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学者对晚清学术的影响及重要性

2023-11-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并且以惠、戴两支组织全书，却并未具体标出吴派、皖派等等名目。虽仍未标名吴派皖派，吴皖派分的确由此而得到强化。而章太炎的例子表明，晚清讲学术史的学派意识进一步强化。只是最喜欢用学派来讲述学术史的还不是章太炎，而是梁启超本人。如果没有这位新史学的发端者撰写的一系列著作，中国的学术史很可能不会以目前这种派系纷呈的景象展现。而重要的宋明时期未能写成。

尽管梁启超认为“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22]（后者亦有今古文之争之说），而且清儒在将宋学谱系化方面的确是浓墨重彩，可是并不等于说清儒的门户之见特深。相反，“其实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更无派别可言也”[23]。所以梁启超说，清中期以前，虽然有新学派、旧学派和新旧学派之过渡者，但“皆彼此忻合，未尝间然。其始标门户以相排诋者，自陆陇其、熊赐履辈始”[24]。仍然是理学大系统内部的纷争。

至于朴学，虽有家法，却不立门户。[25]直到江藩作《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不仅将汉学、宋学门户显然区别，在汉学内部，也划分吴、皖两派。汉宋之争的展开，使得清代学人的门派意识明显加强，一些前此已经有人描述议论的派分更加凸显，与此相关的桐城派、扬州学派、常州学派、阳湖派、浙东学派，等等，成为认识清代学术脉络越来越重要的概念。张之洞《书目答问》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也是因为“读书欲知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莫如即以国朝著述诸名家为师”。清代整理历代学术，故“知国朝人学术之流别，便知历代学术之流别，胸有绳尺，自不为野言谬说所误，其为良师，不已多乎！”[26]这番话换一角度，也可以理解为历代学术都经过清人依据清代意识的条理和谱系化。

江藩被指为门户之见过甚，其实只是取舍方面主观成见较多，而且完全按照派分归纳学人，很难安置得当（尤其是顾炎武和黄宗羲）。他批评“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27]。并且以惠、戴两支组织全书，却并未具体标出吴派、皖派等等名目。所以梁启超说：“吴皖派别之说，出自江氏《汉学师承记》，而章氏辨之尤严。”[28]章太炎是这样说的：清前期经术虽时有硕儒，“然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宋明谰言。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29]。虽仍未标名吴派皖派，吴皖派分的确由此而得到强化。

江藩的述学引起方东树的极大不满，专门写了《汉学商兑》，其动机和目的，学人另有解释[30]，读者自可判断。有意思的是，方东树陈述江藩所罗织的宋学罪名以及他对受江藩的影响而鼓吹汉学之士的批评，都有门户问题，前者是三条罪名之首，所谓“讲学标榜，门户分争，为害于家国”，后者则是“标宗旨，峻门户，上援通贤，下慑流俗，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万斯同的《儒林宗派》认为，自朱熹《伊洛渊源录》出，《宋史》遂分道学、儒林为二传，讲学者递相标榜，兀自尊大。“明以来，谈道统者，扬己凌人，互相排轧，卒酿门户之祸。”方东树不以为然，认为朱书“本以考实前辈师友学行，不没其真，以为来者矜式。逮其后声气攀援依附，分立道学门户，此末流之敝，古今类然。只可因时救正，而不得恶莠乱苗，并追咎于教稼者也”[31]。因此，这次汉宋之争的结果，反而是沟通汉宋或汉宋不分的调和论渐成风尚。

由好讲学派而论，傅斯年所说清代“所谓汉学，大体直是自紫阳至深宁一脉相衍之宋学”[32]，确有道理。而章太炎的例子表明，晚清讲学术史的学派意识进一步强化。只是最喜欢用学派来讲述学术史的还不是章太炎，而是梁启超本人。如果没有这位新史学的发端者撰写的一系列著作，中国的学术史很可能不会以目前这种派系纷呈的景象展现。

张荫麟悼念梁启超时，对其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贡献做了归纳，其中之一是以新观点批评中国学术，为我国学术之第一次重新估价，尤其在论周秦诸子、王安石、孔教佛教方面，“皆一扫传统观念，而为今日吾人大多数对于此诸家之观念所基”。而作为其“批评中国学术之结晶”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长文，“实第一部有系统之中国学术史”。[33]该文计划写16章，1902年发表了前6章，只到六朝隋唐的佛教，1904年续写第八、九两章，改题《近世之学术》，时间为明亡至清季。而重要的宋明时期未能写成。作文的目的在于求学术的进步和思想的统一，但是“统一者为全国民之精神，非攘斥异端之谓也”。梁启超的宗旨立意，在“儒学统一时代”的开篇表达得最为明确：

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此不可谓非学界之一缺点也。是故政界各国并立，则学界亦各派并立，政界共主一统，则学界亦宗师一统。当战国之末，虽有标新领异如锦如荼之学派，不数十年，摧灭以尽，巍然独存者，惟一儒术。而学术思想进步之迹，亦自兹凝滞矣。夫进化之与竞争，相缘者也，竞争绝则进化亦将与之俱绝。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曰惟共主一统故。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而其运皆起于秦汉之交。秦汉之交，实中国数千年一大关键也。抑泰西学术，亦何尝不由分而合，由合而分，递衍递嬗，然其凝滞不若中国之甚者，彼其统一之也以自力，此其统一之也以他力。所谓自力者何？学者各出其所见，互相辩诘，互相折衷，竞争淘汰，优胜劣败，其最合于真理，最适于民用者，则相率而从之，衷于至当，异论自息。泰西近日学界所谓定义公例者，皆自此来也。所谓他力者何？有居上位握权力者，从其所好，而提倡之，而左右之，有所奖励于此，则有所窒抑于彼，其出入者谓之邪说异端，谓之非圣无法，风行草偃，民遂移风，泰西中古时代之景教，及吾中国数千年之孔学，皆自此来也。由前之道，则学必日进，由后之道，则学必日退，征诸前事，有明验矣。故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www.chuimin.cn)

以此为主旨，梁启超将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史分为胚胎、全盛、儒学统一、老学、佛学、儒佛混合和衰落七个时代，并以其所处的当时为复兴时代，也就是第八时代。从后来梁启超将第七时代改题为近世学术看，他似乎已经不以这一时期的中国学术为衰落。只是认为“有清一代之学术，大抵述而无作，学而不思，故可谓之为思想最衰时代”。

梁启超讨论中国学术史，和他提倡新史学一样，有着明确的现实政治关怀，即反对专制，鼓吹自由，因此其评判学术的眼光，自然倾向于反对一统，主张派分。他以春秋末及战国为全盛时代，列举了七条原因，即蕴蓄宏富、社会变迁、思想言论自由、交通频繁、人材见重、文字趋简和讲学风盛，尤其重视思想言论自由，认为政权之聚散影响学术思想特甚，由于周末权力四散，学者各称其道，不能容于一国，则去之而他，所以能够横行天下。因此，他十分重视先秦派别千条万绪与学术极盛的关系。他以《汉书·艺文志》所本刘歆《七略·诸子略》《史记·太史公自序》《荀子·非十二子篇》《庄子·天下篇》为“专论学派”或“实为学派论之中心点”，将各篇提及的“家”“流”“说”均视为学派，并据以编制“先秦学派大势表”，将整个先秦学术分为南北两派，南派下又分正宗与支流，北派下则分为邹鲁（正宗）、齐（北东）、秦晋（北西）、宋郑（北南）四派，各派之下再分为若干派系。此外，又以孔、老、墨三大宗为系统，孔学下分为小康、大同、天人相与、心性、考证、记事六派，老学下分哲理、厌世、权谋、纵乐、神秘五派，墨学下分兼爱、游侠、名理三派。前者以地域分，后者以宗旨分。复按时间顺序列一时期变迁表，第一期南北两派，第二期孔、老、墨三宗，第三期儒、墨、名、法、阴阳、道六家，第四期为分裂混合。并以后一时期为“全盛中之全盛”，将其时学界大势的内分、外布、出入、旁罗四种现象统统视为“进步之证验”。他批评后世曲儒以本派分裂为道术衰微，是“不知学派之为物，与国家不同，国家分争而遂亡，学术纷争而益盛。其同出一师而各明一义者，正如医学之解剖，乃能尽其体而无遗也”。各派后学从其所好任意去就，为思想自由达于极点，并不株守一先生之言；各派大师也往往兼他派之言以光大本宗。

梁启超不仅着眼于古代中国，还试图放眼古今中外，他将全球学术分为中国、希腊、印度三大派，“以地理论，则中国、印度同为东洋学派，而希腊为西洋学派；以人种论，则印度、希腊同为阿利扬族学派，而中国为黄族学派；以性质论，则中国、希腊同为世间学派，而印度为出世间学派”。进而比较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的长短。即使在儒学统一、老学、佛学等时代，梁启超也好用派分的观念来看学术史，他认为汉儒流派繁多，可大别为说经之儒与著书之儒两种，并将各经传授本师列表，再分为口说、经世、灾异、训诂四家；老子之教遍天下之时，其中亦有派别，为玄理、丹鼎、符箓、占验四派；佛学则有十三宗，且各宗派多由中国自创。尤其是对清代早中晚三期学术的派分及其流变的概括，虽然一些派别的名称并非由其首创，但是整体的叙述格局却由此而基本成形，对后世学人影响甚大。关于中国、印度、希腊三大学派的分类与描述，以及列表比较南北学派的差异，宣称北派崇实际，贵人事，明政法，重阶级，喜保守，主勉强，畏天，言排外，贵自强，而南派崇虚想，主无为，贵出世，明哲理，重平等，重创造，喜破坏，明自然，任天，言无我，贵谦弱等等两极化的比较对应，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中也可以找到影子。[34]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所提倡的许多新思想新概念都受明治日本的影响，好讲学派则不然，相当程度上是他本人少年时的兴趣，后来又得到乃师康有为教育强化的结果。梁启超早年为学海堂专课生，汉宋之争与汉宋调和，均与这里的人脉关系密切。流风余韵，令其耳濡目染。梁启超曾撰写过一篇万余言的《汉学商兑跋》，可惜文已不存[35]。改投康有为门下，后者尤其好讲古今学术源流，且多用派分眼光，其门人张伯祯据1896—1897年间于万木草堂听讲笔记整理而成的《南海师承记》，可见康有为讲述汉魏六朝、宋元、明儒及清代学术，均标明学派，实际按学派寻求渊源脉络。[36]其具体派分及源流与梁启超间有出入，而以学派为条理的做法则相当近似。

梁启超一生，无论在政治还是学术上，都是流质嬗变，而好讲学派却始终一贯，从未动摇。他后来写《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儒家哲学》等著作，均强调派分之于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并进一步归纳为系统化的方法。他在《历史研究法（补编）》讲述文化专史及其做法，关于学术思想史分为道术史（即哲学史）、史学史、自然科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四部，着重讲了第一部。他提出将几千年来的各种道术分为主系、润系、旁系三类，所谓主系，是中国民族自己发明组织出来，有价值有权威的学派，对于世界文化有贡献的；润系是继承曾做主系的学派做整理解释的工作，如汉唐和清代；旁系则是外国思想输入融合，然后演化成第二主系，如佛学。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和纷纭错乱的表象，只要集中于主系，又抓住派分，便可以提纲挈领。例如“做道术史做到先秦，最要紧的是分派”。派分的主张各人不同，在梁启超看来，只分儒道墨三家就够了，最多加上阴阳家和法家。而叙述润系，“第一要紧的事，就要把各家的脉络提清，看他如何各自承受以前的学风，如何各自解释本派的学说，如何本派又分裂为几派，如何此派又和彼派混合”。研究外来旁系的佛教，也要用研究先秦各家的方法去研究各宗派。至于第二主系，虽然因许多家数所讨论的不过小问题，不可多分派别，还是要分成程朱、陆王二派，其余各小派则可择要叙述。[37]

《儒家哲学》一书，更以专章讨论儒家哲学研究法，梁启超主要分三种，除问题的和时代的研究法外，就是宗派的研究法。每种方法各有长短，宗派法的长处“在于把各派的起原变迁流别，上下千古，一线相承，说得极其清楚；这派与那派，有何不同之处，两派交互间又有什么影响，也说得很明白。我们研究一种学说，要整个的完全的了解，当然走这条路最好”。而其短处“在于不能得时代的背景和问题的真相。……一个时代的这一派，我们虽然知道，但这派以外的学说，我们就很茫然。一个问题的这种主张，我们虽然清楚，但这种主张以外的议论，我们也许就模糊了”。从讲演的便捷出发，梁启超以时代法为主，以问题和宗派法为辅，但在每一时代，还是努力说明问题和宗派。事实上，梁启超在用两章讲述二千五百年儒学变迁概略时，通篇还是以派分为条贯。[38]即使清学部分，在江藩、章太炎等人论述的基础上，梁启超也更加明确地分割汉宋，并使用吴派、皖派的概念。后来支伟成编撰《清代朴学大师列传》，进一步条理和谱系化，关于清代学派的划分遂告定型。

晚清民国学者对晚清学术的影响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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