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革命的成果-传播媒介娱乐史纲

2023-11-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902 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正式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于是，中国的小说在“五四运动”后，出现了观念上的分流。倡门小说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里被称之为“狭邪小说”。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小说是从谴责小说、讽刺小说和黑幕小说开始的。对此分类，鲁迅并不是以小说的艺术水准或娱乐水准为标准，而

中国的书籍娱乐在近现代仍以小说娱乐为主流，但小说创作的方法和创作环境与明清相比，却发生了许多变化。

变化之一是外国小说的引入。从梁启超倡导翻译政治小说、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到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代表了当时小说翻译的三大倾向。既有为政治与科学的实用而翻译的小说，又有为消遣娱乐而翻译的小说、为艺术借鉴而翻译的小说。三类小说一种是给政治家看的，一种是给老百姓看的，一种是给艺术家看的。

给政治家看的小说，包括政治小说，除法国启蒙主义的作品外，影响都很小。给艺术家看的小说，数量更是寥寥无几。给老百姓看的小说，却大受欢迎。尽管梁启超呼吁多译政治小说和科学小说，但是翻译数量最多的却是侦探小说。其中在1896 年至1916 年的20年间，翻译数量第一的作家是柯南道尔（32 种），第二是哈葛德（25种），第三是凡尔纳和大仲马（17 种）。

变化之二是小说的创作观念出现了分流现象。1902 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正式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实际上，梁氏对小说的倡导，与中国古代对小说的贬斥一样，都是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认为“小说是文学之最上层”，“宜作史读”，“宜作子读”，“宜作志读”，“宜作经读”，“可作风俗通读”，“可作兵法志读”，“可作唐宋遗事读”，“可作齐梁乐府读”。如果要小说实现这样的功能，那就会使艺术创作失去了一种娱乐态度，而这是艺术本身所不能承受的。在20 世纪，中国人自强图存的政治焦灼感，与中国文化的实用主义态度相结合，使得中国人没有心情去在小说中得到娱乐。

以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不合时宜者”梁实秋为例，在文学史上，他一直是作为鲁迅文中的被批判对象而存在，他最有名的称号，就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他倡导的是写雅舍小品，包括音乐、孩子、男人、女人、美食、理发、下棋等内容，都是出于娱乐目的。梁实秋曾经推出一个“菜刀说”，他说菜刀是用来切菜的，但是强盗来了也可以杀强盗，但是不能说，菜刀就是为了杀强盗而生产的。对此，老舍的一段话，倒是可以解释梁及当时许多作家艺术家的“不合时宜”：

在太平岁月，可以“莫谈国事”，无论什么一点点细微的感情与趣味，都能引起读者的欣赏，及至到了战时，即使批评者高抬贵手，一声不响，即使有些个读者还需要那细微的感情与趣味，作为一种无害的消遣，可是作者这颗心不能真像以前那样，安坦闲适了。炮火和血肉使他愤怒，使他要挺起脊梁，喊出更重大的粗壮的声音，他必须写战争。^[3]

所以正是这样的原因，林语堂的幽默和梁实秋的雅致，只有在20 世纪80 年代后开始安定富足的中国，才受到人们普遍的认可。同样的原因，让鲁迅在他的后十年没有写出长篇小说甚至是更好的短篇小说，而只有“匕首投枪”。于是，中国的小说在“五四运动”后，出现了观念上的分流。其中，以社会革命为目的的小说和以消遣娱乐为目的的小说泾渭分明，成为两个不同的阵营，而以社会革命为目的的文学流派的形成，就是以批判消遣娱乐的文学现象而树立起自己的旗帜。

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文学研究会在宣言中说：“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文学研究会倡导的文学功能，实质只是文学的功能之一，并不是全部功能，也不是本质功能。作为文学的本质功能，鲁迅先生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时候，总结其小说的功能是“娱心悦目”，“主要是娱心，而杂以惩劝”。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如反帝反封建和自强图存，实质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正统文艺思想，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文以载道”的延续，后者的“惩劝”曾经断送了中国古代短篇小说。

但是，当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怒斥中国娱乐文学的时候，朱自清却谈了自己的看法。

朱自清在《论严肃》一文中写到：“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朱自清的观点，清醒地看到了小说发展的本质，那就是娱乐性是小说的主干。

中国近现代娱乐小说有言情小说、社会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四大派别。

中国近现代言情小说的开山作品是1848 年邗上蒙人的小说《风月梦》，这部小说写的是义结金兰的五兄弟和五个妓女之间的故事。由此建立了中国近现代娱乐小说的重要分支：倡门小说。

倡门小说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里被称之为“狭邪小说”。并概括了早期倡门小说的流变过程：“作者对于妓家的写法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溢美就是把嫖妓行为，写成才子佳人美好的风流故事，代表作是俞达的《青楼梦》。全书写的是主人公金挹香对三十六个妓女的“痴情”。近真是对嫖妓较为真实的描写，代表作是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鲁迅认为此书“平淡而近自然”，“记载如实，绝少夸张”。刘半农、胡适和张爱玲都对此书有着极高的评价。溢恶是把嫖妓行为描写成一种下流行为，代表作是张春帆的《九尾龟》。鲁迅对这类作品的评价是：“一到光绪末年，《九尾龟》之类出，则所写的妓女都是坏人，狎客也象了无赖。……才子佳人的书盛行了好几年，后一辈才子的心思就渐渐改变了。他们发现佳人并非因为爱才若渴而做婊子的，佳人只为的是钱。……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服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了她们的便宜。……因为可以做嫖学教科书去读。”

倡门小说在早期经历上述的三变后，在民国初年发生了又一次变化，那就是把人道主义思想贯穿其中，代表作是：何海鸣的《十丈京尘》、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周天籁的《亭子间嫂嫂》。这个变化标志着中国妓女题材小说从娱乐价值上，已经从性娱乐走向了人情娱乐的一个更高的境界。作品本身认识价值提高的同时，娱乐价值也有所增加。

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小说是从谴责小说、讽刺小说和黑幕小说开始的。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把《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孽海花》称之为“四大谴责小说”。同时，在这部书里，鲁迅又把这种暴露社会问题的小说，分为三个档次：最上者为“讽刺小说”，居中者为“谴责小说”，其下者为“黑幕小说”。对此分类，鲁迅并不是以小说的艺术水准或娱乐水准为标准，而是以社会认识的水准为标准的。讽刺小说和谴责小说都带有较强的社会批判价值，因而被鲁迅列于黑幕小说之前。

但实际上，以此分类确有不妥之处。这三个档次的分类标准是含糊的，前两者都是小说表现的主观特征，后者却是小说的故事题材。如鲁迅分出的黑幕小说中，也有着强烈的批判色彩，甚至在当时就有人称之为“谩骂小说”。因而从小说的主观特征或是故事题材的角度来划分小说的档次是不够科学的。

近代中国社会小说都有批判的成分，也都有再现黑幕的成分。批判有剖析、责问、讽刺和谩骂的不同层次；黑幕的种类则更加丰富了，这里有政界黑幕、军界黑幕、学界黑幕、商界黑幕、报界黑幕、家庭黑幕、会党黑幕、匪类黑幕、江湖黑幕等。总之是一个社会领域给人们带来神秘和惊愕的快乐。(www.chuimin.cn)

社会小说从来都是世界娱乐小说的重要分支。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从认识的角度，其价值是“现实”，而从娱乐的角度，其价值却是“批判”。在娱乐因素中，惩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惩恶因素的存在，人们才会欣赏“讽刺小说”中的“讽刺”、“谴责小说”中的“谴责”以及“黑幕小说”里的“谩骂”。社会小说的娱乐因素的主体是由惩恶与奇观两大因素组成的。宣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窥视社会某一领域的奇观现象并进行谴责成了这类小说的娱乐要素。

中国晚清的公案小说其娱乐本质的因素原是解题，但由于江湖人物的出现，许多娱乐因素也随之出现了。“侠”类之主题，无论是主旨精神、故事结构和人物特点，都是角力因素的充分体现。

民国的武侠小说的出现，就社会因素说，与中国人的近代屡挫于外敌的民族心态是不可分开的。梁启超在1904 年就出版了《中国之武士道》，鲁迅也写过《斯巴达之魂》，都是在倡导一种民族尚武精神。这种时代的气氛，客观上催生了武侠小说，但这并不是武侠小说存在的根本原因。

武侠小说核心的娱乐因素是角力，这是武侠小说最受欢迎的原因。这个娱乐因素原本在《史记》的“游侠列传”中显露出来，并在近代武侠小说那里发扬光大，近代武侠小说在角力的同时，开始创造一种“精神奇观”。这种侠之“精神奇观”被梁启超概括为：“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

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代通俗文学史》，把民国武侠小说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1912 年至1922 年为萌芽期。这是一个倡言革命的时代，反抗列强的民族意识、反对专制的民主意识都明显地表现在这一时期的所有文学作品中，在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里，这种政治意识也非常明显。其代表作品是叶小凤（叶楚伧）的《古戌寒笳记》，此小说的题材为明末清初的抗清斗争，作者又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曾为同盟会员，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小凤有着明确的武侠小说的创作观念，称小说应“有志于移风易俗”。

1923 年至1931 年为繁荣期。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打击了中国的旧文学的所有样式，新文学在表现当代意识和政治意识的方面，不论在语言上，还是在创作方法上，都有着强大的优势。此时，武侠小说和其他通俗小说都无法表现新小说的革命特征。于是，这一时期的通俗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便把倡言革命的任务交给了新小说，而自己则退却于娱乐小说的单纯位置上。这样反倒使武侠小说回归于娱乐小说的本体上，带来了武侠小说的一个繁荣。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是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

1932 年至1949 年为成熟期。这一时期，武侠小说的数量并不如前一个时期多，但却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流派，如还珠楼主（李寿民）的“仙魔派”、郑证因的“技击派”和朱贞木和“奇情派”。不同的流派实质是对不同的娱乐因素挖掘，使武侠小说在角力和奇观的主体娱乐因素下，揉入了魔幻因素（仙魔派）、性与情感因素（奇情派）等，这使得中国武侠小说的娱乐因素得到了全面的挖掘。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是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

中国侦探小说的源头是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中国的公案小说原本具有社会小说的性质，其最重要的娱乐因素是惩恶，而在西方小说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公案小说娱乐因素中的惩恶让位于解题。按《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说法，就是“包公让位于福尔摩斯了”。

自晚清开始，翻译作品大量出现，而侦探小说则为数最多。阿英在《晚清小说史》做过总结：“如果当时翻译的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500 部以上。”早在1896 年，《时务报》的英文编辑张坤德就翻译了4 篇柯南道尔的小说。之后几年里，柯南道尔的小说有311 件次被翻译。继柯南道尔后，法国作家勒白朗的作品又引起轰动。他的作品塑造了一个侠盗——亚森·罗宾。从福尔摩斯到罗宾、从抓人的变成被抓的，又出现了一个反侦探小说的新类别。

中国作家们受到启发也开始尝试着创作中国的侦探小说，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如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和孙了红的“侠盗鲁平系列”。同时，各种侦探推理小说的模式也日益成熟，出现了不同的风格，如侦探言情小说、侦探公案小说、侦探武侠小说、侦探滑稽小说等。这里，解题与性、角力、惩恶、滑稽等因素相结合，丰富了侦探小说的娱乐因素。

但是，与武侠小说相比，中国的侦探小说的发展没有达到一种完美境界。这里固然有许多社会心理原因，如当时社会的非法制化的特点，使侠客比侦探更具有解决社会矛盾合理方式。可是，就中国侦探小说本身而言，其娱乐性也没有达到外国侦探小说的程度。就娱乐因素而言，中国侦探小说在解题因素和奇观因素上与外国侦探小说多有差距。中国的侦探小说由于在科学手段和推理的逻辑上的原因，让读者感到“题”解得不巧妙；在写作用法上，中国的作家刚从外国侦探小说中学会“倒叙”等写法，还没达到得心应手的程度。这就使得中国侦探小说在悬念的制造上，不如外国侦探小说那样引人入胜，这也使解题的趣味性大打折扣。同时，中国侦探小说的背景多为平民社会与家庭，而外国侦探小说的背景则多为上层社会、荒岛城堡，奇观性就更强。

【注释】

[1]娄义华：《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35页。

[2]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00页。

[3]向阳：《经典躺着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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