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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观念的伦理学认识:传播媒介娱乐史纲

【摘要】:所以,快乐、幸福、欢乐对于社会和个体的意义,成为哲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的重要话题。在伦理学的体系中,对幸福和快乐的认可与否认是伦理学历史的重要内容。人对快乐的认识有一个传统的角度,这就是节制。因此节制欲望,则减少痛苦,这也是几乎所有宗教共同认可的结论。苏格拉底声称自己无知,作为一个无可知论者,他没有留下自己的作品。[5]承认欲望和赞同休闲活动是亚里士多德的独到认识。

人类历史是人类产生自我意识后的产物。当人们对自己的生命意义有了一定的意识后,他们就开始从社会与个人的不同角度,对“幸福”“快乐”等相对于“痛苦”的内容进行思考。所以,快乐、幸福、欢乐对于社会和个体的意义,成为哲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的重要话题。

从古到今人们对快乐有着丰富的认识,关于快乐的命题,成为哲学和伦理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在伦理学的体系中,对幸福和快乐的认可与否认是伦理学历史的重要内容。

人对快乐的认识有一个传统的角度,这就是节制。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有这样的共识:人类的痛苦源于欲望。因此节制欲望,则减少痛苦,这也是几乎所有宗教共同认可的结论。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哲学家中对幸福和快乐有着最早思考的人。苏格拉底声称自己无知,作为一个无可知论者,他没有留下自己的作品。我们只能从柏拉图的《对话篇》中看到对他言行的转述。苏格拉底认为,人的美德包括四个方面:勇敢、公正、节制和善良。他提到的“节制”,是指人只有克服来自外部世界的欲望后才可以接近神,因为神是没有欲望的,这样人才能实现一种幸福的状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首先是一个认同幸福和快乐的人。他所说的节制并不是否定快乐,而是让人们不要仅仅追求眼前的、直接的、能够立刻感受的幸福和快乐,而是要通过理性,通过获取知识来生活,真正地把握人生的幸福和快乐。苏格拉底倡导的“节制”,包括孔子和老子思想在内的人类早期思想体系以及犹太教、基督教佛教在内的宗教体系都有类似的观点。

柏拉图对快乐的认识完全抛开感性,对于人类感性的承载物——肉体,他写了下面的一大段“肉体原罪论”:

单凭肉体需要食物这一点,它就成为我们无穷无尽的烦恼的根源了,并且它还容易生病,从而妨碍我们追求真有,它使我们充满了爱恋、肉欲、畏惧、各式各样的幻想,以及无穷无尽的愚蠢。事实上,正像人们所说的,它剥夺了我们的一切思想能力。战争、厮杀和党争都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从肉体和肉体的欲念那里来的么?战争是由于爱钱引起的,而所以必须要有钱就是为了肉体的缘故与供肉体的享用。由于这些障碍,我们便不能有时间去从事哲学。而最后并且最坏的就是,纵使我们有暇让自己去从事某种思索,肉体却总是打断我们,给我们的探讨造成纷扰和混乱,并且使我们惶恐无措以致不能够看到真理。经验已经向我们证明了,如果我们要对任何事物有真正的知识,我们就必须摆脱肉体——必须使灵魂的自身看到事物的自身,然后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所愿望的智慧,并且说我们就是爱智慧的人,但这并不是在我们生前而是在我们死后,因为灵魂若是和肉体在一起的时候,就不能有纯粹的知识,知识如果真能获得的话,也必须是在死后才能获得。

这样在解脱了肉体的愚蠢之后,我们就会是纯洁的,并且和一切纯洁的相交通,我们自身就会知道到处都是光明,这种光明不是别的,乃是真理的光。因为不纯洁的是不容许接近纯洁的……而纯洁化不就正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吗?……这种灵魂与肉体的分离与解脱,就叫作死……而真正的哲学家,并且唯有真正的哲学家,才永远都在寻求灵魂的解脱。

但有一种真正的钱是应该不惜那一切去交换的,那就是智慧。[1]

综上观点,节制和理性成为人类对快乐理解的第一个答案。

亚里士多德也认为节制和理性可以带来快乐。但是,他在两个问题上对“节制即快乐”的传统认识有所突破,即他承认满足欲望也是一种快乐,他还认为快乐不来自劳动和工作,而是来自休闲活动。

现代哲学家罗素有关悠闲的赞美也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观点。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理性与知识是快乐之源”的观点。在早期著作《劝勉篇》中,亚里士多德宣称:

获得智慧是愉快的;所有人都在哲学中感到自由自在,希望花时间研究它而将其他事情搁于一旁。[2]

亚里士多德承认娱乐的存在,他认为音乐有四种作用:娱乐、道德教育、治愈和净化。他说闲暇的益处,首先在于它是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条件,他在《形而上学》中说:

哲学研究的开始,只有在全部生活必需品都已具备的时候,在那些人们有了闲暇的地方,那些既不用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的科学才首先被发现。[3]

他所认为哲学始于人类通过学习知识获得快乐的时候,而获取这种快乐的前提,必须拥有满足生活的物质条件、时间上的闲暇以及丰盈的精神世界。

更可贵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关于闲暇与劳作关系的思想,同样在《形而上学》中有所体现:

人的本性谋求的不仅是能够胜任劳作,而且是能够安然享有闲暇。闲暇是全部人生的唯一本原。假如两者都是必须的,那么闲暇比劳作更为可取,并是后者的目的。[4]

他认为,人们可以参与两种活动,一种是“严肃活动”,包括种地、做苦工和做生意——这是产生财富和赚取谋生所需的工作。另外一种为“闲暇活动”——不是产生肉体快乐的工作,而是让精神感到快乐的工作。如同“严肃活动”一样,“闲暇活动”也会让人感到疲倦。人需要游戏从“闲暇活动”中消除疲劳,正如同从“严肃活动”中恢复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严肃活动”与“闲暇活动”不能完全割裂开来,前者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后者可以增强人的道德感、增加人的智慧。这才是人生的意义所在。

至于玩乐,亚里士多德承认它与睡眠一样对身体有好处:它使人感到松懈和消除疲劳。

此外,他还对快乐的不同层次和不同方式有所认识:

闲暇时人们应该做什么。自然不应该是嬉戏,那样的话嬉戏就会成为我们生活的目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嬉戏就更多地是在辛勤劳作时所需要,那么我们只能在适当的时候引入嬉戏。作为一剂解除疲劳的良药,它在灵魂中引起的运动是放松,在这种惬意的运动中我们获得了松弛。然而闲暇能带来自身的享受、幸福和极度的快乐。忙碌之人与此无缘,只有闲暇才能领受这份怡乐。[5]

承认欲望和赞同休闲活动是亚里士多德的独到认识。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实际上已经给传统的节制的快乐观引入了一线自由的阳光!之后的犬儒主义者们开始充分享受着亚里士多德所带来的自由阳光,让感性成为快乐之源。

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第欧根尼喜欢睡在澡盆里,人们称其为“狗”,就连亚力山大大帝也不能让第欧根尼离开他的澡盆。他们不认可苏格拉底推崇的观点,也就不承认知识与理性的快乐意义,他们认为唯一可以依赖的是人的感性。人的感性具有追求快乐而避开痛苦的本能,而追求这个本能是最有意义的。他们追求人在最自然状态下的快乐,如性、睡眠和享受阳光。任何经过辛苦的工作而得到的快乐都是没有价值的,其中最没有价值的是金钱。

伊壁鸠鲁学派继承并改良了犬儒学派的观点。伊壁鸠鲁本人就仅仅靠面包和水维持生命,他一方面承认快乐的意义,同时也不否认理性对于快乐的意义,追求快乐而用理性来衡量。

应该说,伊壁鸠鲁对快乐的理解是集合了犬儒学派和苏格拉底的观点。伊壁鸠鲁一方面承认有沉思、智力等较高层次的快乐,另一方面也认可对人的天生嗜好的满足。他认为,情绪、内在的感觉提供实践生活的标准。它们分为两类:快乐的、惬意的;痛苦的、不惬意的。他认为快乐是最高的善:

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因为我们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而以感触为标准来判断一切的善。[6]

古代希腊的快乐哲学之后,直至19 世纪前,人类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主流思想是禁欲与倡导劳动。禁欲与非自由的劳动都让人们失去了快乐的追求。奥古斯丁面对女人时说:“神啊,给我贞洁的自制力吧,我需要它们。”创立修道院的本尼迪克则大声呼吁:“去劳动吧,振作起来!”

在承受了长久的痛苦后,特别是经历过资本主义初期的非人性的劳动:成年男人每天工作15 个小时,儿童要工作12 个小时。人类开始再次产生对人生快乐的渴望和思考。这就是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创立。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基本框架是由英国哲学家边沁搭建的,其理论的核心是“苦乐原理”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两个概念:

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至上的主人——“苦”与“乐”——的统治之下。只有它们两个才能够提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将要怎样做。[7]

边沁把快乐做了这样的划分:

感官的快乐/财富的快乐/技能的快乐/和睦友好的快乐/生育的快乐/权力的快乐/虔敬的快乐/仁慈的快乐/恶意的快乐/回忆的快乐/想象力的快乐/期望的快乐/联想的快乐/放松的快乐[8](www.chuimin.cn)

边沁为此设计了独特的快乐计算方法。他提出了7 个计算因子:

强度,即行为所带来的快乐的感觉的强烈程度;

持续性,即快乐感觉延续的时间的长短;

确定性,即快乐的感觉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远近性,即快乐的感觉是眼前可以获得的还是从一个更长远时间来看它是可以得到的;

繁殖性,即一个行为所带来的快乐感觉是否能派生出其他的快感;

纯洁性,快乐所引起的有益的后果的强度,即行为带来的快乐和痛苦相比,能否占绝对的优势;

广延性,快乐发生的范围,即行为是否同时给大多数人带来快乐。[9]

边沁根据对人产生快乐或痛苦的效用作为决定道德上善和恶的标准,这就是道德上的“效用原则”,或称为“功利原则”。这个原则的主要内容是:

1.苦乐决定人们所做、所说、所想,决定人的思想或行为;

2.人们对任何一种行为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标准,是依据它能否增加或减少当事人的快乐(或幸福)为标准;

3.任何人追求的事物都应当对人产生福利、方便、快乐或幸福,防止发生灾祸、悲痛、邪恶或不幸;

4.根据对快乐或痛苦的价值的衡量来决定人应当选择什么行为。[10]

包尔生的《伦理学体系》里是这样总结他们关于快乐的认识:幸福或至善并不在于生命的客观内容,而在于生命所产生的快乐的感情,快乐具有绝对的价值,别的一切事物的价值只是就它助于产生快乐而言。

源于边沁的快乐伦理,现代西方人则演化出一种“乐在不工作”的享乐主义思潮。纽约风格时尚大师迈克尔·弗洛克写了一本《享乐主义手册》的通俗小书。

我们从其中的每一章的题记来看享乐主义倡导的世俗追求:

但凡是人的事,就没有一件真的非常重要——柏拉图

愉悦,是快乐生活的起点和目标——伊壁鸠鲁

精神崩溃的一个最初征兆就是坚信自己的工作非常非常重要——罗素

这是我的经验之谈,没有恶习的人,很少有美德——林肯

啤酒就是上帝爱我们的证据,他希望我们快乐!——富兰克林

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注意到了劳动与快乐的关系。当历史上众多学者仅仅注意到休闲与快乐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者却发现了在自由劳动中快乐的重要意义。他们提及的无产阶级要为之奋斗的和要为之争取的“更高级的享受”中,自由劳动带来的享受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恩格斯的一段名言,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劳动与人类快乐的重要关系:

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享受![11]

综上,人类的娱乐观念的伦理认识可以用如下维度加以说明:

自由——克制;

劳动——休闲。

从广义的娱乐现象而言,下图描述了人类对娱乐的分类和不同的态度:

图1.1 娱乐观念的伦理学示意图

图表中看出,劳役之外,无论是静修、享乐和自由劳动都是形成快乐的来源。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自由劳动成为快乐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快乐观与以往哲学思想所不同的地方。这个结论也为现代医学和心理学所证明,20 世纪70 年代医学和心理学都发现了人类的快乐的总量有59%来源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