学派可能是拥有共同的文献学传统、地域上的接近、个别党社思想主张的一致、风格的相似，或这些因素的综合。在许多场合，一个‘学派’仅仅是指为某种组织所作的辩护，这种序列化为某一地区特有的学术活动的中心内容准备谱系或使之系统化”。当然，学术宗旨不同和师承关系也是界定的重要依据。艾尔曼还引述了席文（N.Sivin）教授的定义：学派“为某一大师特有的学说或技术的传授过程，这些技术或学说通过私人传授由其信徒代代相传”。因此，“学术的谱系不是固定的历史实体，然而，党派在字面意义上反映出某些个体或群体要与他们的先辈建立联系的要求”[59]。应当说，这些至少是所谓“学派”形成的条件和后人指认的依据。学派多为后认而非凭空杜撰，道理在此。

梁启超不对学派作明确定义，当是因为他知道派分与事实的差距始终存在。谈到先秦的九流十家，他说：“严格论之，诸家学说，交光互影，必以某氏限隶某家，欲其名实相适应，盖戛戛乎难。虽然，学派既分，不为各赋一名以命之，则无所指目以为论评之畛畔。”[60]“夫对于复杂现象而求其类别，实学术界自然之要求，马、刘之以流派论诸子，不可谓非研究进步之征也。虽然，分类之业，本已至难，而以施诸学派则尤甚。盖前此一大师之兴，全思想界皆受其影响，不必其直传弟子而始然也。后此一大师之兴，虽渊源有所自承，而其学说内容，决不尽同于其师，苟尽同焉，则不能自成一家矣。故谓后此学派与三圣有渊源则可，谓其为三圣所包含则不可；谓某派与某圣因缘较深则可，谓某派为某圣之支与流裔而截然与他圣无关则不可。”[61]即使关于清代学派，梁启超虽然赋名甚多，但也知道：“所举派别，不过从个人学风上，以地域略事区分。其实各派共同之点甚多，许多著名学者，也不能说他们专属哪一派。”[62]

由于具有上述自觉，所以梁启超还算注意分派的相对与流动，他借黄宗羲《明儒学案》讲“著学术史有四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个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他还一再指出：“好持主观之人，实不宜于作学史。”[63]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借用佛说四期讲学术思潮的流转，很可以看作其心目中的中国学派兴衰律。启蒙期着力于破坏，建设精神虽已孕育，但条理未确立，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弃取未定，著作驳而不纯。全盛期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日以精密，门户堂奥次第建树，“一世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阘冗者犹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蜕分期因境界国土已为前人开辟殆尽，学者多取局部问题作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往往附庸蔚为大国，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形成对峙，甚至越而上之，遂转入衰落期。“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64]。这样的描述，对于学术未必恰当，对于派分现象则颇为贴切，至少梁启超以后学派纷呈的现象大体不出此范围。

关于学派的形成，梁启超后来在《儒家哲学》中还有进一步讨论。他认为凡一种大学派成立后，必有几种现象：一注解、二分裂、三修正。注解将丰富的内容变为固定，而解释不同导致派分，面对他派的反抗，则又发掘固有学说以补充或修正。“地不论中外，时不论古今，所有各种学派，都由这几种现象发动出来。”[65]

与梁启超相比，后来的学人似乎更加自信。研究者将古代文学流派分为自觉型和非自觉型两类，前者指在某一历史时期有某一杰出作家，不但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影响着同时代的追随者，而且发表创作纲领和文学口号，加以引导；领袖人物与追随者之间往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书札往来，唱和切磋，衣钵相承，不但产生了一批风格近似的作品，而且结成了文学见解相接近的创作群体。后者则是由于历史的、时代的以及创作主体的诸多原因，有一批作家同前辈（或同辈）某一天才作家之间，在精神上产生共鸣，心灵上达到契合，从创作题材选择到审美趣味、表现技法等方面有所效仿和师承，从而形成在审美取向和艺术风格上同中有异、异中见同的作品系列，这样的系列往往有相当长的时间跨度，但从中仍可以发现作为流派的脉络和特征。他们注意到学人关于流派界说的争议，也知道即使自觉型流派亦非当事人的自我标榜，其命名及人们对它的认识往往晚于流派本身的形成，仍然认为这些流派实际存在，不能先看它们在形成的当时是否挂起“招牌”，而是要更加注重它们的“货色”，即是否够得上一个流派。[66]

问题是，判定这些实际存在的流派的标准，包括宗师、学说、方法、师承与传人的谱系化、流变以及地缘关系等等，大抵都是他人或后人的指认，而且见仁见智、五花八门。其宗师往往并无绝对分界，弟子信徒取其偏，夸大分歧，误解前贤，误导后学。包含此类指认的著述可以当作后人的心路看，但不一定能当作所谈论的历史看，亦即可以反映作者自己的理念，而不能说明取为对象的实事。宋人的道统论不完全反映唐人的意识，却可以表明宋人的心思。同样，清人的宗传更多的不是反映宋代学术的现实，而是清人的关怀。晚清乃至民国学人的学史派分主要也是表明他们的倾向。在寻找流派实体的过程中，或者说在将以前的流派谱系化的过程中，难免加入后人的意识甚至附会。如果将后来的认识当作流派的实情，必然倒述历史。若悬此为的，很容易先入为主，看朱成碧，则古今中外，无所不能成为证据。如果以这样的观念治学术史，所谓寻找实体，就成了谱系化或再谱系化的代名词，实在是创造历史而非研究历史。也就是说，探究历史实情变成凭借历史的纷乱影像加上主观取舍，在观念中形成研究对象，而主观取舍的标准，大都是反复经过上述过程而定型的观念。

截然分派以及全用派分看学术，流弊匪浅，其一，将彼此联系的人事人为割裂并使之对立，如史料史观，本来是史家所应兼备，虽有侧重，并无偏废。派分不仅误解各自的真实主张，甚者还将同一人肢解，戴震被“腰斩”即其显例。其二，无视多数不能纳入派分的学人，关注的目光过分集中于横逸斜出的极端偏宕，而忽略卑之无甚高论的大道正途与中间部分。其三，忽略对学术本身的理解和把握，陷入门户之见和分科的狭隘而不自觉，甚至于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而自以为条条大路通罗马。其四，以主观的认识乃至杜撰造成历史的幻象或假象，又宣称为历史真相，迷惑并误导后人。

上述流弊，只要用派分看学术史，即使有所自觉的学人也在所难免。如梁启超明知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盖轶出考证学范围以外，欲建设一‘戴氏哲学’矣”，而且戴震本人极以此书自负，许为生平著述之大的第一，却因为戴门诸子看法不一，宗戴之人亦不加注意，长期不得反响，所以“论清学正统派之运动，遂不得不将此书除外”。他还断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67]戴震作为清学正统派的宗师，被人为劈成两半，影响至今，几乎已经扭曲为历史事实。许冠三也承认“各派的宗主虽各有所偏，或重方法，或贵材料，或尊理论，但彼此对立之情况，实与其历史形象相去甚远”。如经济史观派与史料学派都标榜“科学的史学”；实验主义的方法学派与唯物史观派都认定理论与方法不可分割，并互相影响，都肯定历史进化观；1928年胡适发表《方法与材料》一文后，方法与史料学派的差别开始逐渐模糊。[68]其实，深究起来，被许氏划分到各派的学人，有谁主观上要强分义理、考据、词章？又有谁治史只讲材料不讲方法？研究历史的方法首先在于解读材料，而解读史料的目的是要弄清史实，揭示表象背后的复杂联系。其取径程序的轻重缓急各有不同，见识亦有高下，这正是研治学术和学人的历史应当着力梳理澄清的要项。强分使之简化，无助于事实的解析，反而愈治愈棼。

因此，研究学派的历史，或是从学派来看学术发展史，更应当看学派如何在当时及后来人们的观念世界中形成的过程及其变化，并充分注意不同时期以及同一时期不同人士观念差异的复杂纠葛，不以后来形成的条理系统吸收史料，判别史事。循着这样的变化上溯其主张与所依据的学说之间的异同，以为入手门径，然后顺时序以合本子注法排列比较所有相关史料，使得观念的进程也成为史实的组成部分，可以避免全用后人眼光看古人言行的格义附会与“横通”之论，收到由俱舍宗把握俱舍学之功效；而整体眼界之下再看各派错综复杂的关系，则可防止陷入门户之见而任意谱系化。

1923年9月，郭绍虞致函顾颉刚，“论孔门学风只有务外主内两派”。后者答复道：“分别两派只是我们居于后世的评论之词，而不必是当时的实在情状。……为学之道，不是求之于本心，便是求之于事物，势固不能出此两端，……不徒孔门学风而已。至于学派的分歧，或因于地域，或因于事实，固不必尽关于宗旨。”[69]从经验和事实看，学术史上林林总总的学派得名有如下依据：1.地缘，学派因地缘关系而得名的相当多，范围较大的如南学、北学，其次如洛、蜀、关、闽、江西、浙东、岭南，再次如吴、皖、桐城、扬州、常州、阳湖、泰州。2.时代，如汉宋、乾嘉。3.典籍，如今古文经学，公羊学派。4.宗师，如太谷、颜李、阳明学派。

晚清以来，传媒发展，导致学派的指认出现两种新现象，其一，即时他认。近代各种传媒如雨后春笋，成为学人表达意见、贡献成果的重要园地。由于传媒的时效性高，能够同时吸引社会的普遍关注，因此虽然自称的学派仍然罕见，但当时即被公开指认者却明显增多。其二，由于上一原因，主张的不同成为派分的重要渊源，而同人性质的书刊往往成为定名的凭借，如国粹派、学衡派、古史辨派、现代评论派、食货派、战国策派等等。随着大学科研的学院化程度提高，聚集同好，也容易形成派分，如北大新文化派、南高学派等。此外，近代中国的思想学术，受外来影响甚大，来源背景不同，观念取径各异，各种以“主义”相标榜的派分，层出不穷。受此刺激，重新检讨固有学术资源，意见也不一致，往往导致派分，大者如新旧，具体如疑古、释古、泥古、考古、史料、史观、革新、科学、方法、考订，等等。加上派分被视为科学发达的条件，一些学人也有意树立学派的旗帜以相号召。[70]

套用一句时髦话，以派分看学术犹如一柄双刃剑，虽有简便易行之效，但使用不当，则淆乱视听；可是又无法忽略，沟通汉宋的前提是能够分清汉宋。若处理得当，则可从各派关系的比较中获得理解各自学术的钥匙并把握其利弊得失。鉴于上述，研究学术流派的历史，并非简单地将各派分章集合，为了避免以往学术史研究以某人某派为对象，即偏好某人某派，甚至以其是非为是非的偏蔽，尤其应注意于以下方面：

其一，所谓学术流派，往往不是这些学人的自称，而是他人后来不断模式化的指认。因此，不仅不能以后来的观念削足适履地强分派系，也不宜直接沿袭前人的指认为范围，以被指认者的著述和活动来先入为主地条理编织学派历史。首先须按时间顺序考察该学派如何被以不同观念指认出来的历史过程，以及这些内涵外延各异的指认如何逐渐被后来人用于描述该派学人的学行和编织谱系。

其二，即使当时就被指认的学派，考虑到并非团体，没有任何组织形式或手续，应当考察其人员和主张的构成，尤其是围绕核心逐层外扩的松散梯次结构，进而把握该学派的内涵与外延。

其三，由于各学派的非自认与非团体性，应当在与其他各派学人的联系和区别等相互关系中考察把握其特性。对于派分及其边际灵活处置，不宜全用派分眼光看待学人的所有学行，强分界线，只重极端的对立，忽略普遍的联系，人为构筑观念的壁垒森严。尤其要注意派内差异和派外联系，派分的相对性导致派内的差有时甚至大于派外的同。

其四，以整体的眼光考察个别，在近代学术发展变化的来龙去脉中理解和把握每一学派的历史位置，不以一时一地一人的判断为基准，不要以固定的眼光模式为古人贴标签。对于学派这样的集合概念，在不同时期以及同一时期的不同学人心目中，渊源流别、内涵外延差距甚大。这些差异作为派分成形过程的要素，成为历史意义的学派史的重要探究对象，并不断沉积为学派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逐层解析，可以还原历史进程的复杂面相。

其五，不要因为关注学派而忽略多数不在派分系统的学人。由于派分往往是占据主流主导地位者后来叙述的架构，所关注集中于两极，其平常与异常的判断，或与事实正相反对。不以派分标准思维观察行事，或不受派分界线的左右，应是当日一般学人的常态。

其六，派分的眼光虽然不一定能说明其指示时段的事实，却实在地影响着派分意识产生之际人们的观念及其行为，也就是说，清季或民初学人所论历代学术派分，与各时代学人的观念行为不一定吻合，但清季民初的部分学人用这样的眼光审视历代学人，则毫无疑义是历史事实。此即经书多伪可以澄清三代以上，无法说明两汉以下之意。因为尊经主要是两汉以后的事，对两汉以后的社会影响重大。近代学人的派分意识明显增强，所指事实与能指事实之间的时差缩短，界线模糊，有时甚至互相重叠，如汉宋学、今古文等。仔细分辨，可以借由其论学术派分的著述言论，探察其派分的观念以及对待现实学术派分的态度。

最后，由学派看学术史，深入门户的目的在于打破门户之见，因此要进得去，出得来，站在高处，把握学术发展的大势。通过研究近代学术流派，达到超越学派看学术变动以及超越学术看学人与思想界及全社会的关系，以便更好地理解古往今来的较高境界。

[1]如文学史有钟林斌、李文禄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已列出的书目包括性灵派、桐城派、公安派、山水田园诗、婉约词、新乐府、豪放词、边塞诗、唐宋派和前后七子。

[2]1903年10月6日《国民日日报》。

[3]梁廷楠：《正统道统论》，引自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235页。

[4]费密：《统典论》，引自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356页。

[5]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19—322页。饶宗颐教授对此说存疑。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512页。

[7]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2册，第102页。

[8]柳诒徵：《汉学与宋学》，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编辑：《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1集，第84—90页。

[9]《道统辨》，《国民日日报》1903年10月5、6日。

[10]费密：《统典论》，引自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360页。

[11]《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

[12]熊锡履：《学统序例》，引自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363页。

[13]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363页。

[14]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359—360页。

[15]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下，第887页。

[16]钟林斌、李文禄：《编者前言》、钱仲联：《〈桐城派研究〉序》，均见周中明《桐城派研究》。

[17]感谢李广健教授和谢小强博士生指示相关资料。

[18]《道统辨》，《国民日日报》1903年10月5、6日。

[1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59页。

[20]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363—364页。

[2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60页。

[2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30页。

[2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5页。(www.chuimin.cn)

[24]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8页。

[25]所谓“讲实证的学术，分科繁而派别少，尚玄思的学术则相反”。曹伯韩：《国学常识》，第6页。

[26]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第302页。

[27]江藩等著：《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8页。

[28]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4页。

[29]章炳麟：《訄书》重订本清儒第十二，《章太炎全集》（三），第156页。

[30]参见朱维铮《汉学师承记（外二种）》导言。

[31]方东树：《汉学商兑》，《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235、249页。

[32]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岳玉玺、李泉、马亮宽编选：《傅斯年选集》，第71页。

[33]素痴：《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大公报》1929年2月11日，引自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106页。

[34]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七，第1—104页。

[35]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页。

[36]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530—552页。

[3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专集》之九十九，第143—150页。

[38]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一百三，第11—70页。

[39]钱穆：《国史大纲·序》，第5—6页。

[40]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30—32页。

[41]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32页。

[42]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82页。

[43]1915年5月与叶圣陶函，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38—39页。

[44]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29页。

[45]1920年9月15日与履安信，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55页。

[46]《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册，第223页。

[47]《禹贡》第1期，1934年3月。

[48]《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册，第245页。

[4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第1页。

[50]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词》，《新亚学报》第1卷第1期，1955年。

[51]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861页。周予同的分法，因为角度不同，前后有所调整，开始他主张分成经古文学派、经今文学派、骈文学派和新古史学派（《殭尸得出祟——异哉所谓学校读经问题》，1926年），后来去掉骈文学派，归为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和宋学三大派（《经学史与经学之派别》，1928年）；1932—1933年间撰写《群经概论》，再加入“新史学派”，共分四派；其间在汉学部分又分出“通学派”，宋学部分则分成“归纳派”“演绎派”和“批评派”（《“汉学”与“宋学”》，1933年）。但有时也依据一般说法，只分为汉宋两派，然后汉学分今古文，宋学分程朱、陆王或更多（《怎样研究经学》1936年、《关于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问题》1961年）。各文均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

[52]参见桑兵《教学需求与学风转变——近代大学史学教育的社会科学化》，《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53]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杜维运、陈景忠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三），第517—524页。

[54]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55]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1—2页。

[56]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岳玉玺、李泉、马亮宽编选：《傅斯年选集》，第192—193页。

[57]梁启超：《儒家哲学》，《饮冰室专集》之一百三，第13页。

[58]周予同：《关于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问题》，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665—667页。

[59]艾尔曼著，赵刚译：《经学、政治与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第2—3页。

[60]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清代学术概论》，第183页。

[61]梁启超：《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饮冰室专集》之四十，第1—2页。

[6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7—28页。

[6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8、361页。

[6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3页。

[65]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一百三，第22—23页。

[66]钟林斌、李文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编者导言》，《桐城派研究》，第1—3页。

[6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35—39页。

[68]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3页。

[69]顾颉刚：《答郭绍虞先生〈论孔门学风只有务外主内两派〉书》，《古史辨》二，第255页。

[70]据说陶希圣当年就有建立宗派的想法，只是没有公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学人认为学派是人才的精华，是代表一个民族理论思维的重要标志，对于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起着很大的作用，因而主张采取有效措施，振兴学派，建设学派文化，使之成为实现科技现代化的强大力量（邓伟志、林明崖著：《学派初探》）。这样的认识，使得一些学人再度认为没有学派是中国学术不能日新月异的重要原因，而热衷于鼓吹建立学派以推动学术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