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传：不忍坐视，支持五四运动

2023-11-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康有为在“复辟失败”后的最后十年，还是“窃哀吾中国四万万同胞，不忍坐视其死亡也”①。他对各派军阀、督军的本质不能认识，而自以“仆亦国民之一也，与诸公亦多故旧，兄弟阋墙，不忍闻久矣。栋折榱崩，侨将压焉。流涕以道，幸垂哀察”④。而中国“共和七年来，未尝开国民大会也”。北洋政府的“焚烟”，只是一纸空文，军阀、官僚吸烟的也不乏其人，康有为却听到这一纸空文，为之“出谋献策”。其二是支持“五四”学生运动。

康有为在“复辟失败”后的最后十年，还是“窃哀吾中国四万万同胞，不忍坐视其死亡也”①。这十年中，康有为的政治活动似乎不多，但不等于没有政治活动。

复辟失败，康有为续撰《不忍》杂志，说“吾岂忍吾四万万同胞日在水火中哉！吾岂忍吾中国由内乱而召亡哉！垂涕以告吾国民，其庶几听之，吾中国犹有望也”②。他专门写了《共和平议》，先在《不忍》第九、十合册刊登，后来印发专书，共8万余字，其中有的内容，和他在辛亥革命时写的《中华救国论》《救亡论》等有类似处，写有《中国若行民主虽有雄杰亦必酿乱而不能救国》《中国必行民主制国必分裂》《中国若仍行民主始于大分裂，渐成小分裂，终遂灭亡》等专章，说是：“吾国民乎，欲中国之亡乎，则行民主勿改也；若欲中国不亡乎，则分裂之现象，亦可惊心动魄，而思其反矣。”③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窃国”，军阀割据，民生困难，经济凋敝，是事实，是帝国主义操纵下军阀混战的结果，是封建割据、民主制度不能实施的结果。康有为却把它归结到“行民主勿改”，真是“倒因为果”。

1918年5月，皖系段祺瑞、徐树铮等组织安福俱乐部，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主张“武力统一”。8月，直系吴佩孚军攻占长沙、衡阳。孙中山护法运动失败，康有为发出《通电》：“自顷南北内讧，力战弥年，川、湘、粤、陕，蹂躏已尽，鄂、豫、闽、赣，牵连被灾，兵燹连天，烽烟匝地，闻之酸鼻，言之痛心。”“吴佩孚将军，今之名将也，首发停战之议，长江四督军，仁人之言哉！力主言和，即冯大总统之宣言，亦深自引咎而希望和平。”他对各派军阀、督军的本质不能认识，而自以“仆亦国民之一也，与诸公亦多故旧，兄弟阋墙，不忍闻久矣。栋折榱崩，侨将压焉。流涕以道，幸垂哀察”④。

11月14日，又《复和平期成会电》“方今欧战已毕，和议已成”。而中国“共和七年来，未尝开国民大会也”。今“国会为段家国会，实无以折之。故虽吴佩孚亦攻徐菊人为非法选举，可见人心矣”。“以为兹事体大，不能以空言机心得之，必其忧国爱民之公重于其位禄权利之私，然后发其至诚恻怛之心，绝去驾驭笼络之术，以此为本，乃可感人”。请和平期成会熊希龄等处此“欧无战事，无可再参”之时，“宜请参战处解甲释兵，然后和议可开，南忌可解，和平可望，此尤为方今议和第一事”⑤。

12月28日，又发《促南北速议和以应欧洲和局电》，谓：“今南北之争者，或以会名，或以会人，或以闽陕以至无用之事，而费有用之日，亦已多矣，其可笑亦已甚矣。”认为“与其下于外人，无宁下于兄弟乎？与其失权利于外人，何若失权利于兄弟乎？自民国七年来，号为共和，日共争乱”。“诸公能互让互忍，永远和平，至幸也。”⑥

1919年1月15日，《致陆使论议和书》，希望陆征祥在巴黎和会上“收回法权”。“自余各国旧约，凡有称特别地位，称优先权，称最惠国，称利益均沾，称机会均等，称范围地，称不让与种种不平等之词，皆出于兵力之压逼，或出于旧政府之愚昧，非吾人民所愿，概宜力争，尽行删除”⑦。

在上述电文中，尽管有主观片面的地方，但他呼吁和平，呼吁在巴黎和会中收回国权，还是值得称许的。

还有两份电文，也是康有为在这两年中值得一提的。其一是《致徐总统论焚土电》，说是“焚烟除害，深服大勇。惟政贵有渐”。“且焚此多土，再靡巨款，尤不值也。故与其焚之，不如赠人”。“乃南北交争，未见一钱之体恤，而高谈焚土，空投数千万金钱于灰烬，本末相反，蒙尤惑焉。或多留若干分恤遗黎，或分以立大学、开马路，以存焚烟之纪念，庶几化无用为有用，皆胜于焚”⑧。北洋政府的“焚烟”，只是一纸空文，军阀、官僚吸烟的也不乏其人，康有为却听到这一纸空文，为之“出谋献策”。

其二是支持“五四”学生运动。1919年1月，巴黎和会开会，中国政府向和会提出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日本在山东的特权，遭到帝国主义拒绝。消息传到，举国愤慨。5月4日，北京学生实行罢课，并通电全国抗议，北洋政府进行镇压。康有为于5月6日发出《请诛国贼救学生电》，文字激昂慷慨，引录如下：

曹汝霖、章宗祥等力行卖国，以自刈其人民，断绝其国命久矣。举国愤怒，咸欲食其肉而寝其皮。今号为民国，乃政府于民之所好则必恶之，民之所恶则必好之。若曹汝霖、章宗祥累年以来，国民所视为奸邪蟊贼者，然政府倚为心腹爪牙，托为牙人经纪。夫天下古今，安有牙人握券持筹于内，而国民呼号力争于外而能获胜者乎？……

夫以卖国之利不可思议如此，卖国之后，无所惩艾如彼。故自清季以来，相沿相师，无忧无惧，党徒日众，卖国成风。则我五千年之中国，二万里之土地，四万万神明之胄，日供其犬马犬羊之束缚，出售以供人之屠宰，至亡国绝种而后已。至今乃讨之，亦已晚矣，岂复有救哉！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章宗祥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快心，诚自宋大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稀有之盛举也。试问四万万人对于学生此举，有不称快者乎？假令其徒党亲戚有不快者，必无四百人以上。则学生此举，真可谓代表四万万之民意，代伸四万万之民权，以讨国贼者。……或以学生擅殴大僚为应有之罪，而忘今之为民国，政府只有奉行民意，而不得专擅也。……今布告吾全国四万万国民，如有以为学生此举为不然者，若得多数，则学生宜依常律罪之；否则，学生为代表吾中国民意，以公共诛国贼者。吾全国人宜唤醒以救被捕之学生，而日请诛卖国贼。政府宜亟释放被捕学生而诛卖国贼。

在电文中，康有为义正词严地指斥北洋政府，“请诛国贼”，释放学生，表达了他的爱国热情和视学生游行为爱国运动，在当时像他这样有声望的“遗老”，能够公开“请诛国贼”、释放学生的也不多见。

稍后，康有为还专函日本犬养毅，对青岛问题“想必能鉴强德之覆辙，或西邻之责言，翩然改图，亲结善邻，力践誓言，昭昭百国。万一贵国士夫因缘旧俗，挟持强力，尚行军国之义，怀侵掠拓土之心，不忘山东青岛之小利，恐成德国之大祸。……且待列强翻然正词，责问而后归还，亦少昧矣”⑩，此电虽较“天真”，他也不可能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但对中国主权的维护，还是表达了他的爱国情怀。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迅速向前，康有为却愈来愈跟不上前进的步伐。尽管他这时也发出一些政治宣言，但对各派军阀的本质，却不可能认识清楚，有时还会为他们所利用。

康有为对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变化，是表示不满的，说是：“今全国乱机如火线四伏，为俄式，过于法式之革命远矣。《诗》曰：‘彼昏不知，一醉日富。’今政府岂真聋聩何所恃，而敢犯众怒以召大祸乎？”认为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形式，比法国大革命更“过”。他在这封写给徐世昌的信中，大谈戊戌变法前徐世昌参加强学会以及入袁世凯幕等“交谊”，担心徐世昌“从尼古拉惨戮不远也”，表示“深忧极恐，贡竭其愚”。只是书中对“五四”学生运动还是赞扬的，说：“学生聚众而争山东，哗逼政府，然天下皆直学生而不直政府者，则以政府为军事协定之约，举国痛恨于卖国，一也。”⑪

1920年6月，湖南南军赵恒惕占领长沙。7月，谭延闿发表治湘宣言，主张“湘人治湘”，“湖南自治”。次年1月7日，四川刘湘等通电“四川自治”，章太炎等也宣扬“联省自治”。康有为对“联省自治”说则予反对，认为“中国千年来皆以统一立国，生民赖以安，文明赖以起，土地赖以廓，种族赖以繁，实为长治久安之至理，无能易之”。反顾印度，也是“万里之大国，三万万之众民”，就因愤蒙古帝而革命成，遂成“数十国而统一散，兄弟阋墙，日寻干戈，鹬蚌相持，渔人得利，于是印度遂以亡国”。不能因“中国一时之衰弱，则惟倾心媚外”。不能“不问中外历史风俗地理之迥殊，而妄采欧、美之政俗，以尽用施行于中国”。末谓：“吾中国人也，实不忍举中国从亡印之后也。心所谓危，不敢不告，语长心重，流涕以道吾国人听之。” 此函甚长，自称：“政治之道至为深远，宜通终而知其敝，不能见小利而败其成。”“今中外所期者统一也，乃日言联省自治以实行分国互争，是之楚而北行，鞭马疾驰而相去之远也。”⑫反对联省自治，主张统一，还是可取的。他在军阀混战，地方割据的情况下，写出这样长篇的“电文”，也是不易的。

康有为在1923年，还有一事可记，那就是陕西讲学。

1923年，康有为漫游祖国名山大川、帝王陵寝。“二月，游海门、定海、普陀。三月，谒泰陵、昌陵，至保定”，“旋游河南开封禹王台龙陵，登铁塔绝顶”。“五月，过济南，登千佛山”。“九月，游洛阳，过函谷关，至烂柯山”。“十一月，陕西各界邀请讲学”⑬，共讲学9次，见表12-1：

表12-1　康有为在陕西讲学(www.chuim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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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在陕西短短的半个月内，公开讲学9次，还祭祀董仲舒，谒周文王陵，游名胜古迹。这些演讲和活动情况，由他的门人邓毅、张鹏一记录，辑成《康南海先生长安演说集》一书⑭，上列表格，即据此书编成。

康有为西安讲学，当地的军政要员、地方长官以至各团体负责人都参加了，可以说接待极为周到、重视，而讲学却以言孔教、谈佛教以至谈“天人之故”“人生之忧患”为多。

康有为是尊孔的，戊戌变法时，刊发了《孔子改制考》，辛亥革命后又组织孔教会。这次讲学，他也多次谈到孔子、孔教，以至孔教超越其他教义之处。说：“毂梁与董子曰：‘非天不生，非父不生，非母不生’，三合而后生，故谓之天之子也可，母之子也可，此孔子至要之微言也，孔教与各教不同之处在此”⑮。孔子讲人伦、讲仁、讲恕，就是他的大过人之处，他说：

孔子至圣，岂不能托为天之师、天之子、天之使以自尊，而于人伦之间，乃曰所求子以事父未能，所求弟以事兄未能，所求臣以事君未能，所求朋友先施之未能，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⑯

康认为，与其他宗教如佛教、基督教、道教相比，孔教远远超过它们。例如言“魂”，孔子“祭天以明万物一体之仁，祭祖以明家族相亲之孝，仁孝皆备，治国可运诸掌矣，此孔子人道之大义也。祭以尊奉天神人鬼，孔子讲魂而运于人道之内，所谓声明魂魄传于罔极也”。至于其他诸教“只言天，只修魂，道教只修魄；基督至仁，盖专重天也；佛教至智，盖专修魂也；而佛谓战胜上帝为弟子，过矣。基督与佛同言魂，盖与佛之人天教同，故不嫁娶独尊天，而寡及父母，言仁而寡言孝，尊魂而少言修身也。孔子则天与父母并重，故仁孝兼举，魂与体魄交养，故性命双修”⑰。

孔教与其他宗教不同，是因为“孔子言人道，佛言神道”。“讲人道，父母生我，则在家应报，古今圣贤豪杰造成文化，吾身受其赐，则在国应报之”。至于佛教讲出世，如“人人出家，七十年无人类，从何说佛”⑱。

康有为以孔子学说与仁伦结合，对儒家思想由祭祀引发孝，由孝引发忠，在当时“世风日下”，军阀混战之时讲伦理道德，自无不可。但社会在发展，救亡图存，单靠儒家思想，在这个时代也不能适应了。况且，康有为在讲孔教的同时，还杂有迷信色彩，说“电通之理，通于善恶，因果报应，丝毫不爽”⑲，不如过去讲演的虎虎有生气，而步入颓唐了。

康有为过去宣扬的《公羊》“三世”，《礼运》“大同”“小康”，这时也予宣传。还以为“今地球各国之理不能外，后此千百年亦不能外”，以为“孔子无所不有”，但又以“行之视其时与地，苟非其时与地，则不可行也。不可行者，孔子不主也”。只能归罪于“今之所谓孔子者，乃朱子耳”⑳。徘徊瞻顾，无所适从。

康有为对当时正在研究的《诸天讲》《显微》也曾在讲演中述及。康有为谈宗教、谈孔子，仍旧关心政治，对民国后的情状表示不满，对欧、美各国共和政体也有议论㉑。康有为在西安讲演次数不少，听众也不少，讲的内容很复杂，但新的内容似不多见。不过，在陕西讲学中，也有两点对当时西北是有影响的。

第一，关于女权，他认为“人生之忧患以女子为最”。早年，他倡立不缠足会，这次演讲，又强调“人生平等，何可抑女”，妇女婚姻“不可不慎”，“至于裹足一事，尤伤人道”㉒，对距离内地较远的西北是有影响的。

第二，在西安青年会和女师范等演讲中，都提到“新学”，并“有望于学生者五”：

一曰“博学”，以为“人生于地上，凡古今万国之学问，皆应通之。凡全地之山川草木鸟兽百产，皆应识而受用之。凡诸天之日月星辰，皆应识而交通之”，古人谓：“通天地人之谓儒。”

二曰“行仁”。“天以才力聪明赋于诸君，得以为学，是天之格外优待诸君也。”

三曰“专门”。“今大地百国学问甚多，诚非一人所能尽，故分门别类，各因其性之所近，专学一门”。

四曰“常识”。“凡地上各国通行之天文地理，通行之政教礼俗，通行之卫生立身，通行之书画文词，必当解之”。

五曰“乐学”。“以己之学业为乐，不厌不倦，其味无穷，学而时习，不亦乐乎？”㉓

康有为对教育方面的看法，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也是值得一提的。

康有为传：不忍坐视，支持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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