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学人与学术：科学艺术蓬勃发展

经过民初的短暂沉寂，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使得中国的思想学术再趋活跃。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发表了陶孟和的文章《新历史》，这是陶在北京高师附中的讲演，由学生记录后修改而成。该文首先指出新历史与旧历史相对，新历史的目的有三：“（一）可以得历史的新眼光。（二）可以略知研究历史的方法。（三）可以明研究历史的用处。”并历数旧史学的四种缺点：1.偏重文学；2.人名地名太多，于读者无意味，不能促发其兴趣和思想；3.偏重政治而排斥其他事实；4.常注意骇人听闻的事实，不能判别事实的重要与否，失去正确的历史眼光。新历史的发展是由于进化论的发现和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比较宗教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各种学科的发展所推动，研究新历史应当取批评疑惑的态度，应当权历史事实之轻重，无论其经见、细微或隐晦，皆须注意，不可以事小而轻忽视之，应排斥神学的、怪异的、种种非科学的解释，“用客观的科学的方法考究历史的真象”。而研究历史是要给人以了解过去、明白现在的看法。

由于对象和专业的限制，尽管陶孟和指出了研究的重要，并提出了科学方法，但所说仍是一般性知识，并没有引起新史学的复兴。周予同认为：“使中国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的是胡适。崔适只是以经今文学兼及史学，夏曾佑只是由经今文学转变到史学，梁启超也只是逐渐脱离经今文学而计划建设新史学。只有胡适，他才是了解经今文学、经古文学、宋学的本质，接受经今文学、经古文学、宋学的文化遗产，而能脱离经今文学、经古文学与宋学的羁绊，以崭新的立场，建筑新的史学。转变期的史学，到了他确是前进了一步。”[16]此话当然是后来者目光凝聚于主流的结果，而且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否可以称为新史学的里程碑之作，尚有可议，至少他本人并未以新史学家自居，但胡适的确与五四时期的新史学关系密切，这可以从对新史学的发展与认定至关重要的两件事得到证明。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正式出版于1919年，尽管蔡元培等人赞誉有加，却没有从新史学发展的视角立论。与晚清一样，民国时期新史学的更上层楼，社会历史原因之外，凭借了一股强劲的西风。只不过前一次是过气的旧作，这一回却是应时的新品。

191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鲁滨孙（J.H.Robinson）的《新史学》出版，这本由八篇文章组成的著作在史学史上的地位见仁见智，在美国和欧洲的影响看法也不尽相同，但在中国，却再次引起人们对于新史学的关注。出版之初，中国正陷入政治动荡，无暇顾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北京大学的改造，使得学术建设提上日程。1920年，朱希祖担任北大史学系主任，受德国学者关于历史的动力在全体社会观念的影响，主张研究历史应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对史学系的课程大加更改，本科一二年级先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再辅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等。与此相配合，原定的历史研究法一门请何炳松担任，何即以鲁滨孙的《新史学》为课本，据说颇受学生欢迎。于是朱希祖建议将该书译成中文，“使吾国学界知道新史学的原理”。

朱氏认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坏，断然不能建设。”而《新史学》一书首先和主要的就是破坏旧的史学思想，因此“很合我国史学界的程度，先把消极的方面多说些，把史学界陈腐不堪的地方摧陷廓清了，然后慢慢的想到积极的建设方面去。所以何先生译了这部书，是很有功于我国史学界的”。不仅如此，《新史学》有限的建设性的话，强调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密切关系，史家既是社会科学的批评者和指导者，又要将社会科学的结果综合起来，用过去人类的实在生活加以试验，历史的观念和目的，应该跟着社会和社会科学同时变更等等，与朱希祖改革北大史学系课程的目标及方向基本一致。[17]

何炳松用《新史学》做参考，大概从1918年为北京大学史学系本科二年开西洋史甚至更早为预科英文班讲西洋文明史已经开始。他说：鲁滨孙所说，虽然都是属于欧洲史，但可以做中国史学学人的针砭，“我在北京大学同北京高师里面，曾用这本书做讲授西洋史学原理的教本。同学中习史学的人，统以这本书为‘得未曾有’。但是这本书的原本，用意既然深远，造句又很复杂，所以同学中多‘叹为难读’”。怂恿其翻译者除朱希祖外，还有北大政治学教授张慰慈。1921年2月开始，半年完工。译成后由朱希祖、张慰慈和胡适校阅。[18]本来决定作为北大丛书的一种，后来延迟到1924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而延迟的原因，与胡适不无关系。

《新史学》商务版出版时，何炳松专门写了一段“译者再志”，讲述原委。据称：1921年夏完成后，将译本送给胡适看，后者发现并改正了几点错误，最后何再拿回来根据原本逐字校正。1922年春，胡适在北京大学出版委员会提出将该书列为北大丛书的一种，获得通过。“后来因为我等候适之先生曾经答应我的那篇序文，所以这本书迟迟没有出版。”同年夏，何炳松离开北京，到杭州办第一师范，出版一事搁置。1923年夏，胡适到杭州烟霞洞养病，“他很愿意代我着手做一篇序文；又刚刚遇到我的译本正在北大出版部印成讲义的时候，无从依据”。后来何炳松将讲义取回，寄往上海请朱经农指教，后者代向商务接洽妥当。何炳松一面感谢朱经农和商务的帮助，同时表示：“我仍旧希望适之先生的序文能够迟早之间发现在这本书的前面。”[19]

商务版《新史学》的“译者导言”中，并没有胡适表示要写序言的内容，“再志”所说显得有些突兀。不过，这篇“译者导言”曾以《新史学导言》为题，发表于北京高师史地学会编辑出版的《史地丛刊》第2卷第1期（1922年6月），两相对照，文字颇有些改动，其中最后一段称：“后来我的同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胡适之博士再代我细细的校阅一番，并将他的史学观念表示出来，做了一篇文章，冠在这书的前面。”而商务版“并将他的……”以下一句话删去。

何炳松的《新史学导言》和《译者再志》所述的相关情节，在胡适的日记书信中找不到对应。不过，何炳松的文字既然公开发表，又没有遭到胡适的批驳，不应有假。在胡适秘藏书信中，有12通何炳松来函，其中一封属期为“二月二十四日”的来函称：“弟所译之《新史学》，前蒙惠赐序文并蒙送请商务书馆出版，感激无分。唯迄今半年有余，未蒙照办，不胜念念。究竟何日可以脱稿，可以付印，务恳拨冗示之，无任盼祷。”[20]是函当写于1923（或1924）年，上一年何炳松曾两度致函胡适，均未得到回复。后者允诺的介绍给商务出版，看来也食言。胡适素重承诺，此番失信于人，当别有曲隐。

胡适与何炳松的关系，就两人的相关资料而言，颇有些微妙。从何炳松方面看，似乎相当密切，1928年，他在《增补章实斋年谱序》中谈到与胡适的“特殊的交情”：“我和适之先生的文字交，始于民国二年的夏季。我记得当时他是《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我是一个投稿的人。民国四五年间我和他才在纽约常常见面谈天，成了朋友。民国六年以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了五足年的书，又和适之先生同事，而且常常同玩。他和我不约而同而且不相为谋的研究章实斋，亦就在那个时候。结果他做成一部很精美的年谱，我做了一篇极其无聊而且非常肤浅的《管窥》。我的翻译《新史学》亦就是在这个时候受了他的怂恿。民国十一年后我到杭州办了两年最无聊的教育，受了两年最不堪的苦痛。可巧这时候适之先生亦就在西湖烟霞洞养他的病；……现在我们两人又不期而然不约而同的同在上海过活了。我以为就十七年来行止上看，我们两人的遇合很有点佛家所说的‘因缘’二个字的意味。”

可是，何炳松眼中的那点“因缘”，从胡适方面看未免有些一厢情愿。何炳松所说与胡适的交往，在胡适现存的文字中找不到蛛丝马迹。不仅留美期间书信日记中未曾提及何炳松的名字，围绕《新史学》的因缘，也只有何的一面之词。此外，尽管何炳松表示不敢以“章氏同志”的名义来互相标榜，关于章学诚研究、尤其是《章实斋年谱》的编撰增订，还是他与胡适关系的重要一环，也是他自认为对胡适和姚名达研究章实斋史学的经过“还配说几句话”的重要依据。何炳松说：姚名达的增补本完工后，交给胡适校正，胡表示认可，并说：他近来听见何炳松对于章实斋的史学已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所以要何代他和姚名达再做一篇序，表示何近来的心得。何迟疑了几分钟，觉得很有理由接受，于是立刻答应。[21]而姚名达的序言却只提及胡适要他本人作序的事。[22]胡适文字中提及何炳松的名字，目前可以找到的只有1935年反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而写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列在十教授的第二位，予以严厉的批评。由此看来，两人虽然同为留美学生，又曾一度共事，但何炳松的态度显然较胡适主动得多，而且后来观念不同，关系也不融洽。

不过，胡适不为《新史学》译本作序，与何炳松关系的好坏应当还在其次，重要的是他究竟如何看待鲁滨孙的《新史学》主张以及中国的新史学状况。胡适后来说，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期间，鲁滨孙教授是他在历史系认识的几个人之一，但是他最大的遗憾之一，便是没有在历史系选过一门全课，包括当时最驰誉遐迩的鲁滨孙教授的“西欧知识阶级史”。胡适看过讲授大纲和参考书目，觉得极有用，却依然没有选修。[23]胡适在美国所受的学术训练，至少对史学的了解方面，倒是欧洲的正统方法[24]，对正在兴起的社会科学相对隔膜。他对《新史学》感到兴趣，是在审阅何炳松的翻译之后，印象比较深刻。他赞同鲁滨孙《新史学》中“思想史的回顾”一篇以及《创造思想》一书所表达的思想解放的主张，即“要使现代的思想合于现代的需要；要使人把许多遗传的旧思想打倒了；要使人用公开的态度来考察现代的问题，来谋现代的解决法”[25]。对于要将历史研究科学化亦无异议，但是对于鲁滨孙所强调的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以及所重视的过去人类的实在生活，则未必完全认可。至于何炳松的相对主义史观，更加不以为然。(www.chuimin.cn)

就在与何炳松翻译《新史学》发生因缘的过程中，1923年4月，胡适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发表了《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一文，推许崔述为“新史学的老先锋”，并且说了以下一段话：“况且我深信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录》做我们的出发点；然后逐渐谋更向上的进步。崔述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宣告‘大抵战国、秦、汉之书多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我们读他的书，自然能渐渐相信他所疑的都是该疑；他认为伪书的都是不可深信的史料；这是中国新史学的最低限度的出发点。从这里进一步，我们就可问：他所信的是否可信？他扫空了一切传记谶纬之书，只留下了几部‘经’；但他所信的这几部‘经’就完全无可疑了吗？万一我们研究的结果竟把他保留下的几部‘经’也全推翻了，或部分的推翻了，那么，我们的新史学的古史料又应该从哪里去寻？等到这两个问题有了科学的解答，那才是中国新史学成立的日子到了。简单说来，新史学的成立须在超过崔述以后；然而我们要想超过崔述，先须要跟上崔述。”

胡适注意崔述，起于顾颉刚拟作《伪书考》跋文。1920年12月15日，顾颉刚致函胡适，告以“清代人辨证古史真伪的，我知道有二大种而都没有看过”，其中之一便是崔述的《东壁遗书》，问胡适是否有，并建议列入《国故丛书》出版。18日，胡适复函称：“崔述的《东壁遗书》，我没有。……崔氏书有日本人那珂通世的新式圈点校印本，可惜此时不易得了。我已托人寻去。”不久，胡适得到《畿辅丛书》本的《东壁遗书》，批点一过，虽然觉得“甚多使人失望处”，“但古今来没有第二个人能比他的大胆和辣手的了”，推许崔述“是二千年来的一个了不得的疑古大家”。并进而提出自己的古史观：“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以后胡适与顾颉刚、钱玄同等人讨论疑古辨伪和古史研究，并托青木正儿搜访从钱玄同那里了解到的日本出版的《东壁遗书》铅印本，还多方收集相关资料，准备编撰崔述的年谱。而顾颉刚则通过编辑《辨伪丛刊》，逐渐形成“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想要“使中国历史界起一大革命”[26]。

1922年8月26日，日本人今关寿麿来访，与胡适长谈，主题是中日两国史学的联系及其发展变化。今关说：“二十年前，日本人受崔述的影响最大；近十年来，受汪中的影响最大。崔述的影响是以经治史，汪中的影响是以史治经。”胡适赞成今关所说的“崔述过信‘经’”，但认为“其实日本人史学上的大进步都是西洋学术的影响，他未免过推汪中了”。对于中国史学的状况，胡适的看法是：“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家”，“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日本史学的成绩最佳。从前中国学生到日本去拿文凭，将来定有中国学生到日本去求学问。”[27]这可以进一步坚定胡适对崔述和新史学的看法。

胡适《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一文，很像是有意为顾颉刚的史学革命张目。他的划法不无蹊跷，以崔述为新史学的老先锋和出发点，又以超越崔述为新史学成立的前提，不仅将晚清以来的新史学一笔抹杀，更重要的是根本改变了此前新史学的方向，由重视社会科学和民史转向疑古辨伪和科学方法。就在胡适发表《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之时，顾颉刚也刚好形成了他的古史辨理论，而且同样是以崔述的疑古辨伪为出发点和超越崔述“经书即信史”的成见为目标。[28]胡适提携弟子，张大本门，自然在情理之中，但是完全忽略此前中国的新史学，还是显得有些武断。况且他似乎并不知道顾颉刚想要公开发动史学革命。其中应当别有隐情。

抹杀晚清以来的新史学，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无疑是梁启超。以崔述为新史学的先锋，而以超越崔述为新史学的成立，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之新，便失去了凭借，不再能够占据中国新史学开山的位置。而深受《新民丛报》影响的胡适不可能不知道被誉为“一代新史学巨子”[29]的梁启超在这方面的首倡之功，后来他对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相当推崇，而绝口不提新史学，应是有意回避，以免正面否定。

五四新文化时期，梁启超与胡适等人屡有争胜，在文学革命与输入新知两方面均失去先机，整理国故便再也不甘落后。对于梁启超的处处有针对性地争风，胡适相当恼火。他认为梁启超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其实就是胡适本人），“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尽管胡适声称“于我无害而且总有点进益”，表示欢迎[30]，实际上不免耿耿于怀。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梁启超不大满意，写信告诉胡适“欲批评者甚多”，还担心下笔不能自休。[31]1922年3月4日，梁启超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讲演《评胡适的〈哲学史大纲〉》，连讲两天。胡适认为梁启超此举不通人情世故，本来不想理睬，经张竞生劝说，第二天也到场讲话。由此引发一系列的学术论争。梁启超逝世后，胡适在日记中提及相关各事，虽然时过境迁，还是承认当时双方都有些介意。[32]而在事发之际，胡适显然没有这般大度，对于梁启超追随新文化派改变对清代汉学的态度等事，涉及话语权的归属，实在是相当计较的。

在胡适和顾颉刚探讨新史学之路的同时，梁启超重新回到学术文化的建设方面，其努力之一，就是接续20年前的新史学口号，而具体化为指示创造新史的方法。他说：中国史书繁杂，但为人类文化之要项，“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这时梁启超的观念有所变化，而对旧史的批评和对新史的认定，基本还是延续前说。所谓“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殭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彼旧史者，一方面因范围太滥，卷帙浩繁，使一般学子望洋而叹，一方面又因范围太狭，事实阙略，不能予吾侪以圆满的印象。是故今日而欲得一理想的中国史以供现代中国人之资鉴者，非经新史家一番努力焉不可也。”[33]

不过，梁启超一生虽然鼓吹“新史学”，实际内涵却前后变化甚大，梳理变化的脉络及其成因，比起用新史学的概念来人为编织其史学观念和主张，更有助于研究事实，说明问题。今人所谓梁启超的“新史学”，若脱离具体的时空，即成为论者心中的历史，或者说是借梁启超发抒自己的史学。稍后梁启超读了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主要代表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的著作，忏悔此前主张用归纳法建设新史学的路径，认为历史没有共相，不存在因果，只有互缘，归纳法只能整理史料，不能研究历史[34]，不再信奉进化论和自然科学化的历史观。而新一代的“新史学”代表何炳松也主张史学纯属主观，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成为真正的科学。这与胡适的看法差异较大。在这种背景之下，胡适避而不谈梁启超的新史学，肯定不是无心之失，坚持疑古辨伪和科学方法，显然意在坚持新文化派对于思想界的领袖地位。

注意到鲁滨孙的显然不止北京的新文化学人，1922年6月，署名“衡如”者在《东方杂志》发表《新历史之精神》，依据鲁滨孙等人的理论，概述了欧美新史学的历史、发生原因、主要取向和代表人物，指出旧史学以政治史为主，注重帝王变迁，国势兴衰，战争胜负，以政治事实为编纂历史的唯一理据和决定历史性质及其发展的原因，与国家生活无关或关系不显者，均视为无研究价值。其所谓历史，一为道德伦理，一为激发爱国热忱，可称之为“国家之传记”。旧史学的政治史虽然有搜集史料翔实和考证方法精确等优长，但在发现真理与解释人类运动方面，却有明显局限。所反映的是19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与爱国主义勃兴的时代精神。

随着产业革命与自然科学的空前创获，人类文化的根据为之大变，产生了全新的观念与意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的兴起，成为推动新史学的重要原因。人们重新审视历史，认为国家至多不过是“许多人类之重要兴趣所以决定政治演进者之交换所，不足以云决定一切人类行事之机关”。作为综合史观的新史学，要将全体人类各个层面的活动有机考量，其目的在使现代人对于过去的事实有精确之了解，俾知现代文明状态之所由来及其原故；其范围以一切人类事业与活动之全体胥为所应注意之点，尤其在时间（人类社会起源）、空间（走向世界史）和内涵（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法律、自然科学各个方面）上明显扩展；而解释则有人物、经济、环境、精神、科学、社会学以及历史的自由意志等七派，各派均有著名代表。作者认为：“然最晚出而又最重要，且足以表现新历史之精神者，则综合史观也。综合史观亦名集合心理的史观。依此见解，无唯一之原因能释一切历史事业，舍一时代之集合心理外，不足决定一时代之事实；发现所以形成一时代之人生观，决定一时代生存竞争之分子而评量之叙述之，则史家之责也。英之玛纹、美之布锐斯持、铁尔聂、鲁滨孙，其最著者也。使历史而果为有益于人之学科也，则固舍此莫属矣。”[35]

与北京大学新文化派或明或暗地存在竞争的东南大学（南高）学人，在输入新知方面的影响虽然有所不及，态度却相当积极。陈训慈写了《史学蠡测》的长文，针对新史学之名称流行，而新史学的精神却不易把握的状况，着重介绍了社会心理的综合史观与新史学的关系，并且从史之范围、史之作用与其对人类关系以及史料之审别、史法之应用等五个方面，阐述新史学的精神。[36]尤其是讨论了史学是否科学以及史学的艺术性问题，与胡适等人的取向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