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参与复辟，与祀孔运动有关

康有为组织孔教会时，袁世凯发出“学校祀孔”命令，地方督抚也予支持，后来演出复辟闹剧的张勋，就是“争定国教”的鼓吹者。

孔教会筹设，一些军阀、官僚纷纷致电致函表示赞赏，如曾任总司令的徐绍桢呼吁“祀天配孔”，“以宗教之指归，而定人心之趋向”，浙江都督朱瑞特电参、众两院，“请尊孔教为国教”，说是“孔子真我国惟一信仰之宗教”，是“立教之大本，匡国之良方，化民成俗，转危为安，舍此更无他图”。清室遗老、众议员赵炳麟致函宪法起草委员会，“请定孔教为国教”。副总统黎元洪、山西都督阎锡山、山东都督靳云鹏、黑龙江都督毕贵芳、河南都督张镇芳、江西都督李纯、广西都督陆荣廷也先后上书袁世凯或参政院，赞成明定孔教为国教，还致电孔教会，说是“以孔教为国教”是“卓识名论”。安徽都督倪嗣冲、广东都督龙济光、云南都督谢汝翼、吉林护军使孟思远，直隶民政长刘若曾等先后通电，认为定孔教为国教，“从此邪说不至横行，乱端不再蜂起，以固国家基础，以维道德藩篱”。南京都督张勋更是“馨香祷企”，“争定国教”，在这些军阀、官僚的支持下，孔教会的分会、支会分布各处，有的乡镇都设支会。

应该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教育家、思想家，他对中国文化的保存和发展是有着极大贡献的，孔子学说中的不少伦理、教育思想如今还可借鉴，孔子受到中外人士的崇敬也是很自然的。问题是康有为和孔教会的尊孔，却与封建帝制的废除、共和政体的成立联系又是那么紧密。康有为、张勋之流对“因废帝制，并欲废伦纪；因废伦纪，并欲废因倡此学术之孔子”，认为是“忘本逐末”，是“驱举国之民沦于禽兽之域”，从而强调“尊崇孔教”，以“保存国粹，维系人心”。当时，即有人看到尊孔与复辟之间的关系，指出：“主张民国之祀孔，不啻主张专制国之祀华盛顿与卢梭，推尊孔教者而计及抵触民国与否？是乃自取其说而根本毁之耳。”

1917年的张勋复辟，就是在“祀天配孔”声中演出的一场闹剧。

张勋在清末被任为江南提督。武昌起义后，顽抗失败，退守徐州，仍被清政府任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袁世凯任大总统后，所部改称武卫前军，表示忠于清室，所部禁止剪发，称为“辫子军”。袁世凯死后，控制北洋政权的段祺瑞和总统黎元洪发生“府院之争”。段引各省军阀势力以自重，张勋乘机连续召开徐州会议，以盟主自居，酝酿复辟。

当张勋推行复辟之际，康有为曾上书黎元洪、段祺瑞，对当时政局和“府院之争”提出意见，说是：“公等执政以来，国会开议至今，荏苒计已经年，惟闻府院日争意见，国会与政府日事轧轹，除力攻孔教以绝教化败风俗外，惟争内外二长一事。上以党争，下以乱成，盗贼满山，四海困绝，杼轴皆空，民转沟壑，公等与［诸］政客，无一恤民救国之政策，国民侧视，睊睊恶怒已甚。公等尚不旁皇自责，犹假外交以事内争，岂四万万国民付托公等之意耶？”至于参战问题，则“伏望大总统坚持中立，勿失其责”。

3月14日，北京政府宣布与德国绝交，康有为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致黎元洪、段祺瑞电》，电文长达2000余字，首谓“顷闻将加入战团，举国骇惶”，“吾国内讧频年，四海困穷，国势危殆，民不聊生，几于不国，及今闲暇，正宜励精内政，何暇营及外人”，不要“高谈战德”；至于“奥与我为友邦，尤未尝有分毫之恶感”，不要“无端又言战奥”。

接着说，如今“皆曰绝德绝德、战德战德，其于吾国内政皆置之”。“吾经辛亥革命之后，五年三乱，民生涂炭，既未少有休养，岂可无端再为此经年之自扰乎”？

最后竟说“迩者既以无端绝德，更欲无端绝奥”，“于德、奥已成仇怨”。“今舆论哗然，谓袁世凯篡帝之罪，不过得罪共和，然于中国无关。今者加入战团，则轻掷五千年之中国，四万万之人民，以供政府数人之政争喜怒，其罪过于袁世凯，甚且以为古今大恶无比焉”，真是危言耸听。还望黎元洪“有宣战媾和之权，必勿弃职”；望段祺瑞“与国际评议员诸公识时知变，宜急自悔改，仍守中立”。

当北洋政府免段祺瑞国务院总理职，段唆使安徽、奉天、山东、福建等省独立。黎元洪以张勋不是北洋嫡系，召他入京“共商国是”。张勋并不想保护黎元洪，却想趁此机会入京，实现复辟。当他进京过天津时，曾与段祺瑞会谈，段知道张勋的谋划，不表示反对，想利用张勋来解散国会，推翻黎元洪。

张勋入京，康有为也于6月28日秘密入京，两天以后，复辟发生。

康有为参与复辟，屡载史册，且有称他和张勋为“文、武二圣”的。但也有人为康有为辩解，《梦蝶丛刊》内有《丁巳复辟真理》云：

因黎、段之间，齮龁日甚，于是徐州会议之事发生。徐州会议者，张勋召集各省督军密议复辟之事，当时各省督军皆派代表，签字赞成，徐树铮亦代表段祺瑞签字焉。其后段氏否认，谓未尝授权于徐树铮，此则二人内情，其真相非外人能判断也。徐氏之议既定，张勋将入京，始请教康南海，南海告之曰：辛亥之役，吾主张虚君共和制，非为满清，为中国也。今若复辟，亦当行虚君共和制，万不可复大清旧号。既为虚君，政府当归内阁，内阁对国会负责任，君主无责任，虚君共和制所以胜于总统制者，避免总统而频革命，且避免府院之争耳。既为国家起见，自身不宜揽政权，国务总理一职，暂请徐世昌任之，各省军政首长皆宜仍旧，切不可妄更动。徐州现有兵三万，当调一万入京，调一万守济南、德州之间，握津浦路，留一万在徐州，再调冯麟阁一师入关，握京奉路。段在天津，当挟之入京，万不可留之于外。遗老知识缺乏，不明世界大势，清朝之亡，实由此辈。今次用人，宜认真审慎。张勋皆唯唯听命，南海又为之草定诏书，凡数十道，关于兴革大计，巨细无遗。但其无一言听南海者。张勋为人忠义有余，智谋不足，左右多庸碌无能之人，刘廷琛尤为迂谬。张勋将南海拟定之诏书稿交万绳栻，万绳栻交廷琛，廷琛谓：“不可用，今日复辟，当尊君权，康某讲立宪，主共和，不宜听信。”故五月十四所颁诏书，皆为廷琛手笔，尽翻南海原议。十五夜，伍宪之（庄）走谒南海于南河沿张宅，力劝南海离京，谓“少轩无一事从先生策者，先生嘱其调重兵入京，兼扼守津浦、京张两路，今彼入京军队，只带三营，津浦路放弃，京奉更不管，徐州远隔，调度不灵，猝有缓急，如何应付？七议政大事不知所谓，如此办事，直同儿戏，不特违背先生主张，兼贻害皇室，先生何必代彼等妄人受过”。宪之再三敦劝南海速离京，南海正色曰：“与人共事，不能如此，我今日尚求人原谅乎？成则居功，败则诿过，此小人所为。绍轩不听吾言，为左右所惑，一子下错，全盘皆输，矧今日全盘皆错耶！我知必败，但罪魁之名，无论如何辩白，亦不能免。我已置生死于度外，更何于毁誉。绍轩虽负我，我不忍负绍轩，不必再言。”……

这里，说是康有为那时的主张是“虚君共和”，“今若复辟，亦当行虚君共和制，万不可复大清旧号”，而张勋却听刘廷琛“宜尊君权”之说，“所颁诏书，皆为廷琛手笔”云云。康有为在辛亥革命后，主张“虚君共和” 是事实，他的主张和张勋及其亲信刘廷琛等有出入也可理解，但说他参加复辟“太冤”，完全是“代彼等妄人受过”，却还得按照历史实际正确评价。

我认为，康有为和张勋及其亲信的政治主张是有差异的，但他们主张复辟则一致，因为：

第一，康有为在辛亥革命后，确主张“虚君共和”，以为“立宪国之立君主，实为奇妙之暗共和国”。后来又说，所“立君主”，好比“土木偶”，可知，他是主张“立君主”的。他还强调“满族亦主黄帝”，所“虚”的“君”，仍旧是“亦主黄帝”的“满族”。

第二，张勋复辟前，康有为和他有函札往来，即上文所引，亦称张勋“请教康南海”。1917年，康有为与张勋多次通函，如介绍日本柏原文太郎“高义达才，为大隈、犬养之心腹”，提出“若欲局外交助，得此人必有大助，望以殊礼待之”；如介绍在奥地利学习军事的沈成麟，沈为沈瑜庆（涛老）之子，“涛老乃我同志，此为吾党后劲”，“望优接之”。沈瑜庆也是清室遗老，故称之为“同志”。

在康有为家属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电稿中，也有《致张勋电》，其一发于1917年1月，为“对德宣战”事，“德领来求助，吾借此为公施惠，为他日计”。张勋复电：“对德抗议，昨电政府，痛陈利害。顷得复，颇嘉纳，相机当再言之，谅不致便决裂。”“德领既有意结纳，甚善。即令蔚森代表与商一切，尚祈维持”。

另一电是复辟前夕，即6月25日，“代拟致张勋电”，此电对考辨康有为与复辟关系颇有价值，引录如下：

北京张大帅：海密，民主政体不能适于中国。行美总统制则爪牙遍内外，必复于帝制，人心不服，必起兵争。行法责任内阁制则府、院争权，致肇今祸变。六年四乱，四海困穷，外债日增，则数年已为埃及。若外力瓜分，则转瞬即为波兰。今藩镇殊意，内阁难产，久无政府，既陷不国。若再不改图，后无良法，只有待亡。今南愿无革军之忧，东邻有默助之意，天下合应，咸思归故主。若人心不同，必难一致。若虑北中有异心者，可设法待之。尚有反对者，则威之以兵，时乎不再，公握劲旅，坐镇中枢，若再徘徊迟疑，坐失事机，异日外交困难，东邻胁迫，坐待亡国，悔无可追。望即举行复辟大典，有唐时五王临淄王及明时夺门故事。公举沈子培、王聘三二方伯代表请愿，伏惟察行。瞿鸿机、陈夔龙、沈瑜庆、王秉恩、罗振玉、李瑞清、周树模、王仁堪、杨锺羲等四十人。有。

由上可知，复辟前夕，康有为和张勋函札往来，所言与酝酿复辟有关。他还劝张勋“直抵丰台立办大事”，速行复辟。又代清室遗老瞿鸿机等上书“张大帅”，“望即举行复辟”。他入京前，和张勋早有联系，不是“张勋将入京始请教康南海”。他不但陈明“民主政体不能适于中国”，并且力言“天下合应，咸思归古主”。“古主”，当然是指已废清帝溥仪。“代拟致张勋电”，由康有为手草，不能说他是“代妄人受过”。

第三，复辟失败，康有为没有否认他和复辟的关系。1917年8月3日，他在写给代理总统冯国璋的长电中，一开始就说：“今中国虽行民主，实则专制；名为共和，实则共乱，不过少数人争总统、总理、总长，既得总统，将开帝制，民又不服，争乱而已。”袁世凯死后，冯国璋“与张勋二人同心决行复辟”。张勋“提精兵六千，深入京师，举行复辟，信诸公同心之故，不意今皆改易面目，大声疾呼，反称讨逆”。康自称与张勋意见不同，但没有否认参与复辟。说是：“吾素主持复辟，固以中国非虚君共和不可者，言满天下。”前在日本，汪伯唐即“与我同谋，日以复辟为事”，“其余权贵主复辟者伙颐，不暇悉数”。说明他的所以主张“虚君共和”，是考察世界各国政治得失和根据中国情况提出的，“苟无世界之通识，昧百年之大计，而唯诺畏怯，猥随群盲以自乱其国，仆岂肯出此”。“虚君共和”所“虚” 之“君”，还是溥仪，康有为次女同璧编《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收录此书，并予说明：

五月，张勋拥宣统复辟，先君到京，主用虚君共和制，定中华帝国之名，开国民大会而议宪法，除满汉，合新旧，去拜跪，免忌讳，各省疆吏概不更动。而张勋左右刘廷琛、万绳栻等顽固自专，排斥不用。先君正拟辞去南行，而兵事已起，乃避居美使馆之美森院。……嗣闻冯国璋进京，以临时大总统名义下令缉捕，先君以复辟事，冯国璋实为主谋，乃于十六日电请一并到案候质。

指出康有为与张勋、刘廷琛等的差异，但尚未说他与复辟无关；说是康有为主“虚君共和”立“中华帝国”，还是主“复”帝制的。

第四，康有为的政治主张，与张勋是有差异的。“五月十三所颁诏书，皆为廷琛主笔”，但康氏家属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文书中，存有康氏《拟复辟登极诏》《拟开国民大会以议宪法诏》《拟召集国会诏》《保护各教诏》《定中华帝国诏》《免拜跪诏》《免避讳诏》《亲贵不干预政事》等诏，今将《拟复辟登极诏》引录于下：

中国之地，北属羲炎，南属三苗，我祖黄帝之先宅，中亚洲之地，剑戟遗物，古文刻字，播及欧洲。时在部落，游牧迁徙，东逾葱岭，遂跨渡瀚海，邑于涿鹿。《史记》谓居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盖自北漠入宅中土，巡定万国，分封廿五子，遍及蕃服，传及于殷，淳维之后，遂开匈奴之国。我朝祖出肃慎，亦为黄帝之别枝，宅于长白，实隶汉时之郡县。中更六朝，地陷中原，遂沦异域，稍异华风。然与舜出东夷、文王出西夷、吴断发文身而为太伯后，楚荜路蓝缕而为鬻熊后，其义一也。故生理学者，以中国内地与蒙古人种相同，号为蒙古人种，盖皆为黄帝同姓之后故也。故满、汉、西藏、蒙古、回族本属一系，前之北魏、周、齐，后之契丹、女真，咸改华姓，分婚传种，久合一家。我朝定鼎中夏，犹别子入继大宗云尔。竭其兵力，举东三省、蒙古、新疆、西藏二万里而归之中国，自古未有之功也。圣祖仁皇帝去庸调而合于租，定一条鞭之租税，全国凡三千余万两。二百余年，未尝加征分毫，中外未有之仁也。德宗景皇帝创行立宪，召集国会，自古未有之政也，孝定景皇后不忍国民之流血，甘弃一姓之尊荣，禅让至德，今古罕闻，付与袁世凯以全权，组织民国政府，诚欲得共和盛治，民治良规，五族同安，中国乂宁也。岂意袁世凯借托总师，窥窃神器，毒痛四海，危害宗邦，涂炭生民，大削国土，五年三乱，不绝如线。继其后者，府院争权，政不及民，议员扰乱，延于国。督军及百官等以民主政体只能攘乱，不能为治，不适于中国。请朕复正大统，今复即位。

朕维欧洲诸国，实为宪政之先河。然英有君主，实亦共和，英以盛安。比之中南美民主国岁月争乱，过之远矣。朕与吾国民愿用英国君民同治之政。昔舜恭己南面而无为，禹有天下而不与，诚我中国立宪之先导，朕庶几焉。永削满、汉之名，以除畛域之界，统名中华帝国，以行立宪政体，大开国民会议以议宪法。朕与五族国民，同为中华之人，同成中华之治。朕以冲孺，不识治理，若涉大水，未知由济，亦惟听舆人之公论，考大地之新知，求才贤之辅弼，忧困苦之黎元，不分新旧而合熔，斟酌古今而行政，奖励物质以富民，兴起教化以美俗，政权公之国民，犹是共和也。庶几中国乂安，生民乐业，朕有厚望焉。钦此。

在代拟《登极诏》中，以较多篇幅，从历史上、地理上说明满族是“黄帝之别枝”，“宅于长白，实隶汉时之郡县”。“满、汉、西藏、蒙古、回族本属一系”，清政府“举东三省、蒙古、新疆、西藏二万里而归中国”，是“自古未有之功”。清朝末年，为了“不忍国民之流亡”，进行“禅让”，“付与袁世凯以全权”，结果袁世凯“窥窃神器，毒痛四海”。袁世凯死后，又是“府院争权，政不及民”，为是“请朕复正大统”。仿效英国君主立宪制，“君民同治”，“政权公之国民，犹是共和也”。

清朝末年，革命派为了反清，把国内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扩大，“仇满”“逐满”“排满”等词句、文篇时有所见。民国成立，“五族共和”，说明满族同是黄帝子孙，当然可以；康熙时疆土一统，也是事实。但康有为的强调“满汉不分”以及清初的“竭其兵力”，却是为了替溥仪复辟制造舆论。至于所谓“禅让”云云，也是适应一些遗老的需要，以为“民国”还不如“清朝”，“共和”还不如“君主”。又因为“君主专制”毕竟不适合当时的潮流了，从而设想“虚君共和”“君民共治”。

复辟毕竟是不得民心的，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没有几天，就烟消云散，以失败告终了。但康有为和这场复辟活动的关系，却是难于回避的事实。

康有为参与复辟，但他和张勋还是有区别的。康有为在《致冯国璋书》中，提到他和张勋之间的差异，说：

张绍轩复辟时，专治兵而不及政，一切皆其左右刘廷琛、张镇芳等主持，吾一切未得与闻。吾所拟之上谕，主照英制为虚君共和，为中华帝国，及其他除满汉、免拜跪、去御讳、合用新旧历、开国民大会以议宪法、召集国会等谕数十纸皆不行。吾以改大清国及大清门、大清银行为尤不可，面与醇王及诸王公世伯轩陈韬庵言之，皆以为然。诸王皆谓立宪则事事付于内阁已，公天下何必用朝名。韬庵决议将吾草之上谕再发，且令门及银行不改，而刘廷琛等坚持而行之。吾到京三日，拟即不税驾而行，惟仆谬忝人望，恐人谓仆亦行矣，则人心震动，事益难成，非与人共患难之道，故坚忍数日。

康有为自称，他“主照英制为虚君共和，为中华帝国”，而以“改大清国及大清门、大清银行为尤不可”，而刘廷琛等“坚持而行之”，刘又为张勋所信任，以致康有为的主张未能采纳，所拟“诏书”也未能采用。

查复辟第一天，发布“上谕”9道，此后续又发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废帝溥仪档案》藏有复辟时“上谕”56件。第一天所发，均由张勋以内阁议政大臣名义副署，其中最重要的是《复辟诏》。“诏”中一开始就说：“共和解体，补救已穷”，经张勋、冯国璋、陆荣廷、瞿鸿机等奏请复辟，黎元洪奏请“奉还大政”，“不得已允如所奏”，即日“临朝听政，收回大权”。后面提出施政纲领9条，包括：恢复大清帝国国号，实行君主立宪，民国六年改为宣统九年，废除民国刑律，改用宣统初年刑律；设内阁议政大臣及阁丞，以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廷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7人为内阁议政大臣，万绳栻、胡嗣瑗为内阁阁丞，总揽朝政；恢复清朝官衔，改各部总长为尚书、次长为侍郎、各省都督为总督、巡抚；以张勋兼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冯国璋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陆荣廷为两广总督，以徐世昌为弼德院院长、康有为为副院长等。

“诏书”与康有为所拟不同，他自己也只是取得“弼德院副院长”的虚名。那么，康有为虽参与复辟，但张勋“为左右所挟持”，并不信用康氏。康氏弟子张伯桢说：

张勋本武人，不谙政治，为左右所挟持，遂致先师无可匡救。先是，先师代草诏书，用虚君共和之意，定“中华帝国之名”，立开国民大会，议宪法，选举国会，其他融满汉、合新旧、免跪、免讳等诏，预草十余，以备施行，竟置不用。先师乃持诏草面示醇王与近支王公世续等，皆愿行虚君共和，并去“大清”国号，称“中华帝国”，于皇室及国家之利害，譬说万端。盖先师历游欧、美，默察诸国政体，有善有不善，知之明而究之熟，深信君主独裁之制不适于今日，法、美共和之制又与吾国情不合，运用不灵，适以长乱。意在保中国兼保清室，与其他复辟派之意见固绝不同也。

张伯桢是康有为的弟子，尽管他回护对其老师有的词句，但所言不用康氏所拟“诏书”等却是事实。上引《复位诏》和康氏所拟《拟复辟登极诏》在“中华帝国”还是“大清帝国”等根本问题上的差异也是存在的。为了弄清康有为所拟“诏书”的实况，再将康有为家属捐赠文书中的其他“诏书”摘要说明。

《拟开国民大会以议宪法诏》以为“欧、美政体之异，有共和、立宪、专制之殊者，专视其以主权、人民为公有与私有而已”。“苟为公有，则人民各有公权，发其公意，君主、民主无所别焉。故英为君主国，而民权反多于法国也”。“虚立君位，同于共和”，“国民或未达公有之义，泥民主之法，六年四乱，皆为首长争权，试验无效，迎朕复辟”。这样，“政权虽有虚君，民权仍是共和”。拟“共开议宪局，先议定议宪选举法，迅速颁行，以备国民大会公议宪法”云云。

《拟召集国会诏》以为“凡国为人民所公有，即当与国民公议”，“我德宗景皇帝为中国创立宪法，首开国会”。“民国数年，两被解散。然国会为立宪国之机轴，我中华帝国立宪之要枢，朕所日倚望也。所司，其亟议召集国会，庶几野无遗贤，奔走偕来，同我太平”。

《拟亲贵不干预政事诏》以为清季“后无远识，忘奉祖训，致亲贵递为首辅，甚至柄权皆属宗王，遂有奕劻昏贪，乃至卖国，则违反祖制所致也”。今后“近支王公勿预政事”。

《拟保护各教诏》以为“中国数千年来虽尊孔教为国教，然实听信教之自由，自汉、唐、宋、明来，佛、回、基督入中国，并行不悖，并育不害，我国之信教自由大地莫先焉，于今二千年矣。”今“尊崇斯义，其令所司于各教教徒祠庙，谨依约法善保护之无忽”。

《拟定中华帝国名诏》谓“中国之为华夏历数千年。我朝上承唐、虞、夏、商、周、汉、唐、宋、元、明之正统，大清朝号只对前朝言之。今五族一家，同为中华国民，不可以朝号代国号，应定国名为中华帝国”。

《拟免拜跪诏》谓“遍考东西洋各国皆鞠躬肃立，或握手并坐，故考中国之古礼，既坐论而答拜如此；审环球之礼俗，其坐立而不拜如彼。自今臣工行礼，其免拜跪”。

《拟免避讳诏》谓“古者不讳，周人乃有讳义。然皆施于死者，致其思敬，故曰卒哭乃讳。后世误讳生者之名，则是以死礼行之，甚紊谬，且不祥莫大。且古者临文不讳，其令臣民有书朕名者，无庸缺笔，无庸避改”。

上列康有为所拟“诏书”与档案馆所藏《复位诏》相比较，最显著的差异是：

第一，康有为主张“虚君共和”，改名“中华帝国”；而《复位诏》则宣称“收回大权”，恢复“大清帝国”，并以民国六年改为宣统九年。

第二，康有为说是民国以来“六年四乱，皆为首长争权，试验无效”，而行复辟，“政体虽有虚君，民权仍是共和”，还挂一个“民权”的招牌。《复位诏》则以封建遗老为“内阁议政大臣”。康有为所拟“诏书”，还有免拜跪、去御讳等废除封建旧制的措施，对改大清国、大清门、大清银行坚决反对，也反对亲贵干预政事。《复位诏》则恢复清朝旧制，如刑律即除民国旧律，改行宣统初年刑律。即职官名称，也复旧名。

第三，康有为是经过戊戌变法的政治实践，又多年游历欧、美，经过考察比较，认为效法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比较适合，从而提出“虚君共和” 的。《复位诏》则以“共和解体，补救已穷”，而“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作为“收回”，“恢复大清帝国”，于是多从旧制。

康有为主张建立“中华帝国”，“虚君共和”，《复位诏》则明确指出恢复“大清帝国”，“收回大权”。它们的内涵虽有不同，但复辟帝制则一。康有为的参与复辟，是毋庸置疑的。辛亥革命以来，康有为恋栈旧制，眷念君主，返国后，看到“六年四乱”，归罪于“民国”成立，他的参与复辟，有其思想根源和现实原因，也是辛亥以来对当时政治不满的表露。

然而，康有为的“复辟”，和张勋还是有差异的。他参加了“丁巳复辟”，有其报答清主的错误一面，但“虚君共和”“中华帝国”毕竟和主张完全恢复清朝封建统治的张勋之流不同。康有为自己也说“张绍轩忠肝义胆，敢行复辟，然误于左右，不听吾言，遂自致败”。

评价“丁巳复辟”，不能把康有为与张勋之流等量齐观，也不能像康有为的部分学生、亲属那样为“复辟”辩解，但康有为“复辟”时期的言论和行动毕竟和张勋之流不同。康有为参与“复辟”是事实，他在复辟时期和张勋之流有差异也是事实。我们并不是说“虚君共和”就比“中华帝国” 好，但康有为毕竟游历欧、美，考察各国政治得失，尽管他所考察的有其局限、主观的一面，但对他与拘守一隅、目光短浅的张勋之流的差异，也不能坐视不顾。

康有为反对共和、复辟帝制，是抹杀不掉的事实，是辛亥革命后恋栈帝制，怀念清室的表露。而他的反对共和、复辟帝制，又是和尊孔崇儒紧密联系，要以封建纲常名教“良药美方”的封建儒经来恢复旧秩序。

复辟失败，康有为发表《共和平议》，分为《求共和适得其反而得帝制》《求共和适得其反而得专制》《求共和若法今制，适得其反而递演争乱，复行专制为法革命之初》诸篇，把民国成立6年来的政治混乱归罪于共和，也就是归罪于辛亥革命，还说“悬此论于国门”，“有能证据坚确，破吾论文一篇者，酬以千圆”，陈独秀即指出“共和建设之初，所以艰难不易实现，往往复成专制或帝制”，其实并不是“共和本身之罪”，而是来自“武人”如“北洋派军人张勋等”“学者”如“保皇党人康有为等”的阻力。“其反动所至，往往视改革以前尤甚，此亦自然之势也。然此反动时代之黑暗，不久必然消灭，胜利之冠终加诸改革者之头上，此亦古今中外一切革新历史经过之惯例，不独共和如斯也”。因此，讨论造成“反动时代之黑暗”的原因，“不于阻碍改革者之武人学者是诛，而归罪于谋改革者之酿乱，则天壤间尚有是非曲直之可言乎”。陈独秀和《新青年》的一些作者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是不满的，但他们在旧势力的攻击面前，还能为辛亥革命辩护。

康有为没有吸取复辟失败的教训，而是相信自己“廿年旧论”的“至论”。在所写《共和平议》中，康自称“十六年于外”，游历欧、美等国，“考政治乃吾专业，于世所谓共和，于中国宜否，思之烂熟”，撰此《平议》，“今亦悬此论于国门，……有能证据坚确，破吾论文一篇者，酬以千圆”。说是“辛亥以前，未得共和也，望之若天上；及辛亥冬，居然得之，宁知适得其反”。“求共和适得其反而得帝制”，“求共和适得其反而得专制”，“求共和若法今制适得其反而递演争乱，复行专制，如法革命之初”，“民国求共和设政府，为保人民和平安宁幸福权利生命财产而适得其反，生命财产权利安宁皆不能保，并民意不能达”，以致“号民国而无分毫民影”。说是“中国共和根本之误在约法为十七省都督代表所定，而非四万万人之民意”，“民国政府明行专制必不开国民大会，故中国宪法永不成而无共和之望”，甚至谓“中国武力专制永无入共和轨道之望，不能专归罪于袁世凯一人”，“中国必行民主制，国必分裂”，“中国若仍行民主，始于大分裂，渐成小分裂，终遂灭亡”云云。康继续反对民主共和，“要之一言，民国与中国不并立，民国成则中国败矣，民国存则中国亡矣”，说到底还是嫉视民国，恋栈帝制。

注　释：

①康有为：《致徐勤密书》，见拙编《康有为政论集》（以下简称《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49页。

②《民立报》曾将信封和“密书”3页影布。12月28日，《民立报》又录用原书，加以批驳。

③康有为：《共和政体论》，见《政论集》，第689—691页。

④康有为：《救亡论》，见《政论集》，第652—656页。

⑤同上书，第658页。

⑥同上书，第660页。

⑦同上书，第671—672页。

⑧同上书，第673页。

⑨同上书，第677页。

⑩康有为：《共和政体论》，见《政论集》，第683页。

⑪同上书，第686—687页。

⑫同上书，第689页。

⑬康有为：《大借债驳议》，见《政论集》，第762—763页。

⑭康有为：《无祷》，见《政论集》，第876页。

⑮康有为：《不忍杂志序》，见《政论集》，第769页。(www.chuimin.cn)

⑯同注③。

⑰康有为：《中国学会报题词》，见《政论集》，第797页。

⑱康有为：《救亡论》，见《政论集》，第675页。

⑲康有为：《中国学会报题词》，见《政论集》，第798页。

⑳同上书，第797页。

㉑康有为：《孔教会序一》，见《政论集》，第733页。

㉒康有为：《救亡论》，见《政论集》，第676页。

㉓康有为：《共和政体论》，见《政论集》，第692页。

㉔同上。

㉕康有为：《复山东孔道会书》，见《政论集》，第840页。

㉖康有为：《中华救国论》，见《政论集》，第727—729页。

㉗康有为：《刊布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题词》，见《政论集》，第807—808页。

㉘康有为：《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见《政论集》，第891页。

㉙康有为：《复教育部书》，见《政论集》，第862页。

㉚同注㉘，第903、904页

㉛同上书，第913页。

㉜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发凡摘录》，见《政论集》，第832页。

㉝康有为：《保存中国名迹古器说》，见《政论集》，第853页。

㉞康有为：《中国学会报题词》，见《政论集》，第798页。

㉟康有为：《救亡论》，见《政论集》，第676页。

㊱康有为：《中国学会报题词》，见《政论集》，第798页。

㊲同上书，第800页。

㊳康有为：《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见《政论集》，第907页。

㊴陈焕章：《孔教会序》，见《孔教会杂志》一卷一号“丛录”栏刊。

㊵同上。

㊶同上。

㊷陈焕章：《孔教会杂志序例》，《孔教会杂志》一卷二号。

㊸见《时报》，1913年2月19日刊。

㊹见《孔教会杂志》一卷七期（1913年8月）刊。

㊺张勋：《上大总统请尊崇孔教书》，《孔教会杂志》，一卷七期。

㊻同注①。

㊼见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4—165页。

㊽康有为：《光绪帝上宾请讨贼哀启》，见《政论集》，第631—632页。

㊾康有为：《讨袁檄文》，见《政论集》，第633—634页。

㊿载《不忍》第九、十册，题为《大总统来电》第一，见《政论集》，第923页。

康有为：《致总统电一》，见《政论集》，第922页。

查康有为发出《致总统电》后，袁世凯即日电复。见《政论集》，第924页。

康有为：《复总统电二》，见《政论集》，第924页。

查康有为发出《复总统电二》后，袁世凯又复“号电”，见《政论集》，第925页。

《复总统电三》，见《政论集》，第925页。

康有为：《救亡论》，见《政论集》，第677—678页。

康有为：《共和政本论》，见《政论集》，第691页。

康有为：《共和政体论》，见《政论集》，第689页。

康有为：《请袁世凯退位电》，见《政论集》，第935—939页。

《中庸注》广告，见《不忍》杂志第四号。

见《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四期“孔教新闻”。

见《孔教会杂志》第七期“丛录·公牍”。

《李纯通电》，见《孔教会杂志》第九期“丛录·公牍”。

《吉林护军使通电》，见《孔教会杂志》第九期“丛录·公牍”。

《南京张都督争立国教致本会之通电》，见《孔教会杂志》第十期“丛录·公牍”。

张勋：《上大总统请尊崇孔教书》，见《孔教会杂志》第七期。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见《新青年》第二卷第二期。

康有为：《致北京电》，见《政论集》，第976—978页。

康有为：《致黎元洪段祺瑞电》，见《政论集》，第985—986页。

见伍宪子：《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出版者不详，1952年，第108—110页；康保延：《恭述先祖南海先生二三事》亦引录，见《康南海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文辑》。

康有为：《致张勋函》（1917年），见《政论集》，第979页。

康有为：《致张勋函》（1917年3月17日），见《政论集》，第980页。

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戊戌变法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4、538页。

康有为：《致张大帅绍轩书》，见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626页。

康有为：《致冯国璋电》，见《政论集》，第1008—1012页。

《拟复辟杂志》，见《政论集》，第990—991页。

康有为：《致冯国璋电》，见《政论集》，第1009页。

《复位诏》，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废帝溥仪档案》。

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1932年北平印本，第69—70页。

康有为：《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序》，见《政论集》，第1016页。

康有为：《共和平议》，见《政论集》，第1018页。

陈独秀：《驳康有为〈共和平议〉》，《新青年》第三卷第六期。

康有为：《共和平议》，见《政论集》，第1018—1034页。

同上书，第1051页。