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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片与功夫喜剧片:趣味盈动

【摘要】:中国早期电影,由于京剧的兴盛和默片的要求,其第一批电影实质上都是功夫片,是京剧功夫片。20 世纪50 年代粤语功夫片“黄飞鸿系列”形成了香港功夫片的第一个热潮。虽然用枪战取代了剑斗,但荣誉、手足情谊和男性亲密关系的功夫片的主题,几乎没有受到挑战。于是,一种生活化和平民化的功夫片,把角斗和滑稽结合起来的新的功夫片样式,由袁和平和成龙呈现出来。

中国早期电影,由于京剧的兴盛和默片的要求,其第一批电影实质上都是功夫片,是京剧功夫片。《定军山》之后,丰泰照相馆拍摄的影片《长坂坡》《青石山》《艳阳楼》《金钱豹》《白水滩》《收关胜》都是京剧武戏。20 世纪20 年代,古装片的兴起推动了武侠片在上海兴盛,天一影片公司创办不久,便拍摄了《女侠李飞飞》,而明星电影公司的《火烧红莲寺》在拍摄到第18 集被政府禁止之后,去香港拍了后2 集。此片不仅“火烧”上海滩,而且也把武侠片的这把火带到了香港。

20 世纪50 年代粤语功夫片“黄飞鸿系列”形成了香港功夫片的第一个热潮。其后,“黄飞鸿系列”影片多达百部,成为世界系列电影的一个奇观。从1949 年电影导演胡鹏从报纸上的武侠小说受到启发,拍摄黄飞鸿电影,直至1980 年,他一人就拍摄了黄飞鸿电影58 部。20 世纪60 年代末到20 世纪70 年代初,功夫片在香港一统天下。张策与胡金铨两大导演,以《独臂刀》和《大醉侠》开创了香港功夫片的“彩色武侠世纪”,此时台湾电影也迎来了一个短暂的辉煌期,台湾功夫片和琼瑶系列的言情片与香港功夫片交相辉映。从邵氏公司分离出来的嘉禾公司所拍摄的李小龙的影片,奠定了中国功夫片在世界类型电影中的独有位置,使中国电影开始具有了世界影响力。从1971 年开始至1973 年,李小龙主演了《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龙争虎斗》,李小龙以民族英雄的形象表现了中国人受到外强屈辱而奋起抗争的主题,所代表的中国功夫片的成功是爱国主义经典在电影中的虚拟体现,积弱积贫饱受屈辱的中国观众,特别是地处英殖民地的香港观众,带着一种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立场坐进电影院,他们喜欢在这里看到“中国人打外国人”的镜头,这也是本书前文“娱乐作品的变量因素”中提到的“固有倾向”,这种“固有倾向”在功夫片现象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香港功夫片还产生了若干变种形态,其主要包括警察片、英雄片、黑社会片三大主要类型。其代表作是《警察故事》《英雄本色》《跛豪》,香港电影人李焯桃这样评价类似功夫片之下的亚类型影片:

这是旧式武打片的一个现代变种。虽然用枪战取代了剑斗,但荣誉、手足情谊和男性亲密关系的功夫片的主题,几乎没有受到挑战。尽管如此,将武术动作设计成功的改编成枪战爆炸和动作特技设计,却也为这种世界独一无二的程式化暴力美学做出了贡献。[16]

1973 年李小龙去世后不久,香港的功夫片开始陷入困境。没有人能够超越李小龙的英雄形象,没有人能展示比李小龙更美的技击动作,香港经济腾飞的辉煌成就,也使更多的人不需要以一种虚拟的打斗来体现民族自豪感。于是,一种生活化和平民化的功夫片,把角斗和滑稽结合起来的新的功夫片样式,由袁和平和成龙呈现出来。

实际上在李小龙的后期作品中,已经开始出现了喜剧因素,比如他已经开始把华人在美国说英语发音不标准的搞笑细节融入到影片中。1977 年,袁和平导演、成龙主演的《蛇形刁手》和《醉拳》,完美地对李小龙电影进行了继承发展,形成了香港电影的一个新品种——功夫喜剧片

洪金宝、成龙、袁和平把北派武术喜剧化,创立新的电影潮流,主要代表作是《肥龙过江》《蛇形刁手》《醉拳》《师弟出马》等,其主要特点是,武打与其说是搏斗,不如说是杂耍,情节单一,无外是练功复仇,但人物性格乐观活泼,动作滑稽生动,一招一式既像杂技,又像戏曲中武丑,极富舞蹈韵味,而又妙趣横生,特别是把日常生活也武打化,生活用品信手拈来,都能发挥其效能,虽不能置人于死地,却足以使对方受辱。毕竟这种影片不是以战胜对方为主,而是以取笑对方、耍弄对方为主……[17]

香港电影的秘密也就是类型电影的秘密。世界类型电影从一个娱乐因素扩展为两三个娱乐因素,同时在某一阶段也会形成一种娱乐因素泛化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去类型化”现象,但是类型电影不会消失,去类型化的电影往往是以类型化为基础,从而形成类型电影和“去类型化”电影并存的现象。

香港电影坚守着世界电影市场的较低端的位置,这既是香港和东南亚市民的口味,也是世界电影市场中最大群体——低端受众的口味。香港的类型片无论是新浪潮到来之时,还是后现代主义兴盛之际,都以清晰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类型片特点,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注释】

[1]孙献韬、李多钰:《中国电影百年》(上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7页。

[2]《敬告读者》,《晨星杂志》(创刊号),上海晨社,1922年。

[3]《我所希望于观众者》,《明星特刊》(第3期),明星影片公司,1925年。

[4]《中国影戏取材问题》,《明星特刊》(第2期),明星影片公司,1925年。(www.chuimin.cn)

[5]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92页。

[6]丁亚平:《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60页。

[7]李姝林:《电影造星渊源考》,京华出版社,2008年,175页。

[8]丁亚平:《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440页。

[9]《论惊险小说和惊险电影》,群众出版社,1959年,21页。

[10]尹鸿、凌燕:《新中国电影史(1949—2000)》,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37页。

[11]孙献韬、李多钰:《中国电影百年》(下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41页。

[12]尹鸿、凌燕:《新中国电影史(1949-2000)》,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143页。

[13]尹鸿、凌燕:《新中国电影史(1949-2000)》,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176页。

[14][美]大卫·波德威尔:《香港电影的秘密:娱乐的艺术》,何慧玲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5页。

[15][美]大卫·波德威尔:《香港电影的秘密:娱乐的艺术》,何慧玲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17页。

[16][英]杰弗里·诺维尔·史密斯:《世界电影史》(第三卷),焦晓菊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513页。

[17]蔡洪声、朱家玲、刘桂清:《香港电影80年》,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