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森、施拉姆、齐尔曼在《传播媒介娱乐史纲》中的重要角色

大众传播媒介是一个社会玩具，这是大众传播媒介进入20 世纪电子化时代凸显出来的特点，尽管这似乎让无数媒体从业者的理想破灭，让力图通过信息控制而达到政治目标的社会管理者感到无奈，让媒体理论和社会理论学者意识到诸多不严肃的行为正在威胁到社会的进步，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包含多种媒介形式的网络媒介，其娱乐功能已经在市场和消费者中起到了举足轻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时，单纯去理解“娱乐至死”的观点就显得过于呆板了。实质上，当大众传播媒介电子化社会到来之际，也就是20 世纪50 年代，传播学就开始重视传播媒介娱乐功能的研究。虽然直到1967 年，威廉·斯蒂芬森才出版《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一书，但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本书的想法却开始于1958 年。从这时开始，在大众传播媒介娱乐功能研究这一灰暗领域，斯蒂芬森、施拉姆、齐尔曼等人从新闻学、心理学到传播学进行了诸多研究。尽管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娱乐研究并非主流，但这些研究使得媒介功能与效果研究愈加全面，这种全面性的价值在当今也日益彰显。

将媒介的娱乐理论的发展脉络做一个梳理，我们不可忽视三位学者的名字：威廉·斯蒂芬森、威尔伯·施拉姆、道夫·齐尔曼。

威廉·斯蒂芬森(William Stephenson，1902—1989)是英国人，有着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他有着文学硕士、物理学博士、心理学博士跨领域的学业经历，拥有学者、军人、商人跨行业的职业经历。1958 年他进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后，正式将自己的研究从心理学转向了传播学。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1964 年，斯蒂芬森在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上发表了《新闻阅读的鲁登理论》一文，并于1967 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一书。

这是《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的目录：

摘要

第一章 大众传播研究的两种理论

第二章 大众传播理论的方法论

第三章 关注受众感受原则

第四章 游戏理论

第五章 国际纷争的缓和

第六章 社会性格理论

第七章 国民性格和领导魅力

第八章 民主神话

第九章 彼国互眸

第十章 快乐的异化工人

第十一章 新闻阅读的鲁登尼克理论

第十二章 赫鲁晓夫的访美之行

第十三章 军队——麦卡锡听证会

第十四章 想要与需要的研究

第十五章 游戏理论的深入讨论^[25]

从目录上看出，斯蒂芬森的理论继承了赫伊津哈的游戏理论，有泛娱乐化的倾向，他关于文化泛游戏论的观点和理论表述上的问题，后来被包括施拉姆在内的许多学者所批评。

斯蒂芬森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1.Q 方法论；

2.选择性会聚；

3.传播乐趣。

斯蒂芬森提出了一种Q 方法，Q 即Question 的缩写，就是以问题汇总为研究资料，然后分析归类找出答案。当时人们非常重视在研究方法中突出客观因素的分析，但是斯蒂芬森却强调主观因素，作为心理学研究方法的Q 方法就是让研究对象完全依靠自己的主观感觉回答问题：传播不仅只是将消息来源传给大众，最好能引导大众在一种关键性的符号、口号或主题的暗示下，对消息进行再创造。

什么样的再创造？就是形成自己独有的传播乐趣。斯蒂芬森认为人类的信息传播分为两个种类，一个是“社会控制”，一个是“选择性会聚”，社会控制，即人们在社会中形成了一致性意念，比如宗教、舆论等，而大众传媒的受众对信息的接受却是自由的，而不是被控制的。对此，他这样解释：

传统意义的公众关乎问题、争议、信念与意识形态。人们齐聚一堂讨论谋取共同福祉的方法，分享观点，达成共识，于是通过正当讨论个体凝成整体。讨论的目的则是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形成决议。当然，如今我们可知，问题并不像建议那样简单。在总统选举投票并不是参议院对政策理性考虑的结果，而是基于早期获取的信念，远非投票人对政治的理性思考和理解。

大众则不同，人们在诸如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的直接影响下，他们之间会呈现出一个彼此分离的状态，宅在家中，独立静坐，独立体会大众媒介所带来的内心体验。大众被认为是受媒介自由而随意摆布。然而，对于其他人而言，大众媒介至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摆脱社会控制从而获取自由的机会。此时人们自由畅想，随心所欲……

政治学研究公众意见、宣传方法等问题，大众传播大多是研究选择性会聚包括广告和娱乐信息等。公众意见和意识形态紧密相连，而个人的社会性格和选择性会聚有关系。

大众传播的选择性会聚类似于淘金热、移民、土地发展和城市化，如同在大众媒介下的受众。在一个极端下，以淘金热为例，它使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把所有的法律和规定都抛诸脑后。同样在广告中，一个人特别想出售一架旧钢琴，在他们每天几千几万份分类广告中，证明了将一个人作为会聚性的销售对象。在自由经济下的大众制造市场，试图掩盖当他们变成买方时，产品就变成了特有的这一事实：找到两辆完全一样的车是很困难的，因为它们的颜色、内饰、配件、发动机不同，这就使得每个人都可能拥有一辆独特的车，这辆车在某些方面区别于其他所有车的。这种区别和选择性被长期地过度强调，人们购买了某个商品，并非是发自内心的选择，而是广告狂轰滥炸的结果。

公平地说，在选择性会聚的即时经验中，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和接受度会提高。一个人在电视前或手里拿着报纸时是个自由人，达到了他的长期历史中从未达到过的状态。当面对公众意见时，同样的情况就不会再在他身上发生。^[26]

斯蒂芬森认为，作为“社会控制”的信息传播，强调的是社会形成了压力而迫使受众接受信息，比如媒介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而产生的“沉默的螺旋”现象，比如纳粹的敬礼和口号。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人们使用大众传播媒介却是在自由的状态，受众对信息的选择和接受是相对自由的，是在能够有乐趣下的、不痛苦状态下的会聚。斯蒂芬森认为形成了这种选择性会聚的原因在于人们可以通过传播、通过选择，特别是互动的传播，实现“传播乐趣”：

当两个人会面并且交谈后，他们时刻会说对那次会面甚感快慰。他们谈论的过程包含了很多复杂的情感，紧张的，开心的，无目的的，兴致勃勃的，是一种复杂的交叉互动。这场对话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一个人并不一定要说服另一个人，不是一定要顺从另一个人，也不需要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东西。他们不需要绞尽脑汁地讨对方欢喜——也不需要间接地制造惊喜给对方，他们不需要说服，不需要影响，不需要用别的方法指导对方。这样的谈话之后，他们都会觉得特别开心，这就是传播乐趣，特点是交谈的两人不会对任何事有期待。如果谈话一定要达成某种目的，例如下命令、请求帮助、索要物品等，这些我们似乎就称之为“传播痛苦”了。

所以，传播乐趣，一种扬扬得意和自我满足的状态和传播痛苦形成对比，这都是想要改变现状。众所周知，不适宜的相反的影响会带来社会变化，而狡诈的广告人知道，如果消费者对他的广告不买账，不愿意掏钱，那么他的工作就根本没有完成。如果传播的是一种乐趣，则不需要接受者有所作为，反之，一种非乐趣传播，则是命令或者希望接受者有所行动。^[27]

他甚至认为大众传播的严肃内容，不过是人们获得快乐信息的一个调剂品，是一个“补白”：

就算是集权国家的广播，宣传也只是一天音乐与类似娱乐节目的插曲，50%的时间中，广播大多数是音乐节目。中东的广播连续播放数小时神秘的阿拉伯音乐，之后才在间隔的时候广播一些宣传和政治新闻。^[28]

斯蒂芬森的“补白理论”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漏洞，那就是否定了严肃新闻的娱乐价值，因为许多严肃新闻会带来巨大的快乐，如美国麦卡锡被弹劾的新闻和中国“粉碎‘四人帮’”的新闻等。斯蒂芬森认为施拉姆的“立即报酬性新闻”和“延缓报酬性新闻”把新闻划为快乐和不快乐的区别是错误的，他认为“延缓报酬性新闻”仍然是可以让人们得到快乐：

需要放弃这个瞬间的快乐、希望或是幻想，以后赢得更舒心的快乐。所以，宗教人士摒弃这个世界的快乐，为了在天堂中得到更多的快乐。一个人的自我成长，以及自我性格的形成是经由现实的历练：一个人自我成长是要克服他原始的快乐过程。^[29]

他提出的理论由于时代的忽视与表述上的问题，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重视。所以他自称“全世界能看懂的不超过200 人”。

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1907—1987），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

施拉姆最有学术价值的三本书，分别是《报刊的四种理论》《传播学概论》和《人类传播史》。他有关媒介娱乐的观点，在《传播学概论》一书中有所论述，但主要体现在他晚年的《人类传播史》“大众媒介的机制：娱乐”一章中。此书在这一章的开篇，施拉姆选择了几段引言，表达了对电视时代媒介批判理论工作者的质疑和传播学领域对娱乐功能的研究缺失：

我们成功地发明了电视，使其臻于完美，并让这项有史以来最大的科技杰作遍布于世，连最简陋的农村也处处可见。而我们拿电视做什么呢？用来把游乐场搬进每个家庭。

娱乐——重要而被低估的传播功能。^[30]

在这里，施拉姆抛开了上述提及的饱受争议的“延缓性报酬”而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1.中产阶级的兴起；

2.精致文化、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

3.娱乐与大众传播媒介；

4.媒介娱乐对受众的影响。

施拉姆认为，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就是中产阶级的兴起，这使得艺术与娱乐成为可以售卖的商品。大众传播媒介提供了大量的观赏而非参与的内容，从而成为中产阶级的娱乐消费平台。在中产阶级兴起之前，雅文化的娱乐形式大多是参与式的，这将使娱乐的成本变得较高，即使是下棋，也需要寻找对手。大众传播媒介复制了大量的观赏娱乐品，使得大众可以以较低廉的价格获取。大众传播媒介的娱乐并没有给雅致艺术带来伤害，而是使艺术家得以独立生存。

施拉姆把社会人士分为上、中上、中下、下四个阶层，并虚拟了一个“品味文化的连续体”：

人物

高级先生与高级太太

中上级先生与中上级太太

中下级先生与中下级太太

下级先生与下级太太

他们的教育背景

高级先生自哈佛大学毕业，高级太太在念完社交学校后，继续到牛津玛格丽特女子学院念书。高级先生喜欢写作，并出版了不少作品，高级太太则喜欢读书。

中上级先生本来进了一所很好的大学，两年之后转学进入另一所大学的商学院。中上级太太在最好的私立女子学院念书。

中下级先生与中下级太太因念同一所州立大学而相识，中下级太太为了迎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而在大三时辍学。

下级先生与下级太太同样是高中毕业，下级太太还多念了一学期的商专课程。这对夫妇以选择“实用”的课程而自豪。

他们从事的工作

高级先生教授历史。高级太太曾在大学校长办公室工作，现在担任社区义工。

中上级先生是一家银行的总经理。虽然中上级太太可以待在家中不用工作，但她热爱目前的工作——担任共和党州党部的执行秘书，主要负责公共关系。

中下级先生是市区一家大商店的业务员。中下级太太则是个出色的化妆品推销员，挨家挨户地将一系列产品推销给妇女。

下级先生与下级太太同在一家电话专门店上班，下级先生负责修理冰箱，下级太太则负责记账、秘书的工作。

他们对文化的看法

高级先生与高级太太认为文化理所当然就是他们想的那个样子。

中上级先生虽然想有点文化素养，但是坦白说，他认为精致文化没什么意思。中上级太太对精致文化还有点兴趣。

中下级夫妇俩对文化没什么兴趣。

下级夫妇对文化也不感兴趣，实际上他们根本不谈这个问题、拒绝接触文化的资讯。下级先生甚至认为较精致的文化是乏味、“娘娘腔”的。

他们偏好的艺术

高级先生与高级太太皆以书架上有古典名著为荣，他们也喜欢尝试像无调音乐、抽象艺术这样的新创作类型。夫妇俩偏爱人物架构严谨的小说胜过情节刺激的作品。此外，高级太太钟情平面艺术与建筑，高级先生则喜爱历史与小说。

中上级夫妇喜欢非文学作品，尤其是中上级先生。他们喜欢有关竞争、人往高处爬的文章(他们对这些可熟得很呢！)。他们尽可能地找书评看，而不是真的看那些新书，了解那些新作家。

中下级夫妇的喜好是取决于艺术的内容而非艺术的形式。他们喜欢真实的艺术，也就是说他们喜欢具象而非抽象的画作；他们喜欢情景喜剧，因为剧中人物像生活周遭的“一般人”；他们也喜欢强调传统美德的故事或文章。

下级先生与下级太太以前是电影院的常客，现在因年纪大了就改为看电视，他们喜欢看节目中“有男子气概的英雄”与“邪不压正”的情节。(www.chuimin.cn)

他们的“最爱”

高级先生与高级太太是真的喜爱那些经典小说以及历史、哲学的古典名著，而不只是把这些书架在书架上做炫耀之用。他们也喜欢艺文小品、杂志、外国电影、17—18 世纪的音乐、非百老汇的戏剧作品、抽象艺术、公共电视节目与广播节目。他们订的报纸是《纽约时报》。

中上级夫妇固定阅读两三种杂志，如《哈泼》《纽约客》《风尚》。他们喜欢19 世纪的音乐，但不欣赏更早期的音乐。中上级先生由《华尔街日报》《经济人》与其他专业刊物中吸取新知。

中下级夫妇以前喜欢看《生活》《展望》与《星期六晚邮报》，这些刊物停刊时，他们还难过了好一阵子。现在他们看《读者文摘》，而且待在电视机前面的时间愈来愈多。

下级夫妇喜欢看西部电影与电视上的西部片，尤其爱看动作片。他们喜爱的明星是露西鲍尔、约翰韦恩、瑞德史凯顿、比弗利小子与劳伦斯维克。^[31]

施拉姆的“品味文化的连续体”是大众传播时代典型的受众研究方式，即把受众分成类型和群体，这种对受众喜好类型化的研究也是多媒体并生时期调查机构的主要工作模式。同时，他把媒体功能做了类别的划分和排序：

书籍：1.评论 2.娱乐 3.资讯

报纸：1.资讯 2.评论 3.娱乐

杂志：1.评论 2.娱乐 3.资讯

电影：1.娱乐 2.评论 3.资讯

广播：1.娱乐 2.资讯 3.评论

电视：1.娱乐 2.资讯 3.评论^[32]

上述的划分应该说过于粗糙，甚至无法看出书籍和杂志、广播与电视的功能不同，但是对各种大众传播媒介的特有属性有所认识，特别是对电子媒体的娱乐特质有了清楚的认识。

施拉姆特别提出了19 世纪是媒介娱乐发展转折点的观点，其依据是19 世纪末期是众多电子媒体的诞生时期，同时纸媒也呈现了丰富的娱乐性，这个现象后来被称为是“媒介感官主义”。

施拉姆还涉及了有关媒介娱乐的一个传统话题，就是媒介娱乐对受众的影响。他列举了20 世纪美国的三项著名的媒介娱乐效果的调查，即“佩恩基金会的研究”“霍金斯委员会的研究”和“公共卫生局长报告”，得出了媒介娱乐对受众的危害，特别是对儿童的不良影响只是有着“初步的暂时性的因果关系”。

道夫·齐尔曼（Dolf Zillman，1935—2017），波兰人。

齐尔曼的著作有《媒体娱乐公关》《传播的选择性接触》《性和攻击性之间的关系》等。他的名声远比不了施拉姆及斯蒂芬森，其学术贡献也并非前二者那样具有代表性，但他代表着媒介娱乐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方向，即媒介娱乐研究的心理学方向。

实质上，从斯蒂芬森、施拉姆到齐尔曼，心理学一直是媒介娱乐研究最重要的角度，这也是传播学传统的政治学、社会学的反向，同时也是社会心理学传统的延续。20 世纪70 年代，心理学的研究开始重视针对人的快乐心理的研究，这成为积极心理学派的重要研究范畴。

坎贝尔（Campbell）研究了人和动物神经与快乐的关系，他得出的结论是“动物生来就是快乐的寻找者”，认为人寻找快乐的行为优于其他行为，其方式是刺激神经的某些系统，引发“快乐总部”的脑电活动。

1975 年，希斯赞特米哈伊发表了一篇《超越无聊和焦虑》的研究报告，提出了一个“flow”，即“畅”的概念。研究网络游戏的简·麦戈尼格尔在他的《游戏改变世界》汉译本中，这个词又译成“心流”。“畅”或者“心流”都是一种心理现象，媒介娱乐的研究者就是力图寻找这个心理现象与媒介传播的关系。

齐尔曼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两个方面：

1.倾向理论和兴奋转移理论的提出；

2.情绪管理理论中媒介的使用。

齐尔曼提出的著名理论是“倾向理论”（disposition theory），也叫作“倾向调整理论”（disposition alignment），即人们传播乐趣的重要渠道是来自接受者固有的情感倾向。齐尔曼的“倾向理论”或者称之为“倾向调整理论”提出：对角色的倾向，如喜欢或不喜欢左右着我们的道德判断，并使我们因敌人受到伤害而感到快乐。齐尔曼的“倾向调整理论”却证实了亚里士多德的直觉，即人们不仅从感官刺激中获得快乐，也从行使道德判断中获得快乐。

戏剧的研究是齐尔曼的观察点，他发现剧中人物与观众的关系往往呈现这样的状态：

由于看到某一方、某一角色或某一对象遭到贬损、遭遇失败或挫折而产生的乐趣随着对其负面情感的增强而增大，随着对其正面情感的增强而减少。

由于看到某一方、某一角色或某一对象得到提升、获得成功或胜利而产生的乐趣随着对其负面情感的增强而减少，随着对其正面情感的增强而增大。

由于看到某一方、某一角色或某一对象遭到贬损、遭遇失败或挫折而产生的烦恼随着对其负面情感的增强而减少，随着对其正面情感的增强而增多。

由于看到某一方、某一角色或某一对象得到提升、获得成功或胜利而产生的烦恼随着对其负面情感的增强而增多，随着对其正面情感的增强而减少。^[33]

如下图1 所示：

图1　戏剧人物与观众关系示意图^[34]

齐尔曼认为，人们在接受信息时，其情绪在受到接受之前固有倾向的影响之后，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形成的心理倾向也是非常重要的，对这种倾向的培养是所有艺术作品的精心设计的环节。

齐尔曼的兴奋转移理论认为，从一个刺激得到的残余兴奋将扩散到另一个兴奋反应刺激，尽管这一刺激的享乐效应可能有所不同。兴奋转移过程不仅限于单一情绪。例如，在观看电影时，观众可能会因为看到英雄被恶人诬陷而感到愤怒，但这种初期的激励可能会加剧观众对之后的恶人在证据的证明下受到惩罚的兴趣。因此，看到英雄被诬陷这一原始刺激的兴奋被认为是愤怒的，之后的第二次兴奋是在观察恶人遭到处罚之后的刺激被认为是乐趣，显然第二次刺激的一部分兴奋是第一次刺激的残留。

齐尔曼的倾向理论和兴奋转移理论涉及媒介娱乐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信息接受者的固有的倾向和信息传播中所培养的倾向将是他们是否得到快乐的重要因素。

齐尔曼的另一个有关媒介娱乐的理论是情绪管理理论。情绪管理理论认为信息消费，特别是娱乐信息，能够改变当前的情绪状态，并且选择特定的消费信息通常用于调节情绪状态。情绪管理研究可以追溯到莱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的“认知失调理论”。费斯廷格指出，人类有机体试图在诸如态度、信仰、对自己和环境的知识等认知之间建立内在的一致性。当一个人持有两个不相容的认知时，就会产生不和谐。但是，这种不和谐可以寻求减少不和谐的信息，避免信息增加已经存在的不和谐。费斯廷格的理论主要是以认知方式阐述的，将曝光选择解释为有说服力的信息。齐尔曼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了情绪管理理论，试图应对例如新闻、喜剧、戏剧、悲剧、音乐表演以及体育运动等最广泛的信息选择。这一理论处理所有可想到的情绪，而不是单一的具体情感状态，不是仅仅的认知不和谐。情绪管理理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应用于媒介娱乐的选择。例如，齐尔曼的实验研究表明，考虑到观众对电视娱乐的选择，个人可以分别通过选择性地接触令人兴奋或放松的电视节目来克服无聊或压力。在音乐接触的背景下，个人可以通过选择聆听高度精力充沛的快乐音乐来改善消极情绪。

对于以齐尔曼为代表的媒介娱乐的心理学研究，前国际传播协会主席（ICA)简宁斯·布莱恩特在他主编的《传媒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一书中有如下的评价：

将娱乐体验作为一种效果来看待是最具有意义的。实际上，它是一种娱乐消费效果。而人们最想从娱乐消费中获得的效果就是它的有益作用了，这包括使人们从强烈的愤恨中解脱出来，消除无聊，使人振作起来，使人变得非常兴奋，帮助人们平静下来，或者提供能使人们平静下来的讯息。当然，很多媒介分析者可能倾向于将寻求这些帮助称作是“逃避现实”（escapism）。对娱乐节目的过度消费的确可能会使人们不太适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使一些通过适当的行动就能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并可能催化其演变成灾难性的事件。不过，这样的评价对于许多娱乐消费来说都是不合适的。娱乐消费通常并不是让人无法适应的，它可以很好地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在无法通过目的明确的行动来消除或改变令人不适的状态的情况下，为了改变心情、调整情感和情绪，使其由坏变好，由好转变为更好而进行消费，这样的消费就是非常适于消费者的。一个在钢铁厂或行政办公室工作了整整一天的人，精疲力竭地回到家后，他会做些什么来减少自己的不快呢？或者，一个有着经前期疼痛的妇女面对可能诱发疼痛的环境会做些什么呢？如果娱乐消费可以成功地使他们平静下来，使他们快乐起来，使他们为同样令人厌烦的明天做好准备，那么将这样的用处指责为“逃避现实”公平吗？将这种使情绪和心情好转的效果看作是娱乐的成功是不是更为合理呢？

不管媒介分析者选择如何来描述这个现在正被讨论的效果的特性，他们都不能否认，大多数人进行娱乐消费还是为了以特定的方法来改变心情、调整情绪；而人们渴望达到的效果的产生往往具有很大的规律性。因此，实际上，大多数娱乐消费都能产生有益的结果。他是可以适应消费者的，是娱乐性的、有恢复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具有治疗作用的。不过，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娱乐必然会产生这些效果，或者大量地娱乐消费就是有益的。很明显，人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许多负面效果也存在着……但我们仍然认为，由所谓的大众媒介提供的娱乐可以使人们获得非常有益的情绪体验，且这些体验的确是娱乐性的，能够使人振奋。娱乐的这些效果很少受研究者的关注，这大概是因为很多人已经将娱乐斥责为廉价的逃避现实的方法了。我们觉得现在是时候重新评价娱乐效果了。①

21 世纪之后，网络媒体成为主要的传播媒体，网络也同时成为人类最重要的娱乐工具。与大众传播时代相比，此时受众的主体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使得媒介的舆论研究，从传播方转向了使用方。从斯蒂芬森、施拉姆到齐尔曼的研究，从媒介内容分析到心理学分析正是体现了这样的一种变化。

①[美]简宁斯·布莱恩特、[美]道尔夫·兹尔曼：《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石义彬、彭彪 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431页。

【注释】

[1]徐葆耕：《西方文学之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8页。

[2]蔡丰明：《游戏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207页。

[3][美]索尔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白受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5页。

[4][美]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林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12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115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16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562页。

[8]林恒、袁元：《讲玩》，海南出版社，2000年，13页。

[9]《拉法格文选》，人民出版社，1985年，70页。

[10]《拉法格文选》，人民出版社，1985年，80页。

[11]《拉法格文选》，人民出版社，1985年，85页。

[12]《拉法格文选》，人民出版社，1985年，88页。

[13]林恒、袁元：《讲玩》，海南出版社，2000年，3页。

[14][波兰]维斯瓦娃·辛波斯卡：《我曾这样寂寞地生活：辛波斯卡诗选2》，胡桑 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40页。

[15][英]伯特兰·罗素：《幸福之路》，曹荣湘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175页。

[16][美]米切尔·J.沃尔夫：《娱乐经济：传媒力量优化生活》，黄光传、邓盛华 译，光明日报出版社、科文（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14页。

[17][美]R.U.希利乌斯、[美]杰·康奈尔：《卓越未来》，蔡谕等译，新星出版社，2016年，15页。

[18][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4页。

[19][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1页。

[20]William Stephenson: The Play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1.

[21][美]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37页。

[22][美]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29页。

[23]William Stephenson: The Play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2.

[24][美]约翰·维维安：《大众传播媒介》，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8页。

[25]William Stephenson: The Play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1.

[26]William Stephenson: The Play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30.

[27]William Stephenson: The Play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50.

[28]William Stephenson: The Play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43.

[29]William Stephenson: The Play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47.

[30][美]韦伯·施拉姆：《人类传播史》，游梓翔、吴韵仪译，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367页。

[31][美]韦伯·施拉姆：《人类传播史》，游梓翔、吴韵仪译，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374-377页。

[32][美]韦伯·施拉姆：《人类传播史》，游梓翔、吴韵仪译，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380页。

[33][美]简宁斯·布莱恩特、[美]道尔夫·兹尔曼：《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石义彬、彭彪 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424页。

[34][美]简宁斯·布莱恩特、[美]道尔夫·兹尔曼：《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石义彬、彭彪 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4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