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史学革命与创新史学实践

2023-11-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尽管不是毫无异议，一般而言，近代中国“新史学”的发端者还是首推梁启超。因此必须发起史学革命以创新史学。

关于新史学的论著为数甚多，可是，究竟什么是新史学，哪些人可以算作近代中国的新史家，新史学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各说分别甚大。就此而言，近代中国的新史家及其新史学可以大别为三类，其一，自称；其二，他指；其三，后认。

自称如梁启超、何炳松以及一些趋新师生的团体刊物，他们公开高举新史学的大旗，并且旗帜鲜明地以建设新史学为己任。他指如王国维，王本人从未以新史学相标榜，而当时或稍后的学人却纷纷推许其为新史学的代表。张荫麟也大体可以算在这一类。后认则是后来学人综述近代史学发展变化的渊源脉络或撰写近代学术史著作时，用自己定义的新史学概念来指认的史家及其史学，范围相当宽泛。其中一些人或许并不认可新史学这样的名目，至少从来不以新史学自期。本文所论，着重于自称，也涉及他指，至于后认的对象，因为漫无边际，不作为取舍的依据。但是在本文所及时段内一些后认的行为本身，涉及当时学人对新史学的理解和认定，为题中应有之义，自然也在当论之列。这与一般讨论近代中国的新史学集中于梁启超、何炳松等少数人或是用新史学的诠释概念指认论列近代史家及其史学，有着明显分别。

虽然一切概念均为后出，层累叠加往往是自然过程而非有意作伪，可是随意使用不仅容易流于散漫，更为重要的是，在后来的定义之下，很可能将历史上实有的自称与他指排斥于范围之外，而将有意不以此为然甚至明确表示异议和反对者强行拉入，以己意剪裁史料，强事实以就我，造成历史认知的紊乱。所以，本文旨在依照时间和逻辑顺序勾勒自称与他指的脉络，也就是历史意义的“新史学”，至于诠释意义的“新史学”谱系，亦即后来由不断的取舍排序逐渐拉长上溯的条理系统，固然有定义清晰，易于今人理解（或许更加随意）的便利，却难免主观任意，隔义附会，导致关公斗秦琼式的似是而非。

此外，由自称、他指理解后认，还有两重意义，其一，或以为概念创新（包括新设与增加含义）往往由于后认，但如果不了解历史上已有的自称与他指，难免误以拾人牙慧为开天辟地，无法真正做到言前人所未曾言。其二，后认包含积淀下来的种种歧义甚多的自称与他指，一旦约定俗成，使用起来看似不言而喻，实则各说各话，难以沟通，容易误解。为了避免随意取舍，尽可能地毯式搜索各种自称与他指的史料，按时序寻绎其内在联系。近代史料繁多，无法竭泽而渔，虽不敢说巨细无遗，但大体已备，除非另设后认的主观为准则，后来者或能有所补充，要想整体颠覆，非妄即枉。对此识者自可体察，其余可以不论。

尽管不是毫无异议，一般而言，近代中国“新史学”的发端者还是首推梁启超。他刊登于《新民丛报》第1至20号（1902年2月—11月）的那篇划时代宏文《新史学》，率先高揭“新史学”旗号。梁启超的本意，不在学术的建树，而是以史学为用民族主义提倡爱国心的利器。这也是他放弃世界主义改信国家主义，试图催生新的少年中国的体现。不过，既然以“创新史学”相号召，梁启超就必须对新史学正面解说，对旧史学加以清理。

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一般学人耳熟能详，研究新史学者大都会加以征引，即四病二蔽三恶果。所谓四病：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所谓二蔽：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所谓三恶果：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2]

对旧史学的了解算不上深刻的梁启超之所以能有上述认识，得益于他通过日本接触到一些通行的近代西方史学著作和史学思想。《新史学》以“中国之旧史”开篇，头一句就是“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在梁启超看来，“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以此反观号称极盛的中国史学，从司马迁到赵翼，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史学发达二千余年，却一无可取。用一年前梁启超所撰《中国史叙论》的话说，“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不仅找不到现成的著作可以沿袭参照，就是想从中搜求材料，“亦复片鳞残甲，大不易易”[3]。即使像《资治通鉴》这样“最称精善”的史书，“今日以读西史之眼读之，觉其有用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4]。因此必须发起史学革命以创新史学。

梁启超心目中的参照，不但是泰西学术，而且是泰西的近代学术。古今中外的历史虽然都是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但“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5]。按照这样的标准，梁启超提出了创新史学的界说，第一是叙述进化之现象，第二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第三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而社会进化观念、人类群体中心以及用各种社会人文乃至自然科学为参照，则是达到上述目的的主要凭借。[6]显然，在梁启超的进化论框架里，中国的史学被安放在近世以前的古代范畴，由传统而近代的途径，也就是由中国而泰西。而其所参照的泰西新史学，不过是浮田和民以博克尔（H.T.Buckle）的《英国文明史》等欧洲流行书为底本译著而成的《史学原论》。这不仅在欧洲并非史学经典，在日本也只是专门学校的一般教科书。(www.chuimin.cn)

这样的途径与理念，当时的梁启超深信不疑，并且照此进行了一系列努力。20多年后，对梁启超推崇备至的张荫麟和不无微词的缪凤林分别盖棺论定，总结梁的成就。张荫麟指其此期的贡献除应时政论与爱国宣传外，还有介绍西方学问、以新观点批评中国学术、以新观点考察中国历史而提出史学革命方案等三点。关于后一方面，他认为梁启超“始倡于官报及帝谱而外，别创以民族及文化为对象，借国民之照鉴之历史。其于《新民丛报》中，《新史学》，《中国史叙论》已发其凡；于《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及《赵武灵王传》《张博望班定远合传》《王荆公传》《郑和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等篇中，复示其例。后有作近代中国史学史者，不能不以先生之名冠其篇矣”[7]。

缪凤林更详细论列了梁启超“其研究以史学为中心”的著作，具体为：“《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则树立国史之新观念；《国文语原解》则从文字上解释古史；《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等，则为政治史之论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则为中国学术史之创作；《中国国债史》《各省滥铸铜元小史》等，则为财政史之专著；《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等，则为历史上特殊问题之研究；《王荆公传》《李鸿章》等，则为长篇史传之创著；亚里士多德、倍根、笛卡儿、霍布士、斯片挪莎、孟德斯鸠、卢梭、康德、边沁、伯伦知理、颉德、达尔文等之学案或学说，则为泰西学术史之滥觞；斯巴达、雅典、越南、朝鲜诸国之小志或亡国史，则为外史之撰述；《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及噶苏士、罗兰夫人、克林威尔等传，则为西方传记之译著；而壬寅论中国、亚洲、欧洲地理大势及《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诸篇，解释人地相应之故尤详。虽其文多取材东籍，论列亦多谬误，然方面既众，观点亦异，实开史学界无数法门。”[8]

新史学筚路蓝缕之际，先知先觉的梁启超并非独行者。梁启超创新史学，源于他流亡日本后，接触到日本人士译著的一些反映欧洲近代史学观念的新书，有所感悟，打算写一部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无独有偶，章太炎也早有修《中国通史》的志向，他从《新民丛报》看到梁启超多论史学得失，“于历史一科，固振振欲发抒者”，不禁引为同道，且愿一身担当大任。其时章太炎的观念，与梁启超颇为相通，受各种西方社会学书的启发，并且购求日本人译著的《史学原论》及亚洲、印度等史，“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欲将心理、社会、宗教诸学，熔于一炉，“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虽然没有标名新史学，也旨在写出“新理新说”[9]。

梁启超的新史学主张和经由日本转来的欧洲史学观念，引起一些留日学生和后来成为国粹学派的知识人的反响。1902年底汪荣宝在《译书汇编》发表《史学概论》，“所采皆最近史学界之学说，与本邦从来之习惯，大异其趣，聊绍于吾同嗜好，以为他日新史学界之先河焉”[10]。侯士绾翻译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1903年出版时特改名为《新史学》。同年上海镜今书局出版新近史学译著文集，也以《中国新史学》为名。曾鲲化的《中国历史》，打出“新历史旗帜”[11]。国粹派的刘师培则写了《新史篇》。这一派学人建设新史学的努力，以进化论为历史观，着重于写民史，参考借鉴各种社会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以及分门别类搭建新体系，与梁启超的主张大体一致。[12]

不过，尽管晚清学人提出了新史学的概念，并且努力建设他们心中的新史学，可是当时的主要目标并不在学术建树，而是史学的社会政治功用。[13]除夏曾佑的《最新中学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外，后人进行具体研究时的学术史回顾，这一时期的著述很难进入视野。也就是说，虽然成为学术史考察的对象，却不构成学术研究的基础，今日的学人固然不大参考其作品，即使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人，也很少以这时的新史学为前提。反倒是清代的考据学、浙东史学和今文经学，成为五四一代学人学术建树自认的本土资源。所以他们很少追述晚清新史学对自己的影响，提到相关人物时，印象深刻的并非他们的新史学，或者是意气风发的政论，如梁启超，或者是渊博而专深的旧学，如章太炎、刘师培，尽管其中已经包含了不少的新成分或有了新外壳。当然，也不能排除五四学人有意回避清季的学术渊源，因为他们热衷的话题，不少来自清季，或是清季已经有所议论，只是未必在新史学的框架之内。而超越上一代，又始终是趋新学人的抱负。

让五四学人忽视晚清新史学的另一重要原因，当是后者所依据凭借的西学知识过于肤浅，而史学的学术建树要求又逐渐大于政治功用，以至于对外国的了解大为扩张的新一代学人很难将一般性的常识当作学术发展的起点。周予同认为晚清的新史学尚未脱离经学的羁绊，其实更为重要的原因反而在于新史学观念的形成是由于中国学人对西学的附会与依傍，各种通史和专门史基本使用外来的现成框架填充一些常见却未经验证的本土材料，甚至干脆直接编译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的著作，而且越是表浅越容易模仿[14]；一些论文也不过是套用外来的理论解说中国的历史现象，很难说是研究的结果。而他们所依据的新奇理论，在欧洲甚至日本已经成为常识乃至过时。

20年后的1923年，梁启超针对国故学复活的原因指出：“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尽管梁启超认为以今语释古籍原不足为病，还是强调不应以己意增减古人之妍丑，尤其不容以名实不相副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而且梁启超现身说法，悔其少作，承认此意“吾能言之而不能躬践之，吾少作犯此屡矣。今虽力自振拔，而结习殊不易尽。”告诫“吾同学勿吾效也”[15]。梁启超的经验之谈与蔡元培等人推崇胡适以西方系统条理本国材料为开启整理国故的必由之路适相反对，只是年轻一代学人在西学知识方面虽然可以傲视前人，却难以摸清中西两边池水的深浅，在留学生舶来的“新洋货”面前，还是不得不俯首称臣。这时梁启超的际遇，与20年前他所批评的“旧史家”颇有几分相似。

近代中国史学革命与创新史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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