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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作品恒量因素之四:滑稽-传播媒介娱乐史纲结果

【摘要】:中国先秦的哲学小品往往以寓言的方式出现,其中一些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笑话,如邯郸学步、拔苗助长、月攘一鸡、东施效颦、守株待兔等。中国喜剧文化史的两个现象:元代喜剧和清代相声,都是在外族统治时代的正统文化衰落时产生的。由于上述的原因,中国的喜剧出现于宋代。近代开始,中国南北方出现了两种喜剧样式,即中国北方的相声和南方的滑稽戏。

关于滑稽,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有一段这样的论述:

有一个人在街上跑,绊了一下脚,摔了一跤,行人笑了起来,我想如果人们设想这个人是一时异想天开,在街上坐了下来,那他们是不会笑的。别人之所以发笑,正是因为他不由自主地坐了下来,因此引人发笑的并不是他的姿态的突然改变,而是这个改变的不由自主性,是某些笨拙。街上也许有一块石头,原本该改变速度或者绕过障碍,然而由于缺乏灵活性,由于疏忽或者身体不善于应变,总之由于僵硬或者惯性的作用,当情况要求有所改变的时候,肌肉还在继续进行原来的活动,这个人因此摔了跤,行人因此笑了。[9]

柏格森的理论,滑稽是一种惯性的突然消失。人类有许多的惯性现象,从社会历史的发展,到个人的语言表述顺序,只要拥有智慧,就可以发现生活中到处存在着“惯性的消失”。黑格尔说的“笑着向历史告别”,鲁迅说的“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中国相声的三翻四抖都体现了“惯性的消失”。

柏格森关于滑稽有两个有价值的观点:一是他认为在人的范围以外,无所谓滑稽,因为人才是能笑的动物;二是笑是一种不动感情的心理状态,看来只有在宁静平和的心灵上滑稽才能产生震撼的作用。无动于衷的心理状态是笑的自然环境,笑的最大的敌人莫过于感情。

美学中的四大类型:壮美、优美、悲剧、喜剧,以柏格森的观点,只有喜剧是完全属于人类的,也只有喜剧是不伴随强烈情感的。

滑稽中包括通常理解的各种文化层面的喜剧,对滑稽的理解取决于人的智慧而非情感。由于智慧和视角的差异,滑稽体现了不同的文化层次和文化广泛性,其可以是杂耍,可以是噱头,可以是幽默、可以是讽刺。以笑为特点的滑稽,永远是人类娱乐生活,特别是大众传播娱乐的最重要的类别。

滑稽,最古老最民间的呈现形式就是笑话。中国先秦的哲学小品往往以寓言的方式出现,其中一些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笑话,如邯郸学步、拔苗助长、月攘一鸡、东施效颦、守株待兔等。侯宝林在谈到中国古代寓言时认为中国先秦的哲学寓言来自于民间笑话:

这些笑话,富有农村生活气息,其中有关农事的生动形象不可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士大夫们创造出来的,虽然一经文人的记录或改写,他们可能失去了人民口头创作的某些风采,但是缘事而发的故事情节,浓重夸张的喜剧趣味,还都保持了民间笑话的特色。[10]

优人或弄臣是中外古代社会喜剧的一个共同现象。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司马迁对于这些优人或客串优人的搞笑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颂扬东方朔、淳于髡、优孟、优旃一类滑稽人物“不流世俗,不争势利”的可贵精神,及其“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非凡讽谏才能。他们出身虽然微贱,但却机智聪敏,能言多辩,善于缘理设喻,察情取譬,借事托讽,因而其言其行起到了与“六艺于治一也”的重要作用。

中国文化自先秦以后,对喜剧式的表达,一直采取很不屑的态度,庄重著文、文以载道,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司马迁对这些滑稽人物的赞许,也体现了他的“寓教于乐”,或者叫“寓谏于乐”的思想,其本质上仍然是严肃的政治。中国喜剧文化史的两个现象:元代喜剧和清代相声,都是在外族统治时代的正统文化衰落时产生的。

来自宫廷的滑稽,分成谐趣与讽刺两大类别,以谐趣为主讽刺为辅,这两种滑稽类别都很受各个阶层的欢迎。纵观人类的滑稽或喜剧现象的发展历史,两个因素是其发展的最大动力:大众市场、讽刺喜剧的生长环境。

大众市场可以形成最广大的消费能力,滑稽,特别是粗俗的以谐趣为主的滑稽节目成为大众娱乐的重要内容。同时,当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时候,讽刺类节目也会受到市场的喜欢,文化环境的宽松既表现了社会管理者对文化市场的大度,同时也表现对讽刺作为滑稽中的一种精英文化的宽容。

由于上述的原因,中国的喜剧出现于宋代。宋杂剧,从唐参军戏发展而来,在瓦舍勾栏上演的时候,早已由两个角色发展为多个角色,在内容上,由于宋代非常宽松的政治与文化管理,使得宋杂剧的讽刺喜剧特点非常明显。从国家政策到政府高官,都成为了讽刺的对象。《中国喜剧史》描述了宋代喜剧演员讽刺秦桧的故事:

绍兴十五年四月,宋高宗因秦桧卖国有功,赐他一座宅邸和大批财物,并赐酒庆贺,特派教坊司的优伶前去助兴,朝廷大臣全部赴宴。酒喝到一半时,演出开始了:一位扮“参军”者上来把秦桧的功德颂扬了一通,另一人捧着一把太师椅跟着他团团转,二人插科打诨,妙语连珠,但“参军”者要坐下之前向对方作揖致谢,把帽子掉了下来,露出脑后的二胜环(一种头饰),搬椅子者问这是什么,“参军”回答二胜环,搬椅子者立即敲着对方的脑袋骂道:“你只顾坐太师椅领取赏赐的财物,把二胜环(二圣环)都撇在脑后了!”戏演到此举,举座失色。[11]

元代喜剧的兴起,是由于外族统治者缺少文化管理的能力,加上大量文人仕途受阻,被迫进入了大众市场谋生,高水平的文人转业为戏曲创作者,把分散在宋代市场上的低俗喜剧,发展为登堂入室的高雅艺术。《李太白匹配金钱记》的作者乔吉,为自己的一生写了一则小令:

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12]

元代的文人由于长期不能进入政界,其喜剧作品以谐趣喜剧为主,讽刺喜剧比宋代少了许多。著名的谐趣喜剧包括:《西厢记》《拜月亭》《墙头马上》《柳毅传书》《李逵负荆》《救风尘》《望江亭》《金线池》《谢天香》《竹坞听琴》《红梨花》《金钱记》等作品。

近代开始,中国南北方出现了两种喜剧样式,即中国北方的相声和南方的滑稽戏。(www.chuimin.cn)

相声本来是口技的一个变种,从宋代的“吟叫”开始,发展到清代的“象声”,其原来是表现一种技艺奇观,之后其中的语言幽默比重逐渐增加,最终成为表演的主体内容,即“说学逗唱”都围绕喜剧效果而表演。至今许多传统的相声艺人,仍然要学习数来宝、太平歌词、双簧、口技等中国传统曲艺,但说和逗是表演的主体。民国之后,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戏园和广播的兴起等因素,给相声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中国南方的滑稽戏有两个来源,即是近代文明戏中的“趣剧”和江南民间的“独角戏”。

文明戏本来是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学习表演话剧的成果,其题材和主题具有现代特征,但进入市场之后,往往在正剧上演之前,加上一段以滑稽为主的“趣剧”,以调动观众情绪。由于这种戏剧深受欢迎,之后,上海的游艺场中开始出现一批专业趣剧的演出团体,趣剧名称变成了滑稽新戏、滑稽喜剧、滑稽趣剧、滑稽话剧等。这些剧目脱离了文明戏的严肃主题,转而进入了市民主题,剧中人物多为土豪、官吏、流氓、小偷、骗子、小贩等。

与趣剧表现情节故事的方式不同,“独角戏”的表现方式是一人到三人的说唱,其原始形态与中国北方的二人转非常相似。1927年,文明戏演员王无能正式打出独角戏的旗号,一时间效仿者众多,进而由王无能搭档钱无量、刘春山搭档盛呆呆、江笑笑搭档鲍乐乐、陆奇奇搭档陆希希、丁怪怪搭档赵希希,组成了独角戏的“五福团”。

应上海的市民需要,滑稽表演进入了堂会、电影和广播中。1939 年,上海妇女补习学校发了一份针对学生娱乐兴趣的问卷,其中一项是:“你最喜欢哪几种无线电播音?”调查显示滑稽戏受欢迎程度在音乐、歌唱、故事、话剧之后名列第五。

与相声、滑稽戏同时盛行于民国时期的还有漫画。与世界报刊发展同步,民国时期的报刊出现了一个漫画热,以至于有人戏说中国的文化史是“唐诗、宋词、元曲、民国漫画”。从世界漫画史看,漫画的核心内容是滑稽。漫画一词来源于意大利语“caricare”,它的字面意思是加压和增加重量,可以理解为一个物体,在增加了重量之后产生了局部的变形。这就是产生怪诞事物、引人发笑之时,也就是前述柏格森所说的,当惯性使事物某一部分发生了变化,滑稽便产生了。面对滑稽,世界漫画史走了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讽刺,另一条道路是幽默。前者成为宣传的有力武器,后者成为娱乐的消遣品。

中国著名报刊漫画家叶浅予曾经这样检讨自己:

漫画艺术,有生以来便具有批判的锋芒,讽刺就是批判……各国流行一种“无意义”漫画,我们现在称之为幽默画,画家编造情节,想入非非,逗人一笑……我把自己在30 年代创造的王先生和小陈两个丑角,抛进了垃圾箱……[13]

在中国报刊漫画史上,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和叶浅予的《王先生和小陈》,就是讽刺漫画和幽默漫画的代表作。在一个革命的时代讽刺漫画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就整个漫画历史来说,幽默漫画的数量更多。《王先生和小陈》风靡民国报刊十年,其后,又由汤杰导演拍成了系列滑稽电影。

电子媒介时代,最具有滑稽特征的媒介娱乐现象,是广播电视脱口秀和喜剧影视作品。

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甚至认为,电影的本质是喜剧的,而从电影发明起,喜剧电影就一直成为电影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电影史学家认为,卢米埃尔兄弟的《水浇园丁》是喜剧电影的胚胎。而几乎所有国家的电影史,都是从喜剧电影开端。几乎所有的电影大国的电影史上,都有非常辉煌的喜剧片时代:

吉山旭光在他的《日本电影事物起源》一书中指出,当时日本人看到的第一部喜剧影片,是卢米埃尔用活动照片机制成的《恶的报应》。这部喜剧影片的情节是:一个老头正坐在公园的长凳上看报纸,一个年轻人出现了,他把老头的手帕打了个结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坐在长凳的另一端,老头想擦汗,拿起手帕一看觉得奇怪,便站起来,年轻人连人带长凳都翻了。……日本电影的第一部喜剧影片,是1899 年夏天公映的《书生被涂墨,长凳恶作剧》……情节是这样的:一个书生,躺在公园的长凳上睡午觉,两个路过的年轻人用随身携带的小墨盒往他脸上涂了墨,书生一翻身从长凳上掉下来。书生一看两个年轻人看到他大笑不止,便愤怒地向两个人追去,显而易见,这个构思是从《恶的报应》等活动照片机拍的影片那里借来的。[14]好莱坞电影所创造的类型电影中,喜剧片也是一个重要类别。

1910 年—1930 年,美国默片时代里粗俗喜剧片成了主角,这里产生了制作出上千部喜剧电影的专业公司——基石公司,伟大的查理·卓别林和劳莱与哈代组合。这里充分显示了一个道理:喜剧是唤起人类恶作剧的本能,并为之寻找到了替代物:

戴圆顶礼帽、身穿宽肥长裤的流浪汉,飞也似的冲过一座旋转门,突然停下的目的,是朝着追赶者的屁股踢上一脚;一座大楼的前部正往下倒塌,而站在门口,面无表情的人,竟然安然无恙;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莽汉,高高悬挂在塔楼顶大钟的指针上;两名天生的倒霉蛋为了挣几个钱,竟引起一场用奶油蛋糕扔来扔去的混乱……这类滑稽剧,节奏快、搞笑快,但粗俗不堪。[15]

中国最早的两部故事片,1913 年拍的故事片《难夫难事》《庄子试妻》和目前中国保存下来最早的一部电影《劳工之爱情》,都是喜剧片。20 世纪90 年代中国影视市场的勃兴,其重要原因是出现了以冯氏电影为代表的贺岁片和以英达为代表的电视情景喜剧。

网络时代以来,民间笑话这个古老的民间娱乐样式真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台,这就是“段子”现象。民间笑话的原生状态是碎片化的,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碎片化”和“数量多”的两个特点都十分符合大众传播媒介的要求。在报刊时代,民间笑话是报刊大块文章夹缝中的小品,比如我们熟悉的《故事会》《笑林》《读者》等杂志都刊登了大量的民间笑话;在广播电视时代,它主要盛行于广播电视的脱口秀之中;网络时代到来之后,特别是社交平台的广泛使用,“段子”内容的丰富性和喜剧性,在论坛、贴吧、微博、微信和各种短视频网站都得到了最大的提升。

“段子”以碎片化的状态表现了滑稽,以多元化的喜剧内容表现了民间文化的特点,这是网络时代的一个媒介娱乐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