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学人：民史与考古的贡献

2023-11-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直到1926年，魏建功撰写了《新史料与旧心理》一文，批评古史争论偏离了轨道，他说：中国的历史，真正的历史，现在还没有。顾颉刚的建设方案包括两方面，一是民俗学，要无限制地搜集材料，开辟新国土，“使许多人从根本上了解中华民族的各种生活状态”；二是历史学、语言学和考古学，以前人已有的成绩为出发点，“逐渐搜集新事实，创造新系统”[44]。

历来学人虽然多以疑古来为“古史辨”定位，顾颉刚在形成“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过程中，志向却是由学术史转向社会史。他说：“我从前只想做学术史，现在则想并做社会史，因为学术是社会的一部分，不知当时的社会状况，亦无从作学术史。况且单做学术史也太干燥无味。”[37]可是随着古史论争的展开，却越来越朝着胡适希望的疑古辨伪、科学方法的方向走，部分有违顾颉刚做民众历史的初衷。直到1926年，魏建功撰写了《新史料与旧心理》一文，批评古史争论偏离了轨道，他说：

中国的历史，真正的历史，现在还没有。所谓“正史”，的确只是些史料。这些史料需要一番彻底澄清的整理，最要紧将历来的乌烟瘴气的旧心理消尽，找出新的历史的系统。新历史的系统是历史叙述的主体要由统治阶级改到普遍的民众社会，历史的长度要依史料真实的年限决定，打破以宗法封建等制度中教皇兼族长的君主的朝代为起讫；历史材料要把传说、神话、记载、实物……一切东西审慎考查，再依考查的结果，客观的叙述出来。如此，我们倒不必斤斤的在这个旧心理磅礴的人群里为新史料的整理伴他们吵嘴，把重大工作停顿了！[38]

要形成“历史叙述的主体要由统治阶级改到普遍的民众社会”这样的“新历史的系统”，显然必须改变以崔述为起点和超越崔述为目标的“新史学”，回到梁启超倡导的民史建树的轨道上去。魏建功的批评使得顾颉刚逐渐调整了方向，尤其是移席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之后。顾颉刚等人所办闽学会的宣言称：“国学的研究，自受了新史学和科学的洗礼，一方面扩大了眼光，从旧有的经史子集中打出一条‘到民间去’的血路，一方面绵密其方法，用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地质学、生物学、考古学种种科学的方法，来切实考求人文的真相，而予以簇新的解释。……新史学的眼光渐离了政治舞台‘四库’式的图书馆，而活动于实事求是之穷荒的探险或乡土的研求。”[39]

这种到民间去求新史学的想法，在中山大学《民俗》周刊《发刊辞》中，表达得更加清楚。顾颉刚批评历来的政治、教育、文艺，都给圣贤们包办了，容不得小民露脸，经史百家只有皇帝士大夫、贞女僧道的虚伪故事和礼法，占社会绝大部分的各类民众无穷广大的真实生活完全看不见。“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稍后他到岭南大学演讲《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再度强调：“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发全民众的历史。”[40]与在此前后的其他民俗学刊物相比，顾颉刚以史学为中心的取向显然是另辟蹊径。[41]所以有学人指出：这篇发刊词很像是一篇新史学运动的宣言，“这个民俗学运动原是一种新史学运动，故较北大时期的新文学运动的民俗学已经不同，已大有进步，这是代表两个阶段亦是代表两个学派的”[42]。

尽管傅斯年反对“国故”的概念，按照胡适和顾颉刚等人的看法，国学其实就是中国的历史（或文化史）。因此，整理国故的新国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新史学。何思敬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风俗研究专号》所写的“卷头语”说：“现在各国勃兴的有许多学问，如新历史学、人类学、现代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等，都具有同种的倾向和目的，有时互相混淆其界限，而始终是互相连带的智识努力，热烈的知识欲都集中于文化现象和社会生活，从本国的事实出发，不辞劳苦到世界的各时各地去找暗示，找比较，找类似，找差异，以致其努力成世界之研究，将为新世界史之综合。中国的新国学运动也是这世界学术的倾向之影响及暗合。”[43]这已经与年鉴学派发生的学术背景相联系。

赵简子翻译了H.C.Jhomas和W.A.Hamn合著的《现代文明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Civilization），并选择其中部分以《新历史的范围与目的》为题，刊登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9卷第97期（1929年9月），指出历史学因为考古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进展的影响，改变了以往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的认识，研究历史不再仅仅是文学、资鉴和教化，其价值在使人对于他的周围的复杂世界善于理解。制度与风俗的重要性凸显，普通的材料与事实比特殊的更为重要。

欧美史学试图超越与创新的前提，是一般历史资料经过长期系统的整理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而在中国，顾颉刚主张的另一半，也就是如何在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建立信史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顾颉刚希望在中国建立学术社会，“在这个学术社会中，不但要创建中国向来极缺乏的自然科学，还要把中国向来号称材料最富研究最深的社会科学（历史学在内）和语言文字之学重新建设过。这是把中国昔日的学术范围和治学方法根本打破，根本换过的；这是智识上思想上的一种彻底的改革”。他抱怨人们不理解自己学术追求的目的与联系，搜集旧材料时看作复古，开辟新园地时又斥为矫新；为研究古史而搜集古书，考辨真伪异同，旁人就指为正统派的学问，故纸堆的工作，开倒车的举动，走死路的办法；而为了研究民俗而搜集歌谣、剧本和风俗物品，旁人又笑其猥鄙、管闲事、降低身份，甚至指为离经叛道的罪人。顾颉刚的建设方案包括两方面，一是民俗学，要无限制地搜集材料，开辟新国土，“使许多人从根本上了解中华民族的各种生活状态”；二是历史学、语言学和考古学，以前人已有的成绩为出发点，“逐渐搜集新事实，创造新系统”[44]。

新史学不能做无米之炊，也不可能在原来史料认识的范围内仅仅通过观念变化与重新解释就能够形成经得起时间和学术检验的新系统。一方面是如何看待原有史料，另一方面则是如何扩张史料，只有这两方面都得到解决，新史学才能真正从思想解放走上学术轨道。而从新史学的脉络看，在这个方向上最具代表性的学人是王国维和傅斯年。(www.chuimin.cn)

早就公开宣称“学无新旧”的王国维，自然不会以新史学自我标榜，掉入“不学之徒”的陷阱。[45]可是王国维死后，却几乎成了举国公认的新史学大家。王国维逝世不久，弟子吴其昌总结《王观堂先生学述》，对于乃师究竟是什么家的问题详细辩证，认为王国维并非“汉学家”“哲学家”或“文学家”，“所得一句结论，则先师殆可谓为‘新史学’家，亦可谓为‘文化史的考证家’也”[46]。主张史学革命的顾颉刚称之为旧思想的破坏者和真古史的建设者，“不承认他是旧学，承认他是新创的中国古史学”[47]。1936年《王静安先生遗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弟王国华作序称：“先兄以史治经，不轻疑古，亦不欲以墨守自封，必求其真，故六经皆史之论，虽发于前人，而以之与地下史料相印证，立今后新史学之骨干者，谓之始于先兄可也。”无独有偶，同年郭沫若写了《鲁迅与王国维》，也推后者为“新史学的开山”[48]。所以周予同说王国维和夏曾佑是中国转变期新史学家中的两位“畸人”。

不以新史学自居的王国维被视为新史学的开山，则此前民史建树和疑古辨伪的新史学都无立足容身之地。日本京都学人冈崎文夫说：“清朝末年中国学界里公羊学派盛行一隅，其前途穷窘，局面难以打开是很明显的，学界的新倾向是以征君（即王国维）一派为指导，我早就有这样的预想。”并且对民国时期“混乱的中国现状使学问的大潮流不能朝正常的方向发展”而感到惋惜。[49]王国华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这样总结乃兄的学术：“先兄治学之方虽有类于乾嘉诸老，而实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其疑古也，不仅抉其理之所难符，而必寻其伪之所自出；其创新也，不仅罗其证之所应有，而必通其类例之所在。此有得于西欧学术精湛绵密之助也。”

王国维的新，主要在于能得新材料之便。他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中，开宗明义道：“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50]中国近代为材料大发现时代，主要有殷墟甲骨、流沙坠简、敦煌遗书、内阁大库书籍档案，以及中国境内的古外族遗文，王国维均有机缘接触研究，并且做出重要成果。这也就是陈寅恪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51]以此为标准，王国维当然在预流之列。不仅如此，他以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互相参证，所有论著“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52]。

傅斯年宣称“史学便是史料学”，引起不少非议。不过他讲“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却源于对近代欧洲史学新发展的认识。他认为近代史学的发展有两点，一是观点变化，由于新大陆的发现等事实，从前上下古今一贯的学说根本动摇，“对于异样文明，发生新的观念、新解释的要求，换言之，即引起通史之观念、通史之要求”。二是方法改进，欧洲中世纪以来，各种史料增多，“近代历史学之编辑，则根据此等史料，从此等史料之搜集与整理中，发现近代史学之方法——排比、比较、考订、编纂史料之方法——所以近代史学亦可说是史料编辑之学。此种史学，实超希腊罗马以上，其编纂不仅在于记述，而且有特别鉴订之工夫。……此二种风气——一重文学，一重编辑史料——到后形成二大派别，一派代表文史学，一派代表近代化之新史学”。“此外史料来源问题，亦使新史学大放异彩。……由于史料之搜集、校订、编辑工作，又引起许多新的学问。”尤其是考古学、语言学和东方学，近代均有大的发展。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傅斯年断言：“综之，近代史学，史料编辑之学也，虽工拙有异，同归则一，因史料供给之丰富，遂生批评之方式，此种方式非抽象而来，实由事实之经验。”从这一观念出发，他认为宋代史学最发达，此前只有文学与史法，宋代则趋向于新史学方面发展，“自此始脱去八代以来专究史法文学之窠臼，而转注于史料之搜集、类比、剪裁，皆今日新史学之所有事也”[53]。

由此可见，傅斯年的史料学，其实是基于方法的改进，也就是说，史料学重在整理史料的方法。具体而言，史学便是史料学，而“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傅斯年认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所以，整理史料的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至于如何比较，比较什么，主要有以下两点：“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54]细读傅斯年所著《史学方法导论》等书，此言揭示历史记录与历史事实的关系，以及如何寻求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两大命题，可谓深得史学研究之真味。尽管单一的近真取向还不足以发挥其最大能量，但若达到这一境界，疏通或许反而多余和无味。

傅斯年不仅深知近代史学之所长，对其局限也有所认识，只是两相比较，难以兼顾，不能不有所取舍。他说：“过去史学与其谓史学，毋宁谓文学；偏于技术多，偏于事实少；非事实的记载，而为见解的为何。史学界真正有价值之作品，方为近代之事。近代史学，亦有其缺点，讨论史料则有余，编纂技术则不足。虽然不得谓文，但可谓之学，事实之记载则超前贤远矣。”[55]唯有如此，史的观念才能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变作客观的史料学，著史才能由人文的手段变作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当然，这样不得已的取舍，也难免偏向，史料总难全，所以存而不补、证而不疏带有先天局限，招致物议，后来钱穆、张荫麟等人正是在这一点上不满于傅斯年的新史学，而另树新史学标准。

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战前蔚为风气，但也出现一些流弊。贺昌群总结《历史学的新途径》，肯定用近四十年来新发现的材料于中国文化史上提出新问题或新解释为现在应取的新途径，同时针对学术界为争取发表新材料而玩物丧志的情形，特意指出入流与不入流，不应以能获得新材料为目的，学术思考上也有入流不入流之别，要明了学术研究的新趋向，思辨上有深彻的眼光，文字上有严密的组织，从习见材料中提出大家不注意的问题。[56]即以陈寅恪而论，他首先强调必须熟悉旧史料史实，才能了解新史料，安放新史实。而王国维虽然不重注疏，也还讲究读书以发现问题，反对悬问题以觅材料，并不一味以发现新材料为然的。

晚清民国学人：民史与考古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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