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作品中性的恒定因素

2023-11-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性行为不仅仅是因为繁衍，也是人类最快乐的源泉之一。但食物与性却始终是人类不可缺少的。《诗经》之后的诗歌史和音乐史都在表述最恒久的一个主题——性爱。性不论在现实娱乐还是媒介娱乐中都是较难抑制的商品现象。西方娼妓史上第一个国家妓院“达克态里翁”，为有效制止当时雅典社会的淫乱。

性行为不仅仅是因为繁衍，也是人类最快乐的源泉之一。人类对快乐生活的态度，最明确的表现就是对性的看法，同时，性在人类的娱乐生活中也是经常在社会道德的底线上下变动的。人类的生活娱乐中，有许多娱乐行为是与生俱来的，也有的娱乐行为可有可无的，比如印第安人给拓荒者烟草到现在也不过是两千年。但食物与性却始终是人类不可缺少的。

性是人类生活和娱乐中最有道德复杂性的一个领域，色情的泛滥为大多数社会所不容，同时性又是爱情的最正常的体现，也是人类生活中最美好的一部分。

《诗经》中最具魅力的内容就是那些描写爱情的诗，这说明了孔子把男女之爱视为非常美好的东西，于是他把“关关雎鸠”定为诗三百的第一首。在《诗经》中的爱情诗描写了各种各样的男女之情。这里的爱情主角有纯情男子《周南·关雎》，有浪荡青年《卫风·氓》，有脉脉怀春的少女《郑风·将仲子》，有快嘴伶俐的妇人《郑风·褰裳》，有山野间的大胆调情《野有蔓草》，有床笫间的幽话《郑风·女曰鸡鸣》。对于《诗经》中的男女性爱，也可以说是自中国小说出现前最大胆的描述，郑振铎这样赞美：

在全部《诗经》中，恋歌可说是最晶莹的圆珠圭璧；假定有人将这些恋歌从《诗经》中删去了——像一部分宋儒、清儒之所主张者——则《诗经》究竟还成否一部最动人的古代诗歌选集，却是一个问题了。这些恋歌杂于许多民歌、贵族乐歌以及诗人忧时之作中，譬若客室里挂了一盏亮晶晶的明灯，又若蛛网上缀了许多露珠，为朝阳的金光所射照一样。他们的光辉竟使全部的《诗经》都金碧辉煌、光彩炫目起来。他们不是忧国者的悲歌，他们不是欢宴者的讴吟，他们更不是歌功颂德者的曼唱。他们乃是民间小儿女的“行歌互答”，他们乃是人间的青春期的结晶物。^[4]

《诗经》记录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狂欢的社会，人们把性爱当作自由欢乐的行为，甚至在一些节日里有着“性爱狂欢节”的性质。从《史记·滑稽列传》等史料看到，当时在节日里往往男女杂坐，白天眉目传情，互赠礼物，到了晚上酒宴之后，灯烛一息，即开始狂欢节般的性爱主题。《诗经》之后的诗歌史和音乐史都在表述最恒久的一个主题——性爱。

人类进入商品社会后，色情场所成为社会生活娱乐的一个重要地点，法律和社会道德对其的赞同和反对随着历史的变迁，一直有着巨大的变化，至今仍然是受人关注的话题。性不论在现实娱乐还是媒介娱乐中都是较难抑制的商品现象。李敖说，皇帝是古代社会最大的嫖客，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公元前6 世纪前后中，齐国大政治家管仲和古希腊大政治家梭伦几乎同时设立了国家妓院，即“女闾”和“达克态里翁”。

西方娼妓史上第一个国家妓院“达克态里翁”，为有效制止当时雅典社会的淫乱。人们说，伟大的梭伦，你设立了国家妓院，满足了男子的要求，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在大街上不再被男子追逐调戏。管仲设立“女闾”则是出于经济目的，通过官妓为国家赚钱，安置寡妇并繁衍人口，以增强国力。

以中国古代社会为例，娼馆从来都是现实娱乐的重要场所。这里包括：

春秋战国的“女闾”“女乐”；

秦汉的“军市”；

唐代的“教坊”、“营妓”、家妓；

宋代的“瓦舍”“勾栏”；

元代的“杂剧倡优”；

明代的私娼；

清代的伶人、“小班”、“茶室”、“下处”、“老妈堂”。

所有的文学形式，在成为商品之后，都曾经经历过一个阶段，那就是爱情文学或者黄色文学勃兴的阶段，正所谓“十部传奇九相思”。明代小说冯梦龙曾欲立“情教”，并编写了一本《情史类略》，其中收集了800 多个男女故事。冯梦龙的“三言”中，故事比重最大的就是男女之事，全书120 个故事，从第一个故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开始，几乎全部是有关性的。他认为男女之情是立世之本，这一点竟有点弗洛伊德的意味：

我死后不能忘情世人，被当作佛度世，其佛号当云“多情欢喜如来”……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六经皆以情教也，情始于男女，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5]

文学史在谈论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多半从人性的角度去讴歌其进步，但实质上不能回避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使得与性有关的内容，作为一种商品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对这样一个现象，文学史是从这样的角度描述的：(www.chuimin.cn)

肉欲——个体的觉醒——人性的觉醒

这三个阶段的主要内容，都脱离不了性、性爱，这同时也作为一种娱乐商品存在的：

泰纳在谈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法国等拉丁语系国家的文学时说，感官的诱惑太强，幻想的波动太迅速，精神上先构成一个甜蜜的销魂的，热情汹涌的梦境，至少先编好一个，肉感又强又有变化的故事，有机会平时聚集的浪潮便一涌而出，把一切有责任和法律构成的堤岸全部冲倒……当我们更仔细地去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恋爱道德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对一个鲜明的对比感到吃惊，小说家们和喜剧诗人，使我们了解到爱情只是在于肉欲享受，但是，如果我们转向于那些最好的抒情诗人和对话体作家，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上看到了另一种最高贵的深挚纯洁的感情，他最后和最高的表现是人原来与神合一的最古老信念的复活，两种感情都是真实的，而且，能够存于同一个人身上。^[6]

泰纳只谈了文学中肉欲的升华部分，他也承认达到这个高度的也只是“最好的抒情诗人和对话体作家”，他没有说的是文学作为娱乐商品进行销售时，性是不可回避的卖点。

根据《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禁书》所描述，真正摧垮法国大革命的书，并不是卢梭的《民约论》等启蒙主义书籍，而是流行在法国社会上的各种黄色小说。这种黄色小说流传甚广，其主角不是教会的神职人员，就是宫廷里的皇亲国戚。贩卖黄色小说的书商们，在赚钱的同时，也撕碎了教会和宫廷的神圣性。

《诗经》是歌谣，有诗有歌。诗歌和音乐主体的表现内容总是跟人类的性爱有关，比如爱情就是诗与歌永恒的主题。宋词是歌，分婉约派与豪放派，但豪放派的诗词只是宋词中的一个旁支，宋词是从城市中的娼馆里吟唱传播开的，其主体还是爱情。即使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也都留下了同样有名的情歌。苏轼有“大江东去”，亦有“明月几时有”；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放，但也有类似“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的忧伤。以歌曲为例，爱情歌曲才是歌曲的主流，即使在禁欲主义的时代里，歌曲主要表现宗教或政治内容，但是社会上依然有很多与情爱有关的歌曲在流传。“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批判的一种歌曲叫作“黄色歌曲”，这种歌曲的突出特点就是在歌词和音乐里展现出了情爱。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复映的老电影《上甘岭》有一首插曲《我的祖国》，因为这首插曲的歌词中有“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一句，“文化大革命”期间进了“黄色歌曲”的名单，因此这部电影在给中小学生放映的时候剪掉了这首歌。改革开放之初，以邓丽君、罗大佑为代表的“港台歌曲”风靡一时，当时人民音乐出版社专门针对这些现象，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书中对黄色歌曲有如下的分类：

一类是表现女性期望男性的爱，如《郎是春日风》，采用比喻的手法，表现一位女性对于男性的渴求……描写男女两性的结合的歌曲，这种结合大多是萍水相逢，一见钟情，如《满园春色》中描绘的，好花前明月下，双双对对似神仙，人生几何多奇幻，萍水相逢，一见情牵……另一类爱情主题的黄色歌曲，其主要内容是描绘女性的美色，它所表现的男性对女性的爱情，爱的也就是女性的美色，如，在当时（指20 世纪30 年代）广泛传播的《妹妹，我爱你》，表现一位男子对一位女子的赞美，逐一形容她的头发、眉毛、眼睛、脸蛋、嘴唇如何如何的美，这就是他所以爱的理由……^[7]

从电子媒介开始，其强大的感性表达能力，使电影、广播和电视成为人类最主要的玩具。其中，性的内容成为电子媒介，特别是视频内容的重要题材。

美国社会在20 世纪对以影视为主的电子媒介抱有高度的警惕，曾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来研究影视对社会的危害，并曾经颁布了《海斯法案》。这种警惕主要针对影视中的两个元素：暴力与性。同时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影视制作中，情色电影、色情电影的制作与销售一直是一个巨大的产业。这个产业在一直挑战着各个国家的道德底线，也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收益。1950 年之后，随着电视技术的发展，各国电影产业都受到了电视的冲击。据研究表明，色情电影的流行和先进的电视编辑技术的开发几乎是同步。许多西方国家的电影制作商面对在客厅里占有绝对优势的电视，转而拍摄了一些不能在客厅里播放的内容，其中就包括色情电影。

1967 年，许多国家开始采取电影分级制的政策，丹麦率先对色情电影解禁。以此为开端，挪威、联邦德国、法国等西欧国家，都陆续解禁了色情电影。1970 年，美国下议院设立的“淫秽色情对策咨询委员会”提交了调查报告，这个报告长达700 页，结论指出，成年人有观赏自己喜欢的东西的自由，政府干预这种自由缺乏正当的理由。

20 世纪70 年代日本迎来了它的录像时代，索尼、松下等公司都推出了录像播放设备和录像磁带。这些新设备，首先装备在日本的汽车旅馆，在汽车旅馆放映色情录像带成为日本旅馆业招揽顾客的手段。拥有录像机的普通家庭，也常常去书店买录像带或租录像带，看录像也一度成为日本青年的时尚。当时人们把这些色情录像带叫作“会动的塑封本”，原因是在日本，那些裸露的人体写真集在书店里都是封在透明的塑料袋里销售，顾客购买之前无法翻阅。日本的色情录像带的广告就是“会动的塑封本”。

20 世纪90 年代，在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引导下，美国放宽了对色情片的限制，不仅是录像带的零售，卫星和有线电视的产品也增多了，这为各类色情片的流行创造了大环境，这使得日本成为美国色情片市场最大的出口国。

电视与电影相比，曾经具有更大的公共性。长期以家庭收看为主的模式，使电视的娱乐题材与电影有所不同。但即使在客厅电视时代，电视节目受到社会较严格的控制的同时，性的因素也一直存在着，西方和港台大量的“脱口秀”节目中有不少以性为内容的段子，还有流行全球的“速配”节目。

人们认识到，以电视“速配”节目为例，其核心的娱乐实质就是“偷窥下的爱情”。偷窥是一种病态的好奇，也是一种对奇观的追求。与旧农村的婚俗“听窗”和婚礼上公布恋爱的经过一样，其行为都体现了大众的偷窥心理。在电视节目中，就产生了可以合理地满足人们的这种偷窥心态的娱乐节目——婚恋速配节目。《我家红娘》《玫瑰之约》《非常男女》《一见倾心》等节目的动因，就是把平时不公开的，别人还有兴趣知道的男女恋爱的过程，浓缩到几十分钟之内，其实质就是“奇观+性”。

网络时代后，色情内容借助网络媒介又一次爆发。网络色情的浪潮甚至大大冲击了传统的色情视频市场，西方电影的分级制度已经不能阻止网络时代色情视频的泛滥，对这类视频的管制，也成为各国政府网络治理的重要内容。

娱乐作品中性的恒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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