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学人的学术总结与新史学的创造与前人知识有关

纵观近代中国新史学发展的历程，以及各种主张起伏变化的脉络，不难发现，除梁启超外，后来各种新史学的抨击对象基本不是所谓传统的旧史学，而是以我划线的前面的新史学。而且标榜新史学，大都是学人少壮时的反叛与自期，待到他们步入成熟，一般都不再一味趋新，而是试图将借助新史学所开拓的疆域巩固转化为各自的领地。其实际目的，主要还在动摇前人，抬高自我。也就是打倒旧权威，树立新权威。各家的所谓新史学，背后都有外来新史学或其他社会人文学科的影响，往往是将史学的一个部分或分支扩张为史学发展的整体，造成一个时期的史学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视野上的偏蔽。更有一些学人，凭着对中外学术的一知半解，尚不掌握史学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就急于在教科书的层面批判前人的“旧史学”，以无知为超越的前提，真的以为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其面向浅学后进所倡导的“新史学”，往往是舶来的陈货或前人的唾余，甚至是早已被纠正的谬论。

史无定法，即使在新史学的大旗下，也不可能一统江山。但治史要志向高远，避免盲人摸象，防止以偏为新。创新的前提是温故，不必以眼空无物颠覆前人，不能以凿空蹈隙填补空白。一味趋新往往浅薄，所以趋时者容易过时。虽然偶有盲人摸象似的附庸蔚为大国，更多的却是短暂喧闹过后即销声匿迹。要想创新史学，首先要掌握史学的基本与大体，史学不好，创新的努力必然南辕北辙，充其量只能是欲辟蹊径而蹈覆辙。

提倡新史学甚力的何炳松1939年撰文指出：清季以来中国史学先后受日本东洋史和欧美史学的影响，逐渐发生变异，形成与以往史学不同的体系。新体系的史学或简称新史学，虽然还没有形成和以往史学（简称旧史学）显然分期的典型，但在历史哲学、研究方法、著述体制，即章学诚所谓“史意”“史识”“史学”“史法”上，已与旧史学迥然不同。新旧史学的异同，消极方面是脱离旧有经典的羁绊，附庸蔚为大国，积极方面则由侧重个人、英雄转向民族、社会，由偏重政治、战争转向全部文化。不过，“新史学的最后目的自然在要求产生一部‘尽善尽美的’全国国民都应该也都能够阅读的通史。但是这巨大的文化工作，在今日从事史学研究的人，都知道不是一个人的力量与短促的时期内所能产生。所以近二十余年来，中国史学家或努力于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或埋头于专史的计划与撰写，而且也都已有不少的成绩继续地向社会呈献。这些基础性的打桩工作显示了中国史学的进步和民族精神的向上”[107]。

认识到整理中国史的工程浩大与艰巨，需要学人分头努力，不可能短期内实现，应该是学术进步的体现。现代西洋史学界“从来没有大胆的人敢负起研究英国史或美国史全部分的责任，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人的能力和时间都是很有限的。他们现在所以能够有各国通史甚至有世界史纲，并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因为已经有许多专篇著作可备参考，可备取用的缘故。所以我们要想整理中国史，要想做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应该从研究小规模的问题着手，先产出许多专篇著作来做基础才行。如果大家都抱着一手包办的野心，那末这部中国通史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108]。

史学的社会功能始终存在，近代社会变动日新月异，迫切需要适合时势的通史，在动荡的局势下因陋就简也是迫不得已，情有可原。由此形成的风气，难免影响到后来，以分扰乱相的心态，为承平安定的学术，所得自然有限。时间又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中国史学的变化不可谓不大，各种各样的成果也不可谓不多，可是，新史学的总体成就，不要说取鉴于外国，即使参照新史学所批判并大力改造的旧史学，也未可乐观。以新史学的最后目标通史而论，各种标名为通史的著作林林总总，但要想与《通鉴》媲美，至少目前还不易取得共识。而断代史方面，《史记》《汉书》固然望尘莫及，就是要超越备受争议的《清史稿》，也并非轻而易举。其间的问题，究竟出在个人包办还是琐碎无系统方面，抑或新史学的立意本身就存在偏差误导，值得所有学人（无论主张新史学与否）认真反省。

近代学人努力求新，大多源于对史学的不同理解，而那些对史学认识较深的学人，则似乎并不受中西新旧的困扰束缚。这昭示后人应该超越中西新旧的分界，集中精力向着史学的高深境界探寻。治史必须先因而后创，就此而论，能够“新”史学的前提是掌握前人的已有知识，其后仍有余力余兴，才能从事新史学的创造。也就是说，无论整体还是个别，治史都应是先旧而后新。近代中国学人的新史学之路却大体反是，少壮时附会趋新，待到读书渐多，深入堂奥，反而倾向守成，悔其少作。换言之，“旧”史学越高明，“新”史学才能越有实效。所有的实际贡献，都将是新史学的有机构成，而那些针对前人浅见、一味求新的喧闹，虽然可能一段时期内吸引众多浅学者的注意，最终留下的不过是一堆容易过时的口号。就此而论，年鉴学派在布罗代尔之后的新史学，也面临同样问题。天赋与功力不足，难以整体达到布罗代尔的高度，于是各承一艺，不断扩张，后布罗代尔时代五花八门的新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整体史被肢解的遁词以及力有不逮的掩饰。将局部放大为整体的“新”史学，虽然极欲成为史学发展的总趋向，格局却至多只能补偏救弊。至于在以西为新的过程中，究竟是固有学术的确不好，还是用西式滤色镜难以欣赏品味，如果是后者，那么受此支配又如何能够写出好的中国史书，更应该仔细检讨。

[1]一般近代中国史学史的著作，新史学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专门以新史学为题的著作，有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综述则以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年2月《学林》第4期）为代表。论文数量繁多，不过以后来外在观念解释文本或陈陈相因的不在少数。与本题相关、视角各异的重要论文有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6期中国文化研究所三十周年纪念号）、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等。王晴佳的《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中华文史论丛》第62辑），内容也主要围绕与新史学相关的人事。

[2]有学人强调梁启超《新史学》的政治意义，指出不能将文中对旧史学的批评视为学术总结。不过，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看法后来虽有所调整，并没有根本改变。参见黄敏兰《梁启超〈新史学〉的真实意义及历史学的误解》（《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219—235页）、王也扬《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历史教学》1994年第9期，第49—51页）

[3]《清议报》第90册，1901年9月3日。

[4]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文集》之九，第1—11页。以上引文凡未标明者，均见此文。

[5]《中国史叙论》，《清议报》第90册，1901年9月3日。

[6]参见第三章《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

[7]素痴：《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大公报》1929年2月11日。

[8]《悼梁卓如先生》，《史学杂志》第1卷第1期，1929年3月，引自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117—118页。

[9]1902年7月《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7—168页。

[10]《译书汇编》第9期，1902年12月。

[11]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第76—77页。

[12]参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第5章第2节，第170—191页。

[13]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165—196页。

[14]1902年出版的《普通新历史》和《历代史略》，即分别由日本中等学科教授法研究会著《东洋史》和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改编增辑而成。参见陈力：《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编年》，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第717页。

[15]《先秦政治思想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第13页。

[16]《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542页。

[17]朱希祖：《新史学序》，刘寅生、房鑫亮编：《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3—6页。

[18]《译者导言》，刘寅生、房鑫亮编：《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21—22页。

[19]刘寅生、房鑫亮编：《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23页。

[20]刘寅生、房鑫亮编《何炳松文集》第2卷，第724页。

[21]何炳松：《增补章实斋年谱序》，原载《民铎杂志》第9卷第5号，1928年10月1日，引自刘寅生、谢巍、房鑫亮编校：《何炳松论文集》，第133—134页。

[22]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7，第22页。

[23]《胡适口述自传》，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第257—258页。

[24]胡适关于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依据法国朗格诺瓦和瑟诺博思（Langlois and Seignobos）的《史学原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这是兰克之后欧洲史学方法的基本教材，也是由兰克史学转向年鉴学派的重要一环。

[2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3，第575—576页。

[26]顾颉刚编著：《古史辨》一，第14—36页。

[27]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3，第771—772页。

[28]《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一，第59—60页。

[29]《悼梁卓如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119页。

[30]《胡适致陈独秀（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19页。

[3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22页。

[3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5，第352—353页。梁启超的演讲，是应哲学社之请，引起北京知识界的广泛注意，前来听讲者约两千人。胡适登台介绍时表示：“昨日因访爱罗先珂先生于其寓所，谈话甚久，未来听讲，殊觉歉然。”其实胡适是故意回避。只是在观众和媒体看来，“双方各以学者的态度，做学理的讨论，并无丝毫感情作用，听众皆十分满意。此种讨论态度，开吾国学术界从来未有之盛，实可作将来之模范”（《昨日北大之哲学讨论会，胡梁二氏以学者态度讨论学理，开中国学术界空前未有之奇观》，《晨报》1922年3月6日）。所以胡适在日记中说：“但在大众的心里，竟是一出合串好戏了。”（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3，第570页）

[33]《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1—5页。

[34]《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文集》之四十，第1页。

[35]《东方杂志》第19卷第11号，第47—56页，1922年6月10日。

[36]《史地学报》第3卷第1期，1924年6月。关于南高学人与新史学，参见李勇、鄢可然《〈史地学报〉对鲁滨逊新史学的传播》（《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4卷第6期，2003年12月）。

[37]《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1921年6月9日），《古史辨》一，第36页。顾颉刚想治中国社会历史，至少从1920年已经开始。

[38]《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1926年1月27日。

[39]陈锡襄：《闽学会的经过》，《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7期，1927年12月13日。

[40]均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145—151页。

[41]参见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学术史卷》。

[42]杨堃：《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杨堃民族研究文集》，第218页。此文原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6期，1948年8月。

[43]《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卷第11、12期合刊，1928年1月。

[44]顾颉刚：《序》，《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第6集第62—64期合刊，1929年1月16日。感谢陈以爱博士寄赠此项资料。

[45]《国学丛刊序》，《观堂别集》卷4，《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202页。

[46]《国学论丛》刊行：《王静安（国维）先生纪念号》，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3辑。

[47]《悼王静安先生》，《文学周报》第5卷第1、2期合刊，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第133页。

[48]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第172页。后来有学人即以此为题，为王国维立传。参见袁英光《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评传》。

[49]《怀念王征君》，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第370页。

[50]《学衡》第45期，1925年9月。

[51]《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503页。

[52]《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248页。(www.chuimin.cn)

[53]《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未刊稿），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154—156页。

[54]《史学方法导论》，岳玉玺、李泉、马亮宽编选：《傅斯年选集》，第192—193页。

[55]《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未刊稿），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155页。

[56]《中学生》第61期，1936年1月，引自吴泽主编、金自强、虞明英选编：《贺昌群史学论著选》，第531—532页。

[57]郭湛波：《近五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第166—169页。

[58]陶希圣：《潮流与点滴》，第129页。

[59]郭湛波：《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555页。

[60]郭湛波：《近五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第178页。

[61]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汪朝光主编：《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中国近代史卷》，第104页。

[62]徐琚清：《谈谈历史》，《燕大月刊》第4卷第2期，1929年4月。

[63]历史科学研究会发行部：《征求基本定户启事》，《历史科学》第1卷第3期，1933年6月。

[64]《创刊之辞》，《历史科学》创刊号，1933年1月25日。

[65]《编辑杂记》，《历史科学》创刊号，1933年1月25日。

[66]编者（丁迪豪）：《编余》，《历史科学》第1卷第2期，1933年3月30日。该刊从第2期起编辑单位改为“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

[67]《历史科学》第1卷第5期，1933年9月。

[68]《益世报》1935年4月30日。

[69]一年后吴晗在《周年致辞》中，针对来稿的情况，再次强调不要做“纲要式的论文”，不要带偏见，或人云亦云无甚见解（《益世报》1936年4月14日）。

[70]《编后话》，《现代史学》第1卷第3、4期合刊；陈啸江：《西汉社会经济研究·自序》，第16页。引自杨思机《朱谦之与“现代史学运动”》，中山大学未刊学士学位论文。

[71]《现代史学》第1期，1933年1月。经过补充修改，该文收入朱谦之著《现代史学概论》，为第一章。

[72]《中山大学日报》1935年1月13日。见《奋斗廿年》，《朱谦之文集》第1卷，第80页。

[73]乐水：《〈现代史学〉的回顾》，《现代史学》第4卷第3号，1941年8月10日。

[74]李勇、侯洪颍：《蒋廷黻与鲁滨逊的新史学派》，《学术月刊》2002年第12期，第58—61页；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7—68页。

[75]牟润孙说：“郭沫若尝引莫尔甘之说治钟鼎款识甲骨文，讨论古史问题，颇多新奇可喜之说。顾其立论好穿凿附会，往往陷于武断。”（《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杜维运、黄进兴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第2册，第1127页》这可以部分反映主流学人的一般看法。

[76]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558—559页。

[77]《傅斯年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1942年5月19日，傅斯年档案，I：266。引自潘光哲：《傅斯年与吴晗》，《“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4年8月。

[78]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442页。

[79]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组校点：《静晤室日记》第6册，第4288页。

[80]瞿林东：《前言》，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11页。

[81]《最近史学之趋势》，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382—440页。本节以上引文未经注出者，均见该文。

[8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28—229页；李埏：《昔年从游之乐，今日终天之痛》，李振声编：《钱穆印象》，第77页。

[83]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第3—8页。参见刘巍《抗战期间钱穆所致力的“新史学”——以〈国史大纲〉为中心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

[84]《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

[85]汤朝华：《张荫麟：〈中国史纲〉——一个外行人的话》，《书人月刊》第1卷第1号，1937年1月。

[86]《大公报·史地周刊》第38期，1936年5月1日。

[87]周予同关于新史学的论述，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几经变化。此文已是集大成。详见第二章《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

[88]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第8页。

[89]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28页。

[90]《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373页。

[91]汪朝光主编：《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中国近代史卷》，第104页。

[92]曹伯韩：《国学常识》，第104—108页。此断语未必属实。

[93]汪朝光主编：《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中国近代史卷》，第106—107页。

[94]于沛主编：《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史学理论卷》，第263—264页。

[95]《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昨在平成立》，《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

[96]《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章程》，《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

[97]《开展新史学研究工作 首都两史学团体昨开会》，《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2日；刘乃和、周少川、王明泽、邓瑞全著：《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下，第579—585页。

[98]《发刊词》，《新史学通讯》创刊号，1951年1月30日。

[99]赵俪生：《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新建设》第1卷第6期。引自张剑平：《新中国史学五十年》，第35页。

[100]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陈翰笙等人的讲话，均见中国史学会秘书处编：《中国史学会五十年》，第6—15页。

[101]王学典：《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第228页。

[102]《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6月。

[103]《燕京学报》第32期，1947年6月。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后来颇受好评，尤其是取材得当，当得到他人的帮助，并已吸收相关意见。

[104]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360页。

[105]关于西方新史学的历史和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新史学，可参考孙江《阅读沉默：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代序）》，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第9—26页。

[106]参见罗志田：《前瞻与开放的尝试：〈新史学〉七年（1990—1996）》，《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第386—410页。

[107]何炳松：《〈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序》，《何炳松文集》第2卷，第703—704页。

[108]何炳松：《历史研究法》，《何炳松文集》第2卷，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