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学派、古史辨派、胡适、何炳松等新史学派的全盘否定

2023-11-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所谓“释古”的流行，与唯物史观的兴起关系密切。将跃居主流地位的所谓“史料学派”，疑古辨伪的古史辨派和提倡整理国故的胡适，主张自由意志的何炳松，主要以史观立论的官方史学，乃至“冒牌的唯物史观”等各派新史学的史家一网打尽，全盘否定已有的学术成就。《历史科学》的呼吁，在部分青年中激起了一阵波澜。

1935年5月，冯友兰在北师大演讲“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而以“释古”为最近之趋势。他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正、反、合三段式来解释三派的关系，显然看成是历史的递进。郭湛波《近五十年来中国思想史》引述冯的演讲词后，更断言新文化运动时代的思想家已成为历史上的人物，其思想、学说已失掉了社会的信仰和权威，已成了今日时代的障碍，希望冯友兰这样的学者和思想家出来做思想的领导者。[57]不过，就史学界而言，学者与青年学生的倾向存在着明显差异。在依然保持学术文化中心地位的旧都北平，一方面，学术界充满着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另一方面，面对学生的演讲如果不涉及社会性质之类的问题，就很可能会被哄下台。亲历其事的陶希圣说，到1930年代初，“五四以后的文学和史学名家至此已成为主流。但在学生群众的中间，却有一种兴趣，要辩论一个问题，一个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58]。

所谓“释古”的流行，与唯物史观的兴起关系密切。在这方面，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影响甚大。周予同认为：“使释古派发展而与疑古派、考古派鼎足而三地成为中国转变期的新史学的是郭沫若。”[59]郭湛波也推许郭沫若“不止开中国史学界的新纪元”[60]。郭沫若后来被誉为新史学五大家的首席，确是渊源有自。按照齐思和的看法，“五四的中心思想是自由主义，是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束缚的解放运动。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假如《古史辨》运动可以象征五四的史学，那么中国社会史论战便可以象征北伐后的新史学”[61]。介绍唯物史观，李大钊有开创之功，开展社会史研究，则由陶希圣领先，并且引起中国社会史论战。这场持续数年的大讨论，前后出了三本专辑，吸引了无数青年的注意，一时间成为时髦的话题。

凡事有利必有弊，由政治社会动荡激励起来的思想波澜，在学界难免滋生流弊。早在1929年，已经有人对一味趋新的潮流表示不满：“在中国今日学术界里面，史学的确呈露出一种危机。几千年来做了政治的附庸，好容易跟着新思潮得了解放，这时候大家换了一副脑袋，一对眼光再向着冥矇的已往重行追溯，……新思潮带来的是西洋科学宝贝，又新奇又实用，当然大家都争着向前去抢，‘旧纸堆’更少人注意的了。随着是政治的变动，昨天闹‘革命’，今天闹‘训政’，人家说是‘天地更新’，……赶跑了不少株守‘旧纸堆’旁的人，由读历史而造历史去了。随着又是社会思想底大变动，一班皮鞋跟上带回来欧美尘土气的智识阶级，天字一号的廿世纪新人物，有意识地无意识地异口同声赞美西洋底物质文明，死诅这些祖国笨虫不会跟他们一齐竞走。……这一呼，那一逼，旧书摊上不免多买进好些人家不要的旧史书，史学家者流不免纷纷‘改行’了。稍精明的便放弃了那‘死的考据’而多讲究些史的理论和哲学，不往‘杂货箱’里做整个考证的工夫，而往大处落墨，侈谈其所谓新史学精神，廿四史还数不清，偏也爱谈创造新史学。这些现象都是新思潮新时代和先知先觉底赐与，是史学界的危机，也是学术界局部的不幸。”[62]

思想的浮躁使得青年学生和一些激进学人的新史学追求含有一股戾气，由国立师范大学研究所历史科学研究会于1933年1月25日创刊的《历史科学》杂志，自封“本刊为唯一主倡新史学的有价值之刊物”[63]。其第1期的《创刊之辞》声言要“站在新兴科学底立场，……掀起一个科学的历史研究的运动”。主编丁迪豪等人认为民国以来的史学发展状况表面异常勃兴，实际上“不景气”。他们批评“许多人还未认清历史是什么，把古书当作是历史，寻章摘句的埋头作考证，结果，离开了历史的本身是十万八千里”；指责“另有一种人，把历史当作是他们玄想的注脚，拾来一些江湖卖艺的通行语，也拿来比喻中国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在他未尝不以他是俏皮巧妙，其实正表示他粗鄙浅薄与理论的贫弱。历史之有合法则性，这一点自由意志者是根本不懂的。以自由意志来高谈历史，是有产者灵魂的跳舞”；并且讽刺“一些从来未摸着历史之门的，而偏要赶时髦的作家，把活的历史填塞在死的公式中，在他们那种机械的脑袋里，凡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有着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名词，中国便就有了。所以各人都努力向这里找，找着一个时髦的名词便划分一下历史发展的阶段。然而，他们这种猜谜似的论战虽是像杀有介事的，可是，这样瞎猫拖死老鼠的乱撞，便由于缺乏高深的研究。”将跃居主流地位的所谓“史料学派”，疑古辨伪的古史辨派和提倡整理国故的胡适，主张自由意志的何炳松，主要以史观立论的官方史学，乃至“冒牌的唯物史观”等各派新史学的史家一网打尽，全盘否定已有的学术成就。

该刊进而宣称：“以上这些我们是没有半点满意，我们虽也站在历史的唯物主义方面，但我们要由历史发展的本身作深入的探究，从而以为历史之判断；我们虽也留心史料的时代价值，但我们要以新的科学来阐明历史，充实历史；而我们更要努力于历史之传授——历史教育之研究，以作历史大众化之准备。”[64]为了“使本刊能逐渐成为新史学知识底总汇”[65]，准备在日、法、美聘请特约通信员，以沟通欧美史学的消息，“一面介绍新史学之理论与研究作品，一面在鼓励吾人以新方法作成有价值之新著”[66]，并计划出版科学的历史理论、历史与各种科学的关系、世界史学界鸟瞰、现代中国各派历史方法论批判等专号。

《历史科学》的呼吁，在部分青年中激起了一阵波澜。有人来函鼓动丁迪豪等人“加倍努力，腐败的中国史学者，才是你们的建设新史学的障碍物，非根本拆除不可”。在沉寂的学术空气中，勇敢地揭起科学的历史运动之旗，是学术界一个火星的发现。“虽然几个青年人的血与热，要和腐烂的中国史学者交锋，外面看来这些昏庸老朽们，都是占据要津，已经树立了卑污得说不上口的威权，而几个青年人在喊着新史学的口号，无异是只枪匹马在和他们在挑战，但你们不要怕，这些老弱残兵是敌不过新的科学的武器，最后的胜利是属之你们的。”“希望兄等以科学的史的唯物论之方法，积急的作些批判的工作，只怕没有凿空辟地之勇和犀利的刀斧，……具有了勇气和方法，还怕什么不成。则现今史坛上的牛鬼蛇神，一经批判，哪有不原形毕露。”[67]其矛头已经不是指向传统史学，他们眼中“腐烂”或“腐败”的中国史学者，正是此前主张新史学的各派代表。他们的目标，已经不是改变旧史学，而是扫除以前的新史学家，以便将新史学的桂冠由前人头上摘下来给自己戴上。

所谓科学的历史研究，背后有太多的不确定和可争议，学术上唯我独尊、一统天下的态度，更难以得到公认。同样立志为建设新史学而奋斗的青年同道，看法与做法都不尽相同。1934年5月，吴晗等人组织了“史学研究会”，也想“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尽一点力量”。一年后，他们主办了《益世报·史学专刊》，由吴晗主笔、集体讨论形成的《发刊词》，宣称他们的主张是：但论是非，不论异同，“不轻视过去旧史家的努力，假如不经过他们一番披沙拣金的工作，我们的研究便无所凭藉，虽然他们所拣的容许有很多的石子土块在。我们也尊重现代一般新史家的理论和方法，他们的著作，在我们看，同样地都有参考价值。我们不愿依恋过去枯朽的骸骨，亦不肯盲目地穿上流行的各种争奇夸异的新装。我们的目标是求真”。为此，一方面要注意过去被忽视的领域，“这里面往往含有令人惊异的新史料”，另一方面，也要审慎地搜剔原有典籍，发掘本来意义。而他们心目中的新史学，即“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当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希望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朝着这一新方向切实地努力推进。[68]这基本是延续梁启超“新史学”的精神，要写出社会民众史。但在追求专精的方面，则与梁启超的大而泛全然不同。[69]在共同信奉新史学之下，该会的主张与丁迪豪等人的历史科学研究会也明显有别，而一度被后来的史家认为尚未跳出旧史学的窠臼。(www.chuimin.cn)

与此同时，朱谦之在广州中山大学和一班青年史家如陈啸江、王兴瑞等人发起“现代史学”运动，于1933年1月创刊《现代史学》。陈啸江在厦门大学时就提出过“新兴史学运动”的口号，主张建立历史的社会（非国家的或政府的）、科学和实用的基础，因而倡导社会经济史研究，并有将此作为中国史学新旧界限的朦胧意识。[70]现代史学也就是新史学，具体主张则与主流的新史学有所不同，而与《历史科学》遥相呼应。朱谦之自动代表“愿为转型期史学的先驱”的“青年史学家”立论，主张对于一切现代史学要广包并容，对于过去的史学则不惜批判，“努力摆脱过去史学的束缚，不断地把现代精神来扫荡黑暗，示人以历史光明的前路”[71]。其所谓过去的史学，主要不是传统史学，而是指已经跃居中国史学主流地位的傅斯年一派的主张。朱谦之代理文科研究所主任后，针对从前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宗旨改革历史学部，一、语史所以为史料学即史学，现在只认为是史料整理。二、语史所将语言与历史连成一气，为文献言语学派，现在将二者分开，历史独立，以研究整理历史文化为目的，为文化学派。三、文献言语学派其弊流于玩物丧志，现在则具有浓厚的讲学精神。[72]

本着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学说，朱谦之认为“一切历史原来就是现代的历史”。他写的《现代史学发刊辞》，强调现代史学的三大使命，其一，“现代性的历史之把握”，即将一切历史看成是现在的事实；其二，“现代治史方法之应用”，即社会科学之下的历史进化法与历史构成法，稍后朱谦之又称现代史学的方法是考证考古（正）和史观派（反）之后的合；其三，注重现代史及文化史之下的社会史、经济史、科学史。该刊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现代史两期专号，文化评论和史学方法论两期特辑，改变了以前谈社会史者牵连到政治文化方面的漫无边际，“明白提出作为社会核心的经济史加以研究”，并且注意材料的搜集和专门精深的探讨，改变论战时谩骂的态度。据说后来《中国经济》《食货》等杂志的风格有意无意地受其影响。其史学方法提倡史的论理主义与心理主义之综合，历史为独立的法则的科学；文化学提倡南方文化运动，文化人类型说；社会经济史提倡佃佣社会说，以解释中国之所以不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婚姻史、文学史、艺术史等方面，贡献亦不少。[73]这与《历史科学》的丁迪豪等人致力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探检、专制主义之诸问题、明郑和下南洋与商业资本及殖民、鸦片战争史、太平天国革命史、义和团运动史、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问题的研究一样，在方向与侧重上，对后来史学的变化与重心转移不无启示。

此外，何炳松虽然介绍宣传鲁滨孙的新史学甚力，真正将鲁滨孙的新史学变成学术研究实践并加以推广的反而是蒋廷黻。他是鲁滨孙的再传弟子，个人的研究固然遵循宗师的路径，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后，通过一系列大幅度的教学科研改革，更加积极地贯彻鲁式“新史学”的宗旨和主张，因而架空了陈寅恪的地位。[74]

面对来自社会科学影响下的新史学的挑战，已经占据主流和主导地位的学人并未轻易动摇，他们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和信念，偶尔也不免利用手中控制的学术资源和权力。胡适与傅斯年对于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认字及解说部分予以承认，但是对他过度用来解释古代社会形态，则多有保留。[75]冯友兰认为释古派使用材料先入为主，谈理论太多，不用事实解释证明理论，而以事实迁就理论。钱穆将革新派史学分为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经济革命三期，对于后一派尤其不满。周予同虽然认为此说过虑，指出释古派也有进步，而且追求的目的在于把握全史的动态而深究动因，与钱穆所主张的“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没有根本的冲突，还是批评“国内自命为释古派的学人，每每热情过于理智，政治趣味过于学术修养，偏于社会学的一般性而忽略历史学的特殊性，致结果流于比附、武断”[76]。

至于朱谦之等人的批评和做法，傅斯年更加不以为然。1942年5月，傅斯年审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科学研究补助金历史类的申请，对陈啸江的计划审读之后，还“亲听其解释”，结果却认为他“不知何者为史学研究问题”，因此提了一个“怪题”，而且“空洞无当”，报告董事会“似不必考虑”。反差明显的是，对于“未附任何文件，研究计划亦言之太简”的吴晗，却依据平常的了解评为甲等，许为最有研究能力，要求给予特种助人金。[77]傅斯年对吴晗的好感可以理解，单从结果看而不考虑程序的合法性，选择也不能说错误，而对陈啸江的态度，除了学术观念的差异，显然不能完全排除个人恩怨的影响。当然，吴、陈二人的取径大方向并无二致，傅斯年厚此薄彼，主要还不在观念与做法，而是在他看来，两人的学术水准相去悬殊。

史料学派、古史辨派、胡适、何炳松等新史学派的全盘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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