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幽默杂志《笨拙》百年传承,并创中国杂志销量纪录

幽默杂志《笨拙》百年传承,并创中国杂志销量纪录

【摘要】:1841 年,英国幽默杂志《笨拙》是期刊幽默现象的典范,其后成为百年期刊。幽默的《论语》立即风靡了上海滩,销量达三四万份,创了中国杂志史上的一个纪录。第三就是“幽默主义”了。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受到欢迎的同时,包括杂志上的通俗小说、周作人的闲适散文、林语堂的幽默小品文作为一种非功利的娱乐的文学,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在杂志发展历史上,幽默内容和以幽默为主题的杂志,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娱乐现象。

1841 年,英国幽默杂志《笨拙》是期刊幽默现象的典范,其后成为百年期刊。美国杂志历史学家弗兰克·鲁瑟·莫特在他的《美国杂志史》中,总结了在美国早期杂志中所出现的“城市笑话”这一现象,他整理了一份19 世纪经典的“城市笑话”目录,列举了一些笑话,戏称为“城市戏剧”。他认为,尽管笑话材料可能不尽相同,但这些主题大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洞房之夜趣事/暴发户趣事/讨厌的求婚者的笑话/老姑娘的笑话/醉汉回家的笑话/害羞的求婚者的笑话/警察瞌睡虫趣事/名誉的笑话/小贩幽默/情书笑话[11]

20 世纪30 年代,林语堂将英文的“humor”译成幽默,他也把幽默的风格充分显现在他所创办的杂志上。幽默体现在他北京创办的《语丝》,更体现在上海创办的《论语》和《人世间》。1932 年,林语堂模仿英国老牌幽默杂志《笨拙》而创办了《论语》。幽默的《论语》立即风靡了上海滩,销量达三四万份,创了中国杂志史上的一个纪录。《论语》倡导幽默,甚至上升为“幽默主义”。对此,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林语堂序》中对其幽默主义作了如下批评:

在一个社会的变革期中,由于黑暗现实的压迫,文学家大概有三条路可走,一种是“打硬仗主义”,对黑暗的现实迎头痛击,不把任何危险放在心头,在新文学中,鲁迅可算是这一派的代表……二是“逃避主义”,这一班作家因为对现实失望,感觉无事可为,事不可说,倒不如“沉默”起来,“闭门读书”,即使肚里也有愤慨。这一派可以“草木虫鱼”时代的周作人为代表。第三就是“幽默主义”了。这些作家打硬仗没有这样勇敢,实行逃避又心所不甘,讽刺未免露骨,说无意思的笑话会感到无聊,其结果,就走进了“幽默”一途,这种文学的流行也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12]

阿英的评述似有不当之处,如果如他所说,把《论语》所倡导的幽默主义归为对现实政治的恐惧,是难以解释林语堂对幽默期刊的理解和追求。中国近现代的文学,一直为政治气氛所笼罩,一直是文以载道传统的延续。这在鲁迅所说的“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代里,是非常适宜的,因为文学必须与政治相关联。但是与此同时,文学仍会以一种非主流的姿态,保持其娱乐的本质。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受到欢迎的同时,包括杂志上的通俗小说、周作人的闲适散文、林语堂的幽默小品文作为一种非功利的娱乐的文学,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www.chuimin.cn)

正如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一书和《论幽默》一文中,所谈到的艺术的本质和他对幽默的尊重:

艺术是创造,也是消遣,这两个概念中,我以为以艺术为消遣,或以艺术为人类精神的一种游戏是更为重要的,我虽然最喜欢各式不朽的创作,不论它是图书建筑和文学,但我相信只有在许多一般的人民都喜欢艺术为消遣,而不一定希望有不朽的成就时,真正艺术精神方能成为普遍面弥漫于社会之中。[13]

我很怀疑世人是否曾体验过幽默的重要性,或幽默对于改变我们整个文化生活的可能性——幽默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在生活上的地位。当我们的统治者没有笑容时,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他们有的是枪炮啊。在另一方面,只有当我们冥想这个世界有一个嬉笑的统治者去管理时,我们才能体味出幽默在政治上的重要性。[14]

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字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种问题之外,尚有余力,从容出之,遂有幽默。[15]

应该说《论语》对幽默的追求,不是无奈,而是严肃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