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学人与学术：转折与再兴

抗战后，中国再度陷入内战，正常的学术研究难以展开。对于近代中国新史学的总结，还有一些学人继续从事。曹伯韩的《国学常识》第6章有两节介绍新史学的产生及其业绩，一节主要介绍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一节则从史料、研究工具、通史和专史著述三方面介绍研究进展。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从中西史学发展的对比立论，在肯定梁启超、何炳松两人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贡献的同时，也指出梁启超颇为肤浅空泛，对西方新史学没有正确的认识，不知道近代西洋史学建立在依据史料的专题研究之上，不明了通俗著作与研究著作的分别，所依据的教科书和外行人的著作，不代表近代西洋史学研究。其号召天下研究整个的通史，结果他自己并无成绩，其他人用这方法来治史也不会有成绩的。何炳松虽然介绍西方史学最努力，可惜所译的都是些通俗的教科书，而没有介绍当代西洋第一流史家的著作，未曾考察西洋史家如何依据史料写成专题的研究，深博的著述。“因之，他所提倡的仍是通史的革新，而不是高深的研究。”[91]这些话很像是回应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对中国近代史学的批评，至少二者的取向有着很大的分别。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傅斯年等人的做法，在一些学人看来更加贴近西方史学发展的正轨。

也许受时局的影响，这时学人对于社会史的关注和肯定有所加强。曹伯韩介绍了郭沫若和吕振羽一派“新史学家”关于古代社会与历史分期的论点，认为他们的意见虽然还不足为定论，但较仅仅存疑者进了一大步，表现了更深刻的见解。他们用另一种眼光来观察神话和传说，其古书新读法，“是从来一般国学专家所不曾发见的”[92]。齐思和含蓄地批评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者多为学术界的无名英雄，并引述他人意见，希望未来研究中国社会史者不要只根据一两本讲义或教科书立论，不过还是肯定“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是当前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课题”，并介绍了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人的研究及其进展，指出唯物史观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到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开始由初期的创造进入成熟时期。[93]

1949年4月，王亚南在《新中华半月刊》第12卷第7期上发表《政治经济学史与新史学》，其中谈到：“新史学原来是无产阶级求真理求解放的一种学问。19世纪中叶前后，这种学问虽然已由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明确而系统地向人类贡献出来，成为此后人类社会研究历史科学的锁钥，但在阶级利害障碍之前，资产阶级的学者，愈来愈不敢接近它，愈来愈需要回避它，所以到结局，这学问，这锁钥，便愈来愈成为社会主义学者的专用品。在这种限度内，一切有科学性的学说史，就只能期之于社会主义史学家了。”[94]这样的认识逻辑，似乎在预示随着政治上的改天换日，学术风尚也将天翻地覆。

这一天不久果然到来。1949年7月，汇聚北平的史学界学人要求组织中国新史学会，在发起人会议上，郭沫若、范文澜、邓初民以及向达、陈中凡等“一致表示全国历史工作者应团结起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95]。后来通过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规定，该会的宗旨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96]至于如何建设新史学，可以从1949年10月11日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与北京六大学（北大、师大、清华、辅仁、燕京、中法）史学联合会联席会议看出端倪，主席侯外庐说：新史学的研究为实行共同纲领中文教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尤其对新民主主义的学习，是个打头阵的工作。会议议题包括：一、新史学研究会出版专门的历史书刊和通俗刊物，编定优良的中学历史教材，改革大学通史课程；二、组织全国各地研究历史的人，通过举办讲演会、教学与学术研讨会等形式，宣传、学习和运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批判旧的历史，养成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以便充实新史学的建设工作。[97]其建立新史学体系的努力，尤其体现于组织北大、清华、师大、辅仁、燕京等校的史学教师编辑大型资料丛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配合大学课程的改革。这部资料等于建立起一套体系框架，对后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些省份的新史学会分会对于创造新史学相当积极，如河南分会主办了《新史学通讯》，主张把史学研究与大中学的历史教学联系起来，一方面克服教学中的困难，一方面提高新史学的研究水平。[98]一些个人也就新史学的建设发表意见，赵俪生于1949年10月提出当前建设新史学的三项任务：一是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二是批判与继承乾嘉以来的历史考据学，三是更大规模地有计划地展开田野考古。新历史建设的具体表现是写定新的通史、新的断代史和新的专史，尤其以创作一部新通史为目前的首要任务。为此，他建议在科学院设立专门的史学研究机构来完成上述任务。[99]

经过两年的努力，新史学研究会正式成立，遵照林伯渠的指示，改名为中国史学会。会上郭沫若发表了题为《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的讲话，对改名一事有所解释。他阐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工作者摸索出的新方向，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具体表现为六个方面的转向：即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由贵古贱今转向注重研究近代史，由大汉族主义转向尊重和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由欧美中心主义转向注重亚洲及其他地区历史的研究。“因为大家都已转向到新的方向，所以在史学的研究上面已经没有什么新旧的区别，已经无须在史学会的上面挂上一个‘新’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原来的名称‘新史学研究会’的‘新’字去掉的原因。”范文澜则通过新史学会的工作成绩将“转向”具体化，其一，在政治理论方面每个同人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其二，将研究和教学联系起来，努力想定出比较一致的教学提纲，可望产生初步的定稿。其三，搜集资料的工作对近代史研究很有贡献。其四，大规模编辑亚洲史的目录已获批准，还计划编辑少数民族史料和亚洲各国史小丛书。其五，组织采访编写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回忆录。其六，举行了一些专题报告会。

按照林伯渠和郭沫若的意思，中国的史学研究已经进入了新的境界，或者说已经都在从事新史学的研究，所以没有必要继续强调新史学。不过，尽管郭沫若认为上述变化“是很好的转变，也可以说是划时代的转变”，但同时指出：“这六种转向应该说是初步地转向”，还需要巩固和扩大。范文澜就“转向”问题进一步发表意见：“到底我们转向了多少呢？是大部份转过去了呢？还是才转了一部份呢？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我想，不管转了多少，我们一定要彻底向那边转是毫无问题的。我们可以保证一定能够全转过去。”

至于如何才能全部转向，范文澜的意见是把郭老指示六条中每条的前半段完全去掉，另外把吴老指示的四条全部实现。“今天就是我们大家转向告一段落的一天。如果还没有完全转过去的，希望以更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个转向。”吴玉章在《历史研究工作的方向》的讲话中所说的四条，一是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劳动生产者自己发展的历史，不是什么帝王将相豪杰英雄活动的历史；人类社会除原始共产主义没有阶级以外其余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要用唯物史观才能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二是注重现实，近百年史要研究，近三十年激烈的阶级斗争与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相结合的历史更应当首先很好的研究。三是要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从两个营垒的高度研究历史与现实。因为帝国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已经冲破了国界。四是反对党八股，要实事求是地对历史材料作科学研究，以正确的方法研究现代史和古代史。

新史学会的“新史学”，其实是将此前除唯物史观以外的所有史学，包括近代以来的各种新史学全部划入旧史学的范畴，并与之分清界限。从中国史学会的建立开始，史学研究就应当完全在新史学的框架之下进行。按照陈翰笙的说法：“这个成立会，表现着中国真正史学工作已在开始进行。……本会的工作不仅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整个史学史上也要展开一个新阶段。”不过，关于新史学是否已经建立，以什么为标准，建立的程度如何，具体内容如何，各位大家事先并没有充分交换意见，其表述在基本方向一致的大同之下，还有不少小异。例如研究的重点时段，多数认为在近代史，也有主张在当代史，陈翰笙则认为应当集中研究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要担负这研究封建社会史的责任，而有所贡献于全世界”[100]。(www.chuimin.cn)

无论差异如何，进入新的时代应有新的史学成为人们的共识，而且这种新史学只能以唯物史观史学为基础，不符合这一方向的学人应当转向这一方向。这等于否定了其他各派的新史学，将原来各派之一的新史学变成新史学的整体。但这未必能让所有的学人心服口服。因为此前唯物史观内部意见不一，各派的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就，虽然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认可，毕竟还存在不少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问题，为学界存疑。1946年，童书业在上海《中国国民》杂志第1卷第4—6期连载《“新史学”批判》的长文，对当时流行的“科学的史学”和“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的新史学进行系统的理论性批判，他说：

“科学的史学”和“以社会科学治史”的呼声，近年来是愈喊愈高了。不但是一般公式主义者是这样呼喊着，就是过去已负盛名的史家和许多有志的青年，也有在这样呼喊着的。“科学的史学”，这个名称是多么冠冕好听，“以社会科学治史”，也是多么时髦有劲。我们并不反对“科学的史学”和“以社会科学治史”的口号，但我觉得一切事总须名符其实，既称为“科学的史学”，则其实质也必须是“科学的”“史学的”；既称为“以社会科学治史”，则其实质也必须是“社会科学的”“史的”。无奈现在一般公式主义者所称的“科学的史学”，其实只是“科学”其名而“公式”其实，“史学”其名而“宣传”其实。他们所谓“以社会科学治史”，其实也只是“社会科学”其名而“主义”其实，“治史”其名而“鼓吹主义”其实。这样名不符实的口号，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童书业将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进行比较，认为二者的显著异点在于，一、唯物史观太看重物质，把活的人类历史的发动力看作是死的物质，近于一种机械论。民生史观同样看重物质，但把人类求生存看作历史的重心，人类求生存是一种活的动作。二、唯物史观认为社会上各集团经济利益相冲突，于是发生斗争，有斗争社会才有进步。民生史观不否认斗争的必要，但认为是不得已的手段，揭示人类互助的必要，主张为大多数谋利益才是社会进化的动力。三、严格的唯物史观多不承认地理对于历史的限制力量的伟大，以及种族性对于历史的限制，民生史观则相反。四、唯物史观有一套固定的社会进化公式，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民生史观则没有公式主义的流弊。

毋庸讳言，童书业写这篇长文有一些特殊背景，据说当时因生活所迫，经人介绍，“为国民党写‘新史学批判’反动著作”，还为一些国民党团刊物写了不少反动文章[101]，因此文中出现了一般学术论文少见的恶意攻击唯物史观的话，以及将学人普遍鄙视的国民党正统的民生史观抬得很高。他指责公式主义用宣传欺骗方式来统制思想，使五四时代的进步精神完全消灭，使中国的学术走上绝路。尤其是史学，统制得最厉害，因为史学能使人智，而他们要使人愚，要以主义的公式统制中国的历史，使中国成为无史的国家，并把这些“新史学家”称为“毁灭中国历史学的恶魔”，要与之抗争。他称社会分期为“新‘五德始终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是“经学上的问题”，无疑都超出了学术的范围。

不过，除了政治上的攻击，文中的一些意见在学界也普遍存在。如对唯物史观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相当肯定的齐思和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一方面称赞郭为当代大文学家，想象力之富与著述之勤，均极可佩。其研究范围之广博，尤足惊异，另一方面则批评“郭氏本为天才文人，其治文字学与史学，亦颇表现文学家之色彩，故其所论，创获固多，偏宕处亦不少。盖其天才超迈，想象力如天马行空，绝非真理与逻辑之所能控制也。……吾人阅毕郭氏之书，颇难得新见，而郭氏之所矜为新见者，如以孔子为乱党，亦多非哲学问题，且多有已经前人驳辨，而郭氏仍据以为事实者。故是书于先秦诸子之考证，远不及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之精，论思想则更不及冯友兰氏之细。二书之价值，世已有定评，而郭氏对之皆甚轻蔑，亦足见郭氏个性之强与文人气味之重矣”[102]。

安志敏评翦伯赞《中国史纲》第2卷，对其治史精神不胜钦佩，“而于其内容，则觉错误累累，触目皆是，不禁大失所望。……著者用力之劬，固令人佩服，惜依据资料太少，未能充分利用考古资料，兼以个人主见甚深，致歪曲事实颇多，对中外学者研究之结果既未充分利用，而个人之见解又多无所根据，遂致虚耗精力，徒费篇幅，此古人所以深戒‘不知而作’欤”？[103]须知齐、安二人并非带有偏见，专门针对郭、翦所著苛言相责，这两期《燕京学报》刊登的评论陈寅恪、陈安仁、徐炳昶、陈恭禄、童书业、劳榦、金毓黻等人的著作，也是态度鲜明，标准一致。此外，朱自清看过翦伯赞的《中国史论集》，认为“具有新的立场，但深度不够”。而对翦氏的《杜甫研究》则指出：“彼强调杜甫之社会因素，但作为一位学术研究者，其学术性不足。”[104]在他们所指出的缺陷未得到适当解决的前提下，用理论的先进性来勉强统一，很容易导致掩盖存在的种种问题，而难以令人信服。况且，新史学五大家的水平参差，同一人在所涉及的领域和方面程度各异，得到的肯定自然有所分别。

在目标一致的要求下，“新史学”内部的一些不同意见不免变成牺牲品。郭沫若宣布中国建成新史学之后的20余年间，史学发展的状况显然不尽如人意，所以才会有后来的“史学危机”之说。改革开放后，欧美的新史学重新涌入中国大陆，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第三代年鉴学派学人重新倡导的新史学（或新新史学），对中国学人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起，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总希望新的世纪有新的史学，或者说希望自己与20世纪的史家所从事的工作有所不同。[105]中国的新史学百年之际，召开了专门的学术研讨会，近来更有标名《新史学》的刊物问世，至少从队伍的组成看，已经相当新颖。在新史学的大旗之下，各自的主张千差万别，大都希望独领风骚，而最多只能百家争鸣，那种争相趋新、唯新是求的景象，使得后学者目不暇接，而令原来的“新史学”家不免有落伍之感。

海峡对岸稍得风气之先，20世纪90年代已经创刊了《新史学》，虽然发起人对“新史学”名号的倾向性有所顾虑，明确表示不要创造某一新学派，而要尝试各种方法，拓展各种眼界，不特别标榜社会、经济、思想或政治的任何一种历史，而要培养一种不断追求历史真实和意义的新风气，创造21世纪中国的新史学。[106]不过，因为有意无意地要与国际沟通对话，无论研究的领域、方法还是路径，多少给人以别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感觉，而且“别人”的标准究竟如何确立，不无可议，未能真正解决是否用外国的间架条理中国的材料或事实就可以称之为新的问题，更无法面对中国人治中国史与外国人治中国史应否一律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