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电影对传媒娱乐的影响

2023-11-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20 世纪30 年代，左翼电影以及电影评论的热潮意味着中国电影娱乐“解题”时代的到来。拍摄以“解题”为核心娱乐因素的社会片，是在文明戏之后形成的一个传统。“软性电影”的倡导者刘呐鸥、黄嘉谟、穆时英认为左翼电影是“内容偏重主义的畸形儿”，是“不自然的浅薄宣传品”。

20 世纪30 年代，左翼电影以及电影评论的热潮意味着中国电影娱乐“解题”时代的到来。民族危亡和社会危机之下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在30 年代文艺作品中找到影射。

拍摄以“解题”为核心娱乐因素的社会片，是在文明戏之后形成的一个传统。1921 年，爱国华侨青年在纽约创办的长城制造画片公司明确强调的就是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究，他们关注的妇女问题包括了婚姻、恋爱、家庭等各个方面，他们甚至主张每一部影片都要提出一个中心问题：

中国有无数大问题是待解决的，非采用问题剧制成影片，不足以移风易俗，针砭社会。^[5]

中国20 世纪30 年代的左翼电影人都非常推崇列夫·托尔斯泰的这句话，即“艺术是人类生活的机关，它能把人类的理性意识移为感情”。左翼电影理论家侯曜在《影戏成本作法》中，谈到“影戏材料的搜集和选择”：

影戏是民众的艺术，它的材料可以从民众中取得。人生社会中藏着无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可取做影戏的材料，现在详细地把它写出来：

宗教问题——宗教有无存在的必要？什么是宗教的真精神？

劳动问题——怎样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怎样救济贫乏？

婚姻问题——什么是恋爱的真谛？三角恋爱如何解决？

妇女问题——女子应否参政？怎样才能解放？

军事问题——怎样排斥战争？怎样提倡和平？

道德问题——怎样打破不合时宜的旧道德？怎样建设适应现代的新道德？

思潮问题——如新旧思想的冲突。

家庭问题——如遗产问题。父母儿女间和夫妻间的权利义务问题。

教育问题——什么是教育的真精神？儿童的天性应如何引导？

性欲问题——如性欲上的疾病，性欲教育。(www.chuimin.cn)

政治问题——如民族革命，政治改良。

法律问题——如司法界的黑暗，监狱的改良，犯罪。

国际问题——如万国联盟，民族自决的问题。

职业问题——如农业、商业、工业等问题。

健康问题——体育应如何提倡？公共卫生机关应如何设备？

人生问题——什么是人生的真义？怎样求幸福？^[6]

1933 年夏衍编剧的反映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狂流》是中国左翼电影的发端，也是中国电影娱乐“解题”时代的开山之作。1937 年明星电影公司的爱情片《马路天使》和新华影业公司的恐怖片《夜半歌声》已经成功超越了张石川时期的类型娱乐片，把时代特殊的娱乐“解题”与类型片因素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中国20 世纪30 年代的左翼电影和左翼文学一样，都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宣传作品，核心原因就是和左翼电影、左翼文学一样都受到了市场的充分认可。

1933 年史称“中国电影年”，上海各家公司所拍摄的70 余部影片中，左翼电影占了三分之二，夏衍、郑伯奇、阿英、洪深和郑正秋组成了明星公司的编剧委员会，前三位是颇受市场认可的编剧和电影评论家，其中夏衍和阿英还是当时“党的电影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是在瞿秋白的同意下成立的。而1934 年的《渔光曲》作为左翼电影的巅峰作品：

在上海滩60 年罕见的闷热酷暑中，《渔光曲》连续上映了84 天，成为当时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放映时间最长的一部影片，报纸上不断出现“人活80岁罕见，片映80天绝无”“街头巷尾无人不谈《渔光曲》，大家小户无人不唱《渔光曲》”一类的大字标题。^[7]

对中国左翼电影娱乐性的认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电影史论家与20 世纪30 年代的倡导“软性电影”的电影理论家，都持有一种观点，即中国左翼电影是政治电影，而不是娱乐电影。“软性电影”的倡导者刘呐鸥、黄嘉谟、穆时英认为左翼电影是“内容偏重主义的畸形儿”，是“不自然的浅薄宣传品”。他们在1933 年发表的《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一文中，主张电影应当是软性的，“是给眼睛吃的冰激凌，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观众看电影不应该带“副思想”和倾向性，而仅仅依靠“美的观照”。对此，夏衍曾经这样反驳：“现代的事物都是软性的吗？现在的人物和思想都是软性的吗？国际间政治经济冲突是很硬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九·一八和一·二八，总也不是软性的吧？”

应当说“软性电影”的观点是错误的，研究者们一是忽略了提供社会认识的解题因素，而这个因素在电影中具有巨大的娱乐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倡导的无倾向性和纯粹的审美观照是不存在的，而固有倾向恰恰是娱乐的重要原因。《马路天使》《渔光曲》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正体现了社会认识与政治倾向性作为固有倾向在娱乐中的巨大意义。但是，从政治角度完全否定“软性电影”的存在也是偏颇的，这种否定当然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而夏衍对“软性电影”的反驳是合理的，夏衍没有否定“软性电影”存在的价值，而是强调“硬性电影”存在的意义，意味着“软性电影”和“硬性电影”是可以共存的。

20 世纪40 年代的后五年里，中国电影已经不再追求类型片突出某一种娱乐因素的特点，而是综合多种娱乐因素，产生了类似“新好莱坞电影”的“去类型化”的现象，这让中国电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代表作是“文华电影”的诸多作品，如费穆导演的《小城故事》和桑弧导演的《太太万岁》。以张爱玲编剧的《太太万岁》为例，这部电影既不是一个家庭伦理片，也不是一部纯粹的喜剧片，这部电影杂糅了社会悲情与喜剧技巧，“去类型化”特点十分突出。1949 年之后，中国电影又明显走回了类型电影的道路上，代表作品有1952 年上映的红色类型片《南征北战》，商业类型片形成观赏热潮始于1982 年上映的香港电影《少林寺》。

1985 年，当《少林寺》红火近三年后，中国电影产生了一个类似“类型片的集体灭绝”现象，说明了陈凯歌、张艺谋等第四代、第五代导演将中国电影再次带回到了20 世纪40 年代“文华电影”的“去类型化”的道路上。然而，无论是20 世纪40 年代末的“文华电影”，还是1985 年中期兴起的“第五代电影”都不能宣告类型电影在中国电影产业中的消失。

左翼电影对传媒娱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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