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个人享受之斗争，传播媒介娱乐史纲

2023-11-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的确，古罗马人要控制一个庞大的帝国，而不是一个小小的城市，为此，他们认为，严明的纪律和约束比快乐的放纵更有意义。他们设法让别人远离肉欲享受，为了自己更痛快地享受。庄子认为读书丢羊的人可以原谅，而玩游戏丢羊的人则该受到责怪。凡勃伦认为，在文化演进的过程中，有闲阶级的出现和私有财产制度的形成发生在同一时期，这是一种必然现象。

结束了快乐的古希腊时代，对娱乐的否定是从古罗马人那里开始的。

尽管古罗马人并不拒绝快乐的生活，但是与随性的古希腊人相比，他们的快乐生活里却多了一些纪律和约束的观念。比如一个古希腊人可能欣赏一个人在宴会上酩酊大醉的豪放，但是古罗马人却要讲规矩，要考虑到某一个举止的社会影响。的确，古罗马人要控制一个庞大的帝国，而不是一个小小的城市，为此，他们认为，严明的纪律和约束比快乐的放纵更有意义。

人类文明史的最长时段是农业社会，在农业社会中人们的快乐生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普通劳动时间的增加，使人们失去了追求快乐的时间，也形成了社会否定快乐的文化；另一方面是农业创造的物质盈余，产生了社会分工，特别是一小部分人有了快乐的特权。古罗马后期，由于宗教勃兴把古希腊人的快乐生活观念彻底遗忘。而当人类进入禁欲主义的中世纪时，快乐则变成了罪恶。中世纪的历史说明，阻止人们追求快乐，几乎等同于阻止社会进步。因为可以发现，任何一个恐惧快乐的社会，在历史上获得的评价都比较低。

欧洲的文艺复兴及之后的革命，在人道主义的大旗下，否定了禁欲主义，给予芸芸众生的最大意义就是承认了快乐人生的意义。文学家木心说，古希腊是酒，中世纪封存了一千年，文艺复兴揭开了酒的瓶塞。酒香散发的就是快乐。文艺复兴时期的荷兰诗人爱拉斯谟写过一个《疯狂颂》，把对快乐的歌颂升至极点：

的确，如果你们把生活中的欢乐去掉，那么生活成了什么？他还配得上称为生活吗？……你们鼓掌了，朋友们，啊！我早就知道你们大家都很疯狂，也就是说都很明智，不会不赞同我的意见。……斯多噶派哲学家们自己也喜爱欢乐，他们不憎恨欢乐。他们徒然遮遮掩掩，徒然想在凡夫俗子面前诽谤肉欲享受，最恶毒地咒骂它，纯粹是装腔作势！他们设法让别人远离肉欲享受，为了自己更痛快地享受。但是神明在上，请他们告诉我，如果没有快乐，也就是没有疯狂来调剂，生活中哪时哪刻不是悲哀的、烦闷的、不愉快的、无聊的、不可忍受的？在这儿我只要引证索福克勒斯的话来作证就行了，他说：“最愉快的生活就是毫无节制的生活。”^[1]

从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到现代社会，人们经历了一个从承认欲望到追求财富进而享受人生快乐的过程。但是，由于人类否定快乐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快乐分配不均的现实，否定快乐的声音一直如影随行，而且声音还十分洪亮！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生产力还远未达到按需分配的水平。社会的物质在短缺到危机程度的时候，通常会因为生产技术革命而得到缓解，而当一种生产技术忽然间为人类提供了盈余的物品时，人类对快乐的追求形成的同时，对享乐的批判也将随之而起。同样，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社会里，具有物质盈余的阶层往往只是社会中的少数人，他们往往是快乐的追求者，同样这些人也成了社会批判的对象。历史上记录的帝王将相的过错几乎都与他们沉溺声色有关，人们往往会忽视他们在建功立业时给苍生造成的灾难，而将他们的快乐无度记入青史。因此，娱乐有时竟然是洪水猛兽。在《庄子·骈拇》中曾经讲了一个“亡羊”的故事，说古代有两个人，放羊时都丢了羊，一个是因为读书，一个是因为玩一种叫“博塞”的游戏。庄子认为读书丢羊的人可以原谅，而玩游戏丢羊的人则该受到责怪。汉代的桓宽在《盐铁论》中认为“康庄驰逐，穷巷蹴鞠”的现象就是一个国家的“国疾”，应该坚决禁止。民间文学作品《孔子项橐相问书》中，假托孔子与小儿项橐的对话来表明了对游戏的态度：

夫子曰：“吾车中有双陆局，共汝博戏，如何？”

小儿：“吾不博戏也。天子好博，风雨失期。诸侯好博，国事不治。吏人好博，文案稽迟。农人好博，耕种失时。学生好博，忘读诗书。小儿好博，笞挞及之。此是无益之事，何用学之？”^[2]

当19 世纪欧美的有钱人寻欢作乐时，由于固有的观念和现实社会生活中快乐分配的不平衡，许多人开始批判这些有钱人和他们的快乐生活。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者凡勃伦以一本《有闲阶级论》开始了对资产阶级生活伦理的批判。凡勃伦的这部书针对资产阶级娱乐方式的道德指责，使他一举成名。

《有闲阶级论》反对将消费视作实现人类幸福的一种手段的传统观点。在此书中，凡勃伦把他的着眼点放在社会的特权者身上。他认为随着社会的进化，物质直接的生产者与依赖社会剩余物质的特权者的分化越来越明显。他的观点与马克思注重的物质占有角度不同之处，就是特权阶级因为金钱和一些非生产性的职业，达到了对时间的占有和炫耀并获得快乐。

他有着这样的论述：

在这样的社会里，阶级的划分非常严格；在阶级差别中具有最突出的经济意义的一个特点是，各阶级的正式业务彼此之间截然不同。上层阶级按照习惯是可以脱离生产工作的，或者是被摒弃于生产工作之外的，是注定要从事于某些带几分荣誉性的业务的。……各阶级的业务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经济特点，那就是在性质上总是属于非生产的。这类非生产性的上层阶级业务，大致归纳起来是以下几项——政治、战争、宗教信仰和运动比赛。^[3]

凡勃伦认为，封建社会中的军人和僧侣是最主要的特殊的非生产性的职业者。如果这个国家好战，军人就有着最高的社会地位，如果这个国家不喜欢战争，那么僧侣的地位就会变得较高。他们与官吏和少数的职业知识分子构成了封建社会的有闲阶级。凡勃伦认为，在文化演进的过程中，有闲阶级的出现和私有财产制度的形成发生在同一时期，这是一种必然现象。犬儒学派（scholasticism）这个名词的词源schol，就是空闲的意思。这个空闲的词根也是英语中学校和学者的词根。

在凡勃伦看来，职业知识分子的许多学术研究都是无聊的智力游戏。与凡勃伦同样的观点，日本学者竹内宏谈到了夏目漱石的小说《我是猫》和日本近代的“有闲夫人”一词。竹内宏认为，夏目漱石的小说《我是猫》描写了凡勃伦笔下那一群“有闲人”的生活状态，小说中的几位知识分子整日无聊地东拉西扯，甚至认真研究绞刑时绳索的角度问题。《我是猫》描写20 世纪初，日本有钱人的太太由于没有事做，在送走了疯狂工作的丈夫后，“今日看帝剧，明日逛三越”，她们或在高档的帝国剧院里看戏，或去昂贵的三越百货公司里购物，“有闲夫人”至今也是日本社会的一个特殊的阶层。按凡勃伦的观点，知识分子研究学术实质就是一种休闲方式，而这与赌马、看足球的不同之处在于，学术研究是一种让人尊敬的休闲方式。

凡勃伦认为“有闲阶级”有如下的特征：

1.尊贵的义务；

2.炫耀性消费。

这位一直没有当上教授，总骑着毛驴去上课的学者，以他那个时代和社会为主要批判目标，以对社会中的少数人的休闲生活研究，在一个特有的角度下解读新教的观点和马克思的阶级论的观点。他的核心观点是：劳动是痛苦的，有闲是一种特权，而由此带来的快乐同样是特权，这是可耻的。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排斥对快乐人生的追求。(www.chuimin.cn)

马克思的人生格言是“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恩格斯认为可以原谅的缺点是“各种各样的无节制”，甚至马克思的女婿、法国共产主义者保尔·拉法格还写了文章，去争取无产阶级的“懒惰权”，但马克思之后的许多革命实践者，在强调集体组织纪律和民族国家至上的同时，普遍表现出了对个人快乐的否定倾向。近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快乐的态度研究上存在着误解，他们普遍认为共产主义者首先强调的是集体主义，而快乐只能属于个人范畴。雅克·巴尔赞在《从黎明到衰落》一书中论及了共产主义理念的原点，即欧洲乌托邦的生活理念。其中有这样对马克思主义充满误解的一段话：

有一点很有说明意义：在我们所谈及的三个乌托邦中，都没有提到笑，唯独提到的一次是嘲笑西方的一种习俗。^[4]

他认为乌托邦是美好的社会，在这里没有贫富不均，没有被迫的劳动，但是乌托邦的美好，是对个人概念的否定。在这里，一切幸福都建立在集体主义的概念之下的，因而这里不提倡个人的娱乐，听不到属于个人发出的笑声。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不否定个体的快乐，他们赞同快乐而且主张追求人生更高的层次，即生产劳动意义上的快乐：

对安逸的否定，作为单纯的否定，作为禁欲主义的牺牲，不创造任何东西。一个人可以像僧侣之类那样整天灭绝情欲，自己折磨自己，等等，但是他所做出的这些牺牲不会提供任何东西。^[5]

喜欢喝酒、打猎、看幽默杂志的恩格斯有许多关于快乐的名言：

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斗争。^[6]

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知道的最高的享受。

我们的商行有了重大的改进。在过去，刚吃过饭马上就要令人十分反感地坐在办公桌旁，那是何等的困倦啊；为了革除这种缺点，我们在仓库的凉台上挂了两张漂亮的吊床，午饭后，在吊床上抽着雪茄，摇摇晃晃，有时打个盹儿。我相信你会认为这种新的安排是非常合适的。^[7]

李大钊认为游玩并非奢侈之事：

游玩一事，与小孩子固是要紧了，就与成年的工人亦是最高无上的再造者。游玩在一种意义上是增益的生活的准备，一个人要停止了他的游玩的兴趣，他更要老得快，以至于死。一天做工的疲劳与厌倦，一场的游玩便可以扫荡净尽。游玩的态度可以终生保持。须知游玩不是奢侈的事，乃是必要的事……所以我们要求工作八小时，游玩八小时，休息八小时，这就是以游玩而占我们生活的1/3，而且是最重要的1/3，可以苏慰工作的疲倦，可以免除堕落的恶习，可以回复身体的健康、精神的畅旺，可以补少年时教育的不足，可以与人以机械的生活所缺的变化与迁动，并机器产业所毁坏的训练，增加人们产业的、政治的、社会的效能。^[8]

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诸多有关快乐生活的论述中，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保尔·拉法格的《懒惰权》一文具有重要的价值。《懒惰权》也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篇重要而却为人忽视的文献。拉法格的文章首先描述了欧洲国家在工业化社会里某种“崇尚劳动”的现象，甚至激烈批评了革命者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来获得劳动权的观念：

一种奇怪的狂热支配着那些受资本主义文明统治的国家里的工人阶级。而正是这种狂热带来了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折磨着人类的个人和社会的灾难。这种狂热就是对劳动的爱，就是最终把个人及其子孙后代的生命力消耗殆尽的那种对劳动的酷爱……^[9]

拉法格认为，农业社会之后特别是工业社会以来的劳动是非常不好的东西，他认为人的悠闲生活才是神圣的。拉法格幽默地表示，不修边幅、满腮胡子的上帝已经给自己的信徒做出了理想的懒惰表率：他在六天劳动之后就休息了。下面几段话是拉法格描述的工人阶级在享受懒惰权之后的美好生活情景：

他们（指工人）应该每天只工作三小时，而在其余的时间里尽情地娱乐或者闲荡。^[10]

工人阶级应该仿效资产阶级，断然与节欲的陋习一刀两断，无限制地提高自己的消费能力。不要再每天只吃一二盎司硬得咬不动的肉，而应吃一二磅鲜嫩的煎牛排；不必比教皇更虔诚，每天只喝少量的劣等酒，而应大杯大杯地畅饮波尔多红酒或布尔贡酒，把水留给牲畜去喝。^[11]

在懒惰国里，为了打发一秒一秒地消耗我们生命的时间，将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娱演出。^[12]

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明确地告知了同时代和以后时代的为工人阶级谋求解放的人们，工人阶级的解放并不是仅仅获得劳动的权利，而是要获得人类的所有幸福。

增加个人享受之斗争，传播媒介娱乐史纲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